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援助

这些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一直并且依然对以色列很重要，但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大部分支持，却是致力于维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以色列不仅能够得到美国最重要的武器——F-15和F-16战斗机、黑鹰直升机、集束炸弹、“智能炸弹”等，还通过一系列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协议，同美国的国防情报核心部门连接在一起。根据国会研究处的资料：“美国的军事援助，已经帮助以色列武装力量成为了世界上技术最精良的军队之一。”

进而言之，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以色列“在使用（军事援助）资金上享有异乎寻常的行动自由” ^[31] 。美国国防安全协作局（The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DSCA）处理几乎所有的采购事宜，管理所有美国军事援助的其他接受方，但是以色列几乎所有的采购都是直接与军事承包商打交道，然后再从援助账户上进行偿付。 以色列也是唯一一个合同额低于50万美元就可免受美国事先审查的国家。

隐含在这些相对松散安排中的潜在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显现出来了，那时候的以色列空军采购负责人拉米·多坦（Rami Dotan）准将被发现盗用并非法转移数以百万计美元的美国援助款。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说法，据传多坦（其后来在以色列服罪并受到长期监禁）“将工作订单的额度分成低于50万美元的最高限值”。然而，美国国防援助局——美国国防安全协作局的前身——的特迪·艾伦（Teddy Allen）中将随后告诉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说，美国国防援助局总检察官向国防部提出的以色列援助项目应该进行“修订”的建议却遭到拒绝，因为这可能引起“我们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动荡” ^[32] 。

除了已经讲述到的对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之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差不多30亿美元来开发新的武器，如拉维（狮子）多用途战斗机、梅卡瓦坦克和箭式导弹。 虽然这些项目通过美国国防部得到资助，经常被描绘成双方努力的合资研发，但是美国不需要这些武器，也从未打算买来自己使用。拉维多用途战斗机项目最后由于成本-效用的原因而被取消——项目取消的许多费用由美国承担，但是其他武器则进入到以色列的武器库之中，而买单的则是山姆大叔。 ^[33] 例如，在2004年的美国国防年度财政预算中，包括给箭式导弹提供1.36亿美元的要求，其中6600万美元用于对系统进行另外的改进，7000万美元被批准用于另外部件的生产。因此，华盛顿出钱帮助以色列国防工业开发或生产这些“合资武器项目”，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补贴。 ^[34] 虽然美国有时候从以色列公司开发的技术中受益，但是如果这些资金用于支持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那么美国的获益甚至会更多。

20世纪80年代，作为里根政府在中东建立反苏“战略共识”的组成部分，美以之间的军事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升级。1981年，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同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建立“一个为改善两国安全关系而继续协商合作的框架” ^[35] 。这一协议催生了联合安全军事规划组（Joint Security Assistance Planning Group， JSAP）这个机构，该规划组定期会晤以评估以色列的援助要求，协调军事计划、联合演习和物流安排。尽管以色列领导人希望有一个正式的同盟条约，并且对框架协议的实质内容受到限制感到失望，但这却是比此前的那些总统声明——例如1962年肯尼迪向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所作的私下评论——更加正式地表达美国的承诺。

在里根当政的那些年里，以色列同美国的安全合作稳步增加，尽管它们在一系列广泛的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这些议题包括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1981年以色列对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轰炸、以色列在1981年12月兼并戈兰高地、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以及以色列1982年9月出乎意外地拒绝为了实现和平的“里根计划”。美以两国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始于1984年，并且在1986年成为应邀参与美国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tar Wars”）——即“星球大战”——的三个外来国家中的一个。最后，在1988年，一项新的协议备忘录再次确认“以色列同美国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同澳大利亚、埃及、日本和韩国一道，以色列被认定为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国”。享有这种地位的国家有资格以较低价格购买更多种类的美国武器，优先得到战争剩余物资的转让，并参与联合研发项目和美国的反恐计划。在竞标美国的国防合同时，来自这些国家的商业公司也受到优待。

两国间的安全联系自那以后一直在扩大。1989年，美国开始向以色列预先提供军事补给，而且国会在2006年投票将大约每年1亿美元的储备增加到2008年的4亿美元。 ^[36] 这一政策的理由被认为是国防部对地区危机作出迅速反应能力的一种方式，但是，预先向以色列提供军事用品，对于这样的意外事件实际上是一种无效的方式，而且五角大楼从未对这一政策有过热情。根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贾菲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夏伊·费尔德曼（Shai Feldman）的说法：“目前的安排允许储备的只是以色列军队也可以在一次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物资。在五角大楼的规划者们看来，这意味着美国没有绝对把握，是否可以在危机情势中获得储备在以色列的武器弹药。进而言之，这种‘双重使用’的安排意味着不是将储备的武器弹药提前派发给美国的战斗单位，相反，在危机情况下这些武器将不得不从总储备中进行分发，然后再进入战斗单位，从而导致物流上的噩梦。” ^[37] 储备计划的真正用意是要提高以色列的作战物资储备。挂靠以色列报纸《希伯来文报》（ Yedioth Ahronoth ）的以色列亚特新闻网（ Ynetnews ）在2006年12月报道说：“大部分美国储备在以色列的装备……用在了（2006年）夏季的黎巴嫩战争之中。” 这种报道几乎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1996年成立的美以联合反恐工作组，是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创办的其他工作组基础之上的；两国还设立了五角大楼与以色列国防部之间的电子“热线”。由于两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固，因此以色列在1997年可以进入美国的卫星导弹预警系统之中。两国在2001年建立了年度“跨部门战略对话”，以讨论“那些长远的议题”。在以色列将美国的军事技术销售给中国的争议期间，这一论坛被临时取消，但却在2005年11月得以重新召集。 ^[38]

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美以安全合作也延伸到了情报领域。美以之间的情报服务合作可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而据报道，到1985年的时候，两国已经签署了大约24个情报共享协议。以色列让美国得到缴获的苏联武器和从苏联集团来的流亡者的报告，而美国则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期间和（乌干达）恩德培人质解救行动之前，向以色列提供卫星影像，还有报道说其出钱帮助过以色列在非洲的数次情报行动。 ^[39]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甚至让以色列可以得到美国最紧密的北约盟国都得不到的一些情报表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据报道以色列几乎不受限制地得到精密的KH-11成像卫星的资料——据以色列军队情报负责人说，可以得到的“不仅是信息，而且还有照片”，而英国进入同一资源则大受限制。 ^[40] 1981年，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奥希拉克（Osirak）核子反应堆之后，以色列进入这一资源受到限制。但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据信老布什总统已授权转让有关伊拉克飞毛腿导弹袭击的实时卫星信息。 ^[41]

与华盛顿长期存在的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相反，美国心照不宣地支持以色列维持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对以色列暗中进行的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其中包括以色列拥有超过200件核武器——视而不见。 ^[42] 美国政府曾向几十个国家施压，要求它们签署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但是美国领导人却几乎不对以色列施压，要求它中止核项目和签署该协议。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明显地要对以色列的核野心进行限制，最终说服以色列允许美国科学家巡视以色列在迪摩纳（Dimona）的核研究设施，以查明以色列是否企图生产出一颗核弹。以色列政府一再否认自己有核项目，迟迟不安排美国科学家的访问，并且在访问成行时对检查人员进入核研究设施施加繁多的限制。因此，1961年5月18日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只涉及两位美国科学家，持续的时间只有4天，两位科学家只有一人是在迪摩纳现场。根据沃伦·巴斯的说法：“以色列的战略是允许一次访问……但是要确保检查人员什么也发现不了。”在由于压力而被迫允许一年后接下来的那次访问中，以色列政府出人意料地邀请检查以色列一个不同设施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官员，临时到迪摩纳巡视。正如巴斯所指出的那样，这次访问“几乎谈不上是‘检查’”，但是肯尼迪政府似乎没有热情进行争吵。 ^[43]

然而，接下来的一年肯尼迪增加了压力，向本-古里安及其继任者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发去了数封措辞严厉的信函，要求“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半年一次的检查，并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能够解决对以色列核野心问题的关注，“将严重危及本届政府对以色列的承诺和支持” 。肯尼迪的威胁说服了以色列领导人允许额外的访问，但是让步并未导致遵守的结果。就像报道的那样，在接到肯尼迪在1963年7月表达的意见时，艾希科尔对他的同事说：“我有什么好怕的？他的人会来这里，而实际上来的人将被告知能够访问（迪摩纳现场），而且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但是当他要求在这里或那里打开一扇门的时候，（迪摩纳项目建设负责人）伊曼纽尔·普拉特（Emanuel Prat）就会告诉他说：‘不是那一扇。’” ^[44] 在其他几次访问中，检查人员不允许将外面的设备带进来或者进行取样。

就像最近伊拉克和朝鲜的例子提醒我们的那样，这样的迷惑战术是所有进行秘密核扩散者们的标准剧本。虽然美国官员依然怀疑耶路撒冷的核计划，但是以色列的欺骗奏效了，因为如果以色列的核项目不是更紧迫的话，肯尼迪及其继任者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都不愿意拒绝对以色列的支持。结果，就像阿维纳尔·科恩（Avner Cohen）在他有关以色列核项目详细的历史记录中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人能够决定（美国）访问的规则，而约翰逊政府因为担心以色列结束这种安排，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不与以色列对抗……肯尼迪对本-古里安和列维·艾希科尔两人都发出威胁，不遵守……会‘危及美国对以色列安全和福利的承诺’，但约翰逊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冒一场美以危机的风险。” ^[45] 巴斯写道：“实际上，约翰逊决定大约每年进行一次快速的访问，而不是每半年检查一次。” ^[46] 而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在1968年来到白宫，告知约翰逊，美国的情报结论是以色列事实上已经获得了核能力的时候，约翰逊叫他保证不会使任何其他人得到证据，包括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根据新闻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的报道：“约翰逊很明显要打发走赫尔姆斯——以及他的情报：他不想知道中央情报局要告诉他的东西，因为他一旦接受了那一情报，他将不得不据此采取行动。到1968年的时候，总统没有任何意愿来阻止以色列的核弹了。” ^[47]

除核武器外，以色列还积极维持其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计划，至今还未批准化学或生物武器公约。 ^[48] 很难不让人想到的具有讽刺性的事情是：美国已经向许多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对那些公然蔑视美国意愿、想尽办法获得核武器的国家进行制裁，为防止伊拉克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2003年发动了战争，并出于同样的原因计划进攻伊朗和朝鲜。然而，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资助一个秘密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活动的盟国，而这个盟国的此类活动是众所周知的，它的核武器已成为其数个邻国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大动力。

除了苏联对古巴的局部支持外，很难再想到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物质援助在如此长的时期达到这种程度。 ^[49] 当然，美国愿意向以色列提供一些支持并不会令人感到吃惊，因为美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赞成以色列的生存，明白它所面临的环境充满敌意和威胁。就像在第二章中要讨论的那样，美国领导人也将对以色列的援助视为推进更为宏大的外交战略的一种方式。然而，美国巨额的援助却是异乎寻常的。就像第三章所显示的那样，在美国的重要军事援助开始之前，以色列就比其邻国强大，它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毫无疑问，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对它很有帮助，但是其重要性还没有到关乎以色列存亡的地步。

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最奇特之处，是其越来越无条件的实质。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够令人相信地向以色列发出停止援助的威胁，尽管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甚至也面对国会的严厉反对，但那样的日子已是遥远的过去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就不断得到美国的慷慨支持，即使在以色列采取美国领导人认为不明智，或者与美国利益相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尽管以色列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而且还拥有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它还是得到了援助。当它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的时候，它得到了援助——只是通过减少贷款担保而丧失了一小部分的援助，即使美国政府反对这一建立定居点的政策；当它兼并自己所征服的土地——就像在戈兰高地和耶路撒冷所做的那样——的时候，当它将美国的军事技术卖给像中国那样的潜在敌人的时候，当它在美国的土地上进行间谍活动的时候，或者当它以违反美国法律的方式使用美国武器——例如在黎巴嫩平民区使用集束炸弹——的时候，它也得到了援助；当它为了和平而进行退让的时候，它得到了额外援助；当它所采取的行动使得和平更加难以捉摸的时候，它也几乎没有失去美国的支持；甚至当以色列领导人背弃了对美国总统所作的保证的时候，它还是得到了援助。例如在1981年，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答应罗纳德·里根，他不会游说反对美国卖给沙特阿拉伯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AWACS），但随后他却上了国会山，告诉一个参议院小组说他反对这一交易。 ^[50]

人们可能会认为，美国的慷慨大方将使得华盛顿对以色列的行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情形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同以色列打交道的时候，美国领导人通常能够引起以色列的合作，是通过额外给予对方胡萝卜——增加援助，而非挥舞自己的大棒——威胁停止援助。例如，只是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私下保证将给以色列额外的飞机之后，以色列内阁才同意公开支持联合国的242号决议——最初于1967年通过的一项旨在呼吁以色列从六日战争中夺取的领土上撤走的决议。 ^[51] 更有甚者，促成以色列接受停火协议以结束所谓的与埃及的消耗战——从1969年3月持续到1970年7月沿苏伊士运河一系列旷日持久的空战、炮战和步兵战——的原因，是由美国保证加快将战斗机交给以色列，保证提供以色列先进的电子抗衡设备来反击苏联向埃及提供的防空导弹，以及更为全面地“维持均势”。 ^[52] 根据西蒙·佩雷斯——时任“不管部”部长——的说法：“至于美国向我们施压接受他们的计划这个问题，我愿意说他们更多地是以胡萝卜而非大棒来对付我们；在任何一次事件中他们都不曾用制裁来威胁我们。” ^[53]

这一模式持续到整个20世纪70年代，伴随期间的，是在与埃及脱离接触的会谈过程中，以及在导致1978年的《戴维营和平协议》和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保证对以色列援助的不断加大。具体而言，在西奈半岛第二阶段协议完成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从1975年的19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62.9亿美元；在以色列与埃及的最终和平条约完成之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从1978年的44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09亿美元。 就像在下面要讨论到的那样，为了说服以色列签署条约，美国也向以色列作了大量其他的承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作为1994年以色列与约旦和平条约的组成部分，克林顿政府对以色列的援助作了增加；而克林顿为推动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努力，则导致他保证对以色列增加12亿美元的额外援助，以赢取以色列接受1998年的《怀伊河协议》。然而，在《怀伊河协议》签署之后，随着一群巴勒斯坦人与两名以色列公民之间暴力冲突的发生，内塔尼亚胡总理就很快将它中止了。 ^[54] 根据美国谈判人员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的说法：“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比比（Bibi，即内塔尼亚胡）……是在抓住这一事件来躲避更进一步对协议的执行。这是不幸的，因为巴勒斯坦人正全力贯彻执行《怀伊河协议》中他们作出的大部分承诺，尤其是在该地区进行逮捕和对恐怖行为进行打击。” ^[55] 然而，就像以色列学者亚伯拉罕·本-泽维（Abraham Ben-Zvi）所观察的那样：“克林顿政府对内塔尼亚胡的行事风格的焦虑，很少转变为有损美以‘特殊关系’的政策。” ^[56]

实际上，试图使用美国的潜在影响力面临严重的障碍，并且几乎就没有试图这样做过，即使以色列的行动让美国官员很不快的时候也是如此。在1975年与埃及进行的脱离接触会谈期间，当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对以色列的不妥协态度变得不耐烦的时候，一项压缩对以援助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更深远的重新评估的威胁却脱离了正轨，因为当时有76位参议员在美国以色列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起的一封信上签了名，那封信要求福特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需求保持“回应”。由于他们减少美国对以援助的能力实际上被阻，因此福特和基辛格别无他法，只能重新恢复“走一步看一步”的外交，并且通过提供额外援助的刺激，试图获得以色列的让步。 ^[57]

类似地，梅纳赫姆·贝京总理没能完全实施1978年《戴维营协议》——该协议具有突破性，为随后的埃以和平条约打下了框架——中的条款，也使得吉米·卡特总统不快，但是他却从没试图将美国的援助同以色列的承诺挂钩。 ^[58] 当内塔尼亚胡总理和巴拉克总理没有实践以色列在《奥斯陆协议》中的全部承诺时，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也感到沮丧；而据报道，当巴拉克违背承诺不将三个耶路撒冷村庄交给巴勒斯坦人控制的时候，克林顿“暴怒”了，他宣称巴拉克正使他在另一位外国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眼中，成为一个“伪先知”。当巴拉克企图改变2000年戴维营首脑会议期间立场的时候，克林顿发作了，他告诉巴拉克说：“我不能带着经过删除的东西去见阿拉法特！你可以出卖；我却怎么也做不到。这是不真实的。这是不严肃的。” ^[59] 然而，克林顿对这些企图的反应并不是威胁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

确实，为了表达对以色列某些具体行动的不快，美国曾偶尔临时停止对以色列的援助，但是这样的姿态经常都是象征性的、非持久性的，对以色列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持续的影响。例如在1977年，以色列使用美国的装甲运兵车来干涉南黎巴嫩——这是一种既违犯《武器出口管制法》（该法要求美国武器只可用于“合法防御”），又违背梅纳赫姆·贝京总理保证在采取行动之前首先与华盛顿进行协商的举措，然后却又否认那样做过。在确凿无疑的情报信息暴露了以色列的欺骗行为后，卡特政府威胁中止以后的军事物资装运，故而贝京下令将装甲运兵车的装备撤出。 ^[60]

类似的一个例子是，在以色列实际上兼并戈兰高地之后，里根政府决定废除1981年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即使以色列并没有放弃兼并，里根后来却执行了那一谅解协议中的关键条款。在以色列违反前面有关他们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使用装甲运兵车的协议后，美国也中止了向以色列运送集束炸弹，但是却在1988年又继续向以色列供应。

虽然美国的压力也有助于说服以色列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武力——1982年以色列入侵后避难于贝鲁特——进行全面攻击，但是以色列领导人自己也不愿意采取这一步骤，因此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说。 ^[61]

1991年，老布什政府通过停止1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而向沙米尔（Shamir）政府施压，要求它停止建立定居点并参加一次计划好的和平会议。但是这项被取消的贷款担保只持续了数月，而一旦伊扎克·拉宾取代沙米尔成为以色列总理，贷款担保就被批准了。 ^[62] 以色列同意停止修建新的定居点，但是却继续扩大现有的街区，而被占领土上定居者的数量则在1991年、1993年、1994年和1996年分别增加了8000人（14.7%）、 6900人（10.3%）、 6900人（9.7%）和7300人（9.1%）。被占领土上这些年的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以色列总人口的增长。

一个类似的插曲发生在2003年，当时小布什政府试图通过部分减少美国对以色列的贷款担保，来表明他对以色列在西岸地区修建“安全墙”的反对。如果停止整个贷款担保或削减对以色列的直接外援，就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小布什只是停止了相当于那堵墙侵入巴勒斯坦土地部分所估计的费用部分的贷款担保。以色列仅仅只要为那一小部分贷款支付更高的利息而已，这一惩罚的额度总共才几百万美元。相较于以色列已经拿到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以及相较于它在未来预计拿到的美元，这只不过是轻微的惩罚而已。这种惩罚对以色列的行为没有产生清晰可见的影响。 jpiHwGAxcwfNQ1qKuml3PlYIHmV8O0d3jdRJ2WBz73TrvuEebiA2ZmtpVTmMZo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