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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精心策划的科学骗局
1834年1月，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John Herschel，1792-1871年）赴南非好望角建造了一座天文台，准备对整个南天星空进行观测。由于约翰成就卓著的父亲威廉·赫歇耳（Sir William Herschel，1738-1822年）已经奠定了赫歇耳家族在欧洲天文学界响当当的名头，小赫歇耳的这次远征观测在当时广为人知。
1835年8月21日（周五），纽约《太阳报》在第二版上刊登了一条不太起眼的简讯：天上的发现——来自爱丁堡的杂志报道——我们刚刚从这座城市一位著名的出版人处得知，小赫歇耳通过一架自制的大型望远镜，在好望角获得了一些非常奇妙的天文发现。几天后《太阳报》头版以连载方式刊登了一篇长文，它的大标题非常醒目：约翰·赫歇耳先生在非洲好望角刚刚获得伟大的天文发现（来自《爱丁堡科学杂志副刊》）。
文章开篇，列出了赫歇耳“显然是利用基于新原理之上制成的广角望远镜，所获得的多项有冲击力的天文学新发现”。这些惊人的新发现包括：“从太阳系的每一颗行星上都获得了非凡的发现；给出了一种全新的彗星解释理论；发现了其他太阳系行星；解决修正了数理天文学上几乎每一个重要难题。”而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成果，莫过于赫歇耳“用望远镜把月亮上的物体拉近到类似我们看一百码之外的物体那么近，确切无疑地解决了地球这颗卫星是否适宜居住的问题”。接下去很长的篇幅，主要是对赫歇耳“直径达24英尺、重达15000磅、放大倍数为42000倍”的望远镜的详细介绍。
经过这样一番精心铺垫之后，读者终于看到了赫歇耳用巨型望远镜从月亮表面获得的惊人发现：1835年1月10日晚上，当他把望远镜指向月亮时，他看到了各种月亮植被和成群结队的棕色四足动物。
从8月27日起，《太阳报》对赫歇耳的月亮新发现进行了四天的连载，其中8月28日这天刊载的内容将整个事件推向高潮：赫歇耳在月亮上看到了有智慧的生命。文章对这些月球智慧生物的外貌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其中特别提到，它们最令人惊讶的地方是“长着像蝙蝠一样的翅膀”，而且在水中的时候，它们很敏捷地把翅膀全部打开，出水的时候，它们会像鸭子一样抖落水滴，然后很快收拢闭合。
好奇心被撩拨起来的大多数读者，注意力已完全被月亮新发现的内容所吸引，根本没想到要去辨识真伪。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甚至连耶鲁大学的几位天文学教授也上当了。著名作家爱伦·坡（Allan Poe）后来回忆起“月亮骗局”时也提到，弗吉尼亚学院的一位资深数学教授很严肃地告诉他，自己对整个事件一点都不怀疑。
1835年纽约《太阳报》上刊登的所谓“月亮上的智慧生物”的图片。图中呈现的细节与该报8月28日的报道内容丝丝入扣
骗局的结果出人意料
仅在一周内，《太阳报》凭借“月亮新发现”就蹿升为美国报界的一颗新星。“月亮故事”甚至成为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8月28日刊登的那篇描写赫歇耳观测到“像蝙蝠一样的月亮人”的文章，使《太阳报》当天的总发行量达到19360份——当时声名显赫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当天的总发行量也只有17000份。
《太阳报》获得巨大成功，它的竞争对手们也不得不纷纷不同程度地跟进。一些报纸作了全文转载，发行量也随之大增。包括《泰晤士报》在内的一些报纸也先后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太阳报》所登载的月亮新发现“有可能是真实的”。
正在此时，《太阳报》一位名叫洛克（R.A.Locke）的记者，向朋友透露了整件事情的秘密，说所谓的月亮新发现，除约翰·赫歇耳正在南非进行观测确有其事之外，其他内容纯属子虚乌有，全出自他本人笔下。此事很快被曝光为一场骗局。
两周后的9月16日，《太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对此进行回应。文章表示：大多数人对整个故事表示赞赏，他们不仅乐意称它为智慧和天才的杰作，而且也乐见其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它把公众的注意力“从苦涩的现实中，从废奴的争斗中，稍稍解脱出来了一会儿”。对于所造成的“误解”，文章辩解说，虚构的月亮新发现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机智的小故事”，或是“对国家政治出版机构以及各种党派负责人令人厌恶的行为的一种嘲讽”。它拒绝承认这是一场骗局。文章中有一段在今天看来是意味深长的话：
许多明智的科学人士相信它是真实的，他们至死都会坚信这一点；而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即使让他们身处赫歇耳先生的天文台，也仍然是麻木不仁。
《太阳报》居然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化解尴尬局面，而更令它的对手意想不到的是，公众在知道“月亮故事”是一场骗局后，却并不拒斥它——事实上这种戏剧性的情节反而更加刺激了公众的阅读热情。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太阳报》把“月亮故事”连载文章合编成一本小册子。小册子除了在美国国内畅销，还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迅速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传播开来。
科学只是现代大众媒体利用的资源
一场骗局为什么竟会产生如此戏剧性的后果呢？
首先，在今天看来绝对荒诞无稽的关于“月球智慧生物”的讨论，在当时却是许多科学界头面人物都在认真研讨的“科学课题”。例如，奥伯斯（H.W.Olbers）和格鲁伊图伊森（F.von Gruithuisen）都认为，有理性的生命居住在月亮上是非常有可能的；而著名的数学家高斯（Karl F.Gauss）甚至设想了和“月亮居民”进行交流的具体方案，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和月亮上的邻居取得联系的话，这将比美洲大陆的发现要伟大得多”。这些讨论至少出现在《哲学年鉴》（The Annals of Philosophy）、《爱丁堡新哲学杂志》（Edinburgh New Philosophical Journal）之类的学术刊物上。
其次，那时的大众媒体，看来已经和今天完全一样——以娱乐公众为终极目的。在媒体眼中，科学只是供它们利用的资源之一而已，传播科学不是它们的义务，而只是它们的手段。所以“月亮故事”这样一场科学骗局，不仅没有受到公众的谴责，反而赢得公众的欢心，成为一场皆大欢喜的“多赢”喜剧。
当“月亮故事”如火如荼上演时，真正的“受害人”约翰·赫歇耳正在孜孜不倦地对整个南天星空进行观测。1838年他从好望角返回英国，出版了论著《1834-1838年间好望角天文观测结果》（Results of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The Years 1834，5，6，7，8，at the Cape of Good Hope）。在此期间他对“月亮故事”究竟持何种态度，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注意。直到2001年才有学者在赫歇耳家族的私人档案馆中找到小赫歇耳1836年8月21日写给伦敦《雅典娜神殿》（The Athenaeum）杂志的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就“月亮故事”颇为无奈地表达了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
但不知何故，赫歇耳最终却没有把信寄出。
也许，他并不反对让自己的名字继续和这出喜剧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