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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邪教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它的发展也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邪教是全球新宗教运动的极端产物。二战以来，世界各地相继兴起一批新兴宗教，加之20世纪以来的宗教世俗化浪潮，非传统宗教流派中孳生出一批极端恶种———新生邪教。就中国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空前的社会变革引起了一定的社会矛盾。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局面，某种程度上生成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土壤。当代中国的邪教就是社会转型时期孳生的恶性毒瘤。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邪教组织逐渐壮大起来。20世纪80年代，邪教势力大多在偏远地区活动，90年代新生邪教多以中心城市为基地扩张，进入21世纪，当代邪教势力开始出现国际化的趋势。在我国，明确认定的邪教组织共有14个。
1. 呼喊派
“呼喊派”于1962年由李常受在美国创立；1979年渗入我国；1983年活动已涉及20个省、自治区的360个县、市，蒙骗群众20余万人。近年来，逐步演变出“常受教”“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被立王”“主神教”“能力主”“实际神”又名“东方闪电”“全能神”等派系。
李常受歪曲基督教教义，妄称“基督是我，我也是基督”，把《圣经》中“求告主名”改为“呼喊”，让信徒在聚会时大声呼喊“常受主”，叫嚷要“捣整个基督教的乱”。该组织骨干公开攻击党和政府，叫嚷要“把教会组织起来，与共产党和政府对抗到底”。黑龙江骨干赵维山自封为“能力主”，自称是“耶稣第二次道成肉身显现”，要求信徒聚会时改呼“常受主”为“能力主”，经打击取缔后又演变出“实际神”“全能神”组织。安徽“呼喊派”骨干王永民等人非法成立“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狂称要“打江山，创王权，夺撒旦政权”，该组织煽动信徒抢占教堂和聚会点，围攻殴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哄闹党政机关。“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头子王永民曾组织千余名信徒同时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9个大中城市散发要求人们信奉李常受的《爆炸新闻》等反动宣传品，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一些骨干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奸污妇女、诈骗钱财等违法犯罪活动，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危害。
2. 门徒会
“门徒会”，又称“旷野窄门”。1989年，由陕西耀县农民季三保创立，内部设有总会、大会、分会、小会、小分会、教会、教会点等7级机构。到1995年初，该组织活动已涉及14个省的300多个县，受蒙骗群众35万余人。
季三保歪曲《圣经》，编造所谓“七步灵程”，自称是“神所立的基督”“神的儿子”，可以行神迹奇事：“曾禁食32天，治好过瞎子、瘫子”，使“死人复活”。该组织骨干制造、散布“祷告治病”“赶鬼治病”“学生信主不学也自通”等迷信邪说，致使大量中小学生辍学，许多群众整天“祷告”，放弃生产，变卖家产，准备“升天”，或有病不求医，甚至导致因贻误治病而死亡。一些骨干以“传教”为名，从事拐卖、奸污妇女、诈骗群众钱财等违法犯罪活动。一些骨干公开攻击党和政府，提出要“先夺人心，后夺政权”，煽动闹事，抗拒计划生育，围攻基层党政机关，严重危害了部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
3. 全范围教会
“全范围教会”于1984年由河南镇平县人徐永泽在平顶山创立，最高机构为“全范围议会”，下设7个牧区。1990年，该组织骨干龚圣亮在湖北建立“华南福音使团”（又称“华南教会”）。至1991年时，该组织活动已涉及15个省、自治区的88个县，蒙骗群众数万人。
徐永泽编的《教会基本建造草案》，提出“实现中国文化基督化、全国福音化、教会基督化的国度，与主一同掌权”；谩骂党和政府是“仇敌”“魔鬼”“红衣怪兽”，煽动信徒“与那些执政掌权的恶魔争战”。一些骨干攻击“三自”爱国教会，恐吓、拉拢教徒群众脱离“三自”爱国会，参加该邪教组织。一些骨干散布“世界将到尽头，灾难就要降临”“信主能治病”等谣言，要求信徒每天聚会时号啕大哭，闹得四邻不安。受其影响，许多群众不思生产，一心等待“升天”，一些妇女因长期外出传教，导致家庭不和，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4. 灵灵教
“灵灵教”，又称“属灵教”“灵灵派”。1983年，江苏淮阴县农民华雪和创立。形式较为松散，但有明确分工。至1990年时，该组织活动已涉及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蒙骗群众1.5万余人。
华雪和自称是“第二个耶稣、主基督”，是“主耶稣二次道成肉身降临”，称“淮阴就是耶路撒冷”。该组织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整个人类要毁灭，只有早入‘灵灵教’才能躲过灾难”，致使信徒群众放弃生产，坐等“世界末日”。还散布“凡人身上有病，都是魔鬼缠身，只要将魔鬼赶走，病就会好”，在信徒中大搞赶鬼治病，经常将病人捆绑抽打，不让病人吃药，摧残人身。华雪和等人诡称“多奉献多得平安，多得神家恩典”，骗取群众大量财物。一些骨干在华雪和被劳动教养后，聚集700余名信徒到劳动教养场所闹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组织还煽动信徒反对党和政府，攻击“三自”爱国教会，声称“要用福音治理国家”“要让‘灵灵教’统一天下”。
5. 新约教会
“新约教会”又名“基督灵恩布道团”。1960年，香港女影星梅绮（江端仪）创立，后其女儿张路得继承，在台湾地区传播并建立组织。1964年，该组织另一负责人洪三期在台北高雄县建立新总部和“圣山”。1988年，该组织“石牌教会”负责人左坤另立“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或称“圣灵重建教会”）。目前，该组织活动涉及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梅绮、洪三期、左坤等人均自称“先知”，代表“至高神来执掌王权”，是“神在地上的君”，宣称要“推翻人的国，建立神的国”。他们恶毒攻击我政权是“暴政”、法律是“恶法”，叫嚣要“打倒无神论者”，“拯救在共产主义底下被逼迫人们的灵魂，建立基督的国度”。在其策动支持下，境内骨干到处发展成员、建立组织、非法集会，给部分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危害。
6. 观音法门
“观音法门”于1988年由英籍华人释清海在台湾地区创立，活动涉及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年5月，原“观音法门”骨干许成江另立“圆顿法门”，目前已蔓延到9个省、市的20余个县（市），受蒙骗群众约5000人。其成员依次分为“圆顿”、大弟子、上过山的弟子、授权传法的同修、同修、学生6个等级。
释清海标榜自己是“清海无上师”，等同于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安拉真主等，声称“如果我不是佛，其他任何人再也无法成佛了”，神化自己。她散布攻击、推翻共产党的言论，称“人类是无法接受共产观念的，否则，我们会退回没有文明的时代”。许成江自称为“圆顿圣祖”“现世活佛”，大肆散布“现在地球是魔王统治，末劫就要来临，只有加入‘圆顿法门’，才能免遭劫难”。从1989年开始，“观音法门”组织成员以旅游、探亲、投资办厂为名，频繁派人进入大陆，发展成员，秘密建立活动点。近年来，又多次策动境内信徒出境参加“法会”或培训，回国后进一步发展邪教组织。许成江煽动信徒倾其所有家产“供养”“圆顿”，先后骗取钱财达数百万元，并蛊惑信徒卖掉房子，举家到吉林长白山或黑龙江大兴安岭躲灾、避难，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主神教
“主神教”于1993年由邪教组织“被立王”骨干刘家国创立，活动涉及22个省、市，蒙骗群众万余人。
该组织成员分为“主神”“在上主”“四活物”“七天使”“省权柄”“县权柄”“各级同工”7个等级。刘家国自称“主神”，制造、散布“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只有信奉‘主神’才能得救，要团结在‘主神’周围，最终建立神的王国”等迷信邪说。刘还以“赐神灵”为名，强奸妇女19人；以缴纳奉献粮、奉献款为名，诈骗钱财40余万元人民币。其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影响了部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给受蒙骗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危害。
8. 被立王
“被立王”于1988年由“呼喊派”骨干吴扬明创立。曾一度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活动点500多处，发展信徒数万人。它的组织体系分为“父王”（吴扬明）、“权柄”“代权人”“服权人”“信徒”5个等级，并制定了严格的戒律。
吴扬明歪曲利用《圣经》中“被立”一词，自称“被立王”，宣称“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只有信‘被立王’才能得救；若不信就要受惩罚，遭到屠杀”，以此蛊惑、胁迫群众加入该组织。吴扬明等人恶毒攻击党和政府，声称要在2000年之前“推翻撒旦政权，建立新天新地的神国”。他将《圣经》中的“蒙召”解释为女信徒与他发生性关系，称只有这样才能得救，先后以诱骗和胁迫手段共奸污成年妇女和幼女数十人，仅被查证的就有19人。他还要求信徒缴纳“奉献款”，聚敛钱财数十万元。该组织活动给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很大危害。
9. 统一教
“统一教”全称为“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1954年，美籍朝鲜人文鲜明在韩国釜山创立。近几年来，该组织以投资援助、任职任教、文化交流等为名，派遣人员入境对我国进行渗透活动。同时极力拉拢、发展我出国人员，指使他们回国后广泛传播“统一教”。
文鲜明编造《原理讲论》，否定《圣经》，自称“再临的弥赛亚”，被耶稣选为“后继人”，完成耶稣未完成的使命，建立“统一家庭”“统一世界基督教”，最终统一所有政治制度，建立“地上天国”。该组织规定信徒必须与异性信徒发生两性关系，称此为“洗礼”，由文鲜明为信徒指定婚配，主持跨国大型“集体婚礼”。曾经以“反共胜共”为宗旨，宣称“共产主义这种制度一旦在地球上获胜，将意味着民主和自由世界的失败”，在韩国、美国组织过反共大游行。
10. 三班仆人派
“三班仆人派”由河南镇平县人徐文库（又名徐双富）创立，组织成员分为“大仆人”（又称“大叔”）、“二仆人”（又称“小叔”）、使女、守望、同工、柱石等6个等级，建立较严密的组织体系，活动一度涉及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徐文库借用《圣经》中的称谓，神化自己，自称“大仆人”，信徒将其视为神明。徐及其骨干制造、散布“2000年以前世界有七大灾难，世界末日来到了，耶稣提携信主人上天堂，不信主的人下地狱”“只有‘三班仆人派’才是真理真道”等迷信邪说，宣称“与主同掌王权”。近几年来，徐文库及其骨干以“奉献钱是交给神”等为名，骗取受蒙骗群众大量钱财，并从事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
11. 灵仙真佛宗
“灵仙真佛宗”于1979年由美籍华人卢胜彦创立，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又称“灵仙真舍总堂”）。1988年开始渗入我国，活动曾一度涉及13个省、市。
卢胜彦标榜自己为“活佛”“佛主”，极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曾于1989年多次发表公开演讲，攻击我党和政府，并通过报刊电台向全世界各地播放。该组织还在上海、广州、昆明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委任主持人，向我国偷运、散发大量该组织书籍和宣传品，发展成员，建立组织。
12. 天父的儿女
“天父的儿女”，又称“爱的家庭”，1968年，美国人大卫·摩西·白克在美国创立，后总部迁往瑞士苏黎世。其基本单位为“家庭”，最高机构为“皇室”，大卫任“国皇”。该组织从1980年开始渗入我国，至1984年年底已建立“家庭”l10多个，发展成员190多人。
大卫自称得到“上帝的启示”，神化自己，编造《摩西书信》作为经典，宣扬“世界末日”邪说；要求信徒绝对服从“皇室”，为“主”弃一切，奉献所有财产和肉体。大卫等人还攻击一切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诬蔑“共产主义最后会导致一场巨大的核战争”，宣称“上帝的爱即是性爱”，指使信徒“调情钓鱼”，即用类似卖淫的方法发展信徒，募捐经费；在“家庭”中实行群居、滥交，甚至提倡儿童性行为。受其影响，境内大多数成员有流氓行为，乱搞两性关系，有的成为流氓犯罪分子，给社会治安带来危害。
13. 达米宣教会
“达米宣教会”1988年，由韩国人李长林创立，最高机构为“达米宣教会世界总本部”。1992年初传入我国，活动一度涉及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该组织以宣扬“末世论”为宗旨，宣称“1992年10月28日23时是‘世界末日’的开始，届时加入该组织的人将随复活的耶稣一起‘升天’，不信其说教的人将在而后的7年‘大劫难’中受苦，在1999年受到耶稣的审判”。自1992年以来，该组织频繁派人入境，发展成员，建立组织，非法印制、散发大量宣扬“末日论”的宣传品，并指使境内骨干煽动、组织受蒙骗群众搞集体“升天”活动。仅在吉林省就建立聚会点60多处，发展骨干400余人，蒙骗群众4000余人，煽动、组织1200名受蒙骗群众变卖家产，放弃生产参加“升天”活动，甚至准备集体自杀，严重危害了当地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受蒙骗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
“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现名“以利亚十诫石国韩农复救会”。1980年由韩国人朴鸣呼创立，组织成员分为上帝、天使、总务、片长、所长5个等级。1993年传入我国，活动涉及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山东、河南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朴鸣呼自称是最后的先知“以利亚”，要求信徒将其作为“石仙”加以崇拜，称其组织为“石国”，并制定了宪法、国旗、国歌，宣称“2000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1997年9月30日朴鸣呼将作为上帝屹立于世界”，并叫嚷“要打碎灭绝一切国”。该组织投入大量资金，对我国进行渗透活动，先后在各地建立了20多处聚会点、联络点，并租地建立8处“石国”聚居村，唆使600多名受蒙骗群众变卖家产，举家移居，共同生活。在“石国”聚居村内，要求他们断绝与外界联系，集中学习邪教教义，不得读报、看电视、听广播，做到“绝对服从朴鸣呼，完成在中国建立石国体制、搞垮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历史使命”。受其蛊惑，东北三省等地的千余名朝鲜族、汉族群众加入了该组织，不少人变卖所有家产，举家到“石国”居住，严重危害了受蒙骗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及方式也明显增多。一些人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迷惘和混乱，甚至有少数人出现了信仰危机，希望寻求精神寄托，这就使邪教活动有了可乘之机。邪教及一些冒用宗教或其他名义的非法组织仍在暗中传播，秘密活动，危害社会。在城市、农村，特别是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部分家庭贫困、身体病弱、文化素质较低、迷信思想严重的农民群众很容易受到蛊惑，误入邪教。此外，境外的邪教组织对我国进行各种渗透，亦是我们防范和治理邪教的重点。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历史背景，当代中国邪教的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2年，即20世纪80年代前后，境外邪教渗透传入，境内邪教滋生蔓延。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的改革起步于农村，实行农业联产承包制，农民已演变成经济利益各自独立的不同群体，农民对现代社会实行的法制与经济手段适应性较差；基层权力的弱化，使境内邪教势力趁机死灰复燃。特别是偏远山区，迷信、巫术文化传统久远，社会土壤深厚，给各种邪教势力的滋生发展以可乘之机。
据治安部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邪教组织每年以10％～30％的速度增加。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都有邪教组织活动。其中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等省邪教势力较为猖獗。其势力活跃的地区主要是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传统迷信文化色彩浓厚的农村和偏远山区。这一阶段，危害最大的邪教组织是土生土长的“门徒会”。
第二阶段，1992—2003年，“功法”型邪教孳生膨胀，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毒瘤。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变革的主战场转向城市。整个社会步入巨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变革，必然引起利益格局关系的调整，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国有企业产业结构重组，大批国企职工分离下岗，城市弱势群体扩大。医疗体制改革出台，退休养老基金改制，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远远不完善，老年群体地位下滑。单位功能的退化，社会流动的增加，政府直接控制的手段弱化，个人自由度增加。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矛盾加剧。
价值观的窘困与情感的冲突，形成过渡时期社会心理的无所适从和抑郁沮丧。某种程度上“善”发育不良，“恶”畸形膨胀使极少数野心家趁东方宗教文化神秘主义在世界兴起、气功健身热浪席卷全国之时，假借气功与宗教的名义，自我神化，制造邪教新种，孳蔓成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城市相继掀起以“特异功能”为旗号的气功浪潮。这股气功热浪打着“人体科学”的旗帜，将气功神秘化、巫术化。一时间，各种气功大师纷纷出山，声称修炼本门气功，可以诱发人体特异功能，可以透视遥感、呼风唤雨、预知一切。他们自我神化，蛊惑人心，借传功收徒，大肆敛财。社会转型时期，孤立无助的弱势群体、精神迷茫的失落人群，试图从神秘主义的信仰中，寻找精神寄托或超能力的解脱，成为邪教势力诱惑蒙骗的主要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