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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不少国家已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列为高校教育的必修课程，且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我国，不少高校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仍然是空白。针对北京、上海、成都几所重点大学的一项数据调查表明： 30.41％的大学生赞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婚前性行为， 69.59％的大学生对避孕的相关知识并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少， 83.55％的大学生对现实的性教育很不满。由此可见，青年学生对性知识、性道德的认知，不光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是家庭、社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在高校大学生中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不仅可以使大学生自身健康成长，还有利于大学生消除性愚昧，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也有利于今后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
1982年，由芬兰、挪威和英国的研究者发起的青少年健康行为调查（以下简称 HBSC），是一项基于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统一使用的国际标准化问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青少年健康现状及流行趋势的研究，目的是为参与国政府制定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完成了1985—1986年第一轮国际调查研究并取得比较明显效果以后，它即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采纳为一项合作性研究。现在 HBSC研究已经在美国、加拿大、欧盟国家等实施，并成功地成为采集、存储和分析青少年健康数据的枢纽。每隔四年所有的参与国都有责任向 WHO提交一份包含跨国家和地区的比较和倾向分析报告。 HBSC的调查工具是参与国家所使用的一份标准化国际通用的调查问卷。它涵盖家庭、学校和同龄人之间关系和影响，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的心理变量／特征也包含在调查之中。
1994年 WHO提出生殖健康新概念。生殖健康是指在体格、精神和社会生活方面完整健康的状况下完成生殖过程的状态，而不仅仅是在生殖过程中没有疾病或体弱。因此，生殖健康表示人们能够有安全并且满意的性生活，有生育后代的能力，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和生育多少等等，是指在生命发展阶段能保持生殖系统功能完好，在完好的生理、心理条件下和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下得以完成生殖过程。
国外青春健康教育或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起步早，历史漫长，实践与理论成果丰硕。主要表现在：①青春期性教育内容不断丰富与完善。瑞典作为世界首个推行青春期健康教育的国家，其性健康教育的特点可用三个词来概括：避孕教育、从幼儿期开始的性教育、积极的性教育。美国的青春期健康教育经历了从无指导的性教育或综合性性教育（以避孕和预防艾滋病知识为重点的教育）到指导性的性教育（主张对青少年进行性纯洁教育）到禁欲教育以及性伦理教育的转变与争论。日本青春期性教育经历了纯洁教育—性科学教育—性指导教育的转变，尤其重视性教育中的性约束与性道德。②注重青春期性教育的理论研究。如澳洲的 Short教授率先提出“同伴教育理论”，随后大量学者对同伴教育应用于大学生艾滋病预防、提高性知识知晓率、延迟首次性行为等方面的效果进行了研究。 Cohen提出“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些健康促进的项目通过其独特的人际关系网以及特定的信息途径在某些独特的集体文化圈内得以开展，例如在青少年群体中间开展艾滋病预防项目。
Tones和 Tilford将“创新沟通理论”引入健康促进领域，认为团体创新的关键力量是团体中思维观念的主导者，团体的创新需要通过主导者与团体一般成员的交流从而更好地实现。③青春健康教育的目标经历了从预防取向到发展取向的转变。国外两种最常见的青春期性教育的取向，一是“性教育”（ Abstinence Only Sexuality Education，简写为 AOE），包括“禁欲＋”以及“单纯禁欲”，一般指行为改变方法，通常倾向于包含解剖学、性行为、禁欲、生殖功能以及疾病和妊娠预防等内容。二是“全面性教育”（ 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它以更广阔、整体性以及积极的性健康观点为指导，除了疾病和妊娠的预防，倾向于包含一系列议题，如成长与发展、性别规范、性取向和认同、爱、吸引力、快乐、养育、权利和责任，以及沟通等（ Goldfarb＆ Constantine， 2011）。而后者正在更多地被运用于各类青少年健康促进项目中。
国内最早关注近代性教育问题的代表性学者陈永生先生于1993年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的文章《清末民初我国学校性教育述略》，是国内关于性教育研究的开山之作。1983年吴阶平曾在其主编的著作《性医学》中，首次在国内较为系统地阐述和传播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中的性健康教育的定义指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系统教育活动，进行关于性知识和性道德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有科学的性知识、正确的性观念、高尚的性道德和健康的性行为。从该定义可以看出，性健康教育包括了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性病防治等方面的内容，所以生殖健康教育是性健康教育的一部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在《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意见》中指出，全面的青少年性教育主题应该包括：性价值观、态度和技能，人际关系，人体生长发育，性行为，性与生殖健康，文化、社会与权利共六个方面。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了以下方面：以预防性病、艾滋病病毒感染、避孕节育为主的性生理、性健康知识，以人际交往、恋爱观、择偶观等方面为主的性心理、性价值观教育及性道德教育。
201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未婚青少年中，约有六成的青少年对婚前性行为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22.4％的青少年曾经有性行为，其中超过半数者曾在首次性行为时没有使用任何避孕方法。另外，仅有14 .4％的未婚青少年掌握了正确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只有4 .4％的未婚青少年具有正确的生殖健康知识。该调查报告反映出一个很令人担忧的事实：在高校学生性观念开放、性行为增多的同时，他们需要掌握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却远远不够。调查报告充分说明了当前我国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缺失，这必须引起各高校相关管理部门的注意和警醒。
近年来，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也引起了国家计生协会的充分重视。中国计生协会将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工作作为重点工作目标之一。《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2011—2015年发展战略》提出：以未婚青少年为目标人群，了解他们的需求，向他们提供基于性别、尊重权利、消除歧视、社会公平的全面综合性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和教育，使他们了解和掌握生殖健康、妇幼保健、避孕节育以及性病和艾滋病预防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树立负责任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减少性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未婚先孕以及人工流产，避免性骚扰和性暴力。通过对在校大学生设计并提供适宜有效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可以提高青年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认知水平，满足青年大学生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需求，帮助其树立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引导其树立合理的性价值观。
当代大学生虽然在身体素质方面发育比较快，但是在心理和认知方面还存在很多空缺。高校学生对青春期发育、怀孕、避孕以及性病传播等其他生殖健康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不具备系统性，有的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不同年龄与性别特征的学生对性健康知识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差异比较大。国内多次关于流行疾病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的生殖健康现状十分令人担忧，高校学生普遍存在生殖健康知识严重匮乏的问题，性传播疾病、生殖道感染发病人数呈上升趋势。
王敏等对武汉市本科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只有1 .3％的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口服避孕药的不良反应，只有1 .8％的学生明确了解紧急避孕药的使用方法，能够正确回答女性最容易妊娠时间的只有一半左右，有 71 .1％的学生明确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尹平等对南京市10942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只有 3.23％的学生了解紧急避孕药的使用方法，12.34％的被调查者了解口服避孕药的不良反应， 77％的学生不太了解甚至一点都不了解避孕知识， 87.95％的学生表示有必要了解避孕节育知识， 91 .93％的大学生表示有必要在大学里开展性生理、性心理、避孕知识、性伦理道德、性传播疾病、紧急避孕和人工流产等相关避孕节育与生殖健康知识的教育，而且有 64％的学生认为这些知识教育适合在大一进校开展。
朱云霞对 930名文科专业的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接受过性知识、艾滋病知识、性病知识和避孕节育知识教育的比例分别为 56.88％、 50.43％、 21 .94％和18.06％。 25.27％的学生对避孕知识完全不了解， 96％的学生认为性教育课非常有必要， 36％的学生表示非常愿意选修性教育课。①从上述众多学者的调查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性健康知识比较匮乏，对性教育需求比较大。
性教育作为一个领域和学科到 20世纪才出现。纵观世界各国（地区）的性教育，起步比较早，做得比较成熟的主要有瑞典、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国家，1955年全国就将性教育规定为必修课，每个年级都有性教育内容的课，其内容多为性生理知识，也有性道德、性价值观等方面； 20世纪下半叶，美国修订了学校性教育大纲，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人类发育：包括生殖、青春期发育等；②人际关系：包括家庭、爱、友谊等；③个人技能：包括价值观、交流、做决定等；④性行为：包括性幻想、手淫、性行为等；⑤性卫生：包括避孕、人工流产、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等；⑥社会和文化：包括性和社会、性和法律、性角色等。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日本的性教育内容在传授性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把性道德教育、性伦理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树立男女平等的正确异性观念，追求男女两性之间的自由与平等。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性教育在我国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20世纪 70年代后期才打破性教育的禁区，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开办性科学讲习班，把性教育引入校园；1989年华南师范大学把“性科学及性教育”列入教学计划，作为选修课。1993年初国家教委制定了“大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提出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试点开设必修课。1996年我国第一个性健康辅修专业在首都师范大学诞生。 2004年山东大学开设全校任选课“大学生性健康修养”，成为我国第一所开设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课程的高校。
在学术界，大部分学者表现出对高校青春健康教育现状的忧虑，认为高校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面临诸多困境：观念更新慢、教育目标不明、教育师资严重不足、教育体系匮乏、教育方法与途径比较单一、理论脱离实际、受教育面窄，无法满足学生需求（周红玲， 2007；邓腊梅， 2017；林小明， 2015；王欢、张军生， 2016），故提出搭建行业—高校联动的管理平台，加强师资库建设，完善教材编制（邓腊梅， 2017）；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发挥同伴教育的力量（林小明， 2015）；编写反面教材，促进大学生自学自助（阮鹏等， 2015）；
构建“家校社”的立体式性教育体系（刘华锦、叶正茂， 2013）
等措施，完善高校性健康教育。
对于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内容，学界共识与争议并存。①三维度论。国内关于性健康教育内容的研究，认为至少包含生物意义上的性健康教育、心理意义上的性健康教育、社会意义上的性健康教育三个层面（徐天， 2017）。
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内容应该包含三个维度，性生理教育、性心理教育和性道德教育（吕敏， 2008）。杨川林等专家提出，在校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内容应包括在校大学生的性法律意识教育、性知识教育和性道德教育三个方面（杨川林等， 2006）。②四维度论。有学者认为青春性健康教育的内容包括性生理教育、性心理教育、性伦理道德教育以及性法律知识教育（周红玲， 2007）。刘红芬等专家认为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应从性生理和性心理方面展开，并重点围绕性道德和性价值观教育进行（刘红芬， 2013）。③五维度论。有学者认为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性生理、性心理、性的社会性、性的道德和法律保护的教育（王进鑫等， 2004）。也有学者指出，高校性健康教育的内容应侧重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性法律、性保健方面的知识，重视严谨的科学性和内容的系统性，将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谭蓓蓓， 2008）。有学者认为，广义的青春性健康教育的内容包括：青春期生理教育、青春期心理保健教育、青春期道德教育、青春期法律教育以及预防性病教育（邓腊梅， 2017）。白一男等专家指出，我国在校大学生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内容具体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性生理与性心理知识的教育，性道德和性法律意识的教育，性病预防与治疗的教育等（白一男等， 2008）。更有学者认为，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是指传播关于性生理、性心理、性的社会文化内涵及维护性健康、预防性疾病等方面的知识，关于爱情、择偶、婚前准备与婚姻调试以及家庭生活等全面而系统的人生科学知识（周红玲， 2007）。④多维度论。沈明泓等专家则指出，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应当关注青少年生理、心理以及精神，构建以性法律和性道德教育为核心，以性生理知识学习为基础，以性历史、性观念、性文化和性审美为教育的主线，以性心理调试教育为重点，注重大学生人格塑造的“知识、道德、法制”教育内容体系（沈明泓， 2011）。
与此同时，学界对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模式进行了不断探索与积累。
有学者建构了当代大学生性道德教育模式：价值引导模式、价值体验模式、感悟建构模式和模式整合（曹红梅， 2015）。
有学者认为，高校的青春健康教育应以学生兴趣和需求为向导，建立系统化、立体化的教育模式（邓腊梅， 2017）。
有学者指出，构建高校、家庭和社会多位一体的大学生性教育模式，使这三方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配合，共同致力于大学生性教育提升（鲁法菊， 2009）。
有学者提出“双网联动”的青春健康教育模式。即利用同伴间人际网络的趋众倾向和互联网“微文化”的即时多向传播，通过“人际网＋互联网”覆盖青年，以“同伴教育＋新媒体教学”引导青年，实现线上线下协同教育、资源共享和信息传播，帮助青年学生实现知识、态度、技能和行为综合提升的教育目标（徐天， 2017）。
有学者归纳出本校高校青春健康教育模式——“四位一体高校青春健康教育”，即融学校传统教育、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同伴教育、社会实践教育于一体，合力推进高校青春健康教育的模式（刘芳， 2018）。
有学者提出“赋权型青春健康教育”模式，在道德观、禁欲、性教育内容、性教育方法等议题上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主张赋权于青少年，使其具有负责任的意识和能力，为高校青春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方刚， 2013）。
有学者基于社会工作视角，以“青春健康同伴行”项目为切入点，探究高校大学生青春健康教育的机制，试图在社会工作专业视角下构建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共同体的高校青春健康教育机制（陈朝阳、周小燕， 2009）。
有学者强烈推荐同伴教育模式在高校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中的优势，认为同伴教育活动可有效地向大学生宣传性安全教育知识，提高大学生对避孕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树立正确性观念（左雅婷等， 2017；金银秀、金锋， 2016）。
亦有学者指出，虽然同伴教育是开展大学生性教育行之有效的方式，但教育内容和效果主要取决于对同伴教育引导员的培养和干预持续时间（连大帅等， 2016）。
此外，同伴教育也暴露出若干缺陷：一是同伴传递知识准确性无保障；二是活动的效果与活动目的偏离；三是活动受众面较小（金银秀、金锋， 2016）。
有学者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采用实践研究，指出小组工作方法提升了大学生的性与生殖方面的认知水平，促进了大学生对健康、积极的性价值观念的思考，帮助他们掌握了一些生活技能，运用小组工作方法进行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是有效的、可行的（夏菲凡， 2016）。
有学者讨论如何将综合性性教育应用于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认为综合性性教育能有效提升参与者对性生理和性心理知识的了解程度，提升其异性交往的技能；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部分参与者的态度变得多元化，部分参与者仍坚持婚前守贞。综合性性教育重视大学生的性权利和赋权的优点，能得到大学生的认同，但该模式在推广中需要和其他性健康教育模式并存，并需要一个包容的社会和校园环境的配合（高万红、刘碧雯， 2017）。
目前，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和需求日益显现，国内大量的相关调查研究数据表明，大学生渴望了解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摆脱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困扰，以增加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国内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存在诸多局限，进一步探究适合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方法与模式，是回应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