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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开始于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并在第二年结束，持续了大约10个月。从时间上看，这是一场相对短期的战争。为了了解战争的起因以及战争爆发前的相关情况，应该先回顾一下1880年以后的中国动向。
当列强利用朝贡体制所提供的便利的安全保障体系时，中国也开始逐渐改变。这一时期中国的核心人物应该说是李鸿章。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安徽因为是许多清政府政治家和将领的故乡而闻名。在明治初期的1871年（明治四年），日本与清朝缔结《日清修好条规》，相互开放港口并承认领事裁判权，当时日本的谈判对手就是李鸿章。另外，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李鸿章还担任清政府的和谈使者，带着全权委任状前往下关，与伊藤博文进行了谈判。李鸿章曾经领导清朝的外交工作长达20多年，就这一点而言，他实在是一位厉害的人物。
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正在着手对中国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到了1881年，他开始准备解决中国西北地区的问题。让我们回想一下同一时期日本所进行的活动。就在这一时期前后，天皇发出了开设国会的敕谕，以天皇之名保证在1890年开设国会，伊藤博文则为了宪法问题而前往欧洲进行考察。
在中国最西边的新疆，有个叫伊犁的地方。当时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个名为阿古柏的人，他在俄国的不断援助下，企图独立建国。清朝一方面立即出兵进行剿灭，另一方面，对俄国提出的割让部分领土的要求予以满足，并与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努力恢复了伊犁地区的秩序。可以说，李鸿章是以武力解决了这一问题。
列强目睹了李鸿章的决断力之后，大概会想，“哎呀，中国变了呢”，产生一种“中国挺能干”的感觉。如果按照一直以来的模式，中国大概会先与俄国进行沟通，然后再着手处理阿古柏问题，但清政府这一次却毫不犹豫地出兵了。
接下来是重点。中国对朝鲜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一直以来，负责对朝事务的是一个名为礼部的政府机构。所谓礼部，顾名思义，就是由文官掌管的交换礼仪的政府机构。李鸿章于1881年将负责朝鲜及安南（即越南）事务的这一机构，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进行直接管辖。
刚好在同一时间，朝鲜李氏王朝的统治出现了动摇。日本在1876年与朝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虽然朝鲜仍为“自主之邦”，但是必须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而且也失去了关税自主权。
在面临追随中国还是日本的选择之际，朝鲜在1882年（明治十五年）7月爆发了壬午兵变（韩国方面称为“壬午军变”）。这一事件中，支持大院君（国王的亲生父亲）的旧式军队因为反对试图接近日本的闵妃外戚集团，在首尔（当时名为汉城）发起暴动，随之而起的数千民众进而袭击了韩国官署以及日本公使馆。闵妃集团一直以来推行各种学习日本的所谓开化政策，实行了诸如以日本军官为教官训练新式军队等改革措施。因此，旧军队与民众中有许多人对这些政策充满了不满的情绪。
清朝出兵平息了这场动乱，并将取得政权的大院君押送到国内，恢复了闵妃政权，进而开始积极介入朝鲜事务，朝鲜国内的亲清派也由此得势。单就清朝可以押送大院君到天津这一点，就能看出当时清朝势力的强大。
1884年（明治十七年）12月，为了颠覆处于清朝势力影响下的闵妃集团政权，接受日本公使馆援助的金玉均等亲日改革派（独立党）发动了甲申事变（甲申政变），日本公使馆方面看准中法战争这一时机，趁清朝无暇他顾之际发起了事变。但是，这一事变同样被清朝军队平息，日本政府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力也随之被极大地削弱。
在这以后，李鸿章任命袁世凯（此人之后窃取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派驻朝鲜。另外，他还在天津与伊藤博文展开会谈，双方在1885年（明治十八年）4月缔结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虽然日本与清朝在甲申事变中相互对立，但还是本着避免战争的宗旨进行了交涉。两国以今后出兵朝鲜时必须事前通知对方为条件，达成了从朝鲜撤军的协议，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避免了双方在朝鲜的冲突。
在甲申事变的事后处理中，李鸿章也取得了主导权。列强在伊犁之乱后，再一次感受到清朝的外交政策正在从维持华夷秩序这一老旧的体制之中脱离。在与安南（越南）的关系中，清朝也在改变自身的态度。先前已经提到，与朝鲜甲申事变同时的是，发生了中法战争。当时法国的计划是，如果英国把中国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划为势力范围，他们就选择中国华南地区和安南（越南）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在1884年法国试图独占越南港口的使用权时，清朝与法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虽然清朝在战争初期的海战中落败，但是在之后的陆战中，清军表现得相当骁勇善战，清政府也因此取得了较为有利的和谈条件。在这里让列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清朝就算诉诸武力，也要守住处在华夷秩序（朝贡体制）下的安南（越南）。
当俄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挑战清朝的华夷秩序时，清朝确实可以慢慢地一一加以应对，或者说清朝逐渐有了应对的能力。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说日本的发展道路与清朝的发展道路都有着充分的可能性。在清朝方面，华夷秩序被逐步调整，以适应近代的国家体制，而且清朝的国力也在增强。
对于这种“中国挺有本事”的动向，日本陆军领导人山县有朋等人也从相当早的时期就注意到了。山县在1880年（明治十三年）11月上奏明治天皇的《进邻邦兵备略表》里，首先描述中国不仅地域广阔，而且人口数量庞大。“现今清朝版图之大，其十八省幅员约为我国十倍，四万万人口又约为我国十倍有余。”接着谈到中国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诸多难题，也在相当努力地进行应对。山县的汉文水平太好了，所以对现代的日本人来说，他的文章还挺难读的呢。
因而，清政府将兵制改革与周围海防视为重要课题，正拼命致力于相关工作：
在福建福州建造大型造船厂，并着手进行军舰制造……在各地建造官方的军工厂以制造兵器……在要冲之地皆筑炮台，李鸿章的两万乡勇已是英式精兵。
山县的文章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目睹中国在李鸿章的领导下，逐渐进行军备扩充的焦虑情绪。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作为陆军领袖的山县描述清朝的优点，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日本国内对于扩充军备的支持。
当清朝正在增强自身实力的时候，日本又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就通过前人所留下的只言片语，来看看当时的日本人对东亚形势的看法吧。
首先，我们来看福泽谕吉。他出生于1834年，与李鸿章一样，在1901年去世，可以说两人是同时代的人物。1860年（万延元年）时，为了向美国递交《美日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咸临丸”随美舰“波哈坦号”（Powhatan）横渡太平洋，福泽就是“咸临丸”上的成员之一。在适塾
学习过荷兰语并且早就将目光投向海外的福泽，就在这种情况下访问了美国。之后，他又陆续前往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诸多城市，成为最早访问这些地方的日本人之一。福泽同时还是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还将朝鲜留学生请到自己家里住宿，热情地给予支援。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885年写出了《脱亚论》。以下是《脱亚论》中常被教科书引用的，非常有名的一段。
虽然我国日本的国土位于亚洲东部，但国民的精神持续地脱离亚细亚的守旧而转向西洋文明。但不幸的是，在近邻处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朝鲜。……若以我辈来看，这两个国家在此文明东渐的风潮中，他们毫无维持自己独立之道。……因此毋庸置疑地，他们的国土终将被世界文明各国分割。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反而应该要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以及对待中国及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怀，应该只要追随西洋人对他们的方式处理即可。（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社论）
福泽对朝鲜的独立党人士抱有期望，并且对朝鲜留学生非常爱护。明白这一点的话，可能会对这篇文章稍感意外。大家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致力于支援朝鲜的福泽会在这个时机发表《脱亚论》吗？
——在列强侵略逼近的情况下，继续这样下去，日本也会一起完蛋。
如果只读这篇文章的话，确实会这么想呢。请再进一步想想，当时在朝鲜发生了什么事。
——朝鲜的事件？
是的，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就是福泽写出《脱亚论》前一年发生的事。
——1884年的甲申事变。
没错。甲申事变的结果是独立党失败，日本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力极大地下降。历史学家坂野润治教授对甲申事变之后出现的“脱亚论”提出了新的解释，他的解释非常有趣。首先，我们需要注意这篇社论的写作时间，比1885年4月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缔结《天津条约》要早。
坂野教授表示，《脱亚论》中的这句“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其实单纯是一种失败宣言，即表明通过援助朝鲜国内的亲日改革派，来实现日本在朝鲜的利益这一方法已经不可能实现。因此，这里所说的“邻国”只是指朝鲜，并不包含中国。“对待中国及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怀，应该只要追随西洋人对他们的方式处理即可。”则应该解释为，今后只能在借由战争这一手段击败清朝后，日本才能实现其在朝鲜的利益（参考坂野润治的“大系日本の歴史13 近代日本の出発”，小学馆）。
所以，福泽并非主张因为感到欧美列强对亚洲的瓜分正在迫近，日本便要哭着放弃与亚洲的联系，舍弃朝鲜及中国；而应该将其理解为：日本若要在朝鲜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先用武力击败中国，而不是仅仅利用朝鲜国内的改革派。
在福泽之后，接着来看看山县有朋吧。
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12月，山县受命前往欧洲进行地方制度调查，到第二年10月，他先后访问了法国、德国以及奥地利等国。山县确立了明治时期地方自治制度（郡制及町村制）的基础，因此，他当时在欧洲肯定对这个问题做了相当多的调查。山县也曾经担任陆军大臣一职，还创建了参谋本部，并出任本部长，是陆军的领袖人物。所以，他对国防问题显然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在国外访问中增长了这方面的见识。1889年6月，山县在奥地利维也纳与当时担任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发生了命运的邂逅。
施泰因是个魅力型学者，伊藤博文从为了调查宪法而访问欧洲时起，就深深地被施泰因吸引住了。施泰因把作为明治宪法支柱的权力分立这一基本架构，以及由国家制定社会政策的必要性等理念传授给了伊藤博文。这一次，施泰因教授又如同教导伊藤宪法问题一般，把有关主权线和利益线，这些之后成为山县在帝国议会演讲的主题的重要思想，教给了山县。解说宪法的教授也会讲授军事理念，这一点还挺有趣的。 返回
山县在与施泰因见面之后，首先请教了自己最担心的事。“西伯利亚铁路完成后，日本会怎么样？”山县的担忧源于俄国，因为当时他听闻俄国计划从1891年开始铺设西伯利亚铁路。铁路与国防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俄国着手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并最终要把铁路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时，俄国会不会威胁到日本的国防安全呢？担心这一点的山县便向施泰因询问了关于此事的看法。一直以来，对于日本的国防，一般认为只要能控制对马海峡、朝鲜海峡、津轻海峡以及宗谷海峡等，即可确保国土的安全，但是如果俄国军队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这里部署舰队，可就糟糕了。
不知道施泰因这个时候有没有说：“山县先生，别着急啊。”他先让山县冷静下来，再不慌不忙地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施泰因曾经见识过全面运用欧洲各国的铁路来进行的战争，所以，他对山县的问题做了如下说明。
1．即使西伯利亚铁路贯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你（山县）也不需要担心到害怕的程度，因为抵达东亚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必须经过中国领土。这对俄国来说，就是一个限制因素（虽然施泰因这样说，但是西伯利亚铁路实际上并未通过中国领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延伸到中国境内的是中东铁路）。
2．假设进攻日本的俄国军队有3万人，用客车运送兵员的话，需要多达900节车厢。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是在荒凉的土地上铺设的单线线路，所以要保持整条铁路的通畅，并把3万兵力运送到亚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即便大部队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因为港口冻结、缺乏足够的运输船等因素，俄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运送这么多兵员到战场上。
听到这番话，山县应该稍感安心了吧。但是，施泰因教授接下来的话，却一下子又让心情稍微平复的山县再次不安起来。
当俄国计划占领朝鲜时，西伯利亚铁路就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俄国可以借此在亚洲构筑起自己的海军力量。俄国对朝鲜可能的支配以及在朝鲜半岛东侧设置海军基地这两点，才是西伯利亚铁路兴建后给日本造成的大问题。
我若是山县，大概会急得边掉眼泪边说：“施泰因先生，你怎么不早点说呢。”因为俄国军队一旦出现在朝鲜半岛东侧，简直就是掌握了日本的生死。对日本人来说，日本海虽然没有歌手石川小百合所唱的“津轻海峡冬景色”那般严寒，但也有一种冷得会结冰的印象呢。当然，还有好吃的松叶蟹。可是，生活在朝鲜半岛和俄国等极寒之地的人们，却对日本海有着温暖海域的印象。对于受到大陆严寒考验的人们来说，日本海已经算是温暖海域了。
如果俄国得以南下朝鲜半岛，并且在半岛东海岸的元山附近建设港口，那里就会成为俄国远东舰队的根据地。而且那里的谷湾海非常深，大型船只也可以安全地停靠。施泰因教授具体指出，面对日本海的元山，其附近的永兴湾温暖不会结冰，感觉上就和对岸的日本新潟差不多。施泰因先生警告道，如果俄国在这里建立海军基地，日本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山县在与施泰因先生会面前，就已经抱有这样的想法，即“我国的政治战略是要让朝鲜完全脱离与中国的关系，让它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以免被欧洲某一强国借事端进行侵略占领之忧”。这段话的意思是，日本的政治与战略是要让朝鲜摆脱中国的影响，并且不让欧洲强国（应该就是指俄国）占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让朝鲜脱离中国这一点上，山县与刚才介绍过的福泽谕吉有着相同的见解。
施泰因向脸色变得非常黯淡的山县提了几个对日本可行的措施。他首先说明，在主权之下的国土范围称为“主权线”。接着说明关乎本国存亡的外国的状态，就是所谓“利益线”，日本的利益线就在于将朝鲜置于中立地位。施泰因认为，日本没有必要立即占领朝鲜，只需让朝鲜如同瑞士、比利时，或是苏伊士运河那样，保持中立状态就行了，要让朝鲜成为中立国，只要取得英国、俄国、中国、德国及法国等多数国家的认同即可。
也就是说，暂且先不主张占领朝鲜才是明智的，而朝鲜中立一事需要得到清政府以及其他列强的允诺。于是，这里就出现了由日本来代替清朝，对朝鲜的中立进行保障和担保的理论。所谓担保，就是通过武力等实力来维持某种状态，山县在与施泰因会面时，就萌生了这种意识。当时是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6月，来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就将开始施行，并召开首次国会，即帝国议会。而调查之后回国的山县则将成为首位内阁总理大臣，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与众多议员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