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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测试不纯洁的血统
在国外流行多年的智商测试，前些年在中国的情形似乎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美国，入学、求职之类的事情，都可能面临智商测试，所以五花八门的“智商培训”之类的“班”在美国也很多。而在中国的许多杂志上，类似的测试虽然也经常可见，不过那通常还只是让读者做着玩玩的，不会当真影响一个人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好像也还较少见到“智商培训”之类的玩意。但智商测试近年已经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媒体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小伙子将智商测试成绩作为向女友求婚的“新三件”之一。有些苦于孩子学习成绩上不去的家长，也会忧心忡忡地带着孩子去做智商测试。各种迹象表明，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又很快要完成“与国际接轨”了。
追根溯源，智商测试已有百余年历史，不过它的“血统”却是不大纯洁，甚至还隐隐透出某些邪恶的色彩。
智商测试的理论发端于高尔顿（Francis Galton），此人是达尔文的表兄，但他的名字主要是和后来被普遍认为“政治不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优生学联系在一起。1869年高尔顿出版《天赋遗传》（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一书，主张人的才能可以遗传。在1884年的伦敦国际健康博览会上，高尔顿搞了一个摊位，打出“人体测量实验室”的招牌，替人进行测量和测试，据说颇受欢迎，有的人还主动付钱给他，这或许可以视为现代智商测试的嚆矢。事实上，智商测试与优生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尔顿晚年正值中国的辛亥革命前后，他仍孜孜不倦地在各种公开场合演讲并发表文章，继续鼓吹优生学。他的学说也得到过若干名流的赞同和欣赏，例如著名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著名剧作家萧伯纳（G.Bernard Shaw）等。
19、20世纪之交，法国人宾尼特（Alfred Binet）成为现代智力测试的奠基者。19世纪80年代晚期，宾尼特研究他两个未满五岁的女儿，发表了三篇文章，成为智力测试领域的奠基性文献。宾尼特对人的智力进行分等，正好迎合了当时美国的需要——例如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当局急需甄别申请入境的移民是否“弱智”。所以智力测试的理论虽然发端于英国人，奠基于法国人，但它却在新大陆最先找到了大行其道的土壤。戈达德（H.H.Goddard）在美国大力推行宾尼特的方法，美国的公立学校从1910年开始对学生应用智力测试，这似乎象征着智力测试开始获得正式地位。
智商测试的伦理问题和理论缺陷
智商测试必然牵涉到伦理道德问题，而且难以解决。例如，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曾经有过允许对白痴或“智障者”进行强制绝育手术的法律。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之后，很快颁布了《预防遗传性疾病扩散法》（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Offspring with Hereditary Diseases）。该法完全就是美国优生学家劳克林（H.Laughlin）提出的绝育法的翻版，劳克林为此沾沾自喜地表示：“德国该法律的文本与美国绝育法范本几乎一模一样。”此后纳粹德国变本加厉地推行这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纳粹当局在第三帝国的领土内对40万人实施了强制绝育，这比在其他所有国家中完成的同类手术总数还多。这种对“智障者”强制绝育的法律和政策，很容易引导到对智商测试本身的质疑：凭什么可以判定一个人是“智障”？
其实智商测试作为一门所谓的“科学”，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理论上的致命问题。早在1912年的《教育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上，已经有人写文章指出：无论是戈达德还是智力测试的其他奠基者，都没有思考过这个致命问题：如何定义“智力”？——如果对测试的对象没有定义，测试还有什么合理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这个致命的理论问题，智商测试的先驱宾尼特本人心知肚明，他曾写道：“如何定义智力是个可怕而复杂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尽最大努力避免触及它。”而为智力测试辩护的人则宣称：要求在测试智力之前先对“智力”作出完整的定义，这是“不讲道理”，因为“在完全认识电流之前很久，人类已经在测定它了”。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辩解其实难以成立，人类在“完全认识电流”之前的测定，并不清楚自己是在测定电流——可能有点像哥伦布当年并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美洲新大陆那样，可是宾尼特等人却明明白白宣称自己在测试的就是“智力”。
如何看待现今的智商测试？
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本来，即使智商测试真的是“客观的”、“科学的”，应用时也必然带来伦理道德问题。例如智力测试与优生学捆绑在一起，为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而一旦认识到智商测试本身就是不严谨、不“科学”的，那应用它时的伦理道德问题立刻就更为严重起来了。
这使我想起前几年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他曾在论文的初稿中写过这样两句我非常欣赏的话：“有政治上正确的伪科学，也有政治上不正确的真科学。”可惜他在定稿中却删去了这两句话。如果要玩弄概念组合的游戏，我们当然还可以补充另外两句：“有政治上正确的真科学，也有政治上不正确的伪科学”，这样就全面了。套用上述概念组合游戏，那么智商测试即使是“真科学”，应用起来也很容易陷入政治上不正确的状况，而倘若它其实是伪科学，那就更容易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伪科学”了。
如上所述，智商测试很难说是科学，更不是“精密科学”，如果将它归入“伪科学”之列，应该也不算太冤枉它。但如将此事彻底视为骗局，则又失之简单了。对于它在今天的流行，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
只要社会处于资源相对短缺的状态中——人类社会至今仍处在这样的状态中，社会就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筛选机制，来帮助实施对有限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举例来说，现代教育就是这样的筛选机制之一。为何发达社会总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学历社会？就是因为现代教育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其实已经背离了“塑造人格”、“培养技能”等的教育初衷，而演变成为进行“公平”筛选的机制。学校中为何要学许多在进入社会之后完全“无用”的知识？为何要考许多纯粹“整人”的题目？其实这些知识和题目并非完全无用，它们的实际用处，就是让一部分学生不及格或考不上，这样就可以帮助实施有限社会资源（比如中国当下的“985”高校录取名额）的相对比较公正的分配。
明白了上面的道理之后，再来看一个世纪以来日益流行的智商测试，就不难套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哲学命题了。经过高尔顿、宾尼特、戈达德等人百年来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智商测试打造成一门“科学”，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于是智商测试实际上就成为又一个相对“公平”的筛选机制。它和作为主要筛选机制的现代教育相伴而行，作为“教育筛选”的辅助手段，确实有着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并不存在于它自身理论所宣称的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