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海里面要是没有波澜，海水就会腐臭”。这句话是很平常的事实，也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我常常这样想：战争这东西，就是茫茫人海中的风波。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激烈的代谢作用，把旧的变成新的，新的变得更新。没有战争，人类的社会生活就要发酵，霉烂，永远停滞在一个阶段，不能前进。就是说，没有战争世界还是要进化的，那么进化的速度，一定很慢。这话很不容易令人相信，因为它还有几分近于空论；人类是理智的动物，同时，人类却最不喜欢空洞的理论。一切事物，都要等到有铁一般的事实摆在当前，才能够取信于人。
当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协约国方面发明了一种秘密武器——坦克车，想仗着这种武器把德军击破。可是关于坦克车的秘密，德国的女间谍博士姑娘老早就得到详细的报告，她把图样交给一位跟随她的技术顾问去研究，技术顾问告诉她：这种车辆像铁甲车一样，供后方运输是可以的，在前线重炮和炸弹轰击之下，并没有什么用处。他的结论是：“就军事观点而论，坦克车是毫无价值的。”
等到坦克车第一次出现于坎勃莱（Cambrai）战场，德军望风披靡，吃了一次败仗；坦克车威力之大，连试用的技术家，自己都不相信。假使那位德国的技术专家聪明一点，看见图样就大吃一惊，送请军事当局思患预防，或者令兵工厂赶快仿造，拿上前线去，岂不更好？然而不能。人类的思想总是落在事实后面的，坦克车的样式已经改变过许多次了，世界上才有爱曼斯贝格（Eimannsberger）一流的坦克战争理论家出现。
每一次战争，都告诉我们许多新鲜的东西：战争在另一方面又证明人类在有些地方是愚妄得可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一般批评家总说是协约国方面的经济封锁成了功，德国因为弄不到东西吃而战败了。因此，大家便把视线集中到经济上。资源缺乏的国家，为了准备战争，便拼命地蓄积物资，抢夺资源，把战争的性质变成了资源争夺战。军事预言家推断战争，千篇一律地把经济力量作为决胜负的唯一因素，以为战争是打经济，谁的经济力量大，谁就一定得胜。经济力量雄厚的国家，也就因为根子硬后劲足而骄傲起来，以为最后胜利必属于我。那（哪）晓得天道无私，战争之神也是最公道不过的，协约国方面占了一次经济力量的便宜，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想用经济力量决胜；德国吃了一次经济力量的亏，她便戒慎恐惧，竭力避免再上经济力量的当。打起仗来，她又懂得“兼弱攻昧”的战理，绝对不同敌人硬碰硬的。英法方面依仗着经济力量的优越，想同德国进行持久战，所以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对德宣战之后，有些人说德国兵在法国边境用法国话向法军广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法国军队在一个气球上挂着一面旗子，上面也写着这样的话。双方严阵以待；直等到德国军队把波兰消灭了，还没有认真地战斗过。可是当希特拉转兵西向，拿出全副力量向法国猛扑的时候，英法两国的同盟军连招架都招架不住，不到五个星期，法国就要求停战了。以经济力量作（做）基础的法国持久战的战略，竟成了阿奇里斯
（Achilles）之踵。
人的眼睛是顶势利不过的。看见世界上一等强国的法兰西屈降了，便说法国不行；看见建筑了十四年才完成的新加坡军港打了七天就陷落了，便说要塞无用。在战争之前，却听不到法国不强或新加坡不固的话。德国军队以破竹之势进迫莫斯科，许多人都替苏联捏一把冷汗；刚刚听到德国百万大军向西撤退的消息，立刻便说：“希特拉这回怕要完了。”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的时节，这个说“日本是轴心集团中最弱的一环”；那个说，“日本海军不堪英美联合舰队的一击”；以至香港、马尼拉、马来、星洲相继失陷，南洋震动，印缅告急，日军处处得势，英美着着失败，观察家的眼睛都昏花了，嘴巴自然会歪在强者的一边。我们的视线要是老跟着交战国的刀尖走，我们将永远被目前细微末节的事实所迷惑，永远把捉不住躲藏在当面的事实背后的基本原理。好比唱戏一样，前台虽然热闹，门道则尽在后台，与其肤肤浅浅地谈论某一战役的利害得失，倒不如更进一步去研究现代国家的国防组织和国防型式。
列强只知道在扩充军备，制造飞机坦克大炮巨舰上努力，在蓄积军火开发资源上做功夫，注意到国防组织之重要性的国家委实不多。可以说先知先觉者是苏联，迎头赶上的是德国，急起直追的是日本，有资格做配角的是意大利。这几个国家的国防组织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全体性的，就范围来说，包括着国民生活、生产的各个部门，可以名之曰“全体总动员的国防型”；第二，是注重平时的，就时间来说，平时即是战时，随时可以动员，随时可以应战，可以名之曰“战时体制的国防型”。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她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也是她的敌人。她的敌人既多，又随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要防范资本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进攻，以求生存独立，不能不有强大的军备；要积极的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世界革命政策，更不能不有强大的军备。所以苏联的三次五年计划，都是国防建设计划；苏联的国家组织，也是国防组织。国家的生产计划是一个，国民的生活目的也是一个。因为她对于国防组织着手得早，占着时效上的优势，所以基础稳固，纳粹德国虽以雷霆万钧之力向她冲击，并不能把她击破。她不但抵抗得住纳粹德国的进攻，而且还准备实行大规模的反攻，就是由于她的国防组织严密，富于弹性和韧性。
日耳曼民族本来有好战的天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吃了一次败仗，引为奇耻大辱，一心一意只想复仇。再加上希特拉的煽动和领导，把国民的战斗情绪燃烧起来，一听说战争，就像是发了疯。一声“重整军备”，不到五年便造成了拥有万余架飞机的大空军，拥有二万余辆坦克的装甲兵团，编练成技术优越装备优越的几百万现代化陆军。在平时已经把战时的工作准备得妥妥当当，动员令一下，立刻就能够出动大兵向敌人进攻。她的动作最整齐，又最迅速，又最严密，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两年之间便席卷欧洲，消灭了十四个独立国。她为什么这样厉害呢？因为她所发动的战争是闪电式的全体性战争，她所建设的国防是全体性国防。
日本因为军阀专横，发动“九一八”事变闹出一场大祸，惹起国际的指责与攻击，把中国东北四省的领土占领了，造成一个伪“满洲国”，既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外交上又陷于孤立，弄得骑虎难下，只好一不做二不休地蛮干到底。“七七”以后，中国奋起抵抗，本来打算三个月就要结束的中国事件，打了三四年还没有打出一个结果。议会反对战争，人民厌恶战争，因为受着国家观念的支配，不能不迁就军阀所造成的事实，明知道是火坑，也没有法子不跳。近卫三次组阁，都说是要结束中日战争；中间平沼、阿部、米内等人也抱着结束中日战争的决心出来组团（阁），都因为结束不了战争而倒台。眼看祸事越闯越大，泥脚越陷越深，军阀们明知道战争不是短期间可以结束的，又何必拿结束战争做幌子呢？大政翼赞同盟把大多数反对战争的议员变成了支持战争的工具，军部还以为政府的组织不适合战争的要求，仍需使它调整，使它强化。东条上了台，把日本政府彻头彻脑地法西斯化，实现了所谓“战时体制”。一切都要服从战争，现状维持派再想维持现状也不可能了。东条的意志就是国民的意志，他要南进就南进，要北进就北进，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打成一片，政党政治仅仅剩了一块招牌。因此东条毅然决然发动太平洋战争，杀出一条血路，打开了七七事变以来的僵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得到的初步胜利，就是国防组织型式的胜利。
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莫索里尼上台之后，就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把整个的国家逐步武装起来，造成一种战时体制。可惜她的资源缺乏，战争的潜在力量太薄弱了，兵工业的生产力不能适合黑衣宰相整军经武的要求，不能够和列强竞争。有广大的后备军，因为没有武器，无法编制为现代化的军队。虽然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较潦倒一点，没有她的伙伴的风头健；若论起国防的组织上，也并不算落后。要不是意大利的政治机构健全，莫索里尼在希腊北非的失败以及大兰多之役的海军几乎全部覆灭，他也许老早就塌台了。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向我们提出的经济问题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的是：任凭你万事具（俱）备了，如果根本忽略了国防组织问题，或虽然注意了，但是注意的程度不够，也是无法应付现代的战争的。
民主国家在战时最显著的缺点，第一个就是组织松，动作慢。法国和德国打了半年，还没有觉察到自己组织上的毛病，直到战争失败到无法救药的地步，才去倒阁换将，达拉第换成雷诺，甘茂林换成魏刚；人是变了，组织则“仍旧贯”。于是，法国完了。
英国打了败仗，张伯伦跟着倒台。邱吉尔出来组阁，力持危局，仗着他的老谋深算，毕竟把希特拉袭击英伦的难关渡过了。太平洋战争之幕一开，又接二连三地吃了日本的亏，国民忍不住要质问政府：“战争为什么打得这样糟？”邱吉尔于申辩之余，只好要求议院投信任票。过了几天，新加坡又完了，躲藏在布勒斯特（Brest）的德国舰队也突破英国海军的封锁线逃跑了，国民莫名其妙，只好再问政府：“战争为什么打得这样糟？”舆论也攻击政府，认为有调整机构的必要，邱吉尔只好尊重民意，改组内阁。如果再打败仗的话，邱吉尔就要穷于应付了。
反转来看一看，苏联、德国、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都打过败仗，为什么史太林、希特拉、莫索里尼这些政治领袖不请求人民投信任票，而人民也不要求改组政府呢？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作两方面来看：第一，苏德等国的政治体制在平常时期已经战争化了，战争的失败与政治体制无关，自然用不着改组政府；英法等国的政治体制本身不适合战争的要求，一打仗就发生了毛病，当然非改组不可，这种改组是进步的，越改越好，直到变成战时体制而后已。第二，苏德等国的政府统制力强，人民信赖政府的程度深；统制力强，人民纵想改组政府也不可能；人民深切信赖政府，政府对于战争的措置偶或失当，人民也能够体谅政府当局，不愿意攻击政府，增加作战的困难。英法等国的政府统制力量薄弱，人民拥挤（护）政府的情绪不高，战争打得好，就让它继续打下去；战争打不好，足见政府无能，就请政治领袖下台，另外请一位高明的来干。如果不分皂白地换下去，结果就会弄得一团糟糕。
胜败乃兵家之常，一个政府要是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打败仗被人民推翻或者改组，那么这个政府本身之不健全可想而知，政府既不健全，战争的能力是小而又小的。
因此，我们要估计一个国家的强弱，专门根据人口、物资的多寡以及生产力的大小来判断，已经是落伍的不适用的方法了。人口、物资、生产能力的质量是一回事，加入到国防组织能够在战争上发生作用的人口、物资、生产能力的质量又是一回事。人口多、物资富、生产力强，要统统加入国防组织，国才能强，战才能胜；否则人虽多，物虽富，生产力虽强，适足以资敌耳，不足为贵。法国、比利时、波兰等国的人力、物力、生产力不是在替德国军队制造军火吗？日本轰炸美国太平洋舰队和海军根据地不是还使用着美国制造的飞机炸弹吗？
老实说，爱自由的法国人已经完了，且不必说；就连英国人的绅士派头，美国人的发财主义也都不合时宜，需要改变作风了。苏联的兵工厂为苏联制造军火是无条件的；德国的兵工厂也是在政府强力统治之下从事生产的；日本天天苦（哭）穷，打起仗来反而陆军、海军、空军，一样也不弱；英美军需工业生产力之强甲于世界，打起仗来却捉襟见肘，飞机不够，坦克不够，军舰不够，一切都感觉到不够，以堂堂皇皇的两大海军国，不得不望洋兴叹，把太平洋的制海权拱手让人。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其实，原因却非常简单，日本的加紧生产，目的在备战；英美的加紧生产，目的则在赚钱；前者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为的是遂行国策；后者是无计划的，自由经营的，为的是扩张营业。所以日本的人力、物力、生产力虽小，而国防型则很大；英美的人力、物力、生产力虽大，而国防型却很小。国防型大，则国强；国防型小，则国弱。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民族，不管是爱好战争，企图打破现状；不管是爱好和平，企图保持现状，都应该集中一切力量，加强国防组织，把军事、政治、生产、参谋、交通、文化都归纳到国防组织里面，完成国家总动员的战时体制。侵略者不这样干，便没有力量打破现状，扩张领土；被侵略者不这样干，便没有力量抵抗侵略，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
例外的事情也有，除非是战争的思想消灭，侵略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时候。假使你以为望梅难以止渴，那么我们还是来研究现现实实的国防组织问题罢！
地球上的土地，没有一尺一寸没有主人。全世界的领土已经分割完了，现代以及今后的战争，是领土掠夺和领土再分割的战争。法国人说，法国的领土，要法国人的血来保护，仅仅说明了战争的一半。其实，已有领土的“有”的国家，固然需要用血来保护它；没有领土或领土不够的“无”的国家，要想满足掠夺领土、扩展领土的企图，也是非采取“流血”手段不可的。
在全体性战争思想笼罩全世界的今天，每一个国民都有为战争而流血的机会。不过，流血机会最多的，仍然是直接参加战争的武装战斗员。国防组织虽然随着战争的要求而复杂化、全体化了，军事组织仍旧是国防组织的中心。
军事组织是国家民族生存独立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它的性质被国家的环境和国策决定着。一个不满现状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她们为了要向外发展，必须经常地准备着强大的军队，一有适当的机会，便向邻国实行突袭，这种军事组织的性质，是“攻击”性质。相反的，有吃有喝的国家，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防范敌性国家的侵袭，也必须经常地准备着相当强大的军队，这种军事组织的性质，是“防御”性的。像苏联那样的国家，既要防范敌国的进攻，又要准备随时援助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的弱小民族，逐步完成她的世界革命政策，她虽然也经常保持着非常强大的军队，在组织上却是与众不同，它带着攻击、防御的二重性。
军事组织的内容，决定于一国的科学程度和生产技术。一种新兵器的出现，必然地影响到军事组织。飞机、坦克发明，引起了军事组织的大变革。从这一点，我们不难认识军事组织和兵器的关系是怎样的密切。科学进步的国家和科学落后的国家，在军事组织上有着天渊之别。就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列强军事组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的军事组织也悬殊得不能相提并论。意阿战争中，阿比西尼亚的军事组织是使用步枪和少数机关枪的步兵，意大利则是摩托化的空军、坦克车队和流动炮兵。我们中国的军队，在抗战初期，还有一些应征入伍的新兵没有看见过坦克车，把烟幕当作（做）毒气，可是坦克和化学部队在现代的军事组织中，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了。
由于空军的重要性一天一天地增加，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扩大空军的组织；同时，为了防御敌国空军的袭击，除了以空军对付空军，以轰炸答复轰炸的方法外，在军事组织上又增加了一种陆上防空军。由于化学战的流行和细菌战的无法避免，在军事上便有了化学部队的组织，前线和后方都增加了防毒的设备。为了要打击敌人的精神，动摇敌人的意志，无线电台也加入了军事机构，为了要鼓舞士气，振作人心，慰劳团和政治部也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它们都是军事组织中的一部。从前所没有的东西，现在都有了；从前认为不重要的，现在变得十分重要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军事组织伴着科学的进步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发展着，使它越发复杂。
军事技术，也可以决定军事组织的形式。德国的军事技术和作战方法不同于英法，英法的军事技术和作战方法，又不同于苏日，因而各国的军事组织也不一样，同样是海、陆、空军，但德国有德国的组织，法国有法国的组织，英美有英美的组织，苏联和日本，也都有各自的组织方法。飞机、大炮、机枪、坦克，在组织的形式上，配备的数量上，使用的方法上，在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
本来陆军是陆军，海军是海军，空军是空军，各有各的任务，在组织上并没有密切的联系。现在却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有独立作战的空军，又有直属海军的海军航空队，和直属于陆军的陆军航空队；有独立的陆军，又有海军陆战队和空军陆战队——伞兵。这不是配合或协调的问题，而是组织方法上的问题。不论海军和陆军，如果没有飞机的掩护协助，简直无法作战，就是勉强应付一下，也一定要遭遇到不堪设想的困难，除非是侥天之幸，否则战胜的希望是很少的。假使对方有大量的飞机，而自己没有的话，可以说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空军一方面独立作战，一方面还要和步、骑、炮、工、辎重、交通各兵种一致行动。这许多兵种必须在空军的掩护和帮助之下，才能够安全地、顺利地达成自己的任务。德国的炮兵、工兵、坦克兵团，和摩托化步兵的巧妙配合，机动作战，在欧洲大陆横冲直撞，所向无敌；各国的军事学家于惊奇之余，多退而研求改良军事组织之道。各兵种漠不相关的时代过去了，以一种兵为主体而配合其他兵种作战的核心组织，也并不怎样的时髦；最新的军事组织，将是各兵种互相配合的混合组织。在这种组织方法通行的时候，不仅陆军不知其为陆军，海军不知其为海军，空军不知其为空军，就是步兵、骑兵、炮兵、工兵、交通兵、辎重兵的界限，也因为联系的加强而渐渐消失。德国人办的军事周刊《Militaro Wochenblatt》上老早就说“大炮的火力日益步兵化，步兵的火力日益大炮化”了，各种兵的有机的混合，已成为军事组织的最高法则。
我们试想一想，在伞兵大量使用的现代战争，后方随时成为战场，辎重兵如果不预先配备上相当的战斗兵，不是很危险的事吗？这似乎是近于矛盾的，军事技术上要求专精，军事组织上反而要求全能。德国参谋总长海尔特的建军计划，从训练三十名陆、海、空军全能的“立体战术家”开始，许多高级的陆海空军军官都反对他，他也不管，等到二次大战开始，德军在波兰、挪威、法国各兵种协同作战，大显神通，方才证明海尔特的办法是进步的。然而英军的统帅却认为全军的活动由一人指挥，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呢。
这就是各兵种混合组织统一指挥的嚆矢，今后，必然还要顺着这条路，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安全的感觉，敌性国家的威胁，战争的教训，激起了世界各国扩充军备的浪潮。每一个国家，都秘密地拟定了扩充军备的计划，期望着有一个庞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出现。可是人口限制着它，资源限制着它，生产能力也限制着它，使弱小的国家没有力量建设现代化的军备，强大的国家也不能任意扩充陆海空军、防空军、要塞军的组织。就人口来说，德国到战时可以召集一千一二百万，法国可以召集五六百万，英国可以召集四五百万，意大利可以召集五六百万（莫索里尼还说要把自己的军队扩充到九百万到一千万人），日本可以召集八百万人，美国可以召集一千三百五十万人，苏联可以召集一千五百万人。可是奥大利的全国人口不过六百七十万人，捷克的全国人口不过一千三百万。荷兰比利时的全国人口，也只有七八百万，还不得列强可能召集的人数多，怎么能够组织起强大的军队呢？而且现代的强国，大多有两三万架的飞机，三四万辆坦克，五六万门大炮，几十万挺机关枪，几百万支步枪、卡车、装甲汽车、摩托脚踏车的数目，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随着军事组织的进步陆续在增加着，一艘主力舰，从三万吨到五万吨，用钱几千万几万万，需时两三年才能造成，新加坡军港的建筑，经过十四年，马奇诺防线（Ligne do Magiont）的工程，蜿蜒千余里，里面有无数的大小炮台和机关枪巢，足以掩护三百五十万大军作战。像这样的军备，没有丰富的资源，优越的技术，巨大的生产力是办不到的。在今天，列强之中，只有苏联和德国的军事组织是顶强大的，英美也有人力、财力和进步的技术，可是爱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阻碍着它，不能够尽量地发展。日本和意大利的资本贫乏，生产力也并不高，自然不能和苏德相提并论，其余的国家，更不必说了。
军备组织的扩充虽然有这许多困难，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论哪一个国家，都在竭智尽力地在建设自己的军事组织，并注意质与量的提高加大。根据二次大战爆发以前的调查，德国的常备军是一百一十五万，法国的常备军是八十五万，英国的常备军是四十七万五千，意国的常备军是五十二万七千，苏联的常备军是二百零五万，美国的常备军是三十一万四千，日本的常备军是四十四万四千。海军和空军尚不在内。自然，这些数字只能代表当时的事实，在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
战争的规模，一天比一天大，武器杀伤的效率一天比一天高；时间又是无限制的延长。军队是不事生产的消费者，因为限于财力，养兵太多，并非国家之福，一旦打起仗来，又感觉到兵力不敷分配，希望他前仆后继，越打越多。就是说，平时的军队要尽量求其少，战时的军队，要尽量求其多。养兵少，军费就省；生之者众而食之者寡，则国富。用兵时，多多益善，素质如果相同，兵多的一定强过少的，多者必战胜，战胜则国强。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征兵制度便应运而生。法、苏、日、德、意等国，都是举国皆兵制的实行者。英美在第一次欧战中，曾一度实行征兵制度，战争一结束，又恢复了过去的募兵制度。实行征兵制的国家，每一个健全的国民，都有当兵的义务，都应该受军事训练。比方说，一个实行募兵制的国家，有常备军一百万，到打仗的时候可以立刻应战的还是一百万，在征兵制的国家，常备军若为一百万，国民服兵役的时间为二年，期满以后让他们回老家去从事原来的职业，再征一批新的适龄壮丁人营继续训练，这样一来，十年以后，受过组织训练的就有五百万人，钱花的是一样多，打起仗来，兵力可以增加五倍。因为国家的法律上有“全体国民，皆有服兵役的义务”的条文，行之既久，兵源自然不会枯竭。至于国民应服兵役的年限，各国大同小异，苏联是十九岁到四十岁；日本是十七岁到四十岁；法国是二十一岁到四十九岁；意大利是二十一岁到五十五岁；土耳其是二十一岁到四十六岁；美国在上次欧战中也曾一度实行征兵制，服役年龄是十八岁到四十八岁，有些国家，为了要增加兵员的数量，便把国民在伍的时间缩短，服役期限延长；有些国家，为了提高兵员的素质，便把国民在伍的时间延长，服役期限缩短。例如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二年在伍制；一九一九年改为一年在伍制；一九二〇年蒲鲁米当了陆军部长，想用最小的经费训练最多的战时兵员，改为八月在伍制；随后感觉到这种粗制滥造的兵战斗力太差，又改为十四个月在伍制；莫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上了台，颁布新征兵令，把在伍年限延长为一年半。
不过，随着科学的进步，兵器和战术天天在变。军事技术的水准提高了，它已经脱离了常识而成为一种专门技能，各国为了提高军队的素质加强战斗力量，有将某一特定部分的士兵改为职业军人的趋势。在苏联，除了民兵制，又有义勇兵制度，使志愿当兵的国民服现役勤务，又规定女子也可以当兵。从左面这个表上，可以看出苏联兵役年限的区分：
日本的征兵制度，分为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常备兵役中又分为现役、预备役和后备役。现役兵的在伍期间普通为二年；辎重兵和特务兵，约两个月；看护兵和工兵是一年半；辅助看护兵是两个月。预备役的在伍期间是五年四月，后备役则为十年，后备兵役期满后，就归入国民军，服役期间为二年零八个月。
征兵制度把常备军的组织机构变成制造战斗兵的工厂，不懂得军事学术的国民，就是原料。已经训练完毕的士兵分散到社会各阶层，便成为战斗的潜力。一旦集结于军师管区，全国的领土范围以内，有人烟的地方，就有防御的堡垒，随时可以抵抗来袭的敌人。采用强迫征兵制的国家，大多以地域为标准，把全国划分成若干军管区，军管区之下分为若干师管区，师管区之下又分为若干团管区，和军队的组织方法一样。例如意大利的陆军，分十三个军管区，三十个师管区；德国的陆军，在战前分作七个军管区；法国的陆军，平时分为二十个师管区，海军分为四个军管区，外加四个舰队，空军也分为四个管区；苏联的陆军，有十一个军管区。
继征兵而起的，便是国民军事训练的组织。
立体化战争和全体性战争的炮火，改变了现代的国防观念，“全国皆兵”已经成为陈腐的滥调，应运而生的是“全民参战”。征兵制度的目的是全国皆兵，国民军事训练的目的是全民参战。
战争一开始，大队的敌国轰炸机立刻布满了天空，从前线到后方，从大陆到海洋；都市和乡村，商店和工场，医院和学校，车站和公园，都成轰炸的目标；不分士兵平民，不分老年青年，不分妇女儿童，全是屠杀的对象。死神的威胁，使正在吃奶的婴儿都辨别得出天上飞着的是敌机我机，连鸡鸭猫狗都晓得已经发了空袭警报。战争证明了“生即是战”的真理，使高深的哲理化为饮食男女一样的常识。现代的人，要想生活在现代，必须先学习战争的知识与技术。学会认识敌人、防御敌人、打击敌人的方法。在个体安全集体防御的总目标之下，每一个国民都有武装自己的权利，都有参加军事训练的义务。
因此，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兵营，一个儿童也是一员斗士。战斗的任务，是与生俱来的。
当小孩子从街上跑到家里叫着：“爸爸，□□（挂球）了，预行警报”的时候，他就是一名防空监视哨；初出娘胎的婴儿也跟着母亲参加防空演习，她要哭的时候，母亲会制止他：“敌机临空了，不要作声了！”这不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吗？就是生活在和平空气中的人们，在托儿所里玩的玩具是飞机、坦克、大炮、汽车的模型，在幼稚园里作（做）的是“民族英雄”“收复失地”一类模拟战争的游戏。眼睛看的是战争书图，口里唱的是战争歌曲，手里拿的是战争工具，心里想的是战斗方法——原始性的战略战术；等到走进小学穿上童子军服，他已是一名派头十足的小战士了。
学校教育与军事教育应该打成一片，在世界各大强国老早就由理论变成事实了，青年训练、妇女训练，都在积极地推行。中学和大学的军事训练，是最要紧的必修科目，军训教官，都由政府派遣正式军官充任。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全国一致的军事教育。从精神训练到体格锻炼，再由体格锻炼到荷枪实弹的技术演习。中学生成为优秀士兵，大学生成为预备军官，文武合一，寓将于学，就是国民军事训练的两个目标。
莫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人民的任务和军队的任务是一致的，学校里的教育和军队里的教育是一致的。所以意大利的儿童走进学校的大门，就是军事训练的开始。意阿战争开始，又规定凡是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必须受正式的军事训练。从十四岁起，分为三级，每年授课二十点钟。还有法西斯蒂少年团（内分幼年团、少年团、少女团、女子青年团四部，一九二七年开始组织），也都是很有力量的军事预备教育机关。
在法国，普通学校和民众团体中，实施的是兵士预备教育；教育部所辖的普通学校、专门学校、大学和海陆军总长所许可的民间体育会中，实施的是下士预备教育；另外，在教育部所辖的高等学校以上的学校中，还实施着将校预备教育。欧战（一九一八）以后，又在参谋本部设立国民体育课，并在中央和各地方设立陆军体育学校，培养大批体育教师，以奖励国民体育，增进国民健康。
英国国民军事训练最出色的地方，是把训练过的学生，编成军官团。上级团由大学分团编成，下级团由各学校分团编成。团员经陆军考试合格的，就发给证书，这批人一到战时便由政府分发到地方军中充当军官。
体育协会是德国的国民军事训练机关，他们的口号是：“行进即训练，竞技即战争。”全国规定二十个体育场，每个体育场一次训练二百人，训练时间为三星期，担任指导的教官，都是有名的将校。参加训练的人，都是各地体育会和青年组织中的代表。他们训练完毕，就回到乡村去当训练员，训练当地的青年，德国的国民军训练，就这样很快地普及了。
希特拉上台后，穿着黄色制服的国社党，成了变相的国民军事训练组织，幼年党员、褐衫的冲锋队（SA）、黑衫的党卫队（SS）和劳工服务队（Arbeitsdienst）的队员，除幼年党员军事性质的分量较轻外，其余都受着和正规军同样严格的军事训练。
最近，德国又出现两种组织，一个是集中营，一个是青年劳动营，在担任着国民训练的工作。
此外，社会性的国民军事教育，像意大利的国民射击协会，在一八八二年就创立了；德国的竞技运动顶好，最著名的是德国防空协会（Doutsche Luffschutzbuna），有会员七八百万之多，他还拥有二千多所防空学校，十万以上的教员。在一九三六年已经建筑成功防空地下室二万一千五百处，训练防空民众二百余万人。德国打起仗来，后方的社会秩序是那样的安定，原因就在这里。
苏联民间组织的军事训练机关——大苏维埃协会，规模也很大。他是航空之友协会、航空与工业化学促进会、国防促进会合组的，一九三二年苏联政府派红军大学校长、鼎鼎大名的爱德曼（Eidemann）充任会长。一九三六年时，已有会员二千万，一年可以收入一千多万卢布的会费。他靠着组织奖券竞赛会的票券收入，曾经捐献给政府一百多架飞机。苏联境内，大苏维埃协会组织了很多含有国防性质的俱乐部。计有：
（一）军人射击俱乐部三万余所；
（二）射击会一万八千处；
（三）汽车夫训练所二万处；
（四）航空学校一千五百所，已训练驾驶员五十万人；
（五）滑翔机训练所二千处，已训练十四万人；
（六）航空降落伞跳跃训练所数百处，已训练跳跃员六十万人。
他做了这许多事情还不算多，苏联工业总动员也要他帮忙，国民入伍前军事教育的普及也要他帮忙，队外现役勤务军的军事教育也要他帮忙，余如军队干部的补习教育，各种动员之监督和全国防空等，也都由大苏维埃协会负责推动。他真可以算得是国民军事训练的摩托了。
现任南太平洋美国海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将军（Gen.DouglagMacArthur）曾经说过：
任何未来的大战，每个交战国将为争取胜利的惟（唯）一目的而严密组织起来，那是毫无疑义的；而且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团结与强化个人和集体的力量。在全民参战的庞大的战争中，各种军队将仅为巨刃的利口而已。
目前的战争，交战国的全体国民必须全部加入军事组织，不仅防空、防毒、消防、救护各项工作需要事先作有组织的准备，每个国民还应该参加到正规军中作战，或是在后方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去干有利于战争的工作。否则，战争是无法进行的。
国民军事训练普遍的实施，造就了大批有作战技术的后备军，这许多后备军随时可以召集起来，编制成正式队伍准备作战。可是单靠着广大的人力是不能作战的，他们需要服装、粮秣，需要枪炮弹药和其余很多很多为战争所必需的东西。
现代的战争是大规模的，全体国民一致动员参加的战争；参加战争的人越多，所需要的军用品的数量越大。同时，因为军事生产技术的进步，战斗用的武器复杂化、机械化了。空中摩托、地上摩托和海上摩托的破坏力量是大得可怕的。也就是说，战争所必需的物质消耗量是大得可怕的。没有大规模的最新式的军需工业，便制造不出足够的军用品，军用品缺乏的国家，根本就无法作战。战争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浪子，它自己不事生产，却要求一切生产部门大量生产来维持它的寿命。如果一定要它生产的话，那么，它能生产的只有两种东西：胜利与失败。谁能够经常的满足它，不使它感觉饥饿，胜利就属于谁。
现代的战争又是预先决定在那一天发动的时效战。侵略的国家，在平时就把全国的生产机关组织起来，堆积大批原料，贮藏大批军用品，日子一到就开始向敌性的国家作时效的进攻。被侵略的国家，如果不在平时动员军事的和一般的生产组织，预先囤积大量的军需品，作时效的防御准备，就不能应战。准备战争的先决条件，在物资方面，是生产组织的军事化。
固然，战争离不开广大的人力，丰富的资源，优越的技术，和巨大的机械动力，可是对于战争的胜败发生决定作用的，确是这许多条件军事化的程度。谁对于战争准备得时间最早，谁对于战争做的准备功夫最多，她的战胜的可能性就最大。因此，一个人力、物力、生产力各方面都占优势而对于战争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强国，往往被一个战争力量较为薄弱而在作战准备上占先着的国家所击败，英法在人力上、资源上、机械动力上，以及科学的生产技术上，都“可以”作战争的准备，她们联合的工业潜力比德国要大得多，可是作起战来还敌不过德国，法国是第一等的空军国家，反而要向美国购买飞机，英国是第一等的海军国家，反而向美国租借兵船。一九三九年开始的战争，英国首相邱吉尔却说到一九四三年才有反攻的力量；美国的工业潜在力比苏联和德国要强过一倍而有余，罗斯福总统却大声疾呼，要求全国的国民一致努力去增加军需品的生产。这就证明了：“可以”准备是一回事，“已经”准备又是一回事。德国在军需品方面可能准备的数量，虽然比不上英法美，但已经准备了的东西，实在比英法美三个国家还多。“先下手为强”，德国之所以强，就是因为她在生产组织的军事化上以及军事动员的准备上下手得早。
德国的梅区（Motzsch）将军说：“一国经常的备战，特别是后备兵的训练以及马上可以应用的军用品，在战争初发的战役中有着决定的重要性。”苏联的军事理论家斯维新（Svietshin）在他所著的《战略论》中写着：“现代的兵器，必须马上大量投到战争中去。它们代表着一种力量，是不应该零零碎碎消耗的。”德苏两国的军事家们很正确地理解了现代战争的性质，同时在生产组织方面，又能够配合着战争的要求，在政府严格的管理之下做到彻底的军事化。平时的准备，到战时就成为力量。德国的闪电战略可以用之于在兵力上不成比例的荷兰、比利时，可以用之于在作战准备上落后的法兰西，但是一遇到在生产组织上高度军事化而且在军需工业动员的时效上又占着优势的苏联，闪电战略就失掉效用了。英美要不是占了地理环境的便宜，我相信，伦敦和华盛顿也会遭遇到和巴黎同样的命运。
法国最高国防会议副议长法布里（Fabry）将军，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议会上说过：“战时的生产能力，已成为第一等重要的问题。在阵后没有充分准备了军需生产组织的，这种军队，将很快地失去其战斗力。”法布里将军的话是说到了，可惜没有做到。法国的爱国志士们，在今天回忆到法布里将军的话，也许要痛哭流涕吧。
战争的准备，已经把生产部门平时和战时的界限根本打消了，老实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平时战时，有的只是军需品的生产。如果还拿着旧的脑筋来认识新的战争，一定要把军事生产的展开摆在战争爆发之后，那不但是大错特错、误己误国的办法，而且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今天，战争的前线已经转移到后方的工场，产业动员是军事动员的先决条件；生产机构不先组织起来，大规模的展开，军事行动是不能展开的。任何人都晓得，打仗要争取时间，如果动员令已经下了，士兵领不到服装，拿不到武器，飞机还是坯子，坦克只有图样，工厂要重装备，技术工人要重新训练，怎么能来得及呢？法布里将军又说：“军事生产若不能在平时充分地予以组织，我们就不得不想到，战时生产之展开必须较长的时间。”他的见解完全正确。在今天，像过去的战争那样，军事生产必须经过十四——十六个月的长时间继续展开，是绝不容许了。
军需工业的范围，也不像过去那样狭小。飞机、大炮、机枪、坦克和兵舰的制造是军需工业，农业、林业、畜牧、渔业以及纺织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皮革工业……也都加入了军事生产组织。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是因为缺乏面包；一九四一年莫斯科外围的总退却，是因为冬服不全；而这回香港的英军投降，是因为水源断绝，据说在军火和食粮的储备上，是可以支持半年以上的。最缺乏的东西，就是战争最需要的，军事工业与非军事工业中间，并没有显明的界限。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英国塔斯那尔（Sir Christopher Tusnrr）给首相路易乔治一封信说：“我们根本的错误，就是以为粮食不是战争的军器，而农村不是兵工厂。”
其实，战场本身就是过失的集合所，人类还有很多的错误，不到战场上是不会发现的。在三国时候，周公瑾火烧赤壁，他见到诸葛亮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东风，歼灭百万曹军的计划就不能实现；当备战的时节，他那（哪）里会想到东风的重要呢？军事生产组织应该是一个万全的有机体，军需品生产量的大小，必须与战争的消耗量密切地配合，只许有，不许无；只许多，不许少。所谓有组织的军事生产，就是要使二者达到密切配合的程度。
最新的军事理论，认为战争开始后的头一次大歼灭战，将耗尽一个国家平时所囤集（积）的军需品。假使不能够把敌人一举击溃，要继续作战就得扩大军事生产组织，加速机器的转运，使它制造出比平时更多的东西。据日本大森太郎的估计，一个国家在战时每月应该制造一万架飞机，一千辆战车，三千六百八十万发炮弹，七百六十门大炮，四千八百支重机关枪和八千零八十支轻机关枪；不然，战争便不能继续。
这里，再看一看苏联方面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发表的：苏德开战三个月中双方的损失数字罢：
从这几个数字，可知苏联每月要消耗坦克车二千三百余辆，飞机一千一百余架，大炮三千门；德国单对苏联作战，每月要消耗坦克车三千六百余辆，飞机三千架，大炮四千六百余门。除了飞机以外，坦克大炮都超过了大森太郎的估计数字。照法国勒康（Lokain）将军的算法，一九一七年每日制造二十二万五千发七公分半口径的炮弹，需要九十多万工人；现代的战争，每天一个交战国可能消耗一百二十二万发炮弹，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增加了五倍，其他各种军用品的消耗，可想而知。要动员多少人、多少物资、多少机器和工厂来参加这个庞大的生产组织呢？这个数字计算出来一定骇人听闻的。
战争需要军需用品生产组织的扩大，然而战争的破坏性和这种破坏性所造成的大混乱，又直接地妨害了生产组织，限制了它的发展。第一，由于敌人对于国际路线的封锁，在平时必须从外国购买的原料、半制品和各种现成的货物来不到了；纵使不能完全断绝，数量的减少是一定的。第二，适龄的壮丁，因为要服兵役；原来种田的，不种了；原来做工的，不做了；大批的劳动者离开生产组织，造成劳动力缺乏的现象。第三，工厂是推动战争的原动力，也是敌国空军轰炸的目标，有些工厂全部化为焦土，有些工厂局部受了损害，房屋、机器要经过相当时间的修理，才能开工。第四，还有些工厂，因为原料的缺乏，劳动力的缺乏，生产工具的缺乏，销路的断绝，人民购买力的降低，成本高，利润薄，无法维持，自动倒闭了。第五，有些工厂因为适应战争需要，自动或被动地改业，例如本来造汽车的公司改造飞机，本来纺纱织布的工人去制炮弹，机器、技术都不适合要求，生产的效率自然就降低了。——有这许多困难，国家的产业在战时想保持平时的水平就不容易，增加生产扩大组织实在是办不到的。可是，为了要支持战争，争取胜利，办不到的事情也非勉强办到不可。这些组织上的困难，技术上的困难，只有运用组织和技术才能克服。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很多有钱的人，不事生产，专门消耗，国家为了增加生产，必须强迫这一批坐食阶级加入生产组织。一个人如果不做工作，就要受法令的制裁。就是已经加入生产组织的人，他应该做那一类工作，应该在什么地方工作，应该工作多长时间，统统由政府来支配，个人绝没有选择的自由。这样一来，劳动者增加了，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也用强制或鼓励的方法，使它延长或增加，人力的缺乏问题，就这样合理地解决了。希特拉因为要准备战争，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颁布了强迫义务劳动的命令。强迫劳动的目的，就是要养成军需品生产的干部。在平时规定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都负有对于祖国劳动服务的义务，战争爆发以后，凡满十六岁的青年男女，一律到劳动营去作（做）工，接受生产训练。斯特尔列区（H.Stellrocbt）在所著的《义务劳动》上说：“工作义务与国防，有同等重要。国家对于士兵，称之为国家军人；对义务劳动者，应称之为国家工人。”
现在德国有几千所劳动营，一九三五年已有二十万青年加入，有的开垦荒地，有的修筑道路，有的植树造林，有的改良土壤，有的填海挖河，有的改建住宅，搭造营房，过着纪律的生活，做着有组织的计划的工作。这就是劳动生产的军事化。
在战时，全国的工厂也必须加入到军事化的生产体系，每一个齿轮都要为着满足战争的需要而转动。原料由国家统制分配，那（哪）些工厂应该保留，那（哪）些工厂应该归并，那（哪）些工厂应该扩充，那（哪）些工厂应该关闭，都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严厉执行，才能够发挥产业的组织力量。那（哪）一个国家统制的力量越强，产业在军事生产上所发生的效用越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美德各国，都采行优先制度，把各种军用品和民用品的生产，按照需要的程度数量分成许多等级，按照顺序把生产工具、半制品和原料分配于各种产业。最重要的产业，最先取得优先权。英国在一九一六年先后实行钢铁及全部金属的优先制度，到一九一七年三月已有九万多工厂在政府管理之下，规定：一切金属非有陆军部、海军部、兵器部的契约或取得商务部、国际食粮委员会以及兵器部的认可者，不得接受定（订）货。美国参战以后，也成立了战时产业院优先部，需把全国工场控制在政府手里。德国的优先制度，将军队的直接需要列为第一，战时经济产业部门的需要列为第二，一般国民生活的需要列为第三。很明显的，德国当时优先制度，对于阵后民众的需要是过分地轻视了，因此就种下了战争失败的因子。
因为原料、机械动力和劳动力都偏重于直接军需用品的生产，一般国民生活的必需品，在生产量上大大地减少了。既然不能增加生产，只好退一步实行节约。不但奢侈品的制造和使用为国家法令所不许，就是日常生活上不可少的东西，有一部分为了节省原料制造更有用的军需品，被人造的代用品代替了；公卖制和凭证购买制的实行，目的是减少甚至禁绝国民不正当的过度的消费；粮食的消耗，也采用强制定量制度，把国民的肚皮缩小。上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计算一个成年人平均每天吸收粮食的热量为三千卡路里，就以此为标准决定各种粮食品的强制定量。
德国虽然计算战前成人每天要平均吸收三千六百四十二卡路里的热量，可是一九一四年的粮食分配标准定为二千八百卡路里；一九一六年以后，食物缺乏了，分配标准减为二千个卡路里；一九一七年各季，德国粮食分配的标准热量降低到一千三百十二个卡路里，一个星期里面，每人只能吃到一千九百五十克的面包，二百五十克的肉，七斤马铃薯，三十克奶油，四十克果酱。平常一天的食物就分做三天吃，于是身体渐渐消瘦，疾病加多，抵抗力和生产力却减少了；战线上的士兵也因为吃不饱，而战斗力减退，士气消沉。结果国内发生粮食暴动，基尔水兵也革命起来，战争无法继续了，德国只好自己承受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半个月，德国颁发了新的粮食证，规定一个成年人每星期应得的食品是：一磅肉，五磅面包，四分之三磅油，四分之三磅糖，和一磅用烤过的大麦磨成的咖啡。做重工的可以领到双份，她已经接受了上次大战失败的教训。
消极的节约，可以替代一部分积极的生产。但节约的强制，有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必须是全体的，要节约全国上下不分贫富贵贱，每一个都要在一个命令之下实行节约；第二，必须是平等的，在节约的程度上，不能有悬殊的等级；第三，食品消耗量的限制，必须以保持国民身体的健康做标准。为了战争，为了胜利，非如此做不可。因为，一个国家在战时，民用必需品生产量的减少是必然的，消费的限制自然没有法子避免。于是分配组织在国民经济制度中占着和生产组织同等重要的位置。
战争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非无条件地供给不可。生产组织一方面要维持战争的生命，同时还不能忽略了国民生活上心理安定，生理健康的水准。今天的战争，后方民众和前方将士所负的任务，同等重要。军人是国家的，民众也是国家的，都是整个有机战斗体的细胞。国家有强制国民加入生产组织的权力，为了保持全体国民的生产劳动力，政府应该平均分配全体国民生活必需的资料。一部分军队有武器，一部分军队没有武器固然不能打仗；一部分国民吃得饱，一部分国民饿肚子，也是不能够打仗的。一个有组织的军事化的国家，必定是：全体国民在一条线上生产，一条线上生活，一条线上作战。
战争是交战国双方全国力量的总决赛。一次战争的胜败，可以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战争胜利，则做主人；战争失败，则当奴才。这种说法，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战败者的结局，是先亡国，后灭种。《孙子·计篇》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老子也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不论是好战的国家，厌战的国家，都认为战争的结果是异常残酷的，但事实上战争又避免不了，为了国家民族的安全存在，只好集中所有一切的力量。提心吊胆地去准备战争，从事战争。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已经成了军人的口头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句话也常被一般研究军事学术的人引用。人人都知道，没有准备，没有计划的国家，不能作战；就是准备得不充分，计划得不精确，也不能作战。国家的强弱，本来没有一定，单独一个国家，便不好说她是强是弱；要和别的国家比较以后，才能分辨出强弱来。国防力量两相比较，那一边的力量大，就是强国；那一边力量小，就是弱国。弱国和强国打仗，一定是弱肉强食，弱败强胜。因此，弱国总是委曲求全，避免和强国作战。单单是知己知彼，并不能确定百战百胜；必须知道自己属于强者，敌人属于弱者，先有了战胜的把握，然后才能百战百胜。如果知道自己确切是弱，敌人确切是强，糊糊涂涂地去以卵击石，那结果一定不是“百战百胜”，而是“百战百败”。
我们不难想到这样的问题。假若世界各国对于敌我国防力量有一个精确得不差毫厘的估计标准，拿这个标尺一量，谁强谁弱，分得清清楚楚，一定可以减少很多次的战争，甚至可以把战争根本消灭。好比赌钱一样，凡是赌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抱着赢钱的希望，并且估计着自己确有几分赢钱的可能才去参加的；假使自己知道必定输钱而还要去赌，那便是天字第一号傻瓜。所以参加战争的国家，自己都有一个必胜的信念，你想把我歼灭，我也想把你歼灭，可是结果总是一胜一负的居多，两败俱伤的极少，双方获胜的绝无。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仅有许多自己以为是弱国，大家也公认她是弱国，反而击败强国的事，那完全是由于估计的错误，对于强弱观念和认识的错误。弱国既然能够战胜，那便不是真弱；强国打了败仗，也就不算真强了。
因为国防力量是无数力量的总和。战争是活人对活人的战争，不纯是死的机械物资对死的机械物资的战争。物质的力量是固定不变的，容易计算。活动的人，则有身体的力量，又有精神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可有可无，可大可小。说大起来，其大无外；说小起来，其小无内。计算上就非常困难。
正确地估计敌我双方的国防力量，做到真正的知彼知己，根据已知的数字，去确定国家政策，拟订国防计划，这就是参谋组织的任务。
近代战争，产生了全体总动员的新国防型；参谋组织也跟扩展到发生国防力量的各部门。政治、经济、外交、交通、实业、教育、文化，不论那（哪）一方面，都有参谋组织，不能再和从前一样，把它当作（做）是纯粹军事性质的东西。过去的参谋组织，可以名之曰“军事参谋”；现在的参谋组织，可以名之曰“国防参谋”。
新兴的国家，她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一切都按照全国的整个计划逐步实施，各部门中间经常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绝不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彼此不相关连（联）。像苏联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就是由苏联的国家设计委员会通盘筹划之下进行的，三个五年计划，把苏联从饥饿灾荒，混乱不堪的情况中抢救出来，造成功一个崭新的头等强国；这个国防设计委员会，是苏联参谋组织的枢纽，不论那（哪）一方面的情况，它全部明了；不论那（哪）一方面的事情，它都要过问。全国的参谋组织，在它的指导监督之下，认真地执行着各自的作业。日本政府为了要强化政治机构，充实国防力量，便成立了一个企划院；德国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也是戈林所领导的德国最高的参谋组织里产生的。法国、美国都有最高国防会议，英国的国防部大臣，且由邱吉尔首相自兼。美国的国防会议，在平时由秘书执行职权，秘书长由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兼任。战前法国的国防总长是内阁总理达拉第，副总长是陆军部长法布里（Fabry）。苏联因为要积极备战，又成立了一个国防人民委员会，负执行国防建设计划的责任。战争开始后由史太林自任委员会。这许多事实，充分告诉我们国防组织和参谋组织的统一性、全体性和重要性。如果说，国防是一个有机的战斗体，那么，参谋组织就是它的神经系；国防会议是大脑，参谋组织就是脑神经。
没有参谋组织的国家，就像一个无知觉、无性灵的白痴。参谋组织不健全的国家，就像一个人害了神经衰弱病。各级参谋组织，失却联系，程度浅的，就像局部麻木不仁；程度深的，就像全身麻痹。要是彼此冲突摩擦，各行其是，那便是神经错乱了。
愈是进步的国家，参谋的组织愈严密，组织细胞的分布愈普遍。这种国家的感觉是敏锐的，措置是迅速的，行动是整齐划一的。参谋组织，也同人体的神经组织一样地有神经中枢、神经结、神经末梢。它们分工合作，运用起来，如身之使臂，臂之指使，灵活无比。不如此，国防便不成为有机体。
参谋组织分布在每一个政治机构、经济机构、社会机构里面，如同神经组织分布在筋肉和皮肤里，它的任务：第一个要做到“知己知彼”的知；第二个要做到“令出必行”的行。要是不先把认识自己、了解敌人的工作完成，则一切计划都要落空。计划既是不切实际的具文，不用说不能实行，就是认真去做，还是做不通的。因为要保证计划的正确、实行的有效，调查工作和情报工作便在参谋组织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调查和情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专门的学问，特殊的技术。世界各国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优越的技术人员担负着这种任务，还有成千成万训练的调查员、情报员、政治侦探隶属于各级参谋组织，他们遵照着上级的批示和命令，很忙碌地工作着。
国防力是整个国家民族生命力和战斗力的结合体，没有一个人、一种物、一件事不发生国防力量，也没有一个人、一种物、一件事可以脱离国防组织。战争是全体性的，国防是全体性的，参谋组织和它的工作范围也是全体性的。人口要调查，天候要调查，土地要调查，农业、工矿业、运输业、畜牧业以及文化事业，统统都要调查。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要调查，政治活动，社会活动要调查，连宗教、思想、信仰、风俗、习惯也都在调查之列。可以说，国家的范围，就是调查的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都市到乡村，从社会到家庭，从团体到个人，从天空到地下，从国家大事到昆虫细菌：能够用望远镜看的，用望远镜；能够用显微镜看的，用显微镜。调查得越详细，越正确越好，调查工作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进步，它是改造和建设的起点。稻麦的病虫害，会造成全国的灾荒；疾疫的流行，足以促使民族的衰亡，虽是极其细小的事，也同样不能忽视。假使一个进步的国家，忽然发现有一个国民害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死掉了，政府得到这种消息，一定动员当地的医学家把死者的尸体解剖、化验，把致死的原因研究出来；假如研究的结果，认为是一种新的传染病，这种病流行起来，国民的死亡率必定激增，那么政府为了维护国民的健康，保持国家的战斗力量，一定把预防方法，治疗药物的发明，当作（做）一件大事来办。落后的国家，对于这类的事，是没有人过问的。
德国的儿童，常（当）出生那天，他的名字就登记在户籍上，甚至尚未出世的时候，警察局就晓得他的母亲已经怀孕。他进了学校，教师就开始代表国家去调查他，将他的个性、天资、身体和智慧发展的情形，很详细地记在一张卡片上，这种卡片由政府指定的调查员陆续地登记，直到这个人死后为止；就是他死了，还要把致死的原因和死后的影响登记起来，以备查考。在“德意志至上”的思想笼罩之下，父母违法偷听敌国的无线电广播，依照法律，儿女知道了，就应该立刻跑到警察局去告密。
德国参谋组织的情报工作做到什么程度，从这些细小的例子上想一想，其余的就用不着细说了。
南通张季直先生说过：“欲知一县事，先知一省事；欲知一省事，先知一国事；欲知一国事，先知世界事。”他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还是很前进的。调查工作和情报工作要树中见林，从小处下手；但参谋工作和计划工作要林中见树，从大处着眼。部分的位置和价值由全体来确定。因此，国防力量的强弱，以及建设国家的整个方案，都必须到国际环境中去找，关起门来是确定不了的。
随着人类的进化，国际关系也越发错综复杂了。在今天，战争的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国防的范围因为“连（联）合国防”的产生也突破了国家界线的限制，参谋组织是国防组织的神经，必然跟着战争与国防的发展而发展到国外。不，在战争与国防还没有国际化以前，参谋组织早就分布到国外了。
在中国，世界各国的旅行家、医生、传教师（士）、商人、教授和新闻记者，都是携带着重要的任务而来的。他们都是情报人员的化装，直接或间接地向他们本国的参谋机关传达情报。在当时，中国人还不大懂得外国政府为什么非要求中国政府答应他们到内地经商、传教和游历不可的道理，谁知道那就是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们设立变相的参谋组织呢？到现在，我们对于自己国内的情形，还没有外国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清楚，动不动就要聘请外国顾问，这就是中国参谋组织不健全，平时不注重调查工作的明证。
“知己”已属不易，“知彼”更加困难。因为地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国与国之间自然会发生一重隔膜，对于外国总觉得有几分神秘，不大容易了解。就是外国人很愿意你去认识他，了解他，真能把对方研究得很透彻，也是一件难事。何况人类还有一种“惩恶扬善”的天性，不高兴使外人知道自己的底细。现在人类因为知识的进步，深知保守秘密的重要，关于国家的事情，可以说“秘密就是国防”；不但自己的弱点不让它暴露出去，就是优点，有时候也要尽量掩饰。因此，外国的真相，就更难明白了。可是生存的欲望发展的欲望鼓励着各国的政府和人民，他们并不因为“知彼”之不易而放弃求知的企图；相反地，求知愈难，知识便愈可贵，愈要下苦工夫去求。于是，整个的世界被各国参谋组织的情报网包围起来了。
像各国互相交换经常派驻到外国的外交官吏、大使、公使、领事等，在国际上享有治外法权，不受驻在国任何法律的制裁，他可以和本国政府秘密通信，外交公文函件，也不受驻在国政府的检查。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国际法律许可的范围以内，向本国传递各种情报。事实上，大公使馆和领事馆就是一种合法的参谋组织。
国际通讯社的访员，他的任务就是采访新闻，传达情报。虽然新闻记者的报道都是些普通的可以公开的消息，可是在平常的新闻里面，往往包含着许多不平常的东西。机密的保守，毕竟有个限度。新闻记者之隶属于参谋组织，也是世界上公开的秘密。
这个国家要想明了那个国家的军事情况，便派遣军事考察团去考察；要想明了政治情况，便派遣政治考察团去考察；要想明了经济情况，便派遣经济考察团去考察。这种考察团都是为了特殊的目的，选择对于某类问题特别有研究的专家组织成立的，虽是临时性质，意义却很重大。新近国际间又流行着一种“访问团”，表面上是为的敦睦邦交，增进友谊，实际上还不是变相的参谋组织吗？
另外，国际间到处潜伏着许多令人害怕的秘密组织，就是间谍机关，现在一般人通称之曰：第五纵队。
讲到间谍组织，立刻就想到了史蒂白（Stieber），他是俾斯麦的密探长，间谍制度的老祖师。在过去，历史上不是没有间谍，可是把间谍组织化科学化，大规模使用的，却是自史蒂白开始。
普奥战争是德国强盛的关键。当普奥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拿破仑第三
以为普国一定打败仗，并没有出兵援助奥国。谁知普鲁士的军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不到四十五天就把奥国军队解决，订了城下之盟。普国进军为什么这样神速呢？因为在战前，俾斯麦老早就派史蒂白到奥国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把各地的地形路径军备和经济情形都调查清楚了，参谋部根据史蒂白的报告，决定了详细的进攻计划。战争一开始，便按图索骥，得心应手，单是沙多瓦（Sadowa）一次战斗，便决定了胜负。
普奥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拿破仑第三忽然想和普鲁士开战，乘机分一点赃物，经过部下的劝告，又把原意打消了。可是消息却传到俾斯麦的耳朵里，就派史蒂白到法国，秘密调查法国的国防情况。
史蒂白带了两个助手，在法国逗留了一年半，他不仅侦察各地的道路、桥梁、炮台、驻兵多寡，而且连各处的人口、农工商业、旅馆、银行、人民的财产、当地的出品等等，也都调查得清清楚楚，缮成几大箱秘密报告，运回德国。同时又花了大批的钱，在法国各处军事要害，收买了许多间谍，预备到打仗时做内应。据说，史蒂白埋伏的间谍，有四万名之多。所以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一开始，八月六日法国军队在华尔士（Worth）吃了一次败仗，过了二十五天，又大败于色当（Sedan）。一个称霸欧洲大陆的陆军强国，居然土崩瓦解，拿破仑第三只好向（在）威廉第一的面前投降。
法国战败的原因，有人说是德国的炮兵打得好，有人说是毛奇的足智多谋，毛奇的智谋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因为史蒂白事先下了一番“知彼”的工夫。
普鲁士的菲特烈（Frederick）大帝，是一个顶喜欢用间谍的军事家，他曾经说过：“出征的时候，厨子只要一个就够，间谍却要一百个。”很多人称他为“间谍之父”。
普法战争之后，间谍制度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为了养成专门的间谍，各国都创办了间谍学校，德国的间谍学校，尤为著名。德国的间谍制度，分为三个机关，就是陆军间谍、海军间谍和外交间谍。陆海军间谍机关归参谋总长指挥。外交间谍机关属于外交部。间谍学校，大多由陆海军间谍机关管辖。学员系从陆海军后备兵士当中募集，有时也招募外国人民，到校训练以后，秘密地派到外国去。
说来真怪！世界各国的参谋部里都附设着一个组织庞大的情报机关，派遣大批的间谍到国外去，同时，在自己的国度里又不高兴有外国的间谍活动。这种矛盾心理，创造出近代的反间谍制度。
反间谍制度和间谍制度，同样是参谋组织的一环，也可以说是参谋组织的触角。
反间谍组织的任务，是防制敌方间谍的活动。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两种东西是互相对立的，实际上却是相反相成。假如把间谍的工作比作进攻，反间谍的工作，就是防守。在战争中，攻击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情报工作，也是一样。反间谍的本身就是一种间谍工作，而间谍工作有时也附带有反间谍的任务。可以说反间谍是间谍的间谍，也可以说是一种更高一级的间谍。
秘密警察制度和邮电检查制度，是反间谍组织的两个帮手。帝俄时代的秘密警察，是全世界闻名的，当时俄国革命党人的一举一动，在秘密警察的档案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苏联共产党在革命初期的“讫卡”
（Cheka），革命成功后的“革柏乌”
——就是国家政治局
，简称为CPU——也是顶有名的秘密警察，用来对付反革命势力，防范敌国间谍的。邮电查检制度，据说是希腊亚力山大大帝用兵亚洲时发明的，拿破仑取得政权以后，他每天要拣出私人书信一小袋，叫一个秘书读给他听。其中有可注意的句子，都教（叫）秘书摘录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都成立了邮电检查的组织，著名的德国海军间谍慕拉（Muller）的破绽，就是伦敦邮局检查处的功劳。在今天，邮电检查处业已普遍全世界，检查的技术虽然进步了，但传递情报的方法也愈翻愈新，真可以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武力战还有停止的时候，间谍与反间谍的战争却经常地在全世界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进行着。这一次世界战争中，德国的第五纵队大出风头，表现了不少的奇迹。除了苏联，其他被德国吞并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吃了第五纵队的亏，连法国总理雷诺的情妇宝特伯爵夫人（Comtesse deportes）还是第五纵队的首领呢。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现在却是“三人行，必有间谍焉”的时代了。如果将情报组织比作电影照相机，间谍和反间谍组织就是“X光镜”或探照灯。前者仅仅照射到一国的表面和光明面，后者却能够深入骨髓肺腑，照射到最隐秘的黑暗面。国内国外的种种事象传达到参谋组织的首脑部，它就把各种材料分门别类，很详细地加以分析：那（哪）些是正确的，那（哪）些是不正确的；那（哪）些是主要的，那（哪）些是次要的；那（哪）些是国内的，那（哪）些是国外的。属于军事的归为一类，政治的归为一类，经济的归为一类，外交、交通、财政、教育等等，都归纳到各自的门类里面，然后再加以综合，根据统计数字，加以比较。从现象去把握它的本质；从目前的情况推断它将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比方说，某一国强，强在什么地方；某一国弱，弱的原因何在，都要寻根究底地加以推敲。从全体当中去观察部分，从大局里找出细目。这样一来，一个国家在现世界所占的地位，就很正确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的国家过去是怎样，现在是怎样，将来可能的发展又是怎样：主观的要求配合着客观的环境，正确地估计到人的条件、物的条件、技术的条件，便熔铸出一个改造国家建设国防的理想，再拿实现这个理想做最高目标，定下一个合理而切实的整个计划，更进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技术能力以求这个伟大计划的实现。
如何建设国家，如何建设国防，从理想产生计划，从计划产生事实；由现实到理想，再由理想到新的现实，使国家与国防日新又新，继续不断地向上发展，向前迈进。这种任务，非有一个统一的最高的指导机关来负担不可。
这个最高的指导机关，不但要负计划的责任，还要经常地密切地注视着全国各部门实施计划的进度和成绩，使它们相互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络，以同一的步度朝着一个目标进行。对于落后的部门，特别地鞭策它，扶助它，使它赶上别的部门，彼此协调。例如，中国的产业部门特别落后，国家设计机关就应该把技术人材的培养，技术水准的提高，机械动力的增加和各种地下矿藏的开发等特别强调，列为国防计划的中心，使它赶快地发展。计划的中心，以国家的环境和需要为转移，随时变换着。
参谋组织的扩大和提高，是国家军事化国防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没有全体性统一性的参谋组织，一定产生不出全体性的军事国防。
时代变了，战争的性质和范围变了，指导战争的参谋组织也跟着变了。在过去，参谋组织是纯粹军事性质的，一提起参谋，大家便联想到军队。现在呢，军事方面有参谋组织，政治方面有参谋组织，经济方面有参谋组织，财政、交通、文化、建设，一切都有参谋组织。这许多参谋组织，下级服从中级，中级服从上级，层层节制，有条不紊，像一支军队一样。
一七八九年，普鲁士才有正式的参谋部之组织；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参谋部又分为两部分：参谋本部和军队参谋部。大参谋部归陆军部长管辖。等到一八二一年，参谋本部部长改为参谋总长，他的权限比陆军部长还大，直属于普鲁士国王。这种组织，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仿行。
法国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调整参谋组织，设置一个全国参谋总长，海、陆、空军的参谋总长，都受他的节制管辖。权限好像是扩大了，实际并没有超出军事的范围。
军事上的参谋组织——参谋本部是最高的军事科学研究机关，是军队的“大脑”。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研究战史、战略、战术，根据兵学的原理原则，创造出一种适合时代，适合本国政治、经济、地理各种特殊条件的战争理论。这种战争理论是“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同是一样的问题，各有各的看法，观点不同，见解不同，主张自然不会一样。因此，德国有德国的军事理论，法国有法国的军事理论，苏联有苏联的军事理论，英、美、日、意也都有她们自己的军事理论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战争思想，正如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一样。譬如，意大利是人口少，土地窄，物资缺乏，技术进步的国家，空中战和化学战的杜黑（Douhet）主义便支配着意大利的军事思想。英国科学进步，产业发达，而苦于殖民地太多而分散，不容易统制，夫拉（Fuller）将军便强调机械化摩托化战争，提倡少数军队主义。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内部没有阶级的对立，革命以后，因为技术比较落后，便产生了“大众军队”的理论，用数量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
药的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对症便是好药。军事理论也是如此，时间、空间、战争的对象一变，它就跟着变了。
第二个任务，是预定战略、战术，制定建军计划。根据自己的军事理论，配合着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计划，以制定建军计划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防计划是防御性的，那么，它的建军计划也必然是为了适合国防计划的要求而制定的。不论在军队的编制上、训练上、装备上、战术战略的研究上，以及国防工事的建筑上，都要染上浓厚的适合于防守的色彩，不如此，便不能够圆满地达成保卫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的任务。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向外发展，而且可能发展，她的国防计划一定是攻击性的，参谋本部为了国策的贯彻，便非拟定一个建军计划，训练出一批在数量上够用的，富有攻击精神，熟习攻击战术的军队不可。前者的代表，如法国的“马奇诺”主义；后者的最好例证，莫过于德国的闪电战术。
第三个任务，是作战计划的预备和实际战争的指导。一个国家在生存和发展上，可能和那（哪）些国家发生战争，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之下发生战争，以及战争的过程，战争的结果，都要事先加以正确的估计，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多知必胜少知，多算必胜少算，多备必胜少备。理想的战争和实际的战争，距离越小，胜利的可能越大；反之，胜利的可能越小。“谋定后动”。谋，就是作战计划；动，就是从事战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先把作战计划决定，然后再发动战争”。花样天天翻新，原则却是一样。兵学的进化，一分是原则，九十九分是方法。
最后，让我们来说一说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是参谋本部的一部。法国叫做战争研究学院，美国叫做参谋大学。它经常地创造着各级军队的导师和幕僚，参谋本部的军事理论，以陆军大学做媒介，传播到全国军队，使军官佐士兵的战争技术提高，战争思想统一。我们顾名思义，陆军大学当然只能造就陆军方面的参谋人才；可是现在各国的海军和空军已经与陆军混合运用，像英国的海军、意大利的空军，它的重要性，甚至驾乎陆军之上。它们是不是也需要造就一些参谋人才呢？自然是需要的。如果让陆军大学去造就海军和空军的参谋，似乎不大合理；同时分设海军大学和空军大学，使它们各自独立，也有很多缺点。战争的立体化，向指挥作战的将帅提出了兼通各兵种联合战斗技术的要求。一方面海陆空军各有各的特殊性能，一方面它们相互间又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事实上，一个指挥官要是仅仅懂得一种专门的学问，便无法来运用现代化的军队。将军（Ceneral）的意义，就是无所不通的全才。在今天，这种倾向更加显著。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经济的、政治的因素的增加，战争无形之中起了质的变化。指挥官和参谋官需要有更丰富的知识，更宽阔的眼界。
美国为造就参谋本部的高级官员，使他们具有整个国防范围以内的学问，特设一个最高产业大学；英国却直接（截）了当地于一九二七年创设帝国国防学院（College of imperial Defence），训练国防专门人才。
需要即是真理。最近的将来，世界各国将有很多的国防大学出现。
“战争是用着政治以外的手段的政治继续”，世界兵学理论，被克劳茨维兹战争属于政治的军事思想整整支配了一百年，纳粹德国的全体性战争观念却把它根本否定了。鲁登道夫将军在他的名著《全体性战争论》里写着：“克莱茨维兹所定的一切原理颠倒过来了……战争是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应当附属于战争。”时代环境不同，战争性质变了，军事理论也跟着变了。
克劳茨维兹和鲁登道夫都没有把握住战争的全部真理，他们两个人的见解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人看来，全是一偏之论。根本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国防的组织的一种元素，都是民族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们互相隶属，互相渗透。照我的四面体的国防理论，军事是四面体的一个顶点，政治也是四面体的一个顶点，它们的位置，随着国家环境的需要而变，在战争爆发之前，政治组织决定军事组织，可以说军事附属于政治，等到战争爆发以后，军事就成了国防四面体的顶点，政治组织必须适应军事的需要，把平时组织变为战时组织，可以说政治附属于军事。好比演戏一样，有时节军事当主角，有时节政治当主角，经济、文化也有当主角的机会。它们是相依为命，需要彼此协调，动作一致，演员的共同目标，是把戏演得让观众叫好，不是来抢着做主角；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是维持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不是来争主从。最近几年，列强相继成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于一炉，使整个国家民族的力量，全部表现在国防建设上，国防巩固上，各种因素的主从问题，便得到一个公平而合理的解决。国防组织是政治组织和其他各种组织的边沿，也是政治组织和其他各种组织的核心——指导者。
莫索里尼一九二二年进军罗马，以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列宁一九一七年发动两次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希特拉一九三三年走上政治舞台，靠着国社党冲锋队的力量，建立了希特拉主义的政治组织。我们中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组织，也是经过了几次革命的军事斗争才实现的。军事组织产生了政治组织，而政治组织又把本来的军事组织巩固了，扩大了，增强了它的战斗力量，用来保护政治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什么时候忽略了这一点，把军事当作（做）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政治目的达到了，就一味偃武修文，这个国家便会招致严重的外患。
一个国家，如果经常地使军事服从政治，这个国家的战争潜力便逐渐消失，由强国变为弱国。如果反转来，使政治服从军事，这个国家的战争潜力便会逐渐增加，由弱国变为强国。
举例来说，苏联革命后，因为要保卫她独特的社会制度，并进一步完成世界革命，所以她的政治建设是服从军事的；德国国社党执政后，因为要达到复兴德意志，造成“第三帝国”，所以她的政治建设是服从军事的，她们都能由弱转强。英法两国的军事和政治，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平衡的，实际上却是政治在先，军事在后，和德国比较起来，不免相形见拙（绌），美国的军事是服从政治的，欧战以后，因为地理环境的优越，使她保持着一等强国的地位，其实美国只可以算是世界上的头等富国，一等强国倒说不上。美国是列强备战竞赛的落伍者，她的头一个大规模整军法案，直到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方才开始。
无疑地，在完成国防计划的前题（提）之下，政治组织应该配合着军事组织的需要，准备着随时应付战争。最新的政治组织，是军事化的国防政治，即是日本人所追求的战时体制。
组织民众，把全国国民训练得和军队一样，使他们遇到战争的降临，不慌不忙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很快地脱离政治组织去加入军事组织，这便是政府的基本任务。现代的战争，是全民参战的战争，人民被称为“非武装战斗员”，其实就是徒手的军队。他们再不能和战争脱离关系。
因此，全体国民必须接受组织，加入组织，成为有组织的国民。政府的统治力量，是依照着国民加入政治组织的数量和在政治组织中所发生的作用来确定的。我们也可以拿这句话做标准，去衡量政府的统治力量。自然，能够做到全体国民加入政治组织，是顶好的；不过，这始终是一个最高的政治理想；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这种尽善尽美的政治制度。苏联在政治组织上，可说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但是苏联人民中并不是没有对现行政治制度表示怀疑的分子存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清党运动，还杀掉一大批高级的军官和政府的官吏。德国的政府，对于人民有着世界无比的统治力量，可是开战不久，连副领袖赫斯都逃跑了，还有很多的德国人在特务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做着自己所不愿做的工作，过着自己所不愿过的生活。英美所标榜的民主政治，以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自夸，实际上政权仍操在代表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手里。民主政治，仅仅做到一个外表。
号召民众来参加政治组织，并且是自愿地自动地来参加政治组织，是建立政治组织的先决条件。政治力量的根源，就是民众的拥护。民众深切地信赖政府，热烈地拥护现行政治制度，自然会尊重政府的法令，服从政府的指导。人民信仰政府，才能拥护政府，奉公守法；政府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国家的法令才能贯彻实施，发生伟大的政治力量。
政府拿什么东西来号召民众，博得民众的信仰与拥护呢？就是政治上的主义。一个革命的政党，夺取政权的斗争武器，莫过于它所标榜的主义，它靠着主义的诱惑力，把群众吸引到它的周围，自愿接受它的组织，为这种主义的实现而牺牲奋斗。主义所包含的东西，就是民众所迫切需要的东西。饥饿的民众，需要面包，他们所拥护的是能够给他们面包的主义；受冻的民众，需要温暖，他们所拥护的是能够给他们衣服的主义；在黑暗中的民众，需要光明，他们拥护的是能够使他们得见天日的主义。沙皇政府横征暴敛，又纵容地主无限制地剥削农民，弄得民不聊生，列宁把握住了人民的需要，振臂一呼：“愿意推翻沙皇政府，打倒大地主的跟我来！”成千成万的农民便疯狂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服从他的领导，列宁便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欧战以后，《凡尔塞条约》把德国束缚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德国人民过着可耻的日子，一致要示（求）国家的复兴，希特拉看透了国民的愿望，便大声急（疾）呼：我们必须撕毁《凡尔塞条约》！德意志必须恢复光荣与自由！德国人听了，便热烈地拥护他，把他当作（做）德国的救星，惟（唯）希特拉之命是从。希特拉于是一步登天，做了德国的元首。政治主义力量的伟大，于此可见。因此，一个政党夺取政权，一个政府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就不能不适应国家民族或大部分国民的需要，创造出一种主义，作为组织民众，领导民众，使民众加入政治组织，拥护政治组织的理由。
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孙子所说的“道”，就是“主义”。他主张要决定两个国家的和战大计，应当先把两国的五个条件——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分别加以比较，而在这五个条件之中，第一个条件就是“主义”。他认为，主义代表着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利害，政府的利害和人民的利害一致，意见才能一致。上下一致要求战争，打起仗来，要生，大家一同生；要死，大家一同死。这时候，民众一定不避一切艰难困苦，宁愿牺牲个人的生命财产，踊跃地去参加战争。
主义是陶铸民意的熔炉，统一国民意志的工具。有了为全国民众一致信仰的主义，然后才能谈到政治组织，谈到政治机构；政治组织和政治机构才能发生力量。政治主义是政治组织的灵魂，是政治机构的摩托，离开了政治主义，组织和机构就成了僵尸；主义离开了民众，违反了民众的利益，它便成了昨天的戏目，不值观众一顾了。美国政府在对德意日宣战之前，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在宣战之后，）再举行一次民意测验；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说，口口声声要消灭希特拉主义，保护民主主义，目的就在“令上与民同意”，把全国民众吸引到保护民主主义的旗帜底下，共同地为消灭希特拉而战争。纵使民众不了解希特拉主义的可怕，政府也要用种种宣传的方法，使他彻底了解，深信不疑，以为政府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美国政府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而参加战争的。主要的是使美国国民知道一件事：希特拉主义威胁了美国的安全与存在。
政府组织的任务，最（是）锻炼国家，增进和保持国家的健康，不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应该如此。它应该使国家这个有机体，成为一个战斗体，在平时充分地完成战时的准备。平时准备得妥妥当当，打起仗来，才能不慌不忙。
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在今天，不能不受国内现行经济制度的影响；甚至有许多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取决于她的经济制度。因为经济制度的畸形发展，必然地造成政治组织上的不平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她们在国外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和宗主国国民同等的权利。比较开明的国家，像英美，还允许殖民地在特许的范围内，自己处理自己的政治问题；专制的国家，殖民地的人民只有被统治的义务，根本不准他们过问政治。他们过着苦痛的生活，怀着满腔满腹愤怒的情绪。在平时，他们没有力量反抗政府；但是因为殖民地的利害和宗主国的利害不能一致，到战争的时候，要想使他们的意志和政府的意见相同，肯定地说是不可能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由于贫富的悬殊，造成阶级的对立。利害关系既不相同，于是这一部分民众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一个政党；那一部分民众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组织一个政党。政党越多，利害越不一致，意志的统一也就愈加困难。政府要想调和各党各派，使他们个个对政府表示满意，或是自动地放弃党派的意见和利益，服从政府，也可以肯定地说，是不可能的。结果那一党取得政权，它所代表的一部分国民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就可以多得到一些便宜，假如各党各派的利害距离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要发生政变，推翻政府，重新建立政治组织。这种政治制度，内部潜伏着许多矛盾的因素，它的组织是十分脆弱的。
因此，怎样缓和各党各派的斗争，怎样消除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对立，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最感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平时如果不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国防计划和建军计划是不易顺利进行的。试想，一个国家，今天也倒阁，明天也倒阁，这里也发生罢工风潮，那里也发生罢工风潮；经济恐慌和失业问题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哪里还有心思去过问国防、军备和国民组训的事情呢？一到战时，政府的统治力量一松懈，劳资的对立尖锐化了，殖民地独立运动也扩大了，战争稍一失利，军队的战斗意志便无法维持，人民的反战情绪也就高涨起来，苏联共产主义革命和德国推翻威廉政府的历史，如果时机成熟，很有重演的可能。一九四〇年法国军队一败，人心便整个瓦解，魏刚将军说，假使战争继续下去，巴黎就有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危险；显然地，法国政府不得不投降了，因为他们要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现代战争具有惊人的破坏力，战争一爆发，交战国内的社会秩序，立刻便受很大的影响。政府如不顾虑到战争对于社会秩序和国民生活的扰乱，在平时设法预防，临时一定手忙脚乱，张皇失措。因此，如何安定社会秩序，如何安定国民生活，便成了政府急待解决的问题。这种问题的答案，必然从加强国民的组织上产生出来。一般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对于国民用钢铁一样的强力约束着，不给他们自由，不许他们理解，在“国家至上”的标题之下，除了战争，世界上便没有第二种真理；除了胜利，宇宙间便没有第二种荣誉。一切服从国家，一切服从战争。资本家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服从国家的利益。劳动者必须降低个人的要求，以争取战争的胜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被政府严格地管制着，既不许资本家任意剥削，也不许劳动者非分苛求。他们彼此之间，不是没有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被政府用干涉和调节的方法，暂时地缓和了。在德国，希特拉的意志就是国民的意志；在意大利，莫索里尼的意志，就是国民的意志，任何人都不能反抗，不能表示异议。警察和宪兵监视着，罢工风潮，社会的纠纷，确实是减少了。在政治上，她们也能够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按照理想和计划去做，配合着军事的需要，使政治军事化，完成国防建设，实现战时体制。
法西斯主义政治组织的存在，靠着两种因素：第一，是民族的优越感，由优越感产生侵略性来支持战争；第二，是强力的统制，用高压手段，屠杀政策，肃清反动分子；利用特务组织，以保卫统治权。不过，这种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不能遭遇到失败的；希特拉说：“我们已经强盛了，以后还要强！”国民对于政府的好感，完全靠着这点兴奋剂来维持，一遇到战争失败，事实证明了优越民族并不优越，“以后还要强”的豪语变成了空头支票，国民就要垂头丧气，诅咒法西斯主义的。不错，民众的叛乱，可以用军队镇压，用特务人员暗杀，等到军队叛变、特务人员叛变的时候，怎么办呢？人心一瓦解，组织再严密都是无用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能够使法西斯领袖们上台，也能够使法西斯领袖们下野。
政治组织需要坚强的“约束力”，更需要热烈的“亲和力”。亲和力使政治组织年轻，生气蓬勃；约束力使政治组织硬化，老气横秋。当人民热烈地投向政治组织，衷心地爱护政治组织的时候，政府靠着亲和力的支持，随时可以应战，而且能够以弱敌强；等到政治组织发展成熟，利用约束力量去延长生命，增加威势，使人民感到痛苦的时候，它便开始走进没落的阶段了。
切情近理的政治组织，是亲和力约束力的调和，国民需要和政府需要的一致。这样的政治组织，是富于韧性的组织，它的战斗力最强，抵抗力最大。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组织，在原则上，是和这种要求完全符合的。
政治组织的唯一目的，就是增进和保持国家的健康。国民是国家的组织细胞，所以，国民健康的增进和保持为国家健康增进和保持的基本条件。国民的健康怎样才能增进呢？第一，必须使社会生活水准普遍地提高。不仅是做到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还有行的利便，而且要做到国民全体都有好的饭吃，好的衣穿，好的房子住，好的交通。第二，必须使社会知识水准普遍地提高。国民是关于国家的，国家为了要增加国家的战斗力量，应该施行强迫教育，使他们都有机会受教育，而且非受一定限度的教育不可。第三，必须使社会技术水准普遍地提高。增加生产是增进生活的基础，提高技术水准，又是增加生产的基础，技术水准如不普遍提高，社会生活水准的提高就办不到，提高技术水准的办法，一方面是强迫劳动，一方面是强迫学习，不许有一个国民不劳而食，游手好闲。第四，必须使国民体格健康的水准普遍的提高。体力是战斗力的泉源，国民是军队的基础。“民强则兵强，兵强则国强”，时代虽然变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却没有变。军队的作战力量始终是被民众的生活方式决定着。
战争永远离不开生活，它是国民社会生活的一种现象。国民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代表着国家作战力量的增强，可是我们必须注意，单单是做到提高而不普遍，或是单单做到普遍而不提高都是不行的。所谓军事化的国防政治，就是平时组织和战时组织一致或接近的政治，也就是使国民生活在平时和战时能够保持着一定水准的政治。生活决定战争，假使国民生活被战争弄得无法维持了，不管其他的条件怎样优越，战争是不能继续的。
外交是政治的延长，也是军事的延长。复杂的国际关系，使整个世界变成一座政治舞台，每一个国家按照军备力量的大小，扮演着重要或不重要的角色。
现代的国家，绝不能孤立生存于世界。空间是这样辽阔，军队的组织是这样庞大，进攻的武器是这样猛烈，不要说一个小国，抵抗不了敌人的侵略，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无法保持领土的完整。因此，利害相同，唇齿相依的国家，就结合在一起。侵略的国家，要找帮凶，结同盟；被侵略的国家，或是有被侵略可能的国家，也联合起来，成立集体防卫。德意日同盟的产生，中英美苏等二十六个国家反侵略集团的出现，充分地说明了现代战争的特质和将来国际政治组织发展的趋向。
国防的建设，是有目的的。国防计划里面，不仅是暗含着国防的对象是那些国家；而且明白地确定了为了进攻那些国家或防卫那些国家的进攻，应该怎样准备作战。外交政策是国防计划的一个重要节目，它的作用，一个是掩护国防建设的完成，一个是发扬军备的威力，利用别国的军队打仗，以扩张战争的效果。
拿苏联来说，谁都知道，她的三个五年计划，都是国防计划；所谓经济建设，也就是军备建设。她时时刻刻都在准备应付未来的战争，可是当国防计划尚未完成之前，她的外交政策，却是一贯的保卫世界和平。因此，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成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基本任务。苏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苏德（一九二六年四月）、苏阿富汗（一九二六年八月）、苏立陶宛（一九二六年九月）、苏波斯（一九二七年十月）、苏法（一九三一年八月）都先后成立互不侵犯协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领东北三省的领土，给苏联一个很大的威胁，好像苏日关系业已剑拔弩张，非爆发战争不可了。那时候，莫洛托夫（Molotov）
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资格，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苏联工人与乡村劳苦群众，专致力于自己的国内事业，专从事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任务。他们愿意别国的工人也是如此。可是现时发生的国际事件要求最大限度的戒备。我们再声明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的土地，但我们亦不愿让寸土与他人。
与最近“满洲”事件有关者，曾在我们报纸发表过的，有些挑拨的企图，想把苏联卷入战争的旋涡，组织军队进攻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回答这些挑拨。我们以实现前后一贯的和平政策回答。我们以加紧我们的戒备来回答。我们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在一九三二年内完成五年计划来回答。
从莫洛托夫这一段话可以证明：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和苏联的国防建设怎样适切地配合着。它像是母鸡的翅膀，温暖着掩盖着鸡卵似的国防，使它变成小鸡。在国防建设未完成以前，无论如何，苏联是不会同任何国家打仗的。
你看，在一九三二年当中，苏联和芬兰、拉特维亚
、爱沙尼亚、波兰四个国家的互不侵犯条约，都正式签字了。
为了掩护国防建设的成功，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会加入资本主义国家所领导的国际政治组织——国际联盟。为了掩护国防建设的成功，水火不相容的史太林和希特拉，也会暂时携手。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在张鼓峰、诺蒙坎打得鲜血淋沥（漓）的两个对头冤家，也会签订中立条约。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发扬军备的威力，保证战争的胜利，苏联和英美的矛盾和隔阂，立刻瓦解冰消，化敌为友，大家一致宣布为粉碎希特拉主义而并肩作战到底了。
表面上看，苏联和上面所说这些国家的关系，好像是忽冷忽热、变幻无常，骨子里掩护国防建设，充实国防建设的基本国策却丝毫未变。苏联的外交，到现在为止，始终是成功的。
外交政策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防力量的强弱而变化的，在国际上，昨日之敌也许是今日之友，今日之友也许是明日之敌。英法之间有矛盾，英德之间有矛盾，法德之间也有矛盾，可以说任何两个国家中间，总多多少少有些矛盾存在。矛盾产生敌意，敌意加深便酝酿成战争。当德国国势膨胀，威胁到英法的安全的时候，英法的矛盾，被英德、法德间的大矛盾所代替，便无形消灭。两个国家携手的条件，与其说是双方共同的利益，勿（毋）宁说是双方共同的敌人。
大政治家之运用国际政治组织，和下围棋一样，仔细研究起来，是很有趣味的。举例来说，欧战以后，法国虽然利用《凡尔塞条约》给德国套上一重枷锁，可是她还不放心，便运用外交手腕，把比利时、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拉在一起，成功一个政治组织，把德国包围起来。希特拉上台，用尽种种方法勾引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以突破法国的政治封锁。法国眼看小协约国靠不住了，巴尔都就周游列国，设法拉包围圈外的苏联、意大利完成第二道政治封锁。意大利又因为怕德国南侵，和奥匈两国缔结经济同盟，把法国封锁线的缺口堵住。
德国陷入重围，希特拉怎么打开这种苦闷的局面呢？他先用武力促成奥国政变，首相陶尔斐斯牺牲了。意阿战争正酣，英法同床异梦；他便乘机进兵莱茵。同时意大利因为侵阿，引起了国际联盟的经济制裁，黑衣宰相恼羞成怒，希特拉又把意大利拉过来，促成了德意的合作。一九三八年进一步吞并奥国，接着就吞并捷克；捷克之后，《德苏协定》一签字，马上又进攻波兰，小协约国胆颤（战）心惊，德意志如虎出柙，法国的政治封锁线好像断线珍珠，一个一个都跑到希特拉的口袋去了。
我们应该知道，最近十年的国际外交，在本质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假手外交人员，以护商保侨为目的的外交，已经成了细微末节，无足轻重。在今天，我们如果再从吃香槟酒，穿大礼服，在红氍毹上互祝国运昌隆那种文绉绉的场合去观察外交，那便是极大的错误。现代的外交的本质，已成政治问题了，是真枪真刀的军事外交，是政治领袖亲自出马，用大刀阔斧的干法来决定和战大计改变地图颜色的外交。
前面已经说过，希特拉上台后，积极扩充军备，时时刻刻图谋打破现状，使法国人坐卧不安。外交部长巴尔都便亲自到欧洲各国奔走，拉拢与国，甚至冒资本主义国家之大不韪去和苏联交欢。巴尔都在马赛惨案时牺牲了，新外长拉伐尔继承巴尔都的遗志，于一九三五年访问罗马，缔结法义规定；访问莫斯科，缔结《法苏互助公约》。一九三六年，意外相齐亚诺（Ciano）跑到柏林，和希特拉会商德意合作。过了不久，莫索里尼和希特拉的见面，又轰动了全世界。张伯伦首相为了解决捷克问题，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亲自到哥登斯堡去会希特拉，刚刚回到伦敦，又跑到莫黑尼（慕尼黑）去出席四强会议。出席慕尼黑会议的人物，除了张伯伦，还有德国的元首希特拉，意大利的首相莫索里尼，法国的内阁总理达拉第。这次著名的会议，牺牲了一个欧洲二等强国——捷克。一九四一年英国首相邱吉尔和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大西洋军舰上的秘密会议，不仅解决了美国的援英问题，并且促成了英美日三国在太平洋上的大战。
领袖外交是一种新作风，这种新作风支配着世界大局，并且未来的世界政治，也必定为这种新的外交作风所支配。
近几年来，“国防教育”这个名词，大家已经熟悉了；可是，“文化”上面，也加上“国防”两个字，却很少见。什么是“国防文化”呢？
帝国主义者侵略弱小民族，强大国家侵略弱小国家的手段和方式是层出不穷的。军事侵略、政治侵略、经济侵略之外，还有一种最凶狠、最毒辣、最彻底的侵略手段，就是“文化侵略”。军事侵略和政治侵略的目的，是占领被侵略国家的领土，摧毁被侵略国家的政权，另外再树立一个受侵略者驱使和支配的新政权。经济侵略的目的是掠夺被侵略国家的资源，榨取被侵略国家的金钱。文化侵略的目的，是改换被侵略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占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脑袋。
现代战争，是大规模的“并用战”，各种战争手段或先、或后、或同时地被交战国使用着。在从前，文化在战争上所发生的力量，一般人都不大注意；直到产业革命以后，因为生产工具的机械化和摩托化，使生产力无限制的膨胀，把人类的生活方式大大改变了。工厂的主人生意倍加兴隆，变成了资本家；没有资本去开工厂的人民，天天向资本家购买生活必需品，自己的钱都被资本家赚去了，为了生活，只好去当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产业愈发达，资本愈集中，资本愈集中，贫富愈悬殊。贫富悬殊的结果，就造成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互相对立的阶级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资本家有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劳动者有劳动者的生活方式。两种生活方式中间，有一种很鲜明的鸿沟。
资本家为了无限地扩张营业，集中资本，并且要想出一种理由来，证明他这种干法是对的。因此，就产生了榜样自由生产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
同情劳动者的学者，觉得社会这样子发展下去，前途是非常危险的。金钱和财产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数人的生活只有一天一天地困苦，享不到社会进步的幸福。于是大发悲天悯人之念，反对这种不合理的剥削制度，主张生产工具应该属于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消灭了，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劳动者当然欢迎这种办法，便联合起来成立一种组织，向资本家提出请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资本家不答应，两方面就斗争起来，罢工风潮和失业问题，闹得天昏地暗，社会秩序乱得不像样，简直无法维持。这时候，像莫索里尼那样的政治家出现了，他想出一种调解的方法，就是“双方让步”。资本家应该把利润降低，多拿出几个钱去改进劳工的生活；劳工的生活问题解决了，就应该好好地做工，不许再闹风潮，打倒资本主义。他向资本家和劳动者说，我们的穷困，唯一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现在应该合作，把国家弄强了，到国外去抢几块肥沃的殖民地，那时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劳资双方觉得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接受了他的办法。这种办法，现在叫做法西斯主义。
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还没有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既不需要资本主义制造乱源，也用不着社会主义勉强共产。因此，他便发明了一种最适合中国需要的民生主义，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主义是一个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遗产，全体国民或一部分国民生活的结晶。它代表着一种现在的或未来的社会生活方式。这一次民主国家中英美苏等反侵略国和德意日三国侵略国的战争，也就是三民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联合起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正确地把握住这四种主义的特质，便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次世界战争，更无从认识“文化”在现代战争和现代国防上所发生的作用。
世界上很不容易找到一个这样理想的国家：全体国民不折不扣地一致接受某种主义。因此，要实现一种主义，就避免不了战争。在国内，必须运用武力或政治力量把反对者驱逐或消灭，使一部分人所信奉的主义，成为国家的主体。从历史上看，无论哪一个国家，她的主义之形成，没有不经过一番斗争的。纵使两种或几种互相冲突的力量斗争的结果，一方面胜利了，另一方面失败了，在表面上造成了统一的局面，骨子里却仍然潜藏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克服这种潜在的矛盾，使全体国民的意志溶化为一个意志，使全体国民的力量，凝结成一个力量，这就是国防教育的基本任务。
教育的基础，建筑在人类的“可塑性”上，一个小孩子，他的心灵像一张白纸，涂上什么颜色，就变成什么颜色。他的心灵又像一团用水调和了的石膏，你爱把他塑成一个什么形象，他就成为什么形象。这种“可塑性”的存在，实在是人类最大的弱点。一个国家的政府，按照自己的理想，把模型制好，交给全国的教育机关，一律按照模型把国民造成拥护政府、服从法令的公民，坚强勇敢、保卫国家的战士——标准的国防人。全国的学校，就是制造国防人的工厂；每一个教师，都是制造国防人的工匠。
可是，反对政府的人却想把国民造成“反叛”；帝国主义者却想把弱小民族造成奴隶。这实在是顶危险的事。世界各国为了预防这类不幸的事情发生，把教育权集中起来，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只有政府委派的人，才能办教育；只有政府考核合格的人，才可以当教师。政府告诉国民：“我们的列祖列宗，过的是这样的生活，我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最理想、最美满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将这种生活方式传授给我们的后代。凡是希图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应该坚决地和他奋斗，把他消灭。”国民应该准备为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战。假使政府告诉国民：“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我们目前的生活是不合理的生活。我们必须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打破现状，使我们能够过着美满的快乐的日子，永远在世界上繁荣，发展！”国民应该准备，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战。
侵略者为了扩张自己的文化，消灭敌人的文化，使敌人的生活方式由“主人的”变为“奴隶的”，不能不从事战争；被侵略者因为要保存自己的文化拒绝侵略者的文化，反对变更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不从事战争。
史太林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向苏联全国广播演说，里面有这样的话：
敌人是非常残酷而横顽的。他所抱的目的，就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血汗浸透了的土地，要夺取我们用自己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煤油。他所抱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地主的政权，恢复沙皇制度，就是要毁坏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人的、别洛露西亚人的、立陶宛人的、拉脱维亚人的、爱沙尼亚人的、乌兹别克人的、鞑靼人的、莫尔达维人的、格鲁吉亚人的、阿尔明尼亚人的、阿塞尔拜疆人的，以及苏联其他各族自由人民的民族文化和国家生存，使他们日耳曼化，把他们变成为日耳曼公侯贵族们的奴隶。
新加坡失守，英国首相邱吉尔于今（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发表演说，向全世界讲述战局，里面有这样的话：
吾英语国家悉能享受自由政制之福，既保有自由之议会，复保有自由之报纸。吾人所习惯之生活方式如此，而吾人所力战以维护者亦即此种生活方式。
可见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假如民族文化被敌人消灭了，生活方式被敌人改变了，国家民族纵使悻存一时，也不过作（做）附庸，当奴隶，已经失掉了独立自由的资格。国防教育是一种手段，保卫民族文化才是真正的目的，中国人应该受中国的教育，过中国式的生活，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的脑袋就像一个空玻璃瓶，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就是要把代表民族文化的颜色，灌输到空空如也的脑袋里。国民受教育的程度越深，脑袋里装的颜料越多，在生活上所表现的民族文化色彩就越发浓厚。如果一个中国人，装了一脑袋日本文化，说的是日本话，写的是日本文，穿的是和服，信仰的是武士道，崇拜的是日本天皇，试问他肯不肯为保卫祖国而去和侵略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呢？当然不肯。因为他完全被日本同化了。
因此，我说，单讲文化、单讲教育是不行的。必须讲国防文化和国防教育才行。所谓国防文化，它的最大效用就是假手教育来武装国民的头脑，铸成一座坚强的精神堡垒，以抵抗异民族的同化。
现代世界上的战争，种族和文化的冲突，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没有独立文化的民族，根本就不能在地球上生存发展。我们知道，捷克这个国家，是不战而亡了。捷克的陆军，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和德国军队比较起来，可以说不相上下，她为什么一枪不发就屈服呢？原因就在捷克没有统一的和独立的文化。捷克境内苏台（Sudetes）区大部分是德国人，保有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不会甘心愿意受捷克人的统治。当苏台区问题发生时，捷克总统贝奈斯还说：“我深信道德的力量，善意和相互信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另一方面，戈林却把捷克人骂得一文不值。他说：
欧洲一部分不足道的东西，现在居然在玩弄人类了。这可怜的侏儒民族（指捷克人）是毫无文化的，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是谁，现在竟敢压迫一个有文化的民族，而且背后还有莫斯科和犹太魔鬼，躲在这假面之后作祟。
波兰这个国家，和德国打了二十七天就灭亡了，一个拥有两千二百万人口的国家，战斗力这样的弱，实在令人惋惜。但是据一位美国记者希莱（Shirer）和一个熟习波兰内幕的人谈话以后的记录看来，波兰的命运是老早就注定了的。希莱在他的日记上写着：
他描写波兰文化落后的情形，非常令人惊心。他到波兰农村里去过。据他说，波兰能阅报的，一共只有两百万人，而有的村镇中，连一具无线电收音机都没有。
由此看来，没有独立的、统一的文化的国家，固然不能存在；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遇到文化进步国家的侵袭，仍然免不了要灭亡。那么，国防教育的任务，单是消极地做到固有民族文化的保存是不够的，它必须更积极地致力于固有文化的发扬，从旧文化中产生出新文化来，才能够抵抗得住异民族的文化侵略。
世界各国透彻地认识了文化和国家民族生存的关系以后，纷纷组织起文化国防线来。在今天，文化是国防的第一线，文化战是全体性战争的前哨。
教育的范围，并不像过去那样狭小，以为只有识字才是受教育，只有学校才能够读书，社会的进步，使教育社会化了。事实上，生命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生活的范围就是教育的范围。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同等重要的，家庭、学校、社会成为文化国防线的三座坚强堡垒，也可以说是陶铸国防精神、创造民族文化的熔炉。
正因为现代战争“全民化”了，每一个国民都成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战斗员，国民的教育和训练，才特别引起各国政府的注意和重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机关被政府严密地组织着，系统地管理着，由幼稚园，而小学、中学、大学，国都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教育组织，没有一个人不在政府限定的、允可的范围内呼吸着被泡制过化的空气。文化经过教育组织机构像河水经过自来水管流通到家家产户一样地流通到全国民众的脑袋里。
没有经政府检查过的“文化”食粮，从国防的观点上看，简直和没有滤过的天然水一样，里面是含有病菌和毒素的。各国政府所严厉执行的“文化工作”，第一步就是“消毒”。现在我引用苏联亚历山大洛夫所著“法西斯主义是人类的死敌”中的一段，来说明希特拉上台以后，是怎样有组织、有计划地做着德国文化的消毒工作：
他们首先就焚烧了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书。正如中世纪时，西班牙的宗教裁判长捣马斯、捣尔克维玛德当众焚烧了从全国搜查来的书籍和手稿一样，今日的宗教裁判官——法西斯野兽也在几百畸形人的狂欢中焚烧了两千多万卷书籍。仅在柏林就销毁了“一万担”科学书籍和古典文艺书籍，先把这些书籍抛弃于警察厅的马厩里，然后又焚之于柏林大广场上。而焚烧高尔基、巴比塞、哈涅、嚣俄
、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连恩路德维希及其他文学家和学者之著作，还只是开端而已。这般法西斯人面兽心之徒因害怕科学和先进文艺，遂根据希特拉所说“知识界是民族的废物”的话，就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数十位学者和文学家；并把爱因斯坦、曼恩、费黑梯王克尔以及最优秀的曲谱家、音乐师、导演和画家驱逐于国外。
自然，在希特拉领导下的官吏们眼里，他们所焚毁的书籍，里面都含着破坏纳粹文化健康的毒菌：他们所屠杀、所驱逐的文人、学者，都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叛徒，毫不觉得可惜的。
只有德国人，才能正确地认识德国。一位加入美国籍的德国人波希孚尔说：“一件事情，只要是德国人认为应该做的，或是有利于德国或国社党的，就是对的，道德的，并且是正当的。德国人并没有伦理、光荣或正当行为的抽象观念。”
希特拉之痛恨共产主义，正如史太林之诅咒法西斯主义。德国进军莱因那一天，希特拉在国会里讲过：
我决不允许残忍不义的国际共产主义的独裁，临到德意志人民身上！这种毁灭性的亚洲式世界观，把什么东西都否定了！我想，要是这种毁灭性的亚洲式人生观，这种布尔希维克革命的混乱，万一成功于欧洲，结果是多么可怖！
又有一次，他在一个“文化会”中说道：
只有没有脑筋的侏儒才看不到，德国乃是欧洲挡住赤色红流的堤防。没有我们，欧洲和欧洲文明，早已浸沉于共产主义的狂潮中了。
把苏德两方面的言论对照着读一读，两个国家的文化防线，真是壁垒森严，杀气腾腾，在战争尚未爆发之前，法西斯主义早就和共产主义互相厮杀了。
在文化斗争的阵线上，不论是哲学、伦理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音乐，统统都着上了武装，加入战斗序列，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警戒敌人，监视敌人，打击敌人了。我们随便走进一个比较进步的国度里，立刻便有一种感觉，觉得山水、草木、人物，另是一番风味。这种“风味”，就是那个国家所独具的文化放散出来的气息。我们看不到一本没有色彩的书报杂志，一部没有色彩的电影，一幅没有色彩的图画。听不到一篇没有色彩的演说、或谈话；一节没有色彩的诗歌，或音乐。声、色、电、光，把我们的感觉器官包围得紧紧地，使我们认识不出这个国家民族的庐山面目。如果我们一不当心，就堕入五里云雾中，陶醉在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氛围里，慢慢地被它同化。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党派，都有它自己的哲学，自己的理论，在文化组织中，理论处于领导的地位。哲学和理论是有党派性的，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哲学，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哲学，法西斯主义有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我们的三民主义有三民主义的哲学。哲学是文化组织的基础，一切理论的出发点，如果出发点错误了，则理论便无一是处，理论一错，行动就跟着错了。因此，理论的斗争成为文化斗争的焦点，国家民族或党派战争的前哨。例如，希特拉的主义侵略性，就是从“优秀民族应该统治低等民族”的观点产生的。希特拉在《我的奋斗》中说：
一个民族不纯粹的国家，要是能全力培养它里面最优秀的民族，一定有一天能做世界的主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将来某一时期，人类将要遭遇种种问题，而应付这种问题的责任，只有一个“超民族”才能够负起，所以它一定要支配全球的资源和财富。
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惟（唯）有在一个优秀民族业已征服一切的世界中，还可以说得通。……所以，我们一定先得战斗，然后再来考虑其他。
根据希特拉的“超民族”应该征服一切的侵略哲学，德国的军事周刊上便出现了一种和这种哲学相应的战争理论：“无论任何个人或社会的活动，必须有助于战争的准备，才能予以允许。新的人类只应当有一个意念，就是‘战争’。他不应当，也不可以想到别的事情。”
同时，侵略性的教育宗旨也跟着出现了。弗兰克弗尔大学校长说：“我们大学教育的任务，不是教授客观科学，而是教授兵士科学。”
由此可知，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是以希特拉主义为出发点，先造成文化组织，再建立军事组织，在一个系统，一个计划，一个指导之下来进行的。
史太林根本不承认日耳曼人是“超民族”，更不承认日耳曼人应该支配世界，他说：
有些人认为必须由“上等人种”譬如说日耳曼人种——组织战争来反对“下等人种”，首先是反对斯拉夫人；他们认为只有这种战争才可给予摆脱现状的出路，因为“上等人种”是具有培植“下等人种”并统治“下等人种”的使命的。假定说，这个与科学相隔天壤的奇怪理论果然已变成实际吧。由此就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大家知道，从前古代罗马帝国看待现代德国人和法国人的祖先，也完全是和现时“上等人种”的代表们看待斯拉夫种族一样的。大家知道，从前古代罗马帝国是瞧不起德国人和法国人的，称他们为“下等人种”“野蛮人”，认为他们应该永远屈服于“上等人种”，即“大罗马帝国”的；而且，——在我们彼此间可以随便说句话，——古代罗马帝国当时这样做还有一些理由，而现时“上等人种”的代表们却就不然了。
苏联的政治领袖既不承认日耳曼人是优越民族，不承认斯拉夫人是低劣民族，不承认日耳曼人应该统治斯拉夫人和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便动员苏联的文化力量，组织成一支队伍，在报纸上，在各种刊物上，在电影片子上，在广播无线电台上尽量暴露德国法西斯的丑行，宣传希特拉的罪恶，燃烧起苏联人民的反德情绪，使他们在心理上随时准备迎击纳粹军队。因此，一九四一年德国军队虽以破竹之势进攻到莫斯科外围，占领了苏联广大的土地；然而，纳粹政府在苏联的沦陷区内却始终没有树立亲德政权，这就证明苏联人民不愿意接受日耳曼民族的文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战争初期，苏联在军事上吃了很大的亏，但是，苏联人民在前方、后方以及敌后所表现的“坚定性”，实在充分证明苏联人民的政治训练和文化组织是成功了。政治训练和文化组织的成功，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现代战争是全民参加的战争，“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这种干法对于武装的士兵可以用，对于手无寸铁而精神不屈服的敌国人民是不适用的。“大众军队”的出现于战场，使一般国民长期的政治安定性愈加重要了。大量敌军的歼灭，广大领土的占领，并不能算是决定了的胜利。真正的胜利，是敌人战斗意志之消灭，自认是“下等人种”，甘心情愿受“上等人种”的统治。
战争可以用武力取胜，也可以用文化力取胜；取胜虽可以用武力，但保持永久的胜利必须用文化力。文化力既能使有形的胜利变为无形的胜利，又能使暂时的胜利变为永久的胜利。
文化优越的民族，不一定就是强大的民族。文化落后的民族，也不一定会被文化优越的民族消灭。中国是一个文化优越的民族，可是在历史上反屡次被文化落后的野蛮民族所征服。汉族靠着自己的文化力量，一面在做奴隶，同时又做师傅，慢慢地把主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遇到机会，就把主人赶跑，恢复原有的统治权，脱掉奴隶帽子，重做主人。这就证明，文化落后的民族，虽然可以取得胜利，却不能够保持胜利。德国的日耳曼民族和法国的拉丁民族，文化水准差不多，武力也不相上下，所以菲特烈大帝蹂躏了法兰西，拿破仑第一又大败普鲁士；威廉第一在一八七〇年把法国的巴黎都攻下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战，法国又联合协约国将德意志打倒，刚刚过了二十年，德国的军队又开到巴黎了。两个国家三翻四覆，只是武力上的斗争，打来打去，谁也没有把谁消灭。这一次如果不想方法在文化上做工夫，使法国人甘拜下风，自愿受“上等人种”日耳曼人的统治；一有机会，法国人还是要翻身的。
再看一看，英国人虽然用武力征服了印度，可是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有不可磨灭的民族文化，英国人在精神文明上奈何不了她，想用摩托和机器的力量把她消灭，又碰见一位“不合作主义”的革命家——圣雄甘地，居然靠着手摇纺纱车抵制住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维系着民族经济的命脉。他深知道，英国军队的机关枪、大炮是抵抗不了的；可是经济的榨取却非抵抗不可。他深知道，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印度的民族工业既然跟不上英国，民族生活方式当然不能脱离生产方式单独前进。甘地把握住这个关键，确定了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原则，用土货代替洋货，以挽救民族经济破产的厄运。这种“不合作主义”，就是“拒绝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化”的主义。印度人就靠着这种武器，保存了印度民族的固有文化。印度文化独立存在一天，印度民族便随时有恢复独立的可能。所以今日的印度，可以说是名亡实存。她的潜在力量实是不可忽视的。
朝鲜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时间虽不及英国人统治印度那样长，可是朝鲜人里面没有提倡“不合作主义”的甘地，朝鲜的经济很快地宣告破产了，在文化方面也被日本的“奴化”教育制度消灭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朝鲜的革命志士们虽然不惜牺牲一切为恢复国家的独立而奋斗，如果没有大国的支援，这种□（复）国运动，是不会在很短的期间就能成功的。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说明文化在战争中尤其是现代战争中占着多么重要的位置。一个不能够用武力战胜的国家，却可以用文化的力量征服。孟子说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兵法上也说是“攻心为上”，认为用兵乃是不得已的事情。现在世界上的列强，都标榜着一种主义，打算用主义的力量来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用主义的力量去达到征服弱小民族的目的。本来在从前的时候，战争就是单纯的武力战，把军队开到前线去互相砍杀就得了，没有具体的主义来指导战争；现代的战争，在军队尚未动员之前，所有敌性国家就组织起文化的军队，在进行“攻心”的战斗。在正式战争开始以后，文化组织就配合军事组织担负起提高战斗情绪、坚定必胜信念的任务。战争结束了，战胜那一方面，要继续利用文化的力量□（扩）张战果，消灭敌国人民的战意，使他们由“力服”做到“心服”。战败那一方面，也要砥砺士气，振作人心，秣马厉兵，准备复仇雪耻，更非利用教育组织和文化力量先从武装国民的头脑着手不可。所以，军事的战斗是短期的、一时性的；文化的战斗是长期的、永久性的。过去的文化组织，最大的效用是增进人民生活；现在的文化组织，最大的效用是加强战斗力量。
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丧失了同化其他民族的力量，就必须提高国民文化上的警觉性，严防其他国家民族文化力量的同化。文化组织：在消极方面，应该充实防卫的力量；在积极方面，应当发挥攻击的精神。防御和攻击，是一物的两面，字面上虽不相同，本质上却是一个——就是文化的战斗性。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社会生活方式不同的国家民族，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资本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社会主义的文化；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有法西斯主义的文化；三民主义的国家，有三民主义的文化。两个主义不同的国家，她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风尚、人民的生活习惯、道德观念，都有很显著的差别，由这些差别，产生矛盾，由矛盾产生斗争。比方说，资本主义国家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内部都有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对立，她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提倡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是深恶痛绝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她们都拥有广大的领土，丰富的资源，都以目前的现状为满足，想保持和平，从事生产建设，和要求世界领土再分割，要求以战争手段打破现状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的领域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生长发展的领域；英美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英美的领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生长发展的领域；德国是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德国的领域就是法西斯文化生长发展的领域；中国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国家，中国的领域就是三民主义文化生长发展的领域。社会主义文化领域里面，不允许资本主义文化混入，正同资本主义文化领域里面，不允许法西斯主义文化混入一样。因为军队有战斗性，主义有战斗性，文化也有战斗性；因为有战斗性，就有排他性。成为国防组织要素之一的文化组织，是有战斗性的，所以国防文化也有排他性。
一个现代化的“国防国家”，按道理说，是不应该有两种代表着不同种文化的主义同时并存的。如果有两种主义同时存在，这两种主义便各自发挥各自的排他性而发生斗争。试想三民主义的信徒要把国民的思想变成青色，共产主义的信徒要把国民的思想染成红色，资本主义的信徒要把国民的思想染成白色，法西斯主义的信徒要把国民的思想染成黑色，假如一个国家之内有这许多主义同时存在，国民的意志如何能够统一，国家的力量如何能够集中呢？意大利只有一个法西斯党，意大利的国民所受的教育是清一色的法西斯党化教育；德国只有一个国社党，德国的国民所受的教育，是清一色的国社党的党化教育；苏联只有一个共产党，苏联的国民所受的教育，是清一色的共产党的党化教育。意大利、德国、苏联，这三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因为所受的教育相同，在思想上、信仰上，在他们所追慕的生活方式上是一致的，如果有动摇分子和反动思想出现，政府便用最严厉的手段把他们清除、消灭。他们的文化组织都是统一的，都是以整齐的步伐在国防组织的行列中向前迈进，所以战斗的力量特别强大。但是，美国的政党却有两个——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政党却有三个——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各党都拥有一部分群众，各党有各党的主义、政策。党派的利害和国家的利害，既不相同，一遇到战争，各党各派的意见就不容易一致；甚至当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不能两全的时候，究竟应该牺牲政党的利益以迁就国家的利益，或是牺牲国家的利益以迁就政党的利益，是说不定的。每逢一件国家大事，全国的报纸就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多党政治的国家，民众的意志是比较分散的，他们的文化组织比不上苏联和德国等一党政治国家那样的严密，在国防上所表现的力量，也远不及苏德强大。
我们不能否认，文化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如两个交战国在人力上、物力上、生产技术上和其他的作战条件完全相等，哪一边的文化组织严密，军事化的程度高，就一定得到胜利。
人始终是战争的组织者，胜负的决定者。可能用优越的文化力量瓦解敌国的国家，也同样有被文化组织上占优势的国家所粉碎。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反对苏联的，法西斯国家本质上也是反对苏联的，他们企图用兵力战胜苏联，消灭共产主义，而苏联却打算用宣传“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完成世界革命。德国的麦舍将军说过：“五十万的小册子，比百吨的炸弹更有效力。”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在抵抗法西斯军队的进攻，同时忧愁着战争的结果将爆发阵后的“十月”革命。
因此，如何运用组织的方法，在民族或国家文化上做一番“清血”“消毒”的工作，使它充分发挥国防力量，完成消极和积极的双重任务，实在是现代国防学上最新而又重要的命题。
新的全体性的战争理论，产生了一种国防新思想，这种新思想的结晶，就是国家总动员的国防型式。这种国防型式的完成，孕育着、推动着现代的全体性战争。使它降临在人间，摇撼了全世界。
单纯的，仅仅靠着武装战斗员来进行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现代的战争，是猛烈的、大规模的，而且是长期的战争，是全国人力、物力、技术能力一齐动员参加的战争。这种性质的战争，把整个国家变成一架战斗的机械，正如苏联莎维兹基所说：“国家这一大机械，他的一个一个的，大大小小的螺丝钉，非完全安放在最能有利地为战争而工作的地方不可。金属、石油、石炭的每一千克，电力的每一千瓦，机械的和生物的每一马力，谷物、马铃薯的每一吨，各种的工场，大大小小的企业，铁道与公路的每一公里，每一个车头和每一个车厢，以及国民的每一个人，这一切东西在战争上可利用的性质，都非详详细细地预先考虑，预先指定不可，人间和物质的一切资源，非和国家的政治目的相表里，为战争的利益而被组织起来不可。”不如此，就无法进行现代的战争；不如此，就无法争取最后的胜利。
因为全体性战争是带着极度破坏性的战争，是以彻底破灭敌国为政治目标的战争。战败的国家，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不用说，完全被彻底地破灭了；她将被迫而离开世界政治舞台，听候战胜者的摆布。战胜者为了防止战争的再度发生，也就是说，为了防止战败国的复兴，只有根本用恶毒残忍的手段，把她的文化和种族逐渐消灭。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者高举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旗帜，来刺激国民，燃烧起国民战争的热情，集中一切力量去妨害其他民族的生存，侵犯其他国家的独立。被侵略或受侵略者威胁的国家民族，要想保障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也必须举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旗帜来回答侵略者。被侵略国家的国民，必须更深切地认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民族的存在高于一切，较之侵略国家的国民更热烈地、坚决地、勇敢地去参加捍卫国家民族的战争，才有可能击退敌人的进攻，粉碎以“超等民族”自居的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全世界“劣等民族”的迷梦。
在今天，国家民族观念的强弱，已经成为“超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的分界线。不知道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不知道牺牲小我以保卫大我的国民，就是“劣等民族”的标记。如果全国国民都抱着自私自利的小我观念，为了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党派的利益，不惜危害国家民族，国家民族便因为内部力量的分散，抵抗不了敌人的侵略而屈膝投降。屈膝投降的民族，自然是属于“劣等民族”，因为“超等民族”是不会屈膝投降的。
怎么样才能保证国家民族永不向敌人屈膝投降呢？无疑地，用战争来保证，用胜利来保证，一个国家没有充分的自卫力量，就不能抵抗侵略者的侵袭。但敌人究竟在哪一天发动侵略性的战争，是不能断定的。因此，一个国家民族为了确实保卫自己的生存独立，就不能随时作（做）应战的准备。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目标之下，一切的政治组织、生产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都必须配合着战争的需要，使它尽量地军事化，在平时充分地作战时的准备，使整个的国防组织健强起来，完成所谓“战时体制”，也就是国家总动员。
因为现代的战争，具有高度的破坏性，战争的开始，就是毁灭的开始。在平时，如果没有训练好大批的军事技术人员、生产技术人员、精锐的队伍、广大的后备军和从事军需用品生产的熟练工人，如果没有大量的军火、食粮、燃料、原料的储备，战争是无法开始的；在战争开始后，如果在兵员方面、军需方面、人民日用必需品方面不能够源源不绝地生产和供应，战争便不能继续。这种条件的满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很不容易。因为除了少数国营的军需工业以外，大部的工厂、农场、矿厂和电力厂、畜牧场，都由资本家私人经营。他们从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的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而是为的追求利润，为的赚钱。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们宁愿把国防建设上迫切需要而为国内所缺乏的东西，远销到国外去，甚至送到敌人的手里，而不卖给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方面可以从中立国的商人手里买到大批协约国生产的煤油和食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凭藉（借）了唯利是图的军火商人的从中布置，甲国的空军会架（驾）着乙国的飞机去侦察乙国的军队，并且去轰炸乙国的军队”。这种悲惨的事实，层出不穷。还有一件事故，可以证明法国和德国钢铁公司的老板，是怎样拿着国家的命运在开玩笑：
在惊人的白莱钢铁区事件中，法国的德鲁克思（M.Dreux）与德国的洛煦林（HenRoechling）曾经有过很优美的合作。从政治的地位上说来，德鲁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右倾主义者，而洛煦林则为希特拉的支持者。德鲁克思的劳兰钢铁公司与洛煦林的萨尔钢铁公司已经于一九三二年的十月四日结合起来，构成德法两国的钢铁托拉斯，称为劳萨公司（Lorsar），其资本则为法国的德鲁克思集团和德国的洛煦林集团平均分担。因此，洛煦林可以从法国的充实国防上面，增加钢铁的销路；德鲁克思可以从德国的整整军备上面，收获十足的利润。法国在东部边境建筑了巩固的堡垒，并完成钢骨水泥的长城——马奇诺防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千成万的德法两国军队，为了争夺与防守这一座长城而丧失性命。可是国社党的爱国主义者洛煦林与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德鲁克思这两位大人物，却已经享受一部分利润了。
从这段记述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法国建筑马奇诺防线和德国制造飞机坦克所用的是一个公司的钢铁。像这样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是很平常的。政府在平时对于全国的生产事业，既不能施行严格的统制；在战时又不能立刻实施有效的集中管理，“军事第一”被“赚钱第一”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胜利第一”也就分外的渺茫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战时体制的国家总动员组织，是不容许彻底实现的。
世界上对于实施国家总动员，在经济制度上、政治制度上占着特别优越、特别便利的条件的，只有一个苏联。苏联没有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她们的资源，生产机构都操在国家手里，出口和进口的国际贸易，也由国家统制管理。她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在整个的组织、整个的计划之下实行；军用品和民用品的生产，在数量上经常地保持着一定的比率，这种比率，政府可以适应情况的需要，随时加以调整。像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生产、自由贸易制度下那种畸形发展的情形，在苏联绝对不会发生。因为苏联的工业在平时已经全部军事化，所以战争的潜在力量异常雄厚，一遇到敌国的侵袭，随时可以应战。她的优点，在这次苏德战争中，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了。
苏联凭藉（借）着什么能够将平时和战时界线打消，完成国家总动员的新国防型呢？没有别的秘诀，就是凭藉（借）着全体国民的意志能够集中，力量能够集中。因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她经常地警戒着、提防着，用最大的努力教育国民，训练国民，来统一国民的意志。把反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排除了，把反对政府的人物驱逐的驱逐，枪毙的枪毙了。在苏联的内部，既然没有阶级的对立，人民的利害和国家的利害，是一致的。政府和人民中间，减去了一重“阶级利益”的障碍，使苏联的政治效率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不用说，苏联的政治效率，资本主义国家是望尘莫及的。举例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总方针，全体国民的意志便集中在这个总方针所指示的目标上，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技术能力便集中在这个总目标的实现上，于是新的机器制造厂、新的汽车制造厂、新的化学工厂、新的冶金工厂、新的拖拉机制造厂、新的农业机器制造厂、新的大炮制造厂、新的炮弹制造厂、新的飞机制造厂、新的坦克制造厂、新的机关枪制造厂，还有很多举不胜举的工厂，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建立起来了。由于苏联全体国民的坚韧努力，刻苦奋斗，造成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奇迹，使产业落后的苏联，走上了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史太林在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第一次工业工作人员代表会议上说过：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以内跑过这个距离。或者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翻……
现在，我们看，史太林的豪语，果然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苏联十年之内走一百年路程的基础，就建筑（在）她平时的国家总动员上。我们不要忘记——当史太林说话的时候，苏联还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冻挨饿呢。
战争是摧灭人类破坏文化的不祥之物，爱好和平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诅咒它。可是，国防建设到了国家总动员的现阶段，战争的破坏性更大，战争的性质更凶残，战争的面目也更加可怕了。现代的战争一开始，眼看着：
（一）人类慈祥孝悌的家庭，刹那间变成妻离子散，年轻的壮丁着上武装，开到前线，战死了。妇孺老弱流离失所，变成无家可归的难民了。
（二）个人生活的自由，职业的安适，变成梦想了。法令的束缚，经济的压迫，重重枷锁，平时自在逍遥的，战时动弹不得了。
（三）大规模的图书馆、医院、学校，人类文化的宝库，身心的疗养院，智慧的发源地，一齐化为灰烬了。
（四）庄严灿烂的河山，富丽堂皇的都市，敌骑纵横，炮火弥漫，变成一片焦土了。
（五）农场荒芜，工厂破碎，失业的无法救济，伤病的也无处治疗了。
（六）肚子饿了，食不得一饱；身上冷了，衣不得一暖；房子倒塌了，找不到住处；交通断绝了，搭不上车船，国民的生活，真是困苦不堪了……
这种景象，算不算悲惨呢？不！不算！战争是一种锻炼，一种试验，凡是经不起战争的折磨，忍不下战争的痛苦的国家民族，都要被战争消灭、淘汰。为了生存，为了胜利，一切的痛苦，必须忍受。哪怕在平时宝贝得像生命财产一样的东西，战争一开，就毫不吝惜地献给国家，由国家支配、组织、经营、军用，以换取国家的生存，民族的胜利。所谓牺牲小我，以求大我的存在，这就是国家总动员的精神。假使在举国上下一致和敌人作生死存亡的斗争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国民抱着侥幸的自私自利的心理，不肯牺牲小我，甚至还想利用机会囤集（积）居奇，发国难财；等到战败亡国以后，不仅个人的财产被敌人夺取，自身也变成了奴隶、牛马，“劣等民族”的帽子往头上一戴，一任战胜者宰割、屠杀，永远不得翻身。
战争虽苦，亡国灭种的味道更苦。为了贯彻战争的目的，争取民族的光荣，任何国家，都不能不牺牲一切人力、物力，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完成国家总动员之组织，以应付现代大毁灭、大破坏的全体性战争。
这就是国家总动员的真义。
现代战争是整个国家民族所有一切力量的总决赛：有一分力量，就拿出一分；有十分力量，就拿出十分，绝不留一点剩余。国家总动员的目的，不仅是把全国的力量一古（股）脑儿拿出来就算了事，而且要运用组织的技术，使各种力量在国防上发生最高度的效能。
既然称为“总动员”，单从字面上看，就可以知道动员的范围是很大的。可以说，凡是属于国家民族的能够产生力量、表现力量的东西，都在动员之列。在人的方面，不分男女老幼、鳏寡孤独，身体的力量，精神的力量，都要动员。在物的方面，不论天生的动物、植物、矿物，人造的机器、日用品、艺术品，都要动员。甚至连空气和水，也要动员。因为空气和水不单是一切生物维持生命的必需品，而且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制造出氮、氢、氧等在国防上很有用处的气体。水力在运输上和发电上的价值固不必说。一想起去年重庆市骇人听闻的大隧道窒息惨案来，空气的动员在消极的防空上就更有意义了。
不过，在国家总动员的组织上，一般人所重视的东西，除了人员以外，仍然是物质的数字。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又互不相同。比方说，社会主义的苏联，法西斯主义的德意，资本主义的英美，在国家总动员的实现上，就有很大的差别，为了研究的方便，只好将国家总动员的内容分为：（一）军事，（二）产业，（三）交通，（四）经济，（五）政治，（六）其他社会、精神等六个节目，分别加以简略的说明。
军事动员，以军队为主体。国家的军队，在平时是平时的编制。平时编制内的人员，不过是战时在疆场作战的大军的基干。到了国际形势紧张，“山雨欲来风满楼”，非用战争手段不能解决敌我两国的纠纷的时候，政府就准备战争，将军队由平时的编制变为战时编制。这种军队组织蜕变的过程，就叫做“动员”。
一个国家的军队，平时的编制和训练，必须适合战时的使用和需要。在编制上和训练上愈是适合于战时需要的军队，动员的困难就愈少，战斗的力量愈大。世界各国，为了动员上的便利，对于军械、服装、给养、弹药等军需品都有很丰富的贮备，在贮藏地点和贮藏分量上，也按照着动员区域内兵源的多寡，有适当的分配。
军队的动员计划，和作战计划有密切的关系。这两种计划的编制，是参谋本部的重要业务。动员多少兵，组织成多少部队，需要多少马匹、车辆、汽车及其他各种器材；这许多军用品用甚（什）么方法送到已经动员的部队里，这些部队向什么地方集中，怎样输送，在输送的过程中，沿途的给养和其他各项必需品又如何补给，如何分配：大至坦克、大炮，小至一茶一饭，这一切的一切，事先均须加以周密的考虑。所以动员计划的编制，实在是顶庞大、顶细密、顶繁难的工作，指导或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必须有特别的训练和组织的才能。任何国家都是由参谋本部来担任这种工作；一方面因为技术上的限制，同时，秘密的保守也极其重要。再好的动员计划，秘密一泄漏，就变成无用的废纸了。
动员计划的根据是“动员法规”，在动员法规里面，关于编制动员计划的两个基本部分动员手册和动员日程——有很详细的指示。在动员手册上，记载着动员期间的详细手续。例如：新兵的接收、新兵营房、衣服、给养、浴室、马具、蹄铁、汽油的预备，以及车辆的试开、武器的分发等，在动员手册上，都有规定。至于指导动员的人和被动员的人每天甚至每一点钟应该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情，动员日程表上，都事先预定妥当了。我们知道，战争的胜负，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军队的动员，越快越好。交战国双方，谁能够在动员的完成上占先一步，谁就可以掌握机先（先机）获得主动的地位。例如，一九一四年开始的欧洲大战，德国七月十九日开始动员，七月二十四日完成战略的展开，经过的时间不过五天；法国七月二十日开始动员，七月三十一日才完成战略的展开。法国在动员的时间上吃了六天的亏，所以战争始终是在法国的领土上进行，在德国境内找不到一颗法军发射的炮弹。
现代的战争，在天空中开始，在地面上结束。陆军还有平时战时之分，空军则须随时作（做）战争的准备，根据无所谓动员。敌人在未宣战之前，就派大队空军来袭击飞行场，破坏汽油库了；临时动员，怎么能来得及呢？
现代战争，是大规模的而且是持久的战争。一开始，就须动员几百万或上千万有训练的军队。福煦元帅说过：“战时投入战斗的军队，好像投入烈火的干草。”要想使战争的烈火继续燃烧，不能不继续不断地投入干草般的大量后备军。所以，军事动员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军官和士兵的补充。
为着适应战争的需要，平时当教授的、当教员的、当公务员的，以及有知识的商人，有很多投入军官学校或干部训练机关，经过短期的训练，就变作后备军官了。后备兵、补充兵、国民兵，一批一批地着上了现代化的武装，投向战争的烈火。军事学校、专门学校、大学、中学、小学，像工厂一样地制造着保卫国家民族的新战士。战争并要求国家，厉行严格的、普遍的青少年训练和国民军事训练。像苏联、德国，“武装民族”的理想已经实现了；还有许多国家，正在向“武装民族”的路上前进。
大规模的现代战争，需要大量军需品的供给。武器、装备、交通器具，样样都需要工厂制造。因此，有人说：现代的战争，是“工业战争”；战争前线就是后方的工厂。
大量军需品的生产，需要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和巨大的机械动力。原料、技术工人。这种要求，绝非平时的国营军需工厂的生产力所能满足。解决军需用品大量供应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动员，把全国的生产机构，由平时的组织改为战时的组织。
产业动员的方式，在英美等民主国家，采用官商合作的办法；在德意等法西斯独裁国家，采用强制手段，将私营工厂收归政府支配。列强为使作战的军队，时时保有强大的战斗力量，在平时对于全国工场的种类、地点、组织规模、生产能力、交通条件、安全设备等项，都有详细的调查，哪些工厂应该保留，哪些工厂应该关闭，哪些工厂应该扩充，哪些工厂应该改组，哪些工厂应该增加或重新设立，都有详细的计划；哪些工厂应该生产军需用品、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哪些工厂应该生产民用物品，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都有精确的估计和分配。一到战时，只用把平时的具体计划，按照军事上需要的程度，逐步付诸实施就得了。如果敌人是一个小国，战争的规模小，就实行局部的产业动员；如果敌人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战争的规模大，就实行全部的产业动员。
产业动员的目的，就是把民间的工厂改编成军需品制造厂。金属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在辅助军需品的生产上，非首先动员不可。
一、在金属工业中，最要紧的是钢铁。如：制造飞机、炮身、坦克、装甲汽车等，就需要大量的普通钢，制造枪身、刺刀、炮弹、发动机、汽车等，就需要大量的特种钢。在非铁金属里面：黄铜、青铜、白铜、铅、锌、锡、钨、铝、镍、白金等，在军需品的制造上，都有很大的用途。所以这许多冶金工厂，在战争需要的时候，都要参加动员。
二、在机械工业中，最要紧的是飞机工厂、汽车工厂、炮弹武器制造工厂。飞机是最有效的攻击武器，空军已成为现代战场上的主力，为了扩充强大的空军，凡是能够制造民用飞机的，制造发动机和飞机零件的工厂，都必须为制造军用飞机而工作。汽车的制造，和飞机一样重要。今天的军队，已经高度机械化、摩托化了，凡是能够制造机械、摩托，或是辅助机械摩托制造的工厂，都要参加动员。例如：有镞的机械的工厂，可以变为炮弹镞造工厂；有压榨机、水压机的工厂，可以变为大炮弹夹工厂；玩具工厂，可以变为信管制造厂；钢链制造工厂，可以变为子弹制造工厂；缝纫机制造厂，可以变为机关枪制造工厂；钟表、乐器、打字机、度量衡等制造工厂，可以变为信管及其他武器零件的制造工厂。
一九一四年，德法两军在马恩（Mame）河会战后，德国参谋本部要求国内工厂每月造一百门大炮，随后又要求每月造五百门，四个月以后的一九一五年一月，工厂办到了；一九一六年七月，德国参谋本部要求国内工厂每月制造一千五百门，过了四个月，工厂又办到了；一九一七年七月鲁登道夫下命令：“提高大炮的生产量，每月由一千五百门改为二千门。”又过了一年，德国大炮的生产量，每月提高到二千五百门，在数量上恰为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五倍。产业不实行总动员，怎么能办得到呢？
三、在化学工业中，最要紧的是火药和毒气。大规模的战争，已使火药气弥漫了整个的世界；化学部队之出现于战场，正是告诉我们，交战国尤其是侵略者已经不管什么残酷不残酷，人道不人道，决计大量使用燃烧弹和毒气弹以摧毁都市，歼灭敌国的士气和人民，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毒气和火药同样地在各国的工厂中制造着，为着适应战场上的需要，必须尽可能地增加生产。于是许多的人造肥料工厂、硫酸工厂、甘油工厂、染料工厂，电影软片制造工厂的机器都开始为制造火药而加速地转动了；许多的漂白粉工厂、水煤气工厂、空中氮固定工厂、电石制造工厂、各种药品制造工厂和染料工厂，也都改了行，变成毒气的制造厂了。
产业动员的结果，军需品的生产是大量地增加了，全国的生产机构变成了一座大兵工厂。由于军需工业的畸形发展，必然地发生国民日用品异常缺乏的现象。不论哪一个国家，如果忽视了这一点，而不规定一个限度，无限制地降低后方民众的生活，战争的胜利，是得不到的。在战时，“军事第一”是对的，但间接支持战争、维持战斗力的，还是一般国民。如果一般国民生活上所必要的工业品过度缺乏时，饥饿和寒冷便开始打击国民的精神，动摇国民的战意，使他们厌恶战争，诅咒战争。这种不安的情绪，会很快地传染到前线的军队，士兵们一听到自己的父母妻子在后方挨饿、受冻，子弹再多，也没有心思去放枪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德国的失败，帝俄的崩溃，就是这样引起来的。所以，实行产业动员，应该双方兼顾：一面要求军需品的生产力发展到最高点，一面要求国民日用必需品的继续生产供给，使国民生活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准。这个水准，就是：精神上的振作，心理上的安定。
世界各国为了解决军用品和民用品的矛盾，确保前方军事的顺利和后方人心的安定，在生产方面，实行了原料、生产工具的优先制和定量分配制；在消费方面，实行了凭证购买和日用必需品公卖制。同时，又在平时努力于科学的研究，发明了许多代用品。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提起资源问题，简直痛彻肺肠；为了冲破经济封锁的难关，以求作战资源和国民生活的自给自足，只好实行科学动员，集中全国科学家的聪明才力去研究各种代用品。皇天不负苦心人，德国的资源问题，居然被一万多种代用品解决了一大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国民的生活水准一般地降低了，但物价却很稳定，科学真是“万能”啊！
战时产业动员和军事动员的矛盾，又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劳动力的缺乏和技术水准的低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各交战国最感痛苦的，也就是这个问题。一方面军事动员需要征集大批的壮丁到前线应战，工厂中的大部分工人，都当兵去了，一方面产业动员又需要吸收大批的工人去从事军需品和国民生活必需品的增产。因为劳动力的缺乏，工厂的老板之间，便发生了抢夺工人的斗争，用提高工资的方法去向别的工厂挖工。劳动者因为想多挣工钱，今天由甲厂跳到乙厂，明天又由乙厂跳到丙厂。这样一来，工资较低的工厂，便有随时停工的可能。当时各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便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规定工价，禁止工人自由转业，以免影响生产效率。第二，实行强制劳动制度，利用妇女、儿童、老人以及残废者参加劳动生产。因为技术缺乏、体力衰弱，生产能力太低。德国采用强制劳动制不久，引起了国内革命；英法也想步德国的后尘，采用强制劳动的办法，还没有实行，就因为德国革命而休战了。欧战结束后，各国对于这个问题，仍在多方研究，寻求最好的答案。在平时，多半注重青年的工场训练，使其学习生产技术，养成工人干部。英法等国，都规定了征用劳工办法，强迫人民服役。德国的青年劳动营，和强迫义务劳动的办法，主要的目标不外：（一）在劳动条件内养成军需品生产的干部；（二）养成为现役军人服务的劳动青年；（三）为未来战争的后方准备。这种办法，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就颁布了，实施以来，效果很大。
总之，产业动员的基本条件，一个是精确的计划，一个是强力的统制。一个国家，如果对于全国最高与最低的生产力，军用品与民用品最大与最小的消耗量没有详细的计划，便拟不出精确的生产计划；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任意支配工场、支配机器、支配原料、支配劳动力、支配生产品的力量，便不能切实执行精确的生产计划。这两重困难不克服，产业动员是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的。
交通是国家的动脉，在平时，人的移动、物的移动、音信的传达，是它的基本任务。火车、汽车、电车、摩托车、脚踏车、马车、牛车、人力车、乘马、驮马、牛、驴、骡、骆驼、挑夫在铁路上、公路上、马路上、羊肠小道上交织着；轮船、帆船、划子船在海面上、湖面上、河道内行驶着；邮航机、民用机、运输机在天空中飞翔着；有线电报、无线电报、有线电话、无线电话昼夜不停地在运动着。人类的要求，要它来满足；人类的希望，要它来实现；人类的幸福，要它来增进。社会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完全靠交通维系着，什么时候交通一断绝，人也不能动，物也不能动，连思想也不能，整个的社会国家就要崩溃瓦解了。
战争是离不开交通的。现代战争的特质，是人与物高速度的运动战，是电信、新闻、广播大规模的宣传战。百万千万的军队，要马上集中，开往前线；大批的伤兵、大批的难民、大批的物资，要马上运到后方；飞机、坦克、大炮、弹药、器材、燃料、给养，要随时供给，源源不绝。没有交通，是办不到的。国外的原料、机器，要运到国内，国内的原料、机器和工人要分配到工厂，大量的军用品、民用品要输送到仓库、市场，输送到士兵手里、民众手里，没有交通，是办不到的。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国宣布动员，八月七日动员输送完毕，接着又将动员完毕的军队向展开区域输送，到八月十七日完成。一共在铁路上开了一万二千列军车，运了三百二十万军队，和九十万军用马匹。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国得到德国军队进攻沙龙的消息，二十七日早上开始转移军队，在七天以内用汽车输送了三十师步兵，里面还有三个师带着大炮。从一九一四年八月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法国总共用汽车运了二千三百五十四万军队，一千零四十一万伤兵，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余万吨货物。一九一八年四月，美国渡过重洋输送了三十万军队，到了十月美国在欧洲的军队已有一百八十五万人了。上面这些数字，没有交通，是办不到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希特拉在西线发动闪击战，大批的军队、大炮、给养，配合着数万卡车，坦克在尘灰蔽天的公路上驰骋；机械化的行列，以每小时三四十英里的速度前进，昼夜不断，而又一点不受阻碍。大军经过荷兰、比利时，以破竹之势直捣巴黎，战争进行得这样快，没有交通，更是办不到的。
战争离不开交通，越是现代化的战争，越要依赖交通。所谓闪电战略，就是高度机械摩托化的军队，加上高度军事化的交通组织。因此，要想应付现代战争，不能不先实行交通动员，把平时的交通管理军事化，使陆上运输、水上运输、空中运输以及电信、邮政发挥最高度的效能。
交通组织，在平时以增进人民生活，便利客货运输为目的；在战时以争取战争胜利，便利军事运输为目的。国家一到战时，为了配合军事行动，不能不将全国的交通组织严密地控制起来。（一）在平时没有完成的交通网，赶快增开新路线或修改原有路线，限期完成。（二）实行以军事运输为主眼的海陆空联合运输计划。（三）增加飞机、汽车、轮船、火车，以及其他各种交通机械、器材的生产量。（四）按照军事运输的需要程度，征发民间私有的船只、车辆、飞机、牲畜、骡马。（五）实行优先制度，需要量多、需要程度迫切的东西先运；需要程度不甚迫切的东西后运；无关重要的东西，或奢侈品，则禁止运输。（六）实行定量分配制，运什么货物，运输多少，运输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交通工具，用多少交通工具，都由统制机关指定、分配。（七）规定车船运输量，例如载货、载人，规定每一单位最高不得超过多少，最低不得少于多少。（八）禁止国民游历性质的长途旅行，限制旅客行李分量。（九）取消膳车、卧车。（十）限定停车时间，若商人于规定期间以内不把货物卸下车船，运输公司可以自行卸下保管。（十一）实行军需民用联合运输，减少空车空船行驶，以增强运输力量。（十二）注意护路、护航、修路、养路。（十三）厉行交通工具与交通器材的节约。（十四）研究交通技术，提高运输效能。（十五）训练交通干部，以免技工缺乏。——这许多事项，都是统制交通运输的重要手段，在欧战期间，各交战国，已经实行了。
交通动员的目的，并不是把一切交通工具全都用到军事运输上，而是把军事运输和普通运输依照双方的需要量，作（做）一个合理的支配。如果民用运输停顿了，货物周围（转）不灵，供求不能相应，就会引起物价飞涨、经济混乱和人心的不安；同时，人民行动不便，劳动力无法调节，这边的工厂里找不到工人，那边无事可做的人，又找不到工厂。在全民参战的今天，军事的运输，固然要紧；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通运输，还是不容忽视的。
现在再简单地介绍几个欧美先进国家交通动员的方法和准备，以供参考。
（1）美国
美国的交通机关，最称完备，近几年来努力建筑公路，汽车交通极端发达，它的运输量几乎赶上了铁道运输，大陆的运输事业，已经发展到毫无遗憾的地步了。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威尔逊总统下令，美国的运输交通，由联邦政府的铁道部（Railroad Administra tion）和船舶局（Shipping Board）统制。全国二十多万公里的铁路和附属的水路运输机关，都归政府管理经营，大总统可以随时征发，并由铁道总监负统制之责。
此外，四大转运公司（Adam，American，Wells Targo，Southern Express Company）合并，组织成美国转运公司，拨归铁道部管理。运河、沿岸航路、汽船公司，也由政府管理使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下令征用二千一百吨级以上的商船。一九一八年，曾征发开到纽约波斯顿的荷兰商船八十六艘，一共五十二万七千吨。
一九二八年，美国制定商船队法，规定船舶局所造的船只，概供本国之用；其造船厂计划，以能改装成辅助巡洋舰为基准，实行“寓兵舰于商船”的政策，以便战时改归军用，扩大海军。
美国对于通讯教育，颇为注重，平时对于各村镇所发命令，常用公报传达，并由国家总动员的常务委员，分住在乡村里面，负责传达各青年团的命令。国防纪念日，发动一般国民参加实地训练。学校青年和公民，在这一天，多半练习各种调查。
（一）区内交通的调查，包括：甲、种类；乙、能力；丙、年龄；丁、运输系统；戊、车站港湾等集散地；己、集散地内货物的包藏力（仓库及其他设备）；庚、数量。
（二）道路的宽度、构造、倾斜的坡度、转弯的角度等。
（三）桥梁的种类、构造、载重力和耐久力。
（四）河内船只的数量和运输力。
（五）最大量的物质，最迅速的搬运方法。
（六）一切食粮和工业制造品的仓库所在地和它的交通路线。
（七）邮政局、电报局、信号的所在地。
（八）汽车、火车不能通过的偏僻地方所用的交通和搬运方法。
调查完毕，由总动员会的常务委员将调查表加以审核，看他们调查的是否正确。这种调查，就是战时交通动员最实际的参考材料。
（2）英国
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交通极为发达。最近两世纪，交了好运，在世界各处，开拓了很多的领土，为了保卫她星罗棋布的殖民地，不能不集中力量，建立大海军，用海军力量，巩固国防。她的本土英伦三岛，因为产业发达，已经变成一大工场，每年生产的粮食，两三个月就吃光了，生活逼迫着英国国民，只好向海外发展，所以她的商船之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英国政府实行交通统制，大量征发本国的商船。一九一五年，征发了四五百万吨；一九一六年底，征到一千万吨，占全国船只的一半；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被征作军事用及军需品运输的船只，达到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德国的潜艇战，大逞凶焰，把协商国的军舰击沉了八十万零三千吨，商船的损失达一千三百万吨之多，但英国的海上交通，自始至终，依然健全。当时英国的首相路易乔治在议会中大放厥词，他说：战胜的道路，战胜的保障，战胜的绝对保证，第一是“船舶”！第二是“船舶”！第三还是“船舶”！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就拿目前的二次世界大战而论，德国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与同盟军宣战后，使用秘密武器——磁性水雷，在半年中间，击毁同盟军的船舶，竟达四百万吨。而英国一面封锁德国，一面由海外运输大批军队、食粮和军需品原料，仍能保持自由行动。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有名的敦刻尔克大退却，英国动员了全部的船只，在大队敌机袭击之下，费了十昼夜的工夫，居然把被德国军队围困在海峡一带的百万大军抢救出险。六月四日德国进入敦刻尔克，残余的同盟军，还不到四万人。
这种成绩，就是英国政府平时对于交通动员筹划周到，实施敏捷，统制得宜的明证。
科学的进步，使军队对于物资的需要大量增加。我们不能说，今天的战争是物与物的战争，把人在战争中的支配作用一笔抹杀；但战争武器的机械摩托化以及战争范围的扩大，战争时间的扩大，加重了经济因素的地位，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军队是国家的“铁拳”，经济是战争的“胃腑”，肚子一饿，铁拳就挥不动了。人离不开经济，产业离不开经济，政治、文化离不开经济，财政、金融更离不开经济。经济是国防与战争的基础，国防建设尚未开始，经济动员早已开始；军事行动业已结束，经济动员尚未停止。经济动员的重要性，是用不着多讲的。
经济动员的范围，非常广大，简单说来，就是物资和金钱，金钱是物资交换的媒介，可以说物资活动的范围，就是经济动员的范围。怎么样吸收或生产大量的物资，怎么样运用、分配所有的物资，使国民的生活能够维持，战争的结果得到胜利，就是经济动员的任务。
必然的，经济动员的手段是物资活动，金钱活动的统一的集中的统制管理，也就是经济组织的变更，实现战时经济制度的合理化。
（1）资源的生产蓄积
世界各国都有一种希望，就是资源的增加。怎么样才能增加呢？第一个方法，就是资源地带的夺取，能够把资源丰富的地域掌握到自己的手里，资源自然就会增加。第二个方法，就是生产的奖励，能够扩大资源地的面积固然很好；不能扩大资源地面积的时候，就要利用现有的资源地，把地下的蕴藏，用科学方法挖掘出来；尽量动员自己的土地，原来不生产的地皮，要使它生产。例如英国在欧战期间，把都市周围的空地，市内的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牧场和公园等，都交给地方自治团体、青年团、妇女团体，逐渐地变为菜园。德国实行义务劳动制度，开河道，垦荒地，改良土壤，并把特德河（Tide）口附近的海岸低地，用防堤的方法，开辟了五万公顷的可耕地，以增加食粮的生产。战争所需要的农作物，政府就提倡栽种；战争不需要的农作物，政府就禁止栽种。他如肥料、农工的改良和分配，利用妇女、儿童、俘虏、囚犯、军队帮助种田、开矿，提高各种必需品的价格，都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促进资源的增产；第三个方法，是进口、出口的统制。在进口方面，本国产量不足的必需品，尽量向国外购买、积蓄，欢迎进口；不甚需要的东西，限制它的进口量；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就禁止入口。在出口方面，本国生产过剩的物品，则奖励出口；生产量不甚多的必需品，则限制出口；生产量不足的必需品，则禁止出口。第四个方法，是消极地严禁和敌国通商，积极地和敌国争取资源。因为在战争时候，物资的多寡，在量的方面是相对的，敌人的多就形成了我们的少；敌人的少反陪衬出我们的多。资源争夺战的意义，在此。
（2）资源的使用分配
资源是不是丰富，物资是不是缺乏，和使用分配的技术，很有关系。
第一，消极的节约，可以影响到积极的生产。拿吃饭来说，假如一个人节省三分之一的食品，原来八个月的粮食，足够一年之用；两年的粮食，便足够三年之用。所谓节约，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不必要消耗——浪费的避免，例如，穿一件衣服可以过得去的，不要穿两件；吃两碗饭就饱了的，不要吃三碗。一层是必要消耗的减少，本来非三碗饭不饱，改吃两碗；本来非三件衣服不暖的，改穿两件，这才是真正的节约。还有，爱护用品，延长它的寿命，也是一种节约。工人节省材料，爱护机器，士兵节省弹药，爱护枪支；司机节省汽油，爱护摩托。如果全国军民，都能实行节约，资源的效用，必大为增加。
第二，适当的分配，可以影响到资源的数量。资源的多寡，和分配的得当不得当，大有关系。比方，同是一丈五尺布，甲拿它做了一顶帽子、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乙拿它做了两条裤子、一顶帽子；丙拿它做了六顶帽子，不做衣裤。结果，甲是衣帽俱全，分配的很得当；乙则赤着脊背，手里提着一条多余的裤子，足见他分配得不得当；丙则浑身精光，却剩下五顶帽子，裸体跑到街上，岂不闹大笑话吗？由此可知在生产过程中，原料的分配，工厂的分配，机器的分配，燃料的分配，劳动力的分配，工钱的分配，利润的分配；在消费过程中，运输工具的分配，运输时间的分配，运输地点的分配，消费者的分配，消费量的分配，消费时间的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同是一种原料，军用、民用、孰先？孰后？同是军用，陆军、空军、海军、孰多？孰少？分配得合理，就得胜；分配得不合理，就失败。
第三，代用品的使用，可以解决资源的匮乏。代用制和分配制不同，分配制是量的调节，代用制是质的交替。现在科学进步，代用办法，几乎可以普遍使用；差不多一切问题，都可以用代用办法解决。举例来说，壮丁服兵役，女子、儿童、老弱、残废，便代替出征的壮丁作（做）工；兵源枯竭了，女子也可以代替男子当兵。原来坐汽车的，改坐马车，马车就代替了汽车；原来坐滑竿的，改为步行，步行就代替了滑竿。在欧洲大战时期，德国牛肉缺乏，便用羊肉来代替；英国小麦缺乏，便用一部分马铃薯粉、杂粮粉代替；兽肉不足，便用鱼肉代替；各国人民的食料发生了恐慌，便实行以饲料充人粮的政策，用家禽家畜的食料来代替人的食料。他如木炭代汽油，皮纸代兽革，人造丝代布匹，木器、化学制造品代金属器具……这样一来，金属可以去造枪炮，棉花可以去造火药，鞋皮可以去造马鞍。以不重要的代替重要的，以丰富的代替缺乏的，以人造的代替天然的，代用品越多，代用的技术越高，资源不足问题，一大部分就迎刃而解了。
（3）财政金融的调节统制
战争需要大批的金钱是不用说了，政府要从事战争，继续战争，就不能不筹措战费。筹措战费的原则，任何人都晓得，是：开源、节流、转移用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各交战国都用非常时期的立法手段，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以增加军需品的生产，这就是开源；降低国民生活水准，限制个人物质消费，把节约的部分充作战费，这就是节流；把预备用作生产建设的经费，或预备扩充营业的经费扩充战费，这就是移转。
在财政方面，因为要筹措战费，只有向国家银行借款，动用非常时期准备金，发行各种长期短期的军事公债，增加捐税，或是停止兑现，实行通货膨胀，用印刷机大量制造纸币。奖励国民储蓄，也是吸收金钱充作战费的方法，不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到国内罗掘俱穷的时候，不得不直接向外国政府借款。
金融是国家的血液，脑充血、贫血都是病象；政府为维护国家健康，保持战争力量，非实行金融统制不可。国家因为向外国购买大量的军火和军需品，现金都出口了，民间的金银，因为价格涨高了，大家都把它密藏起来，不肯拿出来用，政府应该想法子征收。无限制的恶性通货膨胀，足以制国家的死命，欧战时，各国政府都实行通货统制，指定增发通货的银行，并规定增发的数目。采用比例准备制的国家，发行和正货准备同样意义的证券，德国在开战时设立帝国贷款金库，规定它所发行的证券与金子同样，都作为正货准备。还有用铜、铝、铁、镍等贱金属，发行“战时紧急货币”的。
通货的膨胀和现金的外流，一定引起加速度的通货跌价，要想避免或和缓这种倾向，须极力防止通货膨胀。对外价值，也应该用现金集，募集外债，管理外汇，防止资金逃避种种方法，防止汇价的下落。
通货膨胀的刺激，在市场上的反应是物价飞涨。再加上商人的操纵，民间的囤集（积），转运的不灵，往往通货膨胀一倍，物价就膨胀三倍。国民忍受不了过度的战争苦痛，反战情绪势必比照着物价的高涨而高涨。平抑的方法，一方面严禁囤积居奇，用没收或强制出卖的手段，把货物赶到市场上；一方面，限制购买，实行强制最高定量制，使消费者既不能滥买，又不能多买。德国限制资本家的利润，征收战时利得的百分之七十五，以防止投机商人的浑水摸鱼，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战斗力量。
和产业动员相应，国家的资金，也必须严加统制。战争迫切需要的产业，则奖励投资；与战争关系不甚密切的产业，则限制投资；对于军用民用，都不要紧的产业，则禁止投资。海外投资，也在禁止之列。当然，国家已经害着高度的贫血病，还能让血液向外流吗？
补助为战争服务而赔累的产业，救济因战争而破碎的家庭，是经济动员中的一环。这不是慈善事业，而是为的确保战争的胜利。
政治与军事，同代表着国家一部分力量，它和经济、文化、交通、产业等各种国防要素，互相连环，互相隶属。在平时，政治处于主导地位，它应该估计未来的战争，在内政上和外交上预先造成对于未来战的有利形势；在战时，军事第一，它应该处处与军事行动相呼应，以求战争目的的贯彻。事实上，政治与军事，是互为表里的。
外交上的运用，当然要手腕灵敏，眼光锐利。例如希特拉合并奥国，占领苏台区，签订慕尼黑协定，灭亡捷克，瓜分波兰之类。又如英德互相策动巴尔干诸国，缔结军事同盟，争取与国等，也都是政治动员的例证。
内政上的准备，首在统一全体国民的意志，提高国民的战意，保持国民的战意。如果国民战争意识不够，必须用宣传和教育的方法，加以培养。
例如，日本打算侵略中国，多年以来，即大声急（疾）呼，要实现大陆政策，完成明治大帝所赋予的使命，以鼓吹侵略思想。田中义一上日皇奏章且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亚洲各国及南洋群岛，必惧而降服。”这就是日本明治大帝的传统政策，朝野上下，都以实现这个政策为宣传重心，在战争未发动之先，即扬言作战，或竟作战争的姿势，举行各种演习，以提高国民战争意识。希特拉上台以来，就从教育上着手，在课本上提示国策，传布纳粹主义，并实行文化动员，鼓吹复仇战争，实现第三帝国的美梦。什么“德意志高于一切”啦，什么“优秀民族”啦，凡是能够激动国民爱国的情绪，提高国民战斗意志的标语口号，都叫喊出来了。
虽说任何人都知道希特拉早就准备进攻波兰，但在战争爆发前五天，德国《柏林时报》的大标题却是：“波兰陷于全部混乱中——德人逃亡——波军逼近德国边境！”《午报》的标题说：“波兰挑衅太甚——德国旅运机三架被射击——走廊内德人农家被焚！”希特拉自办的《人民观察报》同日的大标题是：“波兰之战争疯狂！动员一百五十万军队！军运忙碌，向德国边境集中！上西里亚情形混乱！”
第二天的《人民观察报》又叫人民耐心等候：“领袖仍请人民忍耐，因为他愿意用尽一切方法，和平求得解决。”
德国的人民，以“超民族”自居的德国人民，眼看着被一个他们所瞧不起的“下等民族”这样“挑衅”，哪里还忍耐得住呢！希特拉等到人民期待战争的热情达到沸点的时候，才开始向“侵略国”的波兰“反攻”。
希特拉对德国人民所做的政治工作，巧妙到这种地步，人民怎能不疯狂地拥护他呢！苏联佛伦采说：“战线上每一瞬间的生命和活动，均为阵后的活动与情势所决定。”列宁也说过：“没有任何时期能像战时这样地使政府最感到支配阶级诸政党的协力和被压迫阶级之‘和平’的服从之必要。”希特拉不但精通他的敌人的理论，并且实践了敌人的理论。
政治动员的目的，就是造成全国上下的合作协调。（一）人民拥护政府，人民与政府协调；（二）各党各派团结一致，拥护政府，各党各派与政府协调；（三）劳资合作，不罢工，不怠工，产业界与政府协调。做到了这个庞大的有机战斗体的各部协调，并且能够经常地，保持和加强各部协调的程度，战争的进行，才能顺利。
现代战争，是全民战争，是全国国力战争，国防的建设，就是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及一切机构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战斗体，以保障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上面所说的各种动员，自然不足以代表国家总动员，另外还有文化动员，国民精神动员等，前面各章里面，大致都讲到了，为了避免重复起见，不再一一论列。
整个国家由平时组织变为战时组织，是一种极其繁难的事情。无论任何国家，要想实行国家总动员，必须在平时经过长期的、周密的、充分的准备。
准备工作中，头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国家总动员法案，再根据总动员法案，编订各项动员规程。有了动员法令，行动才有目标、有途径，一切的措施，才有根据。全国人民对于各种动员法令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都衷心地拥护这些法令，遵守这些法令。总动员的实行，才可以顺利无阻，很圆满地达到动员的目的，完成全民参战的任务。
世界各国，如德国、意大利、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都或先或后地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令。在总动员法令里面，把动员的基本原则，动员的时机，动员整备的条件，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全国的一切人力、物力，如何指导战争，如何推行政务，如何组织运用国家的经济、产业，如何组织运用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和交通机构，所有在战时可能发生的重要问题，统统予以适当的规定。平时多一分准备，战时便少一分困难，只须（需）把法令上的条文，变成全国上下的实际行动，就得了。
总动员法是一个动员纲领，一切动员的规程，都要以这个纲领作根据。例如，关于兵员的征集，另外有兵役法；关于劳工的使用，另外有征募法；关于物资的供应，另外有征发法；关于防空的设施，另外有防空法。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产业等等，也日有进展，在动荡不定的情况之下，拟定一种法规，将国家战时的组织，平时的措施，万象包罗，详而不繁简而不漏，其事之难，可想而知。法国从一九二一年起，就积极准备国家总动员，最高国防会议的研究委员会和秘书处，召集有关机关的代表，研究了五个月，才制定了战时国家组织的二大基本原则。
（1）对未来之战争，应举所有国力以赴之；
（2）作战方针，由政府决定之。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把第一次国家总动员法案根据上面这二大原则草成了，中间修改了五次，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才把法案议决公布。法国人办事之慢，固然是一个原因；立法本身的困难，也有很大的关系。
有了总动员法令，就需要成立执行动员法令，作（做）各种动员准备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一部动员的机器，没有组织机构，法令就变成了废纸。这种组织机构，由中央到地方，由都市到乡村，都必须设立，机构设立在什么地方，动员法令就可以推行到什么地方。
现在举两个例子：
（1）意大利在一九二九年制定国家总动员法，成立最高国防会议，这个会议就是意大利国家总动员的总发动机，由首相充任议长，内政、外交、财政、陆军、海军、殖民、经济、各部大臣及航空高等委员分任议员。
第二个机关，是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为国防会议的咨询机关，负责研究全国资源的组织及准备利用的方法。
第三个机关，是产业动员局，归经济部管辖，关于原料的供给，及军需工业生产组织的编制扩充，都由它负责办理。
其他各部，也分别担任动员准备工作。
（2）法国的动员机关，分为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
（甲）中央机关：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将最高国防会议重加组织，以内阁总理为议长，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空军、殖民等部部长分任议员。国防会议里面，又设立研究委员会和秘书处两个机关。研究委员会，由各部次长及各部代表组织，负责审议国防会议所讨论的各种问题。秘书处的任务是选择问题，搜集材料，作（做）成议案，提交研究委员会，秘书处平时直属于内阁。
此外，中央各部均设有最高国防会议的隶属机关，担任总动员之准备工作。
（乙）地方机关：由总动员管区，统辖陆军管区，农业动员管区及地方行政管区，谋军事、经济、行政三大要素的协调。
总动员管区的下面，又设置了许多必要的机关。
国家总动员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计划是动员的先决条件，调查又是计划的先决条件；所以，要动员必先编制动员计划，要编制动员计划必先举行国力总调查。
所谓国力，包括着人力、资源、技术能力和机械动力。把国家的全部力量调查清楚了，然后才可以计划如何将现有国家力量作合理的组织分配和运用，并促进国力的发展。在人的方面，我们必先知道全国的人口数目，在全国人口中，更应该知道，男的占多少，女的占多少，识字的有多少，不识字的有多少，受过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各有多少，有专门的普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各有多少，然后才可以根据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种条件来估计动员军队人数的最大限度和最低限度。再根据可能动员的军队人数，去计算所需要配备的武器、服装、弹药、交通工具、技术人员等的数目，编制军需用品生产计划，军用技术人员的训练计划，国民军事训练计划等，有了各种计划，然后才能谈到动员。
计划是各种力量的综合运用，单根据人力的条件是不行的，人力动员必须配合着物资的动员、机械的动员、技术的动员，计划才不落空。假定我们要编定经济动员计划，下面这许多条件，就不能不全盘加以考虑：
（1）多长时间，多少军队，多少民众，照假定的标准，需要消费多少军需品和民用品？
（2）制造这许多东西，需要多少原料，多少机器，多少工人，多少时间？
（3）现存的以及能继续生产的原料够不够用？假如不够，差多少？
（4）不足的原料，如何补充？向国外购买吗？自己增加生产吗？
（5）现有工厂的机械动力，能不能生产出那许多东西？假如不能，差多少？要扩大生产力到满足需要的程度，还需增设多少工厂，添置多少机器？增加多少工作人员？
（6）增设工厂，添置机器，又要增加一部分原料，金钱的需要量，这些原料和金钱的来源怎样？
（7）要把所消耗的原料运到工厂里，再把制造出的物品运到指定的地点，需要多少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
（8）现有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的运输力，能不能满足需要？假如不能，差多少？要开辟新路，增加工具，势必增加原料、机器、金钱、人力的原来需要量，这需要量，如何满足？
（9）在战时，交通、工厂必被敌人破坏，机器、原料、人员必有大量牺牲，生产力必大为降低，军队的生活和民众的生活将如何维持？
从上面这几个问题，可以看出经济和其他各部门是怎样密切地关联着？假使其他有关联的各部门不同时动员，任何部门都不能单独地实行动员。所以，经济动员计划，军事动员计划，政治动员计划，交通动员计划，教育动员计划，科学动员计划等，都是全国总动员计划中的一个齿轮，它们互相推动，互相补足。如果把各种计划孤立起来，忽略了它们中间的关联，是行不通的。
单单注意到各种计划的关联还不够，各种计划所规定的措施，彼此必须协调，所要求的数字效果，彼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比方说，军事动员计划中要求战时能够动员五百万军队，经济动员计划中只准备供给三百万人的军需品，交通动员计划中只准备运输二百万军队及所用军需品的交通工具，教育动员计划中只准备造就适应一百万军队需要的各级干部。这几种动员计划纵使完全圆满实现了，五百万军队中，一定有二百万领不到武装，三百万送不到前线，四百万缺少军官、佐和各种技术人员。试问，这样总动员计划有什么用呢？国家的组织和人体的组织一样，最怕畸形发展；假使一个人的拳头比脑袋还大，腰身没有大腿粗，能不能成为一个“拔山盖世”的大力士呢？编制国家总动员计划的人，一不小心，就要闹大笑话，把国家变成一个“怪物”了。
动员计划编成以后，是不是正确适用，还不得而知。因为一个总动员计划，是由无数小的“动员计划细胞”集结而成，要使动员计划有效，必先求计划本身的正确。因此，直接主管动员的机关，应该把所属各个“动员计划细胞”详加审核，不足的加以补充，错误的加以修正，省得将来谬误百出，败坏国家大事。
单是审核动员计划的是否正确，还是偏于主观方面的，要真正证明动员计划的价值，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实地演习。美国自一九二四年以来，规定国防纪念日，施行国家总动员大演习，例如举行产业演习的时候，就由中央主管机关随时下达假的定（订）货命令，地方机关奉到命令后，就转知所辖区域的工厂，各工厂就按照自己的动员计划接受定（订）货命令，表演转换军需品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并派人到各工厂担任检阅指导。平时把动员时的各种程度练习纯熟了，错误一发生，立刻便予以改正，到真正动员起来，才能迅速确实，不慌不忙。我们通常见到有些国家举行海军秋操或是试行灯火管制及防空演习，就以为战争将要爆发，实际上就是在作动员演习，和战争爆发与否，并没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
我们知道，德国决定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进攻波兰，可是她在三天之前就实行计口授粮和凭证购物制了，食物、肥皂、皮革、布和燃料，都要凭证购买。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德国的动员计划是怎样地周密，动员准备是怎样地充分了。国家总动员计划，并不是非到战时就不许拿出保险柜子；能够在平时做到一部分或者全部做到，是再好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