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法国的科学杂志《新发现》月刊，是欧洲最著名的杂志之一，以我在巴黎街头所见，报刊亭无不陈列。我从2006年开始应邀给它的中文版写专栏，专栏名称就叫“科学外史”，至今已经持续到第十三年。十三年来，我的专栏已经换过好几任责任编辑，但我和这家杂志的合作一直很愉快。

多次有媒体朋友问我：你怎么可能将一个专栏写那么久？通常情况下，作者写个一年半载，就会有被“榨干”之虞，每月要定期交出一篇文章，能够持续到十年以上，确实比较罕见。我想这除了我做事比较能坚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和《新发现》杂志的良好合作：杂志充分尊重和信任我，随便我天马行空写什么都行——只要和“科学”沾上边就行。杂志还主动增加我专栏的篇幅，两次主动提高我专栏的稿费。这些当然都有助于维系我对杂志的“忠诚”。此外，顺便说一句，目前我正在写着的专栏中，有一个已经持续了十六年，“科学外史”还不是冠军呢。

前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现任商务印书馆上海公司总经理的贺圣遂兄，是我“科学外史”专栏的垂青者之一，2013年，在他的提议下，我将“科学外史”专栏的文章结集成书。那时我的专栏已经写到第七年，考虑到书籍的篇幅，我预先在电脑上编好了两册，但和出版社约定，先出第一册，过一年再出第二册。

2013年9月《科学外史》第一册问世。我们原先的图书定位是供小众把玩，所以书做得比较精致，精装，设计风格走典雅路线。

不料书出版之后，居然迭邀虚誉，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在官方渠道它入选了首届“中国好书”25种之一，又获得了上海图书奖一等奖，在商业渠道它也获得了不少荣誉，进入了许多榜单。不久它又入选国家机关干部读书活动推荐的13种书目之一，享受了一点“政府采购”，俨然成为出版社的“双效益”品种。

在此情况下，出版社乘势推出了《科学外史·II》，它也获得了不少荣誉，这或许和《科学外史》的带动效应有关，但实际上，第二册中的文章战斗性更强，论战色彩也更浓。当初编这两册时，我不受专栏文章发表顺序的约束，有意将战斗性更强论战色彩更浓的一些文章留给了第二册。

以“科学外史”专栏每年12篇的速度，我大约需要三年才能产出编一册的文章，现在编第三册的文章已经绰绰有余，所以这次我选了36篇编成《科学外史·III》。仍然不受发表顺序约束，而是根据主题将文章分成六组。

只不过，“为报西游减离恨，阮郎才去嫁刘郎”，垂青《科学外史·III》的出版社不止一家，最终“花”却落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将三册《科学外史》成套出版，这当然对各方面都更有吸引力。

江晓原
2018年7月8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