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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人类身体故事的不同版本
在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中，我们的身体或许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承认为一种“客观存在”了。这种观念主要是由现代西方医学灌输给我们的。你看，“现代医学”有解剖学、生理学，对人体的骨骼、肌肉、血管、神经等，无不解释得清清楚楚，甚至毛发的构成、精液的成分，也都已经化验得清清楚楚。虽然医学在西方并未被视为“科学”的一部分（科学、数学、医学三者经常是并列的），但西方“现代医学”在大举进入中国时，一开始就是在“科学”的旗帜下进行的，西医被营造成现代科学的一部分，并且经常利用这一点来诋毁它的竞争对手——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宣传策略总体来说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在公众层面，尽管严肃的学术研究经常提示我们应该考虑其他图景。
关于人类身体，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公众，其实都是偏听偏信的——我们已经被西医唯科学主义的言说洗脑了，以至于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关于人类的身体、健康和医疗，只有一个故事，就是“现代医学”讲述的故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故事其实可以有很多种版本，比如还可以有中医的版本、藏医的版本、印第安人的版本，等等。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不同版本，还很难简单判断谁对谁错。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人类迄今为止对自己的身体实际上了解得远远不够。西医已有的人体知识，用在一具尸体上头头是道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生命是一个奇迹”（这是西方人喜欢说的一句话）——活人身上到底在发生着哪些事情，我们还知之甚少。而西医在营造自己的“科学”形象时，经常有意无意地掩盖这一点。
二是今天经常被公众忽略的一个事实——以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健康是依靠中医来呵护的。当西医大举进入中国时，在中医呵护下的中华民族已经有了四亿人口。仅仅这一个历史事实，就可以证明中医也是卓有成效的。由此，中医关于人类身体故事的版本，自然就有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
身体的故事是一个罗生门
2002年，在由我担任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的“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日本学者栗山茂久是我们邀请的几位特邀大会报告人之一，当时他的报告颇受好评。这是一位相当西化的日本学者，他用英文写了《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一书。同时他又是富有文学情怀的人，所以这样一本比较古希腊医学和古代中国医学的学术著作，居然被他写得颇有点旖旎风骚光景。
在《身体的语言》正文一开头，栗山茂久花了一大段篇幅，复述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一篇著名小说的故事。芥川这篇小说，因为被改编成了黑泽明导演的著名影片《罗生门》而声名远扬。大盗奸武士之妻、夺武士之命一案，扑朔迷离，四个人物的陈述个个不同。“罗生门”从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典故，用来表达“人人说法不同，真相不得而知”的状况。在一部比较古希腊医学和中医的著作开头，先复述“罗生门”的故事，就已经不是隐喻而是明喻了。
栗山茂久对于中医用把脉来诊断病情的技术，花费了不少笔墨，甚至还引用了一大段《红楼梦》中的有关描写。这种技术的精确程度，曾经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在西方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栗山茂久也说：“这种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之所以如此，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身体的方法和描述身体的语言，都是大不相同的。
作为对上述原因的形象说明，栗山茂久引用了中国和欧洲的两幅人体图：一幅出自中国人滑寿在公元1341年的著作《十四经发挥》，一幅出自维萨里（Vesalius）公元1543年的七卷本著作《人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他注意到，这两幅人体图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的图有经脉而无肌肉，欧洲的图有肌肉而无经脉。而且他发现，这两幅人体图所显示出来的差别最晚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已经形成了。
日裔哈佛大学教授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所著《身体的语言》英文原版书影及法文版书影
确实，如果我们站在所谓“现代科学”的立场上来看中医的诊脉，它真的是难以理解的。虽然西医也承认脉搏的有无对应于生命的有无这一事实，但依靠诊脉就能够获得疾病的详细信息，这在西医对人体的理解和描述体系中都是不可能的、无法解释的。
我们从这些例子中看到，双方关于身体的陈述，是如此的难以调和。再回想栗山茂久在书中一开头复述的《罗生门》故事，其中的寓意就渐渐浮出水面了。栗山茂久的用意并不是试图“调和”双方——通常只有我们这里急功近利的思维才会热衷于“调和”，比如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就是这种思维的表现。栗山茂久只是利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材料来表明，关于人类身体的故事就是一个“罗生门”。
怀孕是另一个罗生门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科学主义话语体系中培育起来的关于身体故事只有“现代医学”唯一版本的观念，而正是这种版本的唯一性，使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是“客观存在”。如果说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解构关于身体认识的版本唯一性，那么克莱尔·汉森的著作《怀孕文化史—怀孕、医学和文化（1750-2000）》（A Cultural History of Pregnancy：Pregnancy, Medicine and Culture in Britain，1750-2000）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个更为详细的个案。
维萨里著《人体结构》1543年版书影
维萨里著《人体结构》1543年版内文献辞
怀孕作为人类身体所发生的一种现象，当然也和身体的故事密切相关。怀孕这件事情，作为身体故事的一部分，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版本；而且即使在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中，这个故事在不同时期的版本也会不同。
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众受到的教育，总体上来说是这样的图景：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怀孕分娩的故事版本作为“迷信”或“糟粕”抛弃，然后接受“现代医学”在这个问题上所提供的版本，作为我们的“客观认识”。
应该承认，这个图景，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不能说不是成功的。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怀孕分娩的故事也自有其版本，那个版本虽与“现代医学”的版本大相径庭，但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时中国已有四亿人口这一事实，表明那个版本在实践层面上也不能说是失败的。推而论之，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只要没有人口灭绝并且这种灭绝没被证明是因为对怀孕分娩认识错误造成的，那么它们关于怀孕分娩故事的版本，就都不能说是失败的。
一个具体而且特别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的产妇自古以来就有“坐月子”的习俗，而西方没有这样的习俗。不久前还有极端的科学主义人士宣称“坐月子”是一种“陋俗”，在应革除之列。因为按照“现代医学”关于人类身体的统一版本，中国女性和西方女性在生育、分娩、产后恢复等方面没有任何不同。
让我稍感奇怪的是，“现代医学”在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几乎一切内容都以“科学”的名义进行否定或贬抑，唯独在“坐月子”这个习俗上，今天中国的西医也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如果将这个现象解释为西医“入乡随俗”，那么它同时却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西医的“科学”形象——因为这等于同一个人，讲同一件事，但面对西方人和面对中国人却讲两个不同的版本，这样做就破坏了关于身体故事的版本唯一性，从而也就消解了“现代医学”话语中关于人类身体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