外交保护和战时支持

除了这些有形的经济军事援助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持续的外交支持。在1972年至2006年期间，华盛顿否决了42项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以色列的决议。这一数字比同期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的否决总数还要多，略微超过了同期美国否决数的一半。 由于美国威胁要进行否决，还存在大量从未到安理会进行投票的关注以色列的决议。据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在2002年安理会的一次闭门会议上说，如果任何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而不同时对恐怖主义进行普遍地谴责——他特别提到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Islamic Jihad）、哈马斯（Hamas）和阿克萨烈士旅（al-Aqsa Martyrs Brigade）的名字，那么美国今后就会否决任何这样的决议。 ^[63] 美国有几次也投票谴责以色列，但那只是在以色列采取了特别惊人的行动之后才这样做的。而这种时候要么是被讨论的决议只存在温和的批评，要么是美国要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传达某种程度的不快。 ^[64]

在安理会之外，无论什么时候联合国大会通过众多谴责以色列行为中的一项决议，或者呼吁为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美国都是一以贯之地支持以色列。虽然这些决议不具有约束力、大多数都是象征性的，但是华盛顿的立场却常常与其盟国相左，只是与其他一小撮国家为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04年12月10日，有关“以色列的做法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联合国大会59/124号决议，投票通过的情况是149票对7票——另外有22票弃权、13票没有投。在众多支持这一决议的国家中包括日本、德国、法国、中国和英国。而同美国一道反对这一决议的国家是以色列、澳大利亚、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努和帕劳。

类似地，当阿拉伯国家试图向国际原子能署提出以色列未经宣布的核武器问题时，华盛顿站出来阻止该组织将这一问题安排在其议程中。就像以色列前外交部发言人乔奈森·皮莱德（Jonathan Peled）在2003年对犹太人报纸《前沿》所说的那样，“虽然阿拉伯人每年都做这件事，但是为了在反对以色列决议的共识上进行全面的辩论，首先需要（国际原子能署）理事委员会点头同意”，而由于华盛顿在理事委员会的影响力，“他们却得不到这种点头同意” ^[65] 。

美国在外交和战争问题上愿意同以色列站在一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大大加强。就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曾迫使以色列从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夺取的领土上撤出，成功地停止了以色列单边转移主要水资源的企图。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主要的冲突以及随后进行的谈判中，美国变得更多地承诺保护以色列的利益。虽然华盛顿没有让耶路撒冷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但是美国对它的支持却是一以贯之和程度可观的。

在1966年至1967年期间，当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冲突，导致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在5月下令将军队重新开进西奈半岛——这一行动让以色列领导人惊慌，并且引发了一场范围更广的战争危险——的时候，约翰逊政府却让以色列相信，它的军事力量强过其阿拉伯对手，并且它夸大了阿拉伯人进攻的危险。 ^[6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 （Earle Wheeler）将军告诉约翰逊说：“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如果发生战争，以色列人将在5至7天里赢得战争。”而约翰逊自己也告诉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说，如果埃及发起进攻，“你们将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67] 。虽然以色列的主要领导私下里同意这种评估，但是作为刻意引起同情和支持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色列还是继续向华盛顿发出警报。

基于自己的评价，美国试图通过说服以色列政府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保持克制，通过寻求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以阻止战争的爆发。 ^[68] 约翰逊总统声称埃及在5月26日关闭堤蓝海峡、不让以色列船只通过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并且对以色列关心的问题怀有同情，但是由于美国在越南的卷入，他没有对美国的军事力量作出承诺，并且拒绝为援助以色列而作出空口保证。然而，他对以色列进行约束的努力却被逐渐软化，到6月第一个星期的时候，约翰逊和他的几位高级顾问向以色列官员暗示，如果以色列采取行动，美国将不会反对，只是警告说如果事情变糟，则不要指望美国伸出援手。迪安·腊斯克国务卿对一位新闻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要约束任何人。”据迈克尔·布里彻（Michael Brecher）报道，到7月3日，“（以色列）给人感觉到的印象是，如果以色列采取行动的话……美国将不会持不友好的观点”。事实上，约翰逊给以色列人打开了后来被专家称之为进行进攻的“黄灯”。 ^[69] 虽然以下几个原因可能起了作用，但约翰逊立场的转变原因却还不清楚：来自数位亲以色列朋友和顾问的压力、以色列大使馆组织的写信运动，以及不断强化的以色列无论如何都会进行打击的感觉。 ^[70]

直到以色列显露出胜利的势头，美国才向以色列施以重压要求其停止战斗，在战争结束后也没有批评以色列。事实上，在以色列占领了戈兰高地——这威胁到苏联的盟友叙利亚——后，当苏联威胁要进行干涉的时候，美国总统下令美国的第6舰队朝以色列更近的海域移动，以吓阻苏联的干涉。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形成尖锐对照的是，在不存在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背景下，约翰逊政府清楚表明不存在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撤退的问题。 ^[71] 美国也不坚持要求对以色列海空军在6月8日对悲剧性地攻击美国情报侦察船自由号——这是一个起因依然存在争议的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查。 ^[72] 虽然危机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可能没有给予以色列所寻求的外交和军事保护，但是美国所同情的一方却是毫无疑问的。

在1969年至1970年期间的消耗战中，美国甚至更加偏向以色列。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在战争期间保持增加，这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信念是一致的——即美国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将表明苏联援助价值的有限性，并最终说服莫斯科的阿拉伯代理人应与美国结盟。虽然尼克松政府没有按照以色列的要求提供所有的武器——这偶尔会导致美以两国政府之间在交流上的尖锐对立，但是美国政府提供给以色列的武器确实在增加，而且几乎不鼓励以色列在此期间举行的各种和平会谈中作出让步。然而，当暴力升级使得人们提出超级大国之间可能爆发冲突的担心时，华盛顿就带头安排了一次停火，通过答应增加更重要的援助来说服以色列接受停火。 ^[73] 1972年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承诺向以色列长期性地提供飞机和坦克，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以色列保证，在提出任何新的和平建议之前同以色列进行磋商。在这样做的时候，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实际上在一系列的外交动议上给一个小国赋予了半否决权。威廉·匡特（William Quandt）写道：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几乎全部都是支持以色列”。而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后来则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美国武器供应的“黄金时代”。 ^[74]

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期间，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尼克松和基辛格起初有信心认为以色列将很快赢得胜利，相信如果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不是太过于公开，以色列的胜利也不是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么美国在战后将起到最大化的平衡作用。就像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如果以色列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就像我们起初预计的那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避免成为阿拉伯国家憎恨的焦点。我们必须阻止苏联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救星。……如果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并且以色列陷入到困难之中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它进行必要的拯救。” ^[75] 由于这些预期和战略目标的原因，美国对以色列的最初请求反应迟缓。然而，当以色列遭遇到出乎意料的困难，关键的军事供应开始出现短缺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下令对关键的军事装备进行全面空运，并支付了22亿美元的追加军事援助担保。 ^[76] 虽然重要的美援来到之前战斗高潮已过，但是美援鼓舞了以色列的士气，帮助它巩固了胜利。 ^[77]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向以色列重新供应军备的努力也引发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和降低产量，由此使世界石油价格急剧攀升，从而使美国及其盟国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在某些限定的范围之内，美国的外交在战争期间有利于以色列：美国帮着说服约旦国王侯赛因保持超然态度，而基辛格在处理停火谈判——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于10月21日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时，则着眼于保持以色列直到战争最后阶段的行动自由。尼克松曾指示基辛格告诉苏联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美国“要通过战争来强行推行中东的全面和平”。但是基辛格却在莫斯科成功地施压实行简单停火，这将使得以色列占有上风，并促成了随后将苏联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的努力。根据历史学家肯尼思·斯坦（Kenneth Stein）的说法：“由美国编好的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参加的三次会议的备忘录明明白白地显示，他准确而反复地在莫斯科代表着以色列的利益，而这几乎完全同尼克松的优先关注背道而驰。”虽然以色列领导人对他们所看作的苏美共谋主持一次停火感到厌恶憎恨，但是就像斯坦所指出的那样：“基辛格虽然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代表以色列，可他肯定提出了以色列所关注的东西。” ^[78]

当联合国安理会在10月22日通过停火决议呼吁在12小时之内停止所有战斗的时候，为了让以色列巩固其军事地位，基辛格允许以色列违反该决议。他曾事先告诉以色列大使希姆查·狄尼兹（Simcha Dinitz）说，将“充满好意地建议”以色列利用他去莫斯科进行这一趟行程的时间，来完成它的军事行动；而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华盛顿一家专门处理美国解密资料的研究机构——的资料，“基辛格秘密给以色列当局打开了违反停火协议的绿灯”，以便“为以色列的军事推进赢取时间，尽管停火最后时间就要到了” ^[79] 。当停火完全破裂，以色列国防军包围了埃及的第3军，由此促使苏联直言威胁要使用自己的军队来进行干涉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下令进行全球军事警戒，并向莫斯科发出了不要进行干涉的警告，同时告诉以色列现在是停止战斗的时间了。

虽然在随后导致1975年第二阶段西奈半岛脱离接触协议的“走一步看一步”外交期间存在相当艰难的讨价还价，但是美国依然在为保护以色列的利益而忙活。除了给予以色列不断增加的军事援助外，美国还向以色列保证，在准备下一阶段的和平协议时同以色列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给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来参加任何和平会谈实际上的否决权。事实上，基辛格答应，只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或者不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这两项停火决议分别结束了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并呼吁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出，同时承认以色列的主权和独立，美国就不会“承认或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会谈”。1984年，美国国会使这项保证成为成文的法律。 ^[80] 根据以色列历史学家阿维·施莱姆的说法，“（以色列总理）拉宾向基辛格清楚地表明，除非西奈半岛第二阶段脱离接触协议伴以一项美以协议，否则以色列内阁不会批准”。施莱姆将这一安排结果称为“与美国有实无名的同盟”。 ^[81]

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构想拙劣的侵略之后，美国又再次跑过来援助以色列。在以色列军队与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南黎巴嫩暴力不断升级期间，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寻求美国批准一项军事反应，以便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赶出黎巴嫩，清除叙利亚的影响力，并让黎巴嫩基督教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上台掌权。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虽然可能并不清楚以色列的野心有多大，并且警告说只有在黑格自己所说的“国际普遍承认的挑衅”情况之下，以色列才可以采取行动，但是他在同以色列官员的会谈中却似乎有条件地赞同这项计划，说假定以色列要在某一时刻作出反应，就应该“像脑叶切除手术一样”迅捷。 ^[82] 虽然以色列最终在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这并不符合黑格的标准，但是它那重组黎巴嫩国内政治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却走样了。虽然以色列国防军很快击溃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军队，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残余力量却在贝鲁特避难；而以色列国防军如果要清除他们，则需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和导致对黎巴嫩平民的大规模伤害。美国特使菲利普·哈比卜（Philip Habib）最后协商出一项结束围困的协定，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贝鲁特撤出。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随后被部署到黎巴嫩，作为国际维和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杰马耶勒在9月的遇刺身亡，挫败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亲以政府的希望，因此以色列国防军让基督教民兵进入萨巴拉和沙提拉难民营，他们在那里开始屠杀大量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据估计屠杀的人数大致在700人至2000人之间。 ^[83] 结束黎巴嫩内部争斗和外国占领的不断努力失败了，而美国的人员则逐渐被拖入到这一正在加剧的黎巴嫩大漩涡之中。一名炸弹自杀者在1983年4月袭击了美国大使馆，结果导致63人被杀；10月的一次卡车炸弹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这一袭击致使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丧生，并为次年美国从黎巴嫩全部撤出铺平了道路。

尽管美国官员——包括里根总统本身——对以色列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感到心烦意乱，但他们却不打算因为以色列的行为而对其施以惩罚。里根确实曾在6月9日向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发去一封措辞尖锐的信函，要求他接受同叙利亚的停火建议，但那时候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叙利亚的目标已经完成，因而以色列同意该建议并不涉及很大的损失。 ^[84]

历史学家、外交官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指出，美国“尽管进行了口头抗议并做出其他姿态，偶尔会真的被激怒，但是却给予以色列政治支持，以便使之能够在这样异乎寻常的长时间里继续进行战争” 。

事实上，美国国会不是因为以色列侵略一个邻国而对它进行制裁，相反，却在1982年12月投票给以色列2.5亿美元额外的军事援助，这一结果遭到里根总统及其新上任的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George P.Shultz）的强烈反对。就像舒尔茨后来所回忆的那样：

在（1982年）12月初，……我听说追加贷款正在那届已是跛脚鸭的国会进行，以向以色列增加提供2.5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担保：这是在面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用集束炸弹，以及犯下萨巴拉和沙提拉难民营两次大屠杀罪行的情况下，向以色列提供的追加贷款！我们尽力阻止、艰难地尽力阻止这笔追加贷款。里根总统和我都私下里参加到这一阻止行动中，向参议员们和国会议员们打过无数的电话。12月9日，我在我的阻止行为中增加了一封正式反对的信件，信中说追加贷款似乎是在“支持和奖励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外交部长沙米尔称里根总统的反对是个“不友好的行动”，并且说“这一行动危害到和平进程”。国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通过了追加援助，好像里根总统和我压根就不存在一样。我既感到诧异，又感到沮丧。这活生生的一幕使我切身感受到以色列在我们的国会里的影响力。我明白，如果我要处理任何可能影响到以色列的国会行动，如果我要在取得中东问题进展的努力中得到国会的支持，我就必须谨慎地同以色列人一道进行工作。 ^[85]

然而，舒尔茨和里根不久就与国会一道随波逐流：由于关键的美国官员相信，同以色列的密切合作是影响以色列行为的唯一途径，因此1981年两国有关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在以色列兼并戈兰高地之后被终止了——在1983年11月又得以恢复。 ^[86]

美国同以色列站在一道的趋势，同时延伸到了和平谈判领域。在六日战争之后流产的和平努力，以及结束旷日持久的1970年战争的努力中，美国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在1972年发起进一步的和平倡议之前，美国同以色列进行磋商；而在进行他那十月战争之后“走一步看一步”的外交活动期间，基辛格从来就不能够向以色列施以很大的压力。基辛格在谈判期间一度抱怨道：“我要求拉宾作出让步，而他说因为以色列是个弱国，所以他不能这样做；因此我给他更多的武器，而后他却说因为以色列强大，所以他就不必作出让步。” ^[87] 就像上面讨论过的那样，埃以脱离接触协议的产生，主要是通过保证对以色列增加美国援助，以及美国承诺在西奈半岛驻扎民事监察员而得以实现的。

同样的模式可以见诸克林顿政府处理1993年产生《奥斯陆协议》的谈判问题，以及1999年至2000年期间达成最终地位协议的并不成功的尝试之中。虽然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与其以色列的相应官员之间偶尔存在摩擦，但是美国却是使自己的立场同以色列紧密协调，总的来说支持以色列的和平进程方法，即使在美国代表对以色列的战略怀有严重保留态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88] 根据以色列谈判人员罗恩·庞达科（Ron Pundak）——他是导致奥斯陆谈判的一位关键代表，以及随后的2000年戴维营最终地位会谈框架的设计者之一——的说法：“（美国）国务院传统的方法……是采用以色列总理的立场。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期间，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那时候的美国政府有时候似乎是在为以色列总理工作，因为国务院试图说服（施压）巴勒斯坦一方接受以色列的条件。在巴拉克的任期内，美国的这一倾向也很明显。” ^[89]

和平进程中的美国参与者作出类似的判断。根据克林顿总统的阿以事务特别助理、戴维营会谈的另一位参与者罗伯特·马利（Robert Malley）的说法：“（以色列）在戴维营提出的想法从未以书面形式进行陈述……它们总体上以美国而非以色列的概念加以呈现。”这一做法强调了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外交帮助所达到的程度，即使在美国被认为是在充当中间协调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不让人吃惊规则”也制约着美国的谈判人员。马利将这一规则描述为“美国承诺，如果不是清楚的承诺，至少也是事先同以色列分享每个想法。由于巴拉克的战略是排除事先向任何人——包括美国总统——透露他的底线，因此他援引‘不让人吃惊规则’来反对大量他认为走得太远的美国建议。结果是美国（通常无意地）向以色列呈现了自己的那些谈判立场，将它们表述为以色列不能够超越的最低红线” 。阿伦·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曾担任过六位不同美国国务卿的中东和阿以事务顾问，他还是克林顿政府进行和平努力的另一位主要参与者。就像他在2005年谈判失败事后所说的那样，“有太多次，我们的作用……好像是以色列的律师。” ^[90] pgLY9DGTeVx7pzsLFuMiXOPTY3CUxJ965OdGLWS7P2Gt2fVkbQTjl9GC4zElMt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