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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有人建议，应将杨杰将军的故居，作为重点历史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而主持会议的单位，最终以杨杰“知名度不高”为由，不予考虑。后经与会专家力争，才又列入。
这件事，使我深受感触。杨杰将军去世60多年了。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学家、历史文化名人的杨杰将军，曾被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称为“战略专家”，被英国国防大臣称为“军学泰斗”，其在军事理论上的成就，亦被收入《世界名人大辞典》的《中国现代军事辞典》中，我们研究不够、宣传不够，且又无展览馆或故居陈列室之类的实物展示，致使今天的中青年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杨杰将军的事迹知之甚少，不甚明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虽曾发表出版过一些有关研究杨杰将军的著述论文和纪念文章；云南省亦曾在1989年举办过“纪念杨杰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但是，总的来说，对于杨杰将军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且60多年来，杨杰将军的著作、论文，都未重印过，也未出版过杨杰将军的文集。许多人不了解杨杰，是情有可原的。
2009年年底，在民革云南省委举办的杨杰将军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我与杨杰将军之孙女杨德芬女士（云南省政协六、七、八、九届委员，云南省“纪念杨杰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筹备委员会委员）相遇，谈及杨杰将军的众多著述，今已很难见到，颇感遗憾。杨德芬女士当即慨然允诺，愿意筹资编辑、出版《杨杰将军文集》（本书原名——《大家文丛》编者注）。此意愿得到其丈夫邹同礼先生、女儿邹炀女士及女婿亨德森·杨博士（云南亨德森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德籍华人、著名教育家）的大力支持。之后，他们邀约了在云南亨德森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的严则敬先生（原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主持其事。严则敬先生与杨杰将军既有同乡之情（云南大理），又有同族之谊（白族），十分崇敬杨杰将军，故欣然应允。他们组织了一批力量，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编辑完成了这部文集。杨德芬女士、严则敬先生热情邀约我为文集写一序言，盛情难却，义不容辞。但是，写什么，怎么写，一时难以拿定主意。后经考虑选择了一个角度，即从“南杨北蒋”——杨杰与蒋方震比较研究的角度，进行说明和阐述，也许有助于加深对杨杰将军的认识和理解。
在近代中国军事史上，早有所谓“南杨北蒋”之说。在1943年，胜利出版社出版杨杰编撰之《孙武子》一书，介绍杨杰时就说：“先生（指杨杰）与海宁蒋百里先生，并为我国当代兵学权威及军事理论家。”将两人并列，故称“南杨北蒋”。其实，杨杰（云南人）、蒋方震（浙江人）都是南方人，不过蒋方震曾活跃于北方，担任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固有“北蒋”之说。更重要的是：杨、蒋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学权威，在军事理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而且爱国精神可嘉，是这一时期影响很大，颇有代表性的军事学家，堪称双绝。从两人的比较中，可以进一步看出两人的特点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先谈蒋方震。
蒋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笔名飞生，浙江海宁人。幼年就学于蒋氏私塾，记忆力极强。17岁时中秀才，是一个“天才洋溢的神童”。1901年留学日本，先入成城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成绩优异，毕业时是步兵科第一名，与同班同学蔡锷、张孝准三人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蒋方震与蒋尊簋亦同班，又同为浙江人，被他们的同乡，著名学者章太炎誉之为“浙江二蒋，倾国倾城”。1903年，蒋方震曾在日本东京主编《浙江潮》杂志，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开辛亥革命各省留学生创办革命刊物之先河。
1906年蒋方震回国，在东北任督练公所总参议，旋又赴德国考察军事。1910年回国后，先在禁卫军中任管带，后又去东北续任督练公所总参议。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旋又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任保定军校校长一职，为时虽不长，却影响深远。而他赴京请款无着，迫而自杀（未遂），更振奋了保定师生的奋发精神，几乎被认为是保定军校的唯一校长。
1916年，蒋方震为反对袁世凯帝制而南下。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四川督军蔡锷因病请假东渡日本治疗，拟以蒋任四川督军署参谋长兼代督军，蒋婉言辞谢，乃扶蔡去日就医。1917年，蒋任总统府顾问；1918年，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1920年回国。1925年，一度出任直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志不同道不合而去。1927年以后，蒋出任蒋介石之军事顾问、高等顾问。1936年随蒋介石去西安，西安事变亦被囚，很快获释。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组建国防研究所，搜集战时情报；1938年初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同年底因病去世，享年56岁。蒋方震逝世后，国民政府下令追赠为陆军上将。
蒋方震有代表作《国防论》，出版于1937年。去世后，后人编辑有《蒋百里全集》。
再谈杨杰。
杨杰（1889—1949年），字耿光，云南大理人。1905年考入云南武备学堂，次年选送到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1907年又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杨杰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毕业回国，投身辛亥革命，被任为沪军威武军第二营营长，旋任团长。后回贵州、云南续任团长、旅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骑兵科科长等。反袁护国战争开始后，杨任护国第三军第五支队长、第一纵队司令、护国第四军参谋长。1917年调任北京总统府军事咨议兼陆军部顾问，不久回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任教官。1921年再次东渡日本，任日本陆军留学生的监督，但他竟以中校身份，自费考入陆军大学，苦读、钻研，取得了很大成就，开始享有战略、战术家称号。
1924年冬，杨杰毕业回国，先任西北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后赴广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师长、副军长、军长。北伐战争开始后，杨杰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深得蒋介石信任；1930年任总参谋长，1932年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1933—1934年间，赴欧洲20多个国家考察，回国后任陆军大学教育长，1935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晋升陆军上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杨被任命为赴苏联军事考察团团长，次年任驻苏大使，对争取中苏友好，争取苏联支援我国抗日军事物资做出了贡献。后因与蒋介石在政见上发生分歧，于1944年被免职。回国后在重庆讲学，从事军事学术研究。
1945年，杨在重庆与谭平山、陈铭枢等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参与并领导反对蒋介石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成立，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民革”西南执行部。此后，杨杰积极从事反蒋活动，并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为蒋介石所嫉恨。1949年，中共中央电邀杨杰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尚未与会，同年9月19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享年60岁。杨杰遇害后，中共中央极为震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临时提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家属致唁。政协筹备会副主任周恩来向全体代表报告到会人数时，特别强调：“特许列名缺席代表中的杨杰将军，已不幸于本月十九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逝世。”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杨杰一生军事著述甚多，惜至今未能成集出版。今杨德芬、邹同礼夫妇，严则敬先生等筹划、组织，并由杨杰将军的曾孙女邹炀及其丈夫亨德森·杨博士所创办的云南亨德森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即将出版《杨杰将军文集》，乃是值得颂扬的一件大事。
杨杰众多的军事著作，以1943年出版的《国防新论》为其代表。
杨杰与蒋方震作为近代中国的军事学家，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作为军事学家、军事理论家，在中华民族危机十分尖锐的形势下，他们都提出以“国防”为中心的军事理论，使他们的军事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蒋方震的代表作《国防论》，是蒋氏将其历年有关国防问题的主要论著编辑而成，计七篇十九章（讲），约15万字，出版于1937年春天。这部论著被誉为“民国时期国防思想的奠基石”。该书在扉页上赫然醒目地写着一行字：“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蒋氏提出的“总体国防思想”，认为：“二十世纪之国防责任，乃不在精练之兵，而在健全之民”；“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一定短时间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现代战争非单纯兵力之战争，乃是全体民族之战争”。战争包括武力、经济、宣传三个部分，是一个具有国力、武力、兵力三个层次的概念，因而需要从力、物、组织三方面入手，形成综合军备，这样才可能具有强大的国防。
蒋氏还提出了国防经济建设的若干原则，包括“生产国防建设”、立足本国、农业要自足、军事工业与国防交通之合理布局等。
《国防论》问世于卢沟桥事变前夕，该书对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前途，也作了回答。他“肯定地说，只要找到恢复我们民族的真实本领，中国一定会再度强盛起来”。
杨杰的军事学著作较多，而以《国防新论》为代表。从书名上看，显然是继蒋方震之《国防论》而来，并有所发挥和发展，故称之为“新论”。《国防新论》出版于1943年春，半年之内，续出三版，成为抗日大后方普及国防教育的重要著作。
《国防新论》分为国防认识论（“战争与国防”）、国防本体论（“近代国防的型式及其组织”）、国防方法论（“如何建设中国国防”）三篇，从理论、方法到国防建设的实际问题，都给予精彩的论述。杨杰认为：“国防是人类所同具的安全感觉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竞争生存的经验集结而成的武库。”国防的意义，“不仅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的领土主权，社会的安宁秩序，并且是推行国策、发挥国家机能的有力杠杆”。杨杰认为，国防建设有三要素：人、物和混合的要素；国防力量应有四面体：经济、技术、军事和外交。他在论述军事与国防关系时，强调要建设现代的人民国防。
杨杰十分注意国防建设的大环境、大背景，他说：“国防新论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社会主义业已抬头的今天，它所反映的是农业机械化和工业电气化的时代。”提出要用两化作为今后国防建设的主要目标，把国家建设成为工农机械化的新中国。为此，杨杰建议：“国防的重心是发展民族工业；完成中国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是实现农业国家的工业化。”
杨杰在稍后的《军事与国防》及其他论著中，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国防”为中心的军事思想。
第二，重视军事教育与军事理论研究，成为他们共同的又一特色。
蒋方震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和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这两所学校，在当时的中国，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军事学校，培养了不少风云一时的军事将领。蒋方震出任保定军校校长后，为军校的建设殚精竭虑，苦心钻研军事理论，表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他对学生要求很严，任事三个月，即举办了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等各种检阅，整肃学校面貌。后因学校费用无着，困难重重，他为履行自己的诺言，愤而开枪自杀，幸未中要害。这一事实反映了他强烈的责任心、事业心。
1938年，蒋方震又继杨杰之后，主持陆军大学。这时，日寇大举进攻华中，蒋氏走马上任，旋即从武汉撤退。即使在兵荒马乱之际，他仍在准备给陆大讲演“参谋官之品格”“知与能”两个题目。到达桂林时又发表十点国事意见，直到行至宜山病逝，才算结束了他的劳累。
蒋方震的一生与军事学堂相伴，以军事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为己任。
杨杰先后两次进入日本陆军院校学习，又前后主持陆军大学达六年之久。他要求陆大培养的人才应具有“救国之鉴识，御外侮之本能”，“是在求智能兼备之士，同时亦希望统帅人格之树立”。他提出：“学术是办事的工具，品德是做人的基本。”陆大在杨杰的主持之下，组织规模、教学规模日臻完善，每年招收正规班一期，每期百人。1934年又招收特别班二期，并开办参谋补习班、函授班、兵学研究院。
在提高学院军事素质的同时，杨杰还特别注意学员“人格”的培养。“换言之，就是要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然后才有责任心和义务心，然后才能为国家民族效力，而完成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
杨杰对军事学术和军事理论的研究是不遗余力的，其遗著超过百万字之多。
正因为蒋、杨在军事教育、军事学术方面的贡献，两人都曾获得过“军学泰斗”“杰出军事人才”“战略专家”“军事理论家”“兵学权威”等称号或颂词。
第三，以救亡、爱国为己任，这是他们作为军事学家的可贵之处。
20世纪前半期，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蒋方震、杨杰作为军事学家，以救亡、爱国为己任。他们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为民族自卫、抗敌御侮而研究国防理论，创立国防军事学，设计国防军事方略，并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救亡、爱国的斗争中去。
蒋方震国防思想的形成，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民族斗争进程息息相关。他的国防思想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着眼于民族的未来。他在1937年初出版的《国防论》及其有关论著中，明确告诉国人，尽管危机严重，但“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最终中华民族是有胜利希望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他毅然代理陆大校长，培养军事人才，为抗日尽力；而对投降派的活动，他坚持两句老话“千言万语，只是不能跟他们（日本侵略者）讲和”；“千言万语，中国是有办法的！”不幸的是，在抗日战争的途中，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未能看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杨杰的国防思想，继承并发展了蒋方震的学说。他认为，当今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为了民族复兴，必须建设强大国防；国防建设是一个国家全体性建设，应鼓励人民群众参加国防建设，实行“人民的国防”；而所谓国防政治，也就是“人民的政治”。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亡和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危机形势，杨杰大声疾呼“中国必胜”。他说：“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我尽量利用空间争取时间，逐步消弱敌人，使我转弱为强，最后战胜敌人。”只要不妥协，坚持斗争，“必可使侵我之敌寇，尽入网罗，则最后胜利，舍我其谁？”抗日之初，杨杰出任驻苏大使期间，在尽力争取苏联对我抗战帮助支持上做出了贡献。
而在抗战后期及抗战以后，面对着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杨杰积极投入了反蒋民主运动，并为此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蒋方震与杨杰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在各自的境遇中所作的种种努力，确立了他们近代中国历史上以及中国军事史上应有的地位。
蒋方震与杨杰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他们各自的背景、经历、修养和思想认识还是存在某种不同的差别。这些差别形成了他们各自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的差别或特点，大体上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他们虽然都是军事学家，但不是或不完全是军事指挥员或统帅，他们在军事指挥方面多半处于幕僚、参谋的地位。这种长期没有处于直接指挥者地位的军事生涯使他们获得“学院派军事家”之称。
但是，杨杰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实践经历要比蒋方震为多，因此在现代军事史上杨杰更值得注意。
蒋方震行动稳健，性格中和，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军事家、学术家和军事教育家，然而一生都未曾担任实际的军事指挥职务（1929年，蒋介石虽曾打算任命蒋方震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却为蒋婉言谢绝），亦未直接参与战争中的军事行动。
杨杰性情直率，自视较高，除进行军事学术和军事教育以外，曾担任过实际军职，并指挥过具体的军事行动，如1913年在贵州担任团长时，曾以少胜多，击败杨荩诚所部，显示了军事指挥才能，并晋升为旅长。护国战争中，担任过纵队司令，多次取胜。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屡立战功。后来，杨杰还任过总参谋长、宁镇澄淞四路要塞总司令、炮兵集团指挥官等军事指挥职务，都有较突出的表现。
应该说，杨杰这种虽不很长但实有之军事指挥生涯是蒋方震未曾有过的。
第二，蒋、杨二人都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杨明显地继承了蒋的以国防思想为中心的军事理论，然而杨没有受蒋的思想束缚，对国防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蒋方震的国防思想，着眼于救亡图存，为民国时期国家国防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杨杰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的前提下，其军事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的是杨杰把国防与工业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相联系，提出了“人民国防”“人民战争”的思想。他说：“由军人的战争到人民的战争，由军人的国防到人民的国防，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野。而真正的人民国防，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组织的特色。‘人民’，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是新社会的创造者和支配者。”显然，杨杰的军事思想，除了“国防”以外，更赋予“人民”“民主”的内容，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军事学术著作方面，杨杰无论在数量以及论述的广泛性方面，也在蒋氏之上。
通过“南杨北蒋”之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蒋、杨在近代军事史上之地位及不完全相同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对蒋、杨的认识和评价。
我们还要说明的是：蒋、杨同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学家。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似乎蒋方震（百里）的知名度更高。这是为什么？其实，杨杰与蒋方震是可以媲美的，杨并不亚于蒋。蒋的知名度更高，则有其他的原因。第一，蒋方震的活动，更接近于中枢。他无论对北京政权或南京政权中枢的接近和信任，都超过了杨，因此蒋的活动和信息，经常见诸各种报端和出版物。第二，蒋方震是浙江人，蒋介石也是浙江人，加上民国时期浙江出的名人更多，因而对蒋方震的宣传和赞扬也更多。第三，蒋方震的著作其数量虽不及杨杰，却出版机会更多，而且台湾方面早已出版了《蒋百里文集》，这对于了解蒋的成就是有帮助的；而杨杰的著作相当难找，在今天以前，既无“选集”“文集”出版，更无“全集”问世，这不利于对杨杰的认识。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关于蒋方震的传记著作，也出版了多种，其中包括学术大家陶菊隐的《蒋百里传》、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等，而且大多是中央级出版社出版，所以对宣传蒋方震是很有益处的。
相比之下，我们对杨杰的研究和宣传都很不够，传记著作仅在云南出版了一部，而且发行量有限。这样杨杰的知名度自然就难以上升了。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对出版《杨杰将军文集》抱有很大的希望，更希望有较多的杨杰的研究成果问世。这对于宣传杨杰，宣传云南历史文化名人，建设文化强省，都是很有好处的。
2010年11月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