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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12月，从维也纳归来的山县从黑田清隆手中接管了内阁。在1890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中，民党人士占据了全部300个议席中的大多数，而山县必须在这样的议会中取得对于海军建设费等军备扩张预算的支持。顺便说明一下，民党反对当时执政的藩阀，在帝国议会众议院中，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议员都被归为民党，他们在第一届议会的人数达到171人，占所有议席的一半以上。
因为当时只有缴纳直接国税达到15日元以上的人，才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所以不论是拥有选举权的人，还是候选人，都可以说是有钱人，而其中多数是地主。身为地主，大概都希望能够降低地租吧。因此，在立宪自由党中占大多数的地主们，在政府推进的富国强兵政策与休养民力（降低地租）的主张之间，显然更倾向于后者。用现在的常识思考的话，地主（有钱人）应该会支持政府，但在当时，地主却站在民党一边，要求降低地租，反对政府的政策。
在当时的情况下，民党人士对于世界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以刚才介绍过的福泽还有山县等人对东亚的认知，来与民党方面进行比较。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回溯到更早一点的时代，即11年前的1879年（明治十二年），读一读当时在千叶县担任县议员的干义郎的日记。
西南战争结束两年之后的1879年，出现了资金不足这一重大问题，政府开始增发纸币，造成物价高涨。受此影响，1880年主张尽快开设国会的国会期成同盟成立了，要求开设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
干义郎既是出生在千叶县的名望家，也是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人物。名望家，一般都在江户时代担任过名主
或村方三役
等职务，相当多的人也在明治维新以后担任郡公所管辖下的区长等职，属于在地方肩负重要职责的人物。干义郎留下的日记，时间跨度非常长，从1879年一直写到了1931年。
干义郎在日记中写道：
我国稍有学问的人皆在讨论开设国会及自由民权。开设国会当然很重要，但若仔细思考，会发现还有更急迫之事。那是什么呢？就是修正条约。要让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就必须修改条约。……因此，我认为眼下第一要事是修改条约，开设国会之事就算稍微延迟也无妨。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主张，应该如何表达呢？
——首先要修改条约。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这一点。这是干义郎1879年的日记，正是政府答应开设国会（国会开设敕谕）两年前的事。最初倡导民权的，是由板垣退助、片冈健吉等士族所组成的土佐立志社。以立志社为中心，准备建立民权派的全国性组织的则是爱国社，而爱国社在大阪召开大规模集会的时间，就是1879年。
但是，就算是对开设国会如此期待的民权派，也主张先修改条约。当时日本的国家主权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所侵害，那些绞尽脑汁进行思考，努力制定《商法》和《民法》，试图恢复国家主权的日本人，大多对于国家独立抱有独特的强烈感情，这样的人也同样大量存在于民权派中。
大家大概知道吉野作造这个人吧。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教授，正是他奠定了大正民主理念的基础。在教科书一类的资料上，吉野作造于1916年（大正五年）在《中央公论》发表了《试论宪政之本义及达成宪政目的的途径》，他是提倡民本主义的学者。比起吉野作造，他的学生、同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教授的冈义武也不逊色。太平洋战争末期，东大法学系的教授团体与海军的一部分军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不经过苏联而是直接与美国接触、试图停战的活动，冈义武便是其中之一。
冈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36—1938年，曾经前往欧洲留学，其间，他阅读了英国的外交史料。可以说，他是第一位使用第一手资料，把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与英国的外交关系进行好好梳理的学者。而在将日本民权派的自由民权思想与欧洲自卢梭以来的民主理论进行比较后，他注意到一个不同点：日本民权派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非常单薄，这一点与欧洲差异极大。
从1935年开始，冈义武着手将这一观点写成论文，并在1939年自欧洲留学归来之后得以完成。这个时间点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不知道大家是立志成为理科学者还是文科学者，还是说想要成为大富豪呢？（笑）先不论梦想是什么，单论努力去实现这些梦想的时机，其实也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冈教授是继承了吉野作造衣钵的知识分子。他写作这篇论文的时间，适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还在继续写作。冈教授注意到了日本民权派思想中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原因。虽然不能将原因完全归结为所谓“没有国家独立，就没有个人独立”这样的口号，但是从明治初期开始，民权派似乎就总是以国家主权为先。当需要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做出选择时，如果缺少自由主义这一支柱，人们就会在某些时代状况下，认同国家所做的任何事情。冈教授想必是在听着步步逼近的战争脚步声的同时，深深苦恼地思考着日本人要怎么做的问题。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样一个战争时代，他在仔细地回顾着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也就是说，即使是民权派，即使他们的立场是反政府的，但只要涉及外交或者军事问题，就都与福泽或山县的想法没有太大的差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新政权在诞生之初，就处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下，所以在要求自由和民主这些理想以前，首先要恢复国家的主权，这种合理主义的观点浸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当然，也有部分民权派人士主张开设国会才是第一要务，甚至比修改不平等条约更为优先。说起来，这些民权派其实更激进一些，不过他们关于为什么要开设国会的理由相当有趣，可不仅仅是为了讨论法律和预算问题之类的漂亮话。让我们先来看看同样是1879年10—11月间，山梨县的某位民权派记者所写的新闻报道吧。
山梨县与长野县一样，养蚕业盛行，因此也成了制丝业发达的地区。前面已经提到，民权派人士大多是地主阶级，所以对于什么样的法律可以保护贸易和产业，以及关于地租和税金的问题，特别较真。不过，如果也以这样的视角来阅读这篇报道，那可就错了。下面就引用这篇题为《国会论》的社论中的一段话：
原本一国的兵力就不仅是士兵的力量，其根源在于国民团结一致的力量。……总而言之，兵力就是全国民心的集合体。该怎么做才能团结国民之心呢？就是要借由国会。因此，必须立即开设国会。
这是就“为何必须开设国会”这一问题进行的阐述。让人感到恍然大悟的是，这里将兵力解释为国民的集合体，是国民团结一致的象征。如何才能让国民团结一致呢？于是，问题最终归结到了可以借由国会来团结国民这样一个结论。有趣的是，当时人们的脑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等式，即所谓的兵力、力量，不光是指狭义上的军事力量，还等同于汇聚人心的场所，也就是国会。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即使是主张以开设国会为第一要务的民权派，他们对于国会的观点，也大多来源于要如何集聚军事力量或者对外的国家实力这种观念。听着日本民权派——这些日后将占据议会中民党议席的人——的议论，就会明白虽然他们一直声称反对政府，但是在左右国家前途的根源问题上，他们其实与其他人并无不同。批评政府的权力中心被萨长藩阀占据也好，指责开发北海道是浪费国家预算也罢，虽然都是对政府政策的反对，但是他们作为反对派，在国会中所起到的作用本应不止于此。在日本的对外政策这一问题上，民权派与福泽、山县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异。经过前面的论述，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了吧？
下面再将时间稍微向前推进，看看临近甲午战争的时候，人们对战争的感觉。让我们先来看看战争爆发前一年，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的自由党报纸。自由党是由大井宪太郎在第一届国会总选举前的1890年1月重建的，选举之后，他又在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前，将该党改名为立宪自由党。政党几番改名，实在是有点麻烦。1891年坂垣退助就任总裁后，这个党再一次将名称改回了自由党。在这以后，自由党成为初期议会时期的一大有力政党，并且是民党联合的核心。
当时，从上层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到底层的庶民，大家所居住的世界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因此，记者这个角色就显得很有趣。底层百姓就如同生活在民间故事里的张三、李四，或是遗世独立的隐居者，上层人士要如何向这些人传达世界的动向或政府的工作呢？民权派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底层民众，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更接近上层的官员们。所以，自由党就发行了两种报纸：《自由党报》和《自由灯》。前者主要刊登以民权派及政府官员为目标读者的严肃文章，后者则是一份图文并茂的报纸，他们借此来将自由党的主张传播给下层民众。“自由灯”，既与“自由党”有相同的读音
，也可以被解释为“自由之灯”，还挺俏皮的吧。《自由灯》所刊登的文章都是用有趣滑稽、还带点煽动性的语气写成的，有点类似于演讲，比较能被下层民众所接受。例如，下面这篇由牧原宪夫老师整理出来，并被引用在了《客人与国民之间》
这本有趣著作里的文章。文章写于1884年（明治十七年）8月，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看这篇文章。
在征兵及税金问题方面，日本人中存在着众多诉苦的老顽固。但对于与外国的关系，却是毫不关心，只要提到外交等话题，就会立刻睡过去……真是充斥着毫无气力的奴隶本性的人们……对于这些散漫的人来说，假如日本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也绝对只会乖乖地听话……
嗯，就算下层的人民没有选举权，但这种煽动方式还是会让人担心，如此鼓噪说这些人毫无用处，真的没关系吗？但如果阅读了整篇文章，就可以发现，这是在向民众呼吁：要是再不好好正视相关问题，日本恐怕就要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了。这其实是在用夸张的话语，来拼命地让大家对国会产生兴趣。对于当时的演讲会等活动，不论是否具备选举权，老百姓都会以一种看热闹的心情前往听讲。所以，对于政党来说，这些民众虽说没有选举权，却也是重要的客人。
而以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为目标读者的《自由党报》，又刊登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知道，自由党的主张与山县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列举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言论，不外乎是这样一些口若悬河的言论，如“为了支持韩国独立的正义之战”“为了捍卫我国独立的自卫战争”“开化与保守之战”等。
自由党报纸的言论，就如同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开始后的1894年7月29日在《时事新报》所写的文章（《日清之间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中所说的话。
但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得普通道理，见到开化文明的进步非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且无法无天地对我方表示反抗之意，导致我方不得不发动此战争。
福泽的逻辑是，因为清朝人食古不化，无法理解普通的道理，他们非但不同意朝鲜的改革，反而加以阻碍，所以日本为了文明开化而不得不诉诸武力，日本军队就是为了让清朝了解文明的军队。
看到民权派与福泽举起双手赞成甲午战争，大家会不会感到有点奇怪呢？
——不会觉得特别奇怪。当时的人们大概对战争并没有“反对”或“可以反对”的想法……
啊，我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答案，有点麻烦了。（笑）是这样吗？在大家灵活的头脑中，并没有“民党＝反政府＝反对战争”的公式呀。嗯……
那就让我们先退一百步来讲。请大家设想一下民权派会反对或者说应该反对战争的情况，毕竟在日俄战争时就出现了相当多的人反对开战，为什么这种情况在甲午战争时没有出现呢？
当然，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民权派也有着要将日本从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意愿。但即便如此，民权派为什么没有像反对日俄战争那样反对甲午战争呢？
——没有反对的理由？
如果知道日俄战争爆发前的议会状况，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吧。在日俄战争之前，政友会这样的政党也反对过战争。怎么措辞比较好呢？自由党为什么会采取比较偏向政府的，即便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打仗的路线呢？
——……
大家想到了吗？其中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还有一个比较深奥的答案。
——因为清朝很弱，相比之下，日本军队比较强，所以战争可以简单地结束。
也就是对清朝的蔑视。或许这个因素也存在吧。还有其他答案吗？
——要是能提高对朝鲜的影响力，出口的生丝就可以卖得更好，农村就可以赚钱，自由党就会得到选票。
虽然这也不是我设想中的答案，但是如果仔细阅读《自由党报》的话，就会发现其惊人的好战态度，而其中一个理由正是刚刚这位同学的回答。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后，日本就能独占对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从而扩大日本的市场规模。当时的日本对于这种前景确实有着相当大的期待。
让我们试着用政治学等思考方法，来将现在的思路再扩大一些吧。福泽谕吉曾经说，虽然民党在众议院占有八成议席，可以将政府的法案与预算案逼到无法通过的地步。但是，面对政府还是只能进行诸如“藩阀政府”“专制政府”之类的批判。有点像现在的执政党对民主党（2016年民主党与维新党等合并成为民进党）等在野党的批评。到头来，政府的重要职位大多由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这四个幕末雄藩占据。因此，民党中的自由党和改进党的成员们即使既有钱又有头脑，也无法进入藩阀政府内部。
如今可以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来任用官员。如果有志成为内阁大臣，只要取得国会议员席位，就会有机会，因为内阁大臣的半数以上都选自国会议员。但在当时，这种以政党为基础的议院内阁制以及国家考试制度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的人事都掌握在藩阀政府手中。福泽就表示，假如朝鲜被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而日本人也可以自由出入的话，政党成员们就可前往朝鲜这一新天地去取得相应的地位。事实上，甲午战争后，不仅中国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而且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力也得到极大地提高。台湾“总督府”首先被建立，经过日俄战争和之后的日韩合并，朝鲜“总督府”也被建立起来。这就意味着出现了数千个新的政府职位。
无论是圣诞节、新年还是盂兰盆节假期，历史学家大概都会在国立公文书馆等地方一直看历史资料的微缩胶片，毕竟入了这一行就注定要这样。（笑）所以，我也曾看过在台湾“总督府”和朝鲜“总督府”任职官员的名录。甲午战争后，中国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在当地建立各类机构，并派遣了非常多的日本人前往任职，其中包括小学老师、农业试验场的技师及法院的法官、警官，当然还有军人等。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台湾“总督府”共有43870名日本官员。就官员的职位数量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因此，对外战争所带来的不仅是市场规模的扩大，还有福泽所说的：“现在，民党要获得新的殖民地，并在当地取得自己至今未能得到的行政职位。”而这就是自由党等在议会中并未强烈反对战争的理由之一。
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
想不到吗？那么差不多就公布答案吧。甲午战争是一场历时9个月的战争（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4月17日），平均每个月所花的军费是2000万日元，临时军费则控制在约2亿日元。那时大隈财政
已经结束，正是松方财政
时期，明治政府对于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国家年度收入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政府担心实施这种政策，会危及国家的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日本是个不举债的国家。
甲午战争的军费，经由从第一届议会开始进行的交涉而准备完毕。在讨论甲午战争的经费之前，我想先对当时的预算制度进行一些基础性的说明。当国家要用钱时，政府需要先提出预算案，经议会同意后，才可以使用相关的经费。关于这一点，《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六章“会计”当中有相关的规定。明治维新后，虽然还有些勉强，但日本还是基本维持了安定。完成地租改正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另一个因素的影响更大，即形成了能够提出年度收入和支出的制度，也就是说可以编制国家预算。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计划。例如，当准备购入数艘战舰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一个十年期的购买预算案。而拜地租所赐，政府终于能够制定预算了。
这里的重点是宪法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国家的年度收入及支出必须要提出每年预算案，并经帝国议会决议通过。”因为有这项规定，所以就算是政府也无法任意决定预算。如果议会没有对年度预算做出“这个预算案没问题”的表示，预算案就不能成立。
当时，明治天皇为了建设海军，曾经将皇室经费转给海军建造舰艇。另外，让政府缩减自身经费也是一种手段。因为民党绝对不希望增加地租，所以民党向政府所要求的，就是督促其精减人数众多的官员所需要的经费。从第一届议会开始，民党方面的议员就一直强烈主张缩减政府开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观点呢？不论是自由党还是改进党，都自负地认为是因为自己强烈要求国家节约政府开支，才筹措到战争所需的费用。我是如何知道民党议员们的这种心情的呢？其实是来源于史料。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田中正造所写的贺年卡。
在日俄战争时，田中正造明确坚持反战立场，但在甲午战争时，他却支持战争，而且他在之后发生的足尾铜山矿毒事件中，向明治天皇提出了直诉状，时间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前的1901年。田中在第一届众议院选举中当选，是立宪改进党的议员，他认为甲午战争“是一场好战争”。1895年1月1日，甲午战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人们对日本获胜充满了信心，田中在这一天寄出的贺年卡中这样写道：
恭贺新禧！文明的名誉在全世界发扬光大。海陆军连战连胜，压倒四百余州。2600多万日元剩余金支付了5个月的军事费用。这是自议会开设以来，民党辛苦忍耐、尽力节省经费的结果。我想没有同苦，就无法共享喜乐。正因为过去曾经与各位共苦，所以今日与大家共享喜乐。一同祝贺吧。
几乎全是汉文的世界呢。现在的人如果收到这样难懂的贺年卡，新年的快乐气氛可能也就飞走了。“四百余州”是一个比喻，就是指广阔的中国。“剩余金”就是年度支出剩下的钱，用来支付5个月的战争费用，这是我们大家拼命逼着政府节约的成果。因为当时的弹药、军舰等战备多由英国及法国制造，所以支付军费是个没法通融的问题。而日本政府能够支付这些军费，就是我们民党的功劳了。总而言之，是议会持续向政府要求节约、打击官员的浪费和海军贪污等，才把钱从预算中一点一滴节省下来，用以支付军费。
这段话含意颇深。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胜利并非山县、海军或是陆军的功劳，而应该归功于在议会拼命要求政府节约行政费用、筹措战争经费的民党。真是强势呢。这是在以后要直接向天皇告状的人、一个坚定的民党人士对于甲午战争的想法，请大家记住。
最后，让我们来说一说最终将日本引向开战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请大家仔细阅读陆奥的以下言论，这是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他在帝国议会演讲的节选。
若要达成修改条约之目的，就必须让外国看到实际的证据，即我国的进步、我国的开化，使得我国真正成为亚洲特别的文明，一个强大的国家。
陆奥宗光的意思是，如果要成功与列强修改条约，就不能只在鹿鸣馆等地向列强展示日本的发展状况。要让欧美列强确切知道日本的进步和开化，就必须让他们亲眼看到，虽然同在亚洲，日本乃是特别的文明，并具备相应军事力量的实际证据。
这个演说果然非常强势呢。在日本与清朝因为朝鲜政府能否推进财政改革而陷入争执之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局势引向战争。我们必须考虑外务大臣陆奥对日本政府这一立场的影响。
在即将开战前，陆奥还发出了这样的言论：“只要错不在我方，不论采取何种手段，都要制造开战借口。”首先发难要求开战的居然不是军部大臣，而是外务大臣。因为在甲午战争可能爆发的时候，或是在开战以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势必会进行各种干涉，比如敦促早日停战，或者要求日军不得攻入北京，等等。所以陆奥说，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也要制造出日后日本不会被批评的开战借口。
——真是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