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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即将要进入总统选举年。尽管在此阶段当然不可能预测到选举的结果，但是却很容易预见到竞选的一些特点。在卫生保健、堕胎、同性恋婚姻、税收、教育和移民等各种各样的内政问题上，候选人将不可避免地表现得不同，而且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也肯定会爆发激烈的争论。美国在伊拉克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行动路线？对达尔富尔危机、伊朗的核野心、俄罗斯对北约的敌意，以及中国正在上升的权力，什么样的回应是最恰当的？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如何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如何使自己受损的国际形象回转过来？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期望看到各候选人之间存在鲜明的分歧。
然而在一个话题上，我们同样有足够的信心期望看到那些候选人将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在2008年，正如在其他的选举年一样，为得到国家最高职位的严肃的候选人，将会全力表达自己对一个外国——以色列——深切的个人承诺，以及他们决心维持美国对这个犹太国家的坚定支持。每个候选人都会强调，他或者她完全意识到以色列面临的多种威胁，并清楚表明，如果自己当选的话，美国将继续坚定地承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将捍卫以色列的利益。没有一位候选人会有可能以任何重要的形式对以色列进行批评，或建议美国应在这一地区追求更加平衡的政策。任何这样做的候选人都将可能被甩到一边。
这种观察几乎谈不上是什么大胆的预测，因为那些希冀爬上总统宝座的人，在2007年初已经宣示了自己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一过程始于1月份，当时那四位潜在的候选人在以色列有关安全问题的年度荷兹利亚会议（Herzliya Conference）上发表了讲话。正如乔舒亚·米特尼克（Joshua Mitnick）在《犹太人周报》（ Jewish Week ）上所报道的那样，他们“似乎要竞相看看谁发出的保卫这个犹太国家的声音最高”。经由卫星连线的方式，2004年的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告诉他的以色列听众，“你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并且说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纽带“永远牢不可破”。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说到自己是“在一个我所热爱的、有着我热爱的人民的国家”，并且清楚以色列对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的深切关注，宣称“现在是这个世界说出三个真相的时候了：第一，伊朗（可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被阻止；第二，伊朗能够被阻止；第三，伊朗将被阻止”！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宣称：“当关乎保卫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确不能够妥协。”而佐治亚州的共和党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则告诉听众说：“以色列正面临1967年胜利以来生存（原文如此）的最大危险。” [1]
在此后不久的2月初，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有着巨大权势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当地分支机构发表讲话，她说：“在以色列面临如此巨大困难和危险的此时此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与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要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站在一起。以色列是一座代表正确性的灯塔，而它周围的邻国，则笼罩在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罪恶行径之中。” [2] 与希拉里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对手之一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一个月后在芝加哥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听众发表讲话。奥巴马对巴勒斯坦人过去的苦难表达了一些同情之词，并且在2007年3月出席一次竞选活动时简略地提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遭遇”；但是这根本比不上他对以色列的溢美之词，他明白无误地说自己怎么也不会改变美以关系。 [3] 其他有希望成为总统的人包括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他们都以同样或者更高的热情，表达了自己的亲以色列观点。 [4]
用什么来解释这样的行为呢？为什么在美国的中东政策明显糟糕透顶的时候，这些有望成为总统的人在有关以色列的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少，而他们之间在美国面临的其他每一个重要问题上几乎都存在深刻的分歧呢？为什么当以色列自己的公民经常对其现行政策进行深刻批判的时候，它却可以从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那里免费搭车呢？而这些候选人对其他国家所做的许多事情，却是那么愿意去进行批评指点。为什么美国那些杰出的政治家对以色列、而非世界上别的哪个国家表现出如此一致地顺从呢？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以色列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确实，以色列被说成是“反恐战争”不可或缺的伙伴。其他人则可能答复道，对以色列提供无条件的支持有着巨大的道德理由，因为它是在该地区唯一“享有我们共同价值”的一个国家。但是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公平、客观的检测。华盛顿与耶路撒冷的关系，使得击败那些现在将目标对准美国的恐怖分子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难；这种关系同时削弱了美国及其世界上重要盟友的地位。既然冷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以色列就已经变成了负资产。然而，却没有哪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打算公开这样说，或者甚至只是提出这种可能性来。
对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不加批判的坚定关系，也不存在引人注目的合乎逻辑的道德理由。对于以色列的生存来说，有强烈的道德理由；而如果以色列的生存受到威胁，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来承诺给予它帮助。但是，考虑到以色列在被占领土野蛮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行径，道德上的考虑可能需要这样的主张，即美国应追求一种对巴以双方更为平衡的政策，甚至可能要倾向巴勒斯坦人一边。然而，我们却不可能听到任何一位希望成为总统的人，或者想在国会中占有一席地位的人表达这样的观点。
美国的政治家们如此恭敬顺从的原因，在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权力。这一游说集团是一个由个人和组织组成的松散同盟，他们积极活动，以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朝亲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就像我们将要对之进行详细描述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是一场有着中央领导的单一统一运动；它当然也不是一个“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阴谋小集团，或者一个阴谋诡计。它只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而已，成员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其认可的目标是将以色列的理由强塞给美国，以其成员相信将使这个犹太国家受益的方式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构成这一游说集团的各种团体具有推进美以“特殊关系”的共同愿望，但是他们并非在任何问题上都是意见一致的。就像其他族裔的游说集团和利益集团所作的努力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各种成员的活动，也都是民主政治参与的合法形式；它们绝大部分都与美国利益集团活动的悠久传统相一致。
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逐渐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那些竞选高官的候选人都密切关注它的愿望。在美国，组成这一游说集团的个人和团体，深切地关心着以色列，他们不希望美国的政治家对它进行批评，即便在批评可能具有正当理由、可能有利于以色列利益的时候，其反应也是如此。相反，这些团体希望美国把以色列当作自己的第51个州那样对待。民主党人同共和党人一样，都畏惧这一游说集团的权势。他们都明白，任何一个挑战该游说集团政策的政治家，其成为总统的机会都十分渺茫。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权力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影响到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的言辞，而且还因为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在这个不稳定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对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对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只要考虑一下布什政府所进行的拙劣的伊拉克战争，是怎样影响到那个支离破碎的国家的人民遭受长期的苦难即可：数万人失去生命、数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没有尽头的罪恶的派系战争正在进行。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是战略上的灾难，使美国在这一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盟友都感到惊恐不安。当美国随意释放自己的权力时——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念——人们几乎再也想象不出美国力量的展示能够产生比这更加生动或悲剧性的影响。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卷入到中东地区，大量的活动是以教育项目和传教工作为中心。由于受到圣地（the Holy Land）的圣经魅力的强烈激励，以及犹太教在圣地历史上的作用，导致了一些人支持犹太民族恢复在那里的家园的想法。这种观点普遍为某些宗教领袖和政治家欣然接受。但是，将这种适度且多为私人性的涉入该地区的历史，尤其是将美国今天同以色列非比寻常的关系，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该地区所起作用的核心内容是错误的。
[5]
在200年前北非海盗
（the Barbary pirates）线路的存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该地区的任何地方都曾扮演重要的安全角色，而且美国领导人也不渴望这样的角色。
[6]
虽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支持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该宣言表达了英国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支持，但是他对于这一目标可谓未进行丝毫的推动。事实上，美国这一时期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卷入，是由巴黎和会于1919年派往该地区的真相调查使团——该使团由美国人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和查尔斯·克兰（Charles Crane）率领。真相调查使团得出的结论认为，当地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不断侵犯，并提出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的建议。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人花上一丁点儿精力去注意。”虽然美国短暂地考虑过对中东地区某些部分进行委托管理的可能性，却从未追求这样的目标；英法两国最终在它们两者之间瓜分了奥托曼帝国的相关领土。
[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中东安全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其重要性稳步增加，起初为石油利益所驱动，随后为反共因素所驱动，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为自己与以色列不断加深的关系所驱动。美国在该地区安全政治中的第一次重大卷入，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与沙特阿拉伯形成的新伙伴关系，双方的意图是制衡英国在该地区的野心；美国最初的两次正式联盟承诺，是土耳其于1952年被纳入北约，以及1954年签署的反对苏联的《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 [8] 1948年支持以色列建国之后，美国领导人试图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平衡的立场；由于担心威胁到更重要的战略利益，美国领导人小心翼翼地避免对这个犹太国家作出任何正式的承诺。像六日战争、苏联对众多阿拉伯国家进行军售，以及美国国内亲以色列团体影响力的日益强大，美国对这些事件的回应，使得局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地发生了改变。假如美国在这一地区角色的变化很大，那么企图用过去时代的宗教信仰，或者美国过去截然不同的卷入形式来解释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显得毫无意义了。美国与以色列当前的“特殊关系”，根本既不是不可避免的，又不是先天注定的。
自从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来，美国中东政策一个显著而且可以加以证明的特点，就是它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物质和外交支持，其所达到的程度是令其他国家相形见绌的。那种支持基本上都是无条件的：无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如何，美国对其支持的程度大部分都没有改变。具体而言，美国不断支持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人，很少对这个犹太国家施压，以使之停止在西岸地区建立定居点和修筑道路。尽管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两位总统都公开赞成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运用美国的影响力使之成为现实。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政策，反映出来的也是以色列优先。例如，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伊朗政策严重受到以色列前后各届政府需要的影响。最近几年，德黑兰数度尝试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将那些明显的分歧搁置一旁，但是，以色列及其美国的支持者都能够阻挠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缓和，使这两个国家保持疏远的关系。另一个例子，是2006年夏以色列发动的对黎巴嫩战争期间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严厉批评以色列的轰炸活动——轰炸导致1000多黎巴嫩人丧生，他们中多为平民。但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相反，它却帮助以色列继续进行战争，美国两党的那些著名人物公开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这种对以色列毫不含糊的支持，削弱了贝鲁特的亲美政府，加强了真主党的力量，驱使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这些结果几乎都是对华盛顿或者耶路撒冷不利的。
许多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追求的政策，现在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以色列不加限制的支持，加上以色列延长对巴勒斯坦人领土的占领，助长了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情绪，从而增加了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也使得华盛顿在应对像停止伊朗核计划那样的其他问题上更加困难。由于美国在这一大中东地区内如此不受欢迎，那些本可能与美国拥有共同目标的阿拉伯领导人因而也不愿意公开帮助我们，这种困境削弱了美国为应对一系列的区域性挑战所作出的努力。
这是美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情形，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归因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包括代表古巴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和印度裔美国人的那些族裔的游说集团——尽管他们都设法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偏移，但是没有其他哪一个族裔的游说集团，像以色列游说集团那样使美国的政策偏离得如此之远，以致它与美国原本的国家利益相去甚远。以色列游说集团成功地使许多美国人坚信，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对美国利益的负面作用，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无意间也伤害到了以色列自身。以以色列的定居点为例，即便像利昂·威泽惕尔（Leon Wieseltier）那样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作家，最近也称那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的道德和战略错误” [9] 。如果美国早就利用自己的财政和外交影响力，来劝阻以色列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建立定居点，帮助以色列在那些土地上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家，那么今天以色列的处境将会好得多。然而，华盛顿并没有这样做，主要原因是，对于任何试图这样做的美国总统来说，政治上的代价会很高昂。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告知以色列进行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的军事战略将注定要失败的话，而不是反过来支持并推动这一战略，那么以色列的状况就会要比现在好得多。通过使美国政府从难以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批评到不可能对其行为进行批评、迫使以色列改变一些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政策，以色列游说集团甚至可能正危害到这个犹太国家的长远前景。
讨论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存在困难，至少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这样的讨论无不被指责为反犹主义或者被贴上仇恨自己的犹太人标签。而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批评，或者礼貌地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是困难重重。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利用它们的权力，来确保使公共话语与其为了美以“特殊关系”的战略和道德观点相呼应，因此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慷慨支持，几乎没有受到什么质疑。
对前总统吉米·卡特《巴勒斯坦：要和平而非种族隔离》一书的回应，绝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卡特的这本书是一种个人请求，请求美国恢复介入到和平进程之中，这种请求基本上是基于他过去30年中在这些问题上的大量经验而提出的。理性的人们可以对他的论据进行挑战，或者不同意他的那些结论，但他的最终目标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和平，而且卡特还毫不含糊地为以色列和平安全生存的权利进行了辩护。然而，由于他认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实施的政策就像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一样，公开说亲以色列的团体使得美国领导人很难为和平而向以色列施压，因而许多这样的相同团体发动了对卡特恶意的诽谤和攻击。卡特不仅被公开指责为一个反犹分子和“仇视犹太者”，有的批评者甚至指控他同情纳粹。 [10] 由于这个游说集团要维持目前的这种美以关系不受影响，而且因为它的战略观点和道德观点事实上是如此的脆弱，因此它除了企图对严肃的讨论进行压制或使之边缘化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尽管这个游说集团花了这样大的气力，相当多的美国人——几乎40%——承认，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世界各地反美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精英分子当中，这一数字实质上要更高。
进而言之，明白这一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但并非总是积极影响的美国人，其人数之多令人吃惊。在2006年10月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民意调查中，39%作出了答复的人说，他们相信“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国会和布什政府所做的工作，是美国到伊拉克进行战争以及现在正与伊朗对抗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2006年对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6%作出了答复的人说，他们同意这一观点，即“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太大”
[11]
。尽管美国人民普遍对以色列怀有同情，但是他们许多人对以色列的具体政策是持批评态度的，如果以色列的行动被认为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话，他们愿意停止对以色列的援助。
当然，如果对这些事情进行更加公开的讨论，美国公众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对以色列以及它与美国“特殊关系”的态度会更加强硬。然而，人们可能会问，如果公众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以色列持这样的观点，那么，为什么无论以色列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美国，美国的政治家们和决策者们却都如此不情愿批评以色列、不情愿给以色列的援助附加条件呢？美国人民当然要求他们的政治家不要完全地支持以色列。从根本上来说，在广大公众如何看待以色列以及它与美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与华盛顿的精英如何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
这种鸿沟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华盛顿圈内令人畏惧的声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它不仅对民主、共和两党当政的政府施加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国会山上甚至更有权势。
新闻记者迈克尔·马辛（Michael Massing）报道说，有位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国会工作人员告诉他，“我们可以统计到超过一半的众议院议员——250到300人，反过来会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要他们做的任何事情”。与此类似，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前官员斯蒂文·罗森（Steven Rosen）——他曾被控涉嫌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送给以色列——曾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权力：他把一块餐巾放在《纽约客》（
New Yorker
）杂志的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面前时说：“在24个小时里，我们就能够有70名参议员在上面签名。”
[12]
这些并非虚妄之辞。就像即将清楚显示的那样，当有关以色列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国会几乎总是支持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立场，而且通常是占绝对多数。
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的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得到保障，利益集团将逐渐支配美国的政治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一个移民国家来说，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有些利益集团按照种族的界限来形成，试图以各种方式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13] 古巴裔美国人曾游说维持对卡斯特罗政权的禁运，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曾推动华盛顿承认1915年土耳其的种族灭绝罪行，以及最近限制美国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关系，而印度裔美国人则集会支持美印之间最近的安全条约和核合作协议。自从建国以来，这样的活动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指出这些几乎不会引起什么争论。 [14]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美国人公开谈论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十分困难。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一游说集团本身——它既热衷于大肆宣传自己的权势，又急忙挑战任何认为其影响力太大以至于可能伤害美国利益的人。然而，在更难对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力进行坦诚讨论的问题上，还存在其他原因。
首先，质疑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做法及其后果，对有些人来说，似乎就是等同于质疑以色列本身的合法性。由于仍然有一些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一些对以色列及以色列游说集团持批评意见的人确实质疑以色列的合法性，因此许多以色列的支持者可能把善意的批评也看作对以色列生存的隐性挑战。由于许多人对以色列怀有强烈的情感，尤其是它作为从大屠杀中逃离出来的犹太人的安全避难所，以及作为当代犹太人身份中心焦点的作用和角色，因此当人们认为它的合法性或生存受到攻击的时候，就注定会有满怀敌意的防卫性反应。
但事实上，对以色列政策及其美国支持者所作努力的审查，不意味着就是反以色列的偏见，就像对美国退休人员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政治活动的审查不意味着就是反老年人的偏见一样。我们并不是在挑战以色列生存的权利或者在质疑这个犹太国家的合法性。有人坚持认为本不应该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希望看到以色列从一个犹太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由两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国家。我们却不持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以色列人民的历史，以及民族自决的准则，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提供了足够充分的正当性。我们认为当以色列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美国的立场应该是愿意向以色列提供援助。而我们的基本关注虽然是集中在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消极影响作用，但我们也确信，这种影响也已经对以色列有害了。就我们的观点而言，这两种影响都是糟糕的。
此外，那种观点即一个其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的利益集团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且不说消极的影响，肯定会使得一些美国人感到非常不快，甚至有可能是恐惧和愤怒，因为那听起来就像是摘自臭名昭著的《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纪要》（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这份众所周知的被杜撰出来的反犹的东西，声称要揭露一个无所不能的犹太人阴谋集团正实施一项控制全世界的秘密计划——中的指控。
任何对犹太人权力的讨论，都是在两千年的历史阴影，尤其是近几个世纪欧洲真切的反犹历史阴影之中进行。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基督教徒屠杀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在1290年至1497年期间，将他们全体驱赶出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地方，而且在欧洲其他地方将他们限定在隔离区居住。犹太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受到粗暴的压迫，在东欧和俄罗斯发生了无数次残酷谋杀犹太人的事件，而且其他执迷不悟的反犹活动直到最近都很普遍。纳粹的大屠杀使这一可耻的记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近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犹太人在部分阿拉伯世界也遭受压迫，但其情形远不及如此的严重。 [15]
由于这种长期遭受迫害的历史，因此可以理解，美国犹太人对任何指责他们为错误政策负责的观点都很敏感。这种敏感度因为对《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纪要》中所展现的那类荒诞不经的阴谋理论的记忆而得到了加强。诡秘的“犹太人影响力”依然是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端分子——例如兜售仇恨的前三K党（Ku Klux Klan）首领戴维·杜克（David Duke）——耸人听闻警告的主要内容，而这一切甚至更加强化了犹太人的担心和忧虑。
这些反犹主义的指责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即认为犹太人通过“控制”银行、媒体和其他主要机构，来发挥自己不合法的影响力。因此，如果有人说美国的新闻报道更偏向以色列而非其敌手，那么这让人听起来就像是那个“犹太人控制媒体”的谣言。类似地，如果有人指出美国犹太人的一个丰富传统，就是向慈善事业和政治事业捐赠，那么它听起来就像是在主张，“犹太人的金钱”正在以一种秘密卑劣或阴谋诡计的方式，在购买政治影响力。当然，任何给政治竞选捐赠的人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都是要推进某一政治事业，而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希望塑造公众舆论，对有利于己的媒体报道有兴趣。对任何利益集团竞选资金捐赠的作用、游说效果，以及其他的政治活动进行评估，应该并非一件引起争议的事情，但由于反犹主义的缘故，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讨论药业游说集团、工会、武器商、印度裔美国人团体，等等之类的影响力，相对于讨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而言，要更加容易。
对由来已久的“双重忠诚”的指责，使得对在美国的亲以色列团体和个人进行讨论变得更加困难。根据这一由来已久的谣传，流散在外的犹太人永远是他乡的异客，他们决不可能被同化或者成为优秀的爱国者，因为他们相互之间的忠诚要胜过对自己所居留国家的忠诚。如今的担忧是那些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将被看作不忠诚的美国人。就像前华盛顿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代表海曼·布克班德（Hyman Bookbinder）曾经评论过的那样，“犹太人对那种”有关他们支持以色列的做法中“存在着某些不爱国的东西的看法，作出了本能的反应” [16] 。
我们还是清清楚楚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吧：我们绝对拒绝所有这一切反犹主义的主张。
在我们看来，对任何一个美国人来说，与外国有着重要联系是完全合法的。事实上，美国人允许持有双重国籍并在外国军队中服役，当然，另一个正与美国交战的国家除外。就像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在美国有无数族裔团体卖力地劝说美国政府以及他们的同胞，来支持那个与之存在强大联结的外国的例子。外国政府通常对那些以族裔为基础、对己怀有同情的利益集团的活动心知肚明；外国政府自然试图利用这些团体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推进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就这一点而言，犹太裔美国人与他们的美国同胞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7]
以色列游说集团不是一个阴谋集团、诡计集团，或者诸如此类的集团。它涉及良好的老式利益集团政治，其美国特性就像苹果派一样。美国亲以色列的团体所涉及的业务，就像其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枪支协会（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或者像美国石油研究所（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那样的专业协会所涉及的业务一样，都是要使尽浑身解数来影响国会的立法或者总统的政策优先顺序，而且大部分是公开进行的。除了在随后的篇章中将要讨论的少数例外，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行为完全是美国式的，完全是合法的。
我们不相信以色列游说集团是无所不能的，或者说它控制了美国的重要机构。就像在随后的几章中所要讨论到的那样，有大量的例子表明以色列游说集团并未能够做到如其所愿。然而，有大量充分的证据表明，以色列游说集团发挥的影响力令人印象至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亲以色列的最重要团体之一，它过去常常在其网站上吹嘘自己的权力。吹嘘的方式不仅包括在网站上列举它所取得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而且还展示那些著名政治家的原话，以证实它影响那些事件朝有利于以色列方向发展的能力。例如，它的网站曾发布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的一则声明，他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次集会上说：“如果没有你们的不断支持……以及你们日复一日地来加强（美以关系），就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
甚至连哈佛大学直言不讳的法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他经常急不可耐地给批评以色列的人贴上反犹分子的标签——也在一部回忆录中写道：“我这一代犹太人……成为了在民主历史上或许是最有效的游说和资金募集努力的一部分。我们真的是做得很出色，我们做到了我们能够做到，并且被允许做到的极致。”
[18]
犹太周报《前沿》（ Forward ）编辑、《犹太人的权力：深入美国犹太人核心集团内部》一书的作者J.J.戈德堡（J.J.Goldberg），很好地表达出了谈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困难之处，“就好像我们被迫得在犹太人掌握着巨大而致命的控制力，或者犹太人的影响力根本就不存在之间作出选择”。事实上，他指出：“现实情况是介于两者之间，但却没有一个人讨论这一点，即存在着一个由一群组织和公共人物组成的实体，它被称为犹太人社会，只是乱哄哄的政治的一部分。” [19] 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们认为，对这种“乱哄哄的”利益集团政治对美国及整个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进行考察，既是公平的，又确实是有必要的。
为了证明我们的观点，必须完成三项任务。具体而言，我们必须使读者相信，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物质援助和外交支持异乎寻常得多，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则是提供那一支持的主要原因，但这一无任何条件、不受批评的关系，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以下面的方式展开。
通过对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在和平时期与战时华盛顿对以色列的外交支持的描述，第一章直接提出了上述的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的数章中也讨论到美国中东政策的不同因素，这些有意设计出的政策因素或是全部、或是部分对以色列，而不是它的那些对手有利。
在第二章，我们要对为人所熟知的一个观点——即由于以色列是宝贵的战略资产，因此它值得这样大力支持——进行考察。我们要揭示的是，尽管在冷战时期以色列可能曾是一项战略资产，但是现在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战略负担。强烈地支持以色列使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雪上加霜，而且使得美国在对付所面临的其他中东地区问题时更加困难。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也使得美国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从而给美国添加了额外的成本。然而，尽管对以色列支持的利益和成本已经此消彼长，美国的支持却在继续增加。这种情形说明，某种并非战略动机的东西在起作用。
第三章（“越来越站不住脚的道德理由”）考察的是，以色列人及其美国支持者经常用来解释美国支持这个犹太国家的道德理论。具体而言，我们要考虑这样一种主张，即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因为它们共有的“民主价值”，是因为以色列代表的是一个面对强大的阿拉伯的歌利亚（Goliath）时体力虚弱、易受攻击的大卫
，是因为它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要比它的那些敌手更加道德，或者说是因为它总是寻求和平，而它的邻居则总是选择战争。进行这样的评估，不是因为我们对以色列怀有敌意，或者说因为我们认为它的所作所为比别的国家更恶劣，而是因为这些从根本上来说的道德主张，是如此频繁地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应该给予以色列格外的援助。我们的结论是，以色列的生存固然有很强的道德理由，可给予它如此慷慨而且几乎是无条件支持的道德理由并不引人注目。这种越来越站不住脚的道德理由与美国不断增加的支持，再次显示必定有别的什么东西在起作用。
既然已经确认战略利益和道德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对以色列的支持，我们就将注意力转到“别的什么东西”上。第四章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不同组成部分进行辨析，以及对这一松散的联盟如何演变进行描述。我们强调它不是一场单一的统一运动，组成它的不同部分在某些问题上有时意见不一，而且它既有犹太人，又有非犹太人——包括所谓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也揭示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些最重要组织，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向右漂移的，且越来越不能代表他们经常声称所代表的那些更多人的利益。
阿拉伯-美国团体，即所谓的石油游说集团，或者说富裕的阿拉伯石油商是否既是抗衡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重要力量，又是美国中东政策背后的实际推动力，这也是本章考虑的内容。例如，许多人似乎相信，入侵伊拉克主要是为了石油，而石油公司的利益则是美国决定进攻伊拉克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情形并非如此：尽管获取石油显而易见是美国的重要利益，但是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沙特王室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发挥的影响力远不及以色列游说集团。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们对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团体所采用的不同战略——目的是为了促进以色列在美国的利益——进行了描述。除了在国会山进行直接游说外，以色列游说集团主要是通过它引导竞选资金捐助流向的能力，来对政治家们进行奖惩。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组织，也通过大量的机构来向行政部门施压，其中包括通过对其观点持同情态度的政府官员来做工作。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对媒体和学术界施压，以及通过在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思想库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相当程度地塑造了有关以色列的公共话语。塑造公众认知的那些努力通常包括以反犹主义来指控那些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人，这是一种为使任何对目前的美以关系进行挑战的人失去信誉和边缘化而设计的战术。
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第二部分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制定美国最近的中东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勾勒。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说，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影响美国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决策的唯一因素。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它不会在每一问题上都现身。以总是有利于以色列——并且也被认为对美国有利——的方式，以色列游说集团非常有效地塑造了美国对以色列及其周边地区的政策。不幸的是，它成功鼓励的这些政策实际上却对美国非常有害，对以色列而言也是如此。
在简要地介绍了本书的基础性工作之后，第七章揭示的是美国如何一以贯之地压制或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渴望。即使当美国的总统们向以色列施压，或者试图使美国同以色列的政策保持距离的时候，就像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之后曾经数度尝试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也会介入进来并使之回到原路上。结果是美国的形象不断恶化，继续在以巴之间的对立中两面受气，以及巴勒斯坦人内部的不断激进化。这些发展趋势没有一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在第八章中，我们要揭示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特别是其中的新保守派——如何成为布什政府2003年决定入侵伊拉克背后的主要动力。我们强调指出，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引发了这场战争。9月11日的攻击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发动这场战争。以色列游说集团是这场战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这场战争却是美国的战略灾难，是以色列最严重的地区对手伊朗的天赐良机。
第九章对美国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困难关系进行了描述。我们用文件证明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如何推动华盛顿采取与叙利亚的对抗性政策的，包括有时候政权更迭的威胁，而这样做正是以色列政府所希望的。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关键团体没有那样大的影响力的话，尽管美国与叙利亚成不了盟友，但是美国将会采取远不是那么具有对抗性的方法，甚至可能以大量有限而有益的方式同叙利亚进行合作。事实上，如果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存在，以叙之间可能已经签署了和平条约，大马士革可能也不会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而这对华盛顿和耶路撒冷来说都将是一桩好事。
在第十章中，我们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对伊朗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勾勒。自从1979年推翻伊朗国王的革命以来，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处于困境；而由于伊朗的核野心和对像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团体的支持，以色列已逐渐将伊朗看作自己最严重的对手。因此，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反复推动美国紧抓伊朗不放，并采取行动抵制了先前的数次缓和机会。很不幸，结果是伊朗的核野心进一步增加，和更加极端的分子上台掌权，如伊朗现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从而使得本来困难的局面更加糟糕。
黎巴嫩是第十一章的主题，模式几乎是一样的。我们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2006年夏季并未被证明的挑衅所作出的反应，在战略上既是愚蠢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使得美国官员除了强烈地支持以色列之外，作出任何其他选择都很困难。这提供了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和以色列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影响力：通过使美国的决策者的立场很难后撤和使美国很难给以色列的对手诚实而关键的建议，以色列游说集团促进的是一项进一步有损美国形象、削弱贝鲁特的黎巴嫩国内民选政权并强化黎巴嫩真主党的政策。
最后一章要探究的内容是，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可能应该怎么样进行改进。我们一开始是对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进行识别鉴定，然后再概略地叙述我们加以命名的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ing）战略的核心原则，这一战略能够更有效地捍卫美国的这些利益。我们并不要求放弃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事实上，如果以色列的生存受到任何威胁，我们都明白无误地支持对以色列进行援助。但是我们认为，美国是时候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对待以色列了，美国是时候以以色列结束占领和愿意使其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条件来对它进行援助了。完成这一转变，就要求提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权力及其现行政策议程的问题。为了使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更符合美国也更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我们提出了几项如何修正其权力的建议。
没有哪位作者会是一座孤岛，而我们也要感谢先于我们考察这一主题的那些学者和作家。首先要说的是，存在着大量有关利益集团的学术文献，这些文献使我们懂得了，那些规模虽小但却集中精力的运动，是如何施加远比其在美国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人的影响力。
[20]
其次也存在着有关族裔团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坚实文献，而这也证明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独特性，不是由于它的那些基本活动，而是由于它的影响力所达到的非比寻常的程度。
第二类是研究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的文献。许多新闻记者、学者和前政治家都写到过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些作品的出发点既有批评性的，也有持同情态度的，其中包含大量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如何运作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有用信息。我们希望，我们的描述将沿着早先那些作家开辟的道路并有所拓展。 [21]
我们也从那些难以一一列举的其他研究中受益良多，有些是针对美国中东政策某些具体方面的研究，有些是美伊关系的研究，或者具体政策议题的研究。尽管其中有些作品——如史蒂文·施皮格尔（Steven Spiegel）的《另一种阿以冲突：从杜鲁门到里根的美国中东政策制定》和沃伦·巴斯（Warren Bass）的《是朋友就支持：肯尼迪的中东以及美以同盟的形成》——有意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不予重视，但是这些严肃的学术作品中，却包含了大量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特别是它那不断增加的权势的证据。 [22]
存在的最后一类文献，是那些帮助我们想到以色列、以色列游说集团以及美国与这个犹太国家之间关系的文献，它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参照了过去20年中从以色列冒出的所谓的新历史。通过广泛地使用档案文献研究，像施罗姆·本-阿米（Shlomo Ben-Ami）、塞姆哈·弗拉番（Simha Flapan）、布拉什·基墨林（Baruch Kimmerling）、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伊兰·佩普（Ilan Pappe）、汤姆·塞戈夫（Tom Segev）、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泽夫·斯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这样的以色列学者，实际上推翻了有关以色列国家成立，以及它对周边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的传统学识。 [23] 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们也对纠正历史记录作出了贡献。 [24] 这些人一道破除了原先那个高度浪漫化的以色列建国版本，在该版本中，犹太人通常被描绘成好人，而阿拉伯人则通常被描绘成坏人。进而言之，这些作品清楚地表明，在以色列获得独立之后，它对巴勒斯坦人及其他阿拉伯人的所作所为，比普遍认为的要更具侵略性。
当然，在这些历史学家之间存在各种争议，而且不是他们的每个观点我们都同意。然而，他们集体讲述的这个故事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叙述兴趣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人们如何考虑支持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人的道德理论，这个故事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有助于使人明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对美国如此无条件地慷慨支持以色列深感愤怒。
在按次序继续往下写之前，简要地说说有关资料来源的问题。本书研究的内容——特别是第二部分——都是最近的历史，或者说是那些其最终结果还不确定的事件。由于学者们不能够常规地得到有关当代事件的官方文件，因此我们被迫依赖其他的资料来源：包括报纸、杂志、学术文章、著作、人权组织报告、电台电视台抄本，以及我们进行的个人访谈。在少数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以那些对事件明白无误的零星记录来进行写作。虽然我们认为不太可能，但是一旦官方记录可以得到的话，我们这部作品的某些部分可能会与之存在出入。
为了确保我们的各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几乎对每一个重要观点都用多种资料来源加以支撑，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书的结尾处提供了那么多注解的原因。我们大量依赖像《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以及以色列学者这样的以色列资料来源。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是，像《前沿》和《犹太人周报》这样的美国犹太人出版物。这些以色列和美国裔犹太人的资料来源中不仅充满了重要的信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找不到这些信息，而且这些报纸基本上不可能对我们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观点持同情的态度。我们对这些资料来源的依赖，应该使得我们的结论更加可靠。
我们的分析始于描述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物质与外交支持。美国提供给这个犹太国家可观支持的这一事实，尽管很少见诸报纸的头条，但是，如果读者知道这种慷慨施与的实际范围和种类有多么的广泛和多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有怎样的吃惊！下面一章的内容，是用文件来证明这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1] Joshua Mitnick， “Iran Threat Steals Show at Herzliya，” Jewish Week ， January 26， 2007.也可参见Ron Kampeas， “As Candidates Enter 2008 Race， They Begin Courting Jewish Support，” JTA . org ， January 25， 2007； Ron Kampeas， “AIPAC Conference—The First Primary？” JTA . org ， March 6， 2007； Joshua Mitnick， “Candidates Court Israel， Cite Iran Risks，” Washington Times ， January 24， 2007，以及M.J.Rosenberg， “Pandering Not Required，” Weekly Opinion Column， Issue #310，Israel Policy Forum， Washington， DC， February 9， 2007。爱德华兹、金里奇、麦凯恩和罗姆尼的发言副本，登录www.herzliyaconference.org/Eng/_Articles/Article.asp？CategoryID=226&ArticleID=1599。
[2] “Senator Clinton's Remarks to 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 February， 2007，登录http：//clinton.senate.gov/news/statements/details.cfm？id=268474，参见Joshua Frank， “Hillary Clinton and the Israel Lobby，” Antiwar . com ， January 23， 2007，以及 E.J.Kessler， “Hillary the Favorite in Race for Jewish Donations，” Forward ， January 26， 2007。
[3] Thomas Beaumont， “Up-Close Obama Urges Compassion in Mideast，” Des Moines Register （online）， March 12， 2007； James D.Besser， “Obama Set for Big Jewish Push，” Jewish Week ， February 16， 2007； Larry Cohler-Esses， “Obama Pivots Away from Dovish Past，” Jewish Week ， March 9， 2007，以及Lynn Sweet， “Obama to Offer Pro-Israel Views at Chicago Gathering，” Chicago Sun - Times ， March 1， 2007。
[4] 对于麦凯恩、克林顿、奥巴马、罗姆尼、理查森和布朗巴克的亲以色列声明，参见“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Israel-US Ties，” Jerusalem Post ， May 24， 2007。
[5] 以色列裔美国作家迈克尔·B.奥伦（Michael B.Oren）在他有趣的通俗历史作品《权力、信仰和幻想：1776年至今的美国在中东》（ Power ， Faith ， and Fantasy ：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orton， 2007）一书中，对较早时期美国参与该地区的事务有许多生动的描述。他所持的没有明言的观点——他在公共演说中明示了这一观点——认为，美国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就已经参与到中东地区的事务之中；因此，目前美国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支持，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含有这种意思的典型公开声明，可参见奥伦向2007年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政策会议所发表的演说。在该演说中，奥伦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本身描述为“一种对几乎长达400年之久的传统的表达；在这一传统中，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想法与一个被重建起来的犹太国家的想法，两者几乎是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这一传统是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同样久远的坚定信念——即对这个犹太国的信念等同于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信念——的体现”。对于1776年以来美国在中东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多么大的变化，特别是自从1948年和1967年以来的变化，这种奇怪的观点却视而不见。关于奥伦演说的副本，登录www.aipac.org/Publications/Oren-PC-2007.pdf。
[6] 如同历史学家彼得·L.哈恩（Peter L.Hahn）所写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官方对中东几乎不感兴趣。虽然欧洲的诸帝国曾长期卷入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对中东（以及南亚）进行支配的外交对抗问题，但是华盛顿的政府却没有在该地区发现自己的战略利益或政治利益，因而避免在那里被卷入到帝国的对抗之中。”参见 Crisis and Crossfire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5）， 1。
[7] 麦克米伦也曾写过有关对巴勒斯坦进行处置的文章，“The United States， in Contrast to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Played a Minor Role”，参见 Paris 1919 ：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pp.422—423。
[8] 有关沙特阿拉伯-美国安全合作的根源，参见Nadav Safran， Saudi Arabia ： The Ceaseless Quest for Secur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60—68，以及Rachel Bronson， Thicker than Oil ： America ' 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Saudi Arab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s.1—2。关于《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参见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58—59。
[9] 威泽惕尔的这番评论，出现在对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的回忆录书评之中。参见“Sympathy for the Other，”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 April 1， 2007， 13。
[10] 这一指控是基于卡特曾经在1987年收到的一封信上所写的一纸短笺，这封信是来自一位前纳粹监狱看守的女儿，她是为了保护她的父亲免受驱逐而写了这封信。在这张只有一句话长的便条中，卡特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位前纳粹监狱看守的任何同情，并且也没有以他的名义建议采取任何行动，他仅仅只是说希望特别调查局（负责起诉纳粹时代战犯的美国机构）能够“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对那些受到影响的家庭进行特别考虑”。但是，这件事情却被用来诋毁卡特，说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情纳粹主义。参见Daniel Freedman， “President Carter Interceded on Behalf of Former Nazi Guard，” New York Sun ， January 19， 2007。
[11] Daniel Maliniak et al.， “Inside the Ivory Tower，” Foreign Policy 159（March—April 2007）： 66.
[12] Michael Massing， “The Storm over the Israel Lobb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June 8， 2006，以及Jeffrey Goldberg， “Real Insiders，” New Yorker ， July 4， 2005。
[13] 纳达夫·萨夫兰（Nadav Safran）在他关于美以同盟的书中指出：“犹太人并不是最早在美国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族裔或宗教团体，以便有利于其亲族或同他们持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就像利益集团政治一样，族裔宗教政治已成为美国生活中多元主义和利益多元性不可避免的后果。”参见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76。
[14] 在大量的文献中，有益的作品包括Tony Smith， Foreign Attachments ：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thnic Groups and U . S . Foreign Policy ， ed.M.E.Ahrari（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7）； Ethnicity and U . S . Foreign Policy ， 2nd ed.， ed.A.A.Said（New York： Praeger， 1981）； Charles McC.Mathias Jr.， “Ethnic Groups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59， no.5（Summer 1981）； Alexander DeConde， Ethnicity ， Ra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 Yossi Shain， “Ethnic Diasporas and U.S.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9， no.5（1994—1995）； Paul Watanabe， Ethnic Groups ， Congress ，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The Politics of the Turkish Arms Embargo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4）； Patrick J.Haney and Walt Vanderbush， “The Role of Ethnic Interest Groups in U.S.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Cuban-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 no.2（June 1999）； Max J.Castro， “Miami Vise，” Nation ， May 14， 2007； Gabriel Sheffer， Diaspora Politics ： At Home Abroa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d King and Miles Pomper， “Congress and the Contingent Influence of Diaspora Lobbies： Lessons from U.S.Foreign Policy Toward Azerbaijan and Armenia，” Journal of Armenian Studies 8， no.1（Summer 2004），以及R.Hrair Dekmejian and Angelos Themelis， “Ethnic Lobbies in U.S.Foreign Polic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Jewish， Greek， Armenian and Turkish Lobbies，” Occasional Research Paper no.13，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nteion Universi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Athens， Greece， October 1997。
[15] 关于反犹主义的历史，参见James Carroll， Constantine ' s Sword ： The Church and the Jews ； A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Edward H.Flannery， The Anguish of the Jews ： Twenty - Three Centuries of Antisemitism ， 2nd rev.ed.（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04）； Israel Pocket Library， Anti - Semitism （Jerusalem： Keter， 1974）； and Marvin Perry and Frederick Schweitzer， Anti - Semitism ： Myth and Hat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关于阿拉伯世界中犹太人的地位和待遇问题，参见Bernard Lewis， Semites and Anti - Semites ： An Inquiry into Conflict and Prejudice （New York： Norton， 1986）， chap.5，以及Charles D.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A History with Documents ， 5th ed。（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4）， p.8， pp.10—11。
[16] 引自 The Middle East ， 5th ed.（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1）， p.68。
[17] 就像一个印度官方的政府委员会在2002年所指出的那样：“从1998年的核试验到（1999年5月26日印巴在克什米尔发生）卡吉尔（Kargil）冲突，印度裔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成功的动员，对在（美国）国会形成一种有利于印度的舆论氛围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且对他们所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游说……这是印度第一次在美国拥有了一个真正有影响力和有地位的选民群体。美国的印度人社会构成了加强印度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间纽带的宝贵资产。”参见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January 2002）， pp.xx—xxi。
[18] Alan M.Dershowitz， Chutzpah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p.16.
[19] 引自Samuel G.Freedman， “Don't Blame Jews for This War，” USA Today ， April 2， 2003。
[20] 关于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参见Frank R.Baumgartner and Beth L.Leech， Basic Interests ： The Importance of Groups in Politics and in Political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Richard L.Hall and Frank W.Wayman， “Buying Time： Moneyed Interest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Bias i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no.3（September 1990）； Richard L.Hall and Alan V.Deardorff， “Lobbying as Legislative Subsi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no.1（February 2006）； John Mark Hansen， Gaining Access ： Congress and the Farm Lobby ， 1919—198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Ken Kollman， Outside Lobbying ： 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up Strateg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Richard A.Smith， “Interest Group Influence in the U.S.Congres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0， no.1（February 1995）； Raymond A.Bauer， Ithiel de Sola Pool， and Lewis Anthony Dexter， America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 ：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Trad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3）； David B.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Knopf， 1951），以及James Q.Wils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1] George W.Ball and Douglas B.Ball， The Passionate Attachment ： America ' s Involvement with Israel ， 1947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Mitchell G.Bard， The Water ' s Edge and Beyond ： Defining the Limits to Domestic Influence on U . S . Middle East Policy （New York： Transaction Books， 1991）； Paul Findley， They Dare to Speak Out ：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Confront Israel ' s Lobby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1985）； J.J.Goldberg， Jewish Power ： Inside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New York： Perseus Books， 1996）； Anatol Lieven， America Right or Wrong ：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6； Michael Lind， “The Israel Lobby，” Prospect 73（April 2002）； Massing， “Storm over the Israel Lobby”； Michael Massing， “The Israel Lobby，” Nation ， June 10， 2002； Michael Massing， “Deal Breakers，” American Prospect ， March 11， 2002； Edward Tivnan， The Lobby ： 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以及James Petras， The Power of Israel in the United States （Atlanta， GA： Clarity Press， 2006）。虽然我们并不同意这些作品中的每个主张，但是每部作品中都包含了有关美以关系的有益信息。
[22] Steven L.Spiegel， The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Making America ' 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以及Warren Bass， Support Any Friend ： Kennedy ' s Middle East and the Making of the U . S .- Israeli Alli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其他有益的作品包括Abraham Ben-Zvi，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 Limits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braham Ben-Zvi， Decade of Transition ： Eisenhower ， Kenned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 Israeli Relatio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L.Hahn， Caught in the Middle East ： U . S . Policy Towar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1945—196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William B.Quandt， Peace Process ：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 3rd ed.（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David Schoenba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以及Peter Grose， Israel in the Mind of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983）。
[23] 相关的作品有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 Wounds of Peace ： The Israeli - Arab Trage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imha Flapan， The Birth of Israel ： Myth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Baruch Kimmerling， Politicide ： Ariel Sharon ' s War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London： Verso， 2003）；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 1881—1999 （New York： Knopf， 1999）； Ilan Papp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Oxford， Englan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6）；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 Complete ：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 trans.Haim Watzman（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Tom Segev， 1967 ： Israel ， the War ，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 trans.Jessica Cohen（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Norton， 2000），以及Zeev Sternhell， The Founding Myths of Israel ： Nationalism ， Socialism ， and the Making of the Jewish State ， trans.David Maisel（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24] 参见Nur Masalha， Expulsion of the Palestinians ： The Concept of “ Transfer ” in Zionist Political Thought ， 1882—1948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92）； Eugene L.Rogan and Avi Shlaim， eds.， The War for Palestine ：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Norman G.Finkelstein， Image and Reality of the Israel - Palestine Conflict （London： Verso， 2001），以及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