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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中国，我们就会联想到：一个国家有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有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将近五千年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实在是足以自豪了。然而近百年来，强大的国家侵略我们，弱小的国家轻视我们；先上来还恭维我们，说中国是“睡狮”，随后眼看这只大虫用洋枪大炮都打不醒，列强才开始怀疑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完全错误，判定中国不是在打瞌睡而是害着十分沉重的病。于是乎改变浑号，称我们为“东亚病夫”。
再穷的人，再蠢的人，如果觉察出来自己有病，没有不请医生、找郎中诊脉命方对症下药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死，他要求生。难道说一个国家害了大病就可以听其自然置之不问吗？
现在试问，东亚病夫害的究竟是什么病呢？
民国四年，我无意中在旧报纸上看到一件故事，大意说：“海关人员和总税务司赫德闲谈，说起中国对外作战老是打败仗的缘故。赫氏说：中国害的是‘时代病’。后来这话被两江总督刘某听到了，问他，他总不肯解答。直到民国二年，袁世凯请赫德代草清丈田赋方案的时候，还有人问赫氏，赫氏总是微笑一下罢了。”
“时代”是看不见的东西，要想认识时代，只好去考察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把握住代表这一时代的特殊条件。拿我们这一时代的国民生活和列强比一比，就可以发现，哪些地方是相同的，哪些地方是不同的，我们本身上多余一些什么，缺少一些什么，同是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人家那样办，我们又这样办，如此寻根究底地问来问去，就不难发现我们的病根，就可以把握住时代，不会认错时代了。
现在是“科学”的时代，而我们事事都不合乎科学；现在是“机器工业”的时代，而我们还靠着农业和手工业来生产；现在是“战斗”的时代，而我们还在赤手空拳地，想用和平的手段打倒强权，取得胜利，岂不是做梦吗？就是一般觉悟的优秀分子，也只会打笔墨官司或在口头上发挥理论，不能够在物质上表现理论。以致不知不觉地把时代丢掉，积成百年不治的“时代病”。这种病从满清末叶到现在，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一天一天地加重，当初是苦于抓不住病根，后来是讳疾忌医因循自误，到今天我们如果再不咬紧牙关，下大决心，彻底根治“东亚病夫”不久就要寿终正寝，万劫不复。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沦为奴隶；一千二百万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让人；五千年悠久光荣的历史，从此断送。中华民族的兴亡绝续，就全看我们这一代的黄帝子孙努不努力，争不争气了。
要想根治中国的“时代病”，我以为两件法宝决不可少：一件是天文台上的望远镜，一件是试验室里的显微镜。制定国家建设的大计，一定要高瞻远瞩，迎合时代潮流，再不容许我们急功近利，得过且过，实行建国大计的时候，一定要一点血一滴汗地切切实实地做去，再不容许我们鲁莽灭裂，敷衍了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是科学方法，就是时代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抗战进入第五年代的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所以倒这样大的霉，受尽列强的侵凌欺侮，弄得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可以说完全坏在“急功近利，因循苟且”八个字上。晚清李鸿章、张之洞那一批人负责办洋务练海军，锐意革新，仿效西洋，不但资本技术是借用外国的，就是各种事业的经营管理，甚至军舰的驾驶指挥也都操诸外人之手。甲午一仗，北洋舰队打得全军覆没，挖空国库，费尽心血买来的坚船利炮，自己不会使用，有什么好处呢？海关、邮政和各种矿产的经营开发权也都拱手送给外人，以为自己管理得不好，就不再去研究管理的方法。弄得太□（阿）倒持，俯仰由人，吃了不少的苦头，虽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自由，收回自办，外人始终不肯一一放手。中国产业落后到这步田地，这是上了“急功近利”的当。想讨便宜，结果却吃了大亏。
讲到学术，那就更加可笑。五六十年以前的日本，也是一个被侵凌的弱小民族，她吃了西洋物质文明的苦头以后，就派伊藤博文到欧洲留学，学到了西洋人的本领，回国以后，政府重用他造成明治维新的大业，把日本推上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中国政府和伊藤博文同时派到欧洲留学的严复，也学到了西洋人的本领，回国以后，政府却不睬他，他只好闷坐书馆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
和亚丹斯密
的《原富》
等书以消磨岁月。严译名著丛刊对于中国学术界的贡献，固然不能算小，但和伊藤所成就的事业比较起来，还能够相提并论吗？直到现在，中国的科学还不能离开教科书，学习科学的专家不能够走进工厂去担任技师，而仍旧呆在学校里做教书匠。比较有希望、有办法的科学专家和技术人才，大部分都混到政治舞台上做了大小官员，产业界找不到内行的人去规划经营，只好听那些笨手笨脚的老粗鲁莽从事，暗中摸索。能够敷衍门面，不出大错，就会是侥天之幸了，哪里还谈得上生产效率？这种“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风气，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不除掉它，中国产业永远没有发达的希望。
假使我们把视线掉转一个角度，注意到中国国民的社会生活，那就更令人觉得可怕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商船随着军舰一批一批地开进我们的海口，打破了我们的“闭关政策”。物美价廉的洋货充斥市场，引诱着一般国民去享受、去消耗。洋货既然有许多优越的条件，土货哪里是它的敌手？不怕那些爱国志士们怎样叫喊“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一类的口号，都是无济于事。眼看着洋货的势力由都市扩展到农村，由上流社会普及到一般国民。同是一样物品，只要市面上有洋货可买，土货就无法推销。人家生产用机器，我们生产用手工，拿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斗争，要想得到胜利，简直比步行赶火车、帆船追汽船都难。眼看着我们的产业落后了，我们的经济破产了。从前经营小工厂的人赔了本钱，只好改行，开洋货铺子或是贩运原料，和外国人做生意。比较进步的国民，吃的是西餐，穿的是西装，住的是洋房，坐的是洋车，走的是柏油马路，抽的是洋烟，花的是洋钱，读的是洋文，说的是洋话，打仗用的是洋枪洋炮，平常的事物到“水火”，细小的东西如“针线”，都统统洋化了。机器的力量支配着我们的国家，控制着我们的生活，离开了机器，我们不但不能够舒舒服服的生活，而且根本就无法继续生存。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制造我们生活必需品的机器，操到外国人的手里；推动我们社会前进的动力，操在外国人的手里；甚至连进行民族自卫战争的武器，也都操在外国人的手里。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到今天十足地变成了物质文明的消费者，资本主义的寄生虫。世界上还有比这个还要危险，还要可怕的事吗？
要想完成国民革命，复兴中华民族，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彻底铲除依赖外人的劣根性”，使全体国民能够过独立自主的经济生活，中国社会能够获得独立自主的进步，中华民族能够进行独立自主的战斗。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自发的生产力、生活力、生命力、战斗力、机械动力。
现在的时代，是力的时代。人类历史的一切活动，都是力的支配，力的比较，力的竞争。有了伟大的力，就能参加现代的战斗，能战斗才能胜利，能胜利才能生存发展。但人类自然的体力，已被机械的动力所屈服，不算是产生力量的主要因素了。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物力、文化力的总和来决定的，人口多，土地大，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的国家不一定就是强大的国家，必须众多的人口，广大的土地，丰富的物产都能够发出高度的力量的国家，才能算是强国。人家瞧我们中国不起，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土地和物产都不能发生强大的力量，只会消耗，不会生产。我们吸收外货以粉饰国家门面的办法，无异乎痨病鬼靠着抽鸦片、打吗啡来增长体力，振奋精神，当时虽然见效，实际上体力只有日渐衰弱，元气只有日渐亏损，如此继续下去，遇到敌人唯有引颈就戮；没有敌人也只好坐以待毙。爱国家、爱民族的读者，赶快跑到天文台上拿起望远镜看一下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替国家民族作一个“长久之计”罢！再不要饮鸩止渴，且顾眼前了。
我们需要恢复国家民族的健康，我们需要坚强的国防。同时，我们更需要刻骨铭心地念念不忘“产业！产业！！产业！！！动力！动力！！动力！！！”去根治“东亚病夫”的“时代病”。
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对于自己所研究或阐明的主题，给它一个明确的界说或概念。因此，我感觉到有给“国防”下一个定义的必要。不过给一件事物下定义是相当困难的，照我个人的看法，权且把“国防”这样概括地加以说明：
“国防，是人类所同具的安全感觉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竞争生存的经验集结而成的武库。在并世共存的各民族的国家界线尚未捐除，侵略武器未能毁灭以前，它总是跟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的欲望继续演进而无有底止。”
依照欧洲政治哲学家柏拉图和边沁等对于人性的见解说：“人的本性，原是‘多欲’的。约言之，不外欲得、欲能、欲安。”我以为“得”是一个总目标，“能”是一切手段，“安”就是保障一种手段达到一种目标的基本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国防”。
孙总理说：“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卫，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的能力，才能够生存；养就是觅食，这自卫和觅食，便是维持人类生活的两件大事。”保的意义可以分作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来解释：消极方面的作用，是在求安，维持现状；对内要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对外要防止外力的侵袭。积极方面的作用，是在求全，因为感觉到目前的生活上有了缺陷，对现状表示不满，想求取自己所需要的目的物来满足它，满足以后才能得到安宁的生活。所以求全也可以说是人类生活的向外发展。如此说来，保的意思，也就是“国防”。
生活就是战斗，人类生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要生活，就要战斗；生活一天，就要战斗一天，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达尔文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德国塞克特将军说：“世界历史的外表现象为战争，就是新式的史学方法，也不能在民族发展的过程当中，把战争的事实除去，或否认战争及议和为世界演变的中心。”战争虽然是一件残酷的事，可是不论是哲学家也好，文学家也好，生物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军事学家也好，都一致认为战争是推转人类历史巨轮前进的基本动力，每经过一次战争，人类文化就有一度的变革和进展。虽然有许多人讴歌战争，又有许多人诅咒战争，它总是不理不睬地过去，又不理不睬地降临，像天上的太阳一样。
人类为什么一面拼命地反对战争，同时又拼命地准备战争、制造战争呢？一句话说完，因为人类具有安全的欲望，具有安全的感觉。
生命力要人类生存，又要人类发展；要人类保持现状，又要人类打破现状。人类越生越多，地球却不会由一个变为两个。于是乎聪明的人类就发生一种痴想，心里头引起一种恐怖。——世界只有这么大，领土早已分割完了，生存空间是这样的狭小，生活资源是这样的可贵，生生不已，我们的儿孙总有一天要被挤出地球以外，总有一天要冻饿而死吧。于是乎此群和彼群就发生了冲突；得天独厚的人群恐怕不能够安居乐业，富贵长保，接着就引起了安全的感觉；需要划分出一部分生命力去从事现有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的保卫。先天不足或神经过敏在主观的认识上觉得贫乏的人群，由羡慕而嫉妒、而垂涎、而触动了安全的欲望，引起了掠夺的想头。为了要达到掠夺的目的，满足求安全的欲望，需要划出一部分生命力来负担掠夺的任务。这种掠夺的企图被对方发觉或对方自己认为有被掠夺的可能时，他本身的安全无形中便受了威胁，不得不思患预防，准备抵抗。两种或几个利害矛盾的集团在这种条件之下渐渐地形成敌对的行为，由暗斗变为明争。克劳茨维兹（Clausewitz）
说：“人类角逐相斗，有两个要素：一是敌对的感情；一是敌对的意图。”这种敌对的感情和意图，便是建立国防的基本动力，也可以说是无形的精神国防。
历史一刻不停地在演进着，各个民族或国家中间，因天然资源蕴藏的厚薄，和生产技术发达的先后，使国防的形式和内容起了变化，国与国间的国防力量也无法保持长期的均衡，使人类共同要求的安全，反而不断地感受威胁。例如陆、海、空军不完备的国家民族，就要受陆、海、空军完备的国家民族威胁；陆、海、空军力量薄弱的国家民族，就要受陆、海、空军力量雄厚的国家民族的威胁；技术落伍的国家民族，就要受技术先进的国家民族的威胁；那么，只有陆军，压根儿没有海军、空军设备的国家民族，国防上所感受的威胁，更是不消说了。我仿佛记得德皇威廉第二在他锐意整顿国防的时候，曾经说过：“国防，是永远做不完善的一种怪物。因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方法没有止境，促使国防的设置、改善和增进也同样的没有止境。”那时候，法国的军事家也说：“国防建设是永远不生产的投资，但若吝惜这种投资，则国家社会以至个人的生产活动，立刻就要停止，以至断绝。”比利时前王亚尔丕，在第一次欧战前某年度的预算会议席上说：“我们虽然是一个永久中立国，假若缺少相当有力的国防，仅凭条约的维持，一旦遭遇到不幸事件，则全国的生命财产，便要遭受严重的损害。”等到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德军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攻打她的列日和那米尔两要塞，力量单薄的比利时军还能够支持四十多天，不能不归功对于国防建设具有远大见识的亚尔丕了。
总之，国防的意义是极其广泛、极其深奥的。它所负的责任，不仅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的领土主权，社会的安宁秩序，并且是推进国策，发挥国家机能的有力杠杆。
我们的国防，不是破碎再整理的，也不是有了根底徐图改进的。简直可以说，我们的国防，已经若干年未曾做。因为若干年的外患和内战，没有工夫做。直到现在，刚要开头去做，敌人又不许我们做了。说到此处，我就想起捷克第一任总统马砂力博士说的“有国，就应有国防；有国防，才能有国”这句话，又眼看见以制造军火驰名于世界的捷克在两年以前不战而降，真是不寒而栗。过细想一想，我们这个有四千多年历史的老大国，岂不是向来就没有国防吗？没有国防，为什么能够存在、能够发展呢？这真是一种咄咄怪事，我们必须寻根究底，找出它的原因。
前面已经说过，“国防是人类所同具的安全感觉的产物”，而这种安全感觉也不是凭空产生的。第一，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时存在；第二，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存在的国家中间发生了利害的冲突，而这种相互冲突的程度又可以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中国这一片广袤无垠的领土，东面和南面有大海包围着，北面和西南有沙漠高山阻隔着，在生存空间上，具有天然的优越条件：土地肥沃，物质丰富，容易生活繁殖；地面广大，人口稀少，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发展。中华民族从黄河上游一代一代地滋长繁荣，顺流而下，东南西北四处扩展，并没有遇到强大的阻力。我们的祖先人口既多，又老早地创造了统一的语言来沟通感情，发明了简便的文字来传播文化，智识既高，力量又强，虽然也曾和异民族发生过冲突，但他们的人少，文化低；冲突的结果，总是被我们同化，跟着我们共同生活，时间长了，血统上、语言上、风俗习惯上的种种界线，渐渐消灭，合而为一。不仅没有敌对的意□（图），而且根本没有敌对的感情。所以三苗、匈奴、夷狄、蛮、貊，不过是历史上的名词。就是顶强大的苻坚，绵延最久的元魏，当初的时候，固然是声势赫赫，如疾急风暴雨，不可抵御；等到在生活上和我们发生密切关系以后，就好像朝露秋霜遇到温暖的阳光，无形中潜移默化，连他们自己也不晓得是异民族了。可以说，在元朝明朝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敌国。既无敌国，何来外患？没有外患的威胁，自然无感觉建设国防的需要。
在政治上，中国皇帝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就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他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无异乎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在“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教条之下，怯懦的人只好伏伏帖帖地做顺民，纵使偶然有少数的野心家想起来革命，朝廷会指斥他们为乱臣贼子，名正言顺地随便派几个兵就很快地把他们削平了。同时，中国又有世界上最独特、最高贵的政治道德，尊崇王道，主张以德服人，标榜以大事小，像“文王事昆夷”“太王事獯鬻”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华民族不但不凭借自己强大的力量去侵略别的国家民族，反而本着“己立立人”的精神去扶助弱小，使他们也能够和我们一样地生存发展。孔子所说的“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成了中华民族一贯的国策。孔子的思想深入人心，他的主义支配着中国的政治，违反了他的尊君思想和王道精神，是会被一般国民认为大逆不道的。因此，政府的统治力量，主要的是镇压反侧，保持统一；对于异民族，只有在怀柔政策失了效用的时候，才使用武力，给他们一点教训。等到他们怀德畏威矢诚悔祸表示拥护统一，每年派代表到中央走一趟，朝廷还是待以上宾慰勉有加，临去的时候，还要赐几杖（丈）锦帛送车马旅费呢。从政治上来看，我国过去整军经武的目的，实在是为的对内，不是为的对外。过去的战争史，十之八九是中华民族闹家务的纪录，不能算作和敌国斗争的历史。所有的军事设备，在维持国内的治安，不能算作国防。
国防是国民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反映。我们研究国防问题，万不能离开国民的社会生活。中国自三代以后，人民渐渐地从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生活的基础也跟着由山林转移到田园。在狩猎的时代，战斗的对象是飞禽走兽，不战斗就不能生活，战斗用的武器也就是生产工具。所以生活是最缺乏安定性的，一直到游牧时代，都是如此。井田制度确立，农业在生活上的重要性日渐增加，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那时候的皇帝就是大地主，用计口授田的方法交给民众去耕种，皇帝管理他们，并告诉他种植的方法。生产的粮食交纳给皇帝一部分，叫作租税。开垦成功的土地是消耗了无数的心血劳力才得到的，顶怕那些不安分的懒人来强占，需要加以防卫，皇帝就研究出来一种集体防卫的制度，令他的佃户共同负担保卫井田的责任，由皇帝组织，担任统帅。这种看守井田的义务就叫做赋役，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孔子说：“足食足兵。”就是说，只要你的土地肥沃，产量丰富，而且防卫得法，没有危险，老百姓就相信你、拥护你了。那时候，民众对于纳税当兵是绝不反对的，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有聪明才智的人做领袖、做师傅、做卫队长，改进他们的生活，保卫他们的土地。
土地是最富于安定性的，农民的生活完全寄托在土地上，所以他们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定的生活。不管你“中春教振旅”，“遂以？田”也好，“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也好，“中秋教治兵”，“遂以□（弥）田”也好，“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田”也好，只要不使他们离开自己的田地，一切行动不违反他们切身的利益，农民都是乐意去干的。老子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原始农业社会的写照。
到后来，有些大地主起了野心，相（想）利用他们的佃农去从事侵略以扩张领土，扩充势力。可是那时的土地因为耕作技术的幼稚，粮食的产量是很有限的。地主们为了准备战争，不得不预先加重租税，积储军粮。税率由十分之一变为十之二三，已使农民无力负担。等粮食积储得相当的多了，接着就把强壮的地丁征调入伍，“以夫田而任军旅之征”，去进行掠夺性质的战争。战争旷日持久，便破坏了社会的安宁秩序，造成严重的饥荒，使老弱转入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从事生产的农民死的死了，逃的逃了，田园荒废，没有人去耕种，凶年是无法避免的。
古圣先贤们处在战乱的时代，目睹心伤，触动了他们的恻隐之心，到处去散播“厌战思想”，鼓动人民，反对战争。老子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墨子则□（摩）顶放踵到处去宣传“兼爱非攻”。兵凶战危的思想，深入一般国民的心坎，造成一种爱好和平的德性，历数千年而不变。
当时反对战争的学者，有的是站在民众的立场去反对战争的，有的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为反对破坏国家的统一而诅咒战争的。因为国家的组织日渐复杂，战争的目的也不像以前那样单纯了，民众的利害和皇帝的利害往往不能一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君主固不消说，就是圣君贤相到了万不得已而去从事战争的时候，也不容易得到全体国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农民所代表的是一家一人的利益。就农民的观点看起来，只要不侵犯他的土地，劫夺他的田园，是根本用不着打仗的。原始农业社会的时代，农民认为赋税是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出，到了国家形成以后，农民认为赋税不过是一种法定的负担而已。抽丁纳税对于国民是一种直接的损失，而赋税给予国民的利益，却是间接的、无形的。大多数的民众，除了赋税，就不知有国家。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也不过是一方面出赋出税，一方面抽丁要钱罢了。作皇帝的妄自尊大，说“朕即国家”，老百姓也误认为国家就是朝廷，亡国就是改朝换帝，张三来做皇帝，给张三完粮纳税；李四来做皇帝，作李四的顺民。国家兴亡和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民众既然没有国家观念，对于整军经武充实国防当然不感兴趣。一听说打仗就觉得头痛，一听说抽丁就想法逃走。在这种国民心理没有根本改造以前，要想从事国防建设，是比在沙漠上面造高楼大厦还要困难的。
地大、物博、人众，是中国“了不得”的长处，也是中国“不得了”的病根。因为领土太大了，有山？之险，无舟车之利，使国家的神经麻木，大家不关痛痒，政治效率无法提高；因为物产太丰富了，生活资源容易获得，不必竞争，就可以马马虎虎混日子。国民养成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得过且过，不求进步，不知道努力创造发明，国民生活始终停滞在农业经济的阶段，无法向前推进。因为人口太多了，分布的区域既广，生活习惯语言风俗宗教在同一民族中间不能够完全相同，心理上无形中发生许多隔阂，在统治上是十分困难的。可是历来的统治阶级都做着“大一统”的迷梦，抱着“民无二王”的痴想，不肯放松循环起伏的内战。皇帝要求统一，诸侯偏要造成割据，在这种基本的矛盾条件之下，中华民族没有一天不在自相残杀，为了改朝换帝，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国民的生命财产？一个草莽英雄做了皇帝以后，就要作威作福，骄奢淫逸，在野的草莽英雄看见了，便触动了“彼可取而代也”的念头。在朝的拼命要保持现状，在野的拼命想打破现状，影响所及，弄得士气浮沉，人心涣散。利己思想，个人主张，牢不可破。以自私自利为唯一目的，置国家民族兴亡于度外。我们用不着引经据典地去追寻国防废坠的原因，只要把握住这几个要点，也就“思过半□（矣）”了。
鸦片战争以前，是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虽说唐朝和明朝
两次东征日本都失败了，但我们是吃了大海的亏，并不是打不过我们的敌人。关起门来，我们仍然是“上邦天朝”，威风不减当年。再想不到我们正在做着“唯我独尊”的美梦的时候，英国的兵船已经破关而入了。我们抵挡了一阵，吃了败仗。虽说忍痛签订了可耻的和平条约，心里头实在是不服气，还倚老卖老地说他们是物质文明，我们是精神文明，总不愿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整理一下国防。接着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八国联军，打一仗，败一仗，割地啦，赔款啦，门户开放啦，最惠国条款啦，统统都接受了。满清政府受了这几次血的教训，如果能够彻底觉悟，大刀阔斧地干一下，一面刷新政治，一面提倡科学，振兴工业，充实国力，未尝不可以因祸得福，走上复兴的正路，想不到在朝诸公，仍然朦朦憧憧（懵懵懂懂），不知振拔，虽然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争把太平天国的革命势力压倒了，却已经闹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辛亥革命一起，腐朽的满清政府，也就不打自倒了。
由于满清政府的懦弱无能，军事外交着着失败，使一向自命为“上邦天朝”的老大帝国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我们应该知道，帝国主义者是不希望弱小民族的政治清明，不愿意弱小民族的经济自由，不允许弱小民族的国防巩固的。在中国这个纸老虎未被列强戳破之前，总是目空一切，以为随便吼一声就可以吓倒群羊的。那时候我们自己有钱、有权，满可以在最短期间建设起近代的国防来，坏在自己没有魄力，没有决心，没有远见，人家愿意帮我们的忙，我们反而婉言谢绝，苟且偷安。等到瓜分之局已成，势力范围划定之后，我们想做国防，而列强反而不准我们来做了。不仅不准我们重新建设，就是沿海沿江原有的几座旧炮台，也要逼着我们一一拆掉。可以说中国的国防在满清末叶是“可能而不想做”的时代，在民国成立以后是“想做而不可能”的时代。
共和政府成立了，中国政治走向民主的道路。每一个国民心里都抱着一个热烈的希望，希望政治清明，创造出新的局面，以挽回国家民族的颓势。帝国主义者看见我们有了一线生机，就觉得威胁到他们在华的利益；尤其是日本军阀，怀着“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鬼胎，一看见中国统一就要生气，一听说中国建设就要伤心的，哪里会让中国人过自由日子，哪里会让中华民族从此抬头呢！
请看看他们对付中国的手段吧！
袁世凯做了第一任大总统，一手在收拾破烂的旧家当，一手在布置应时的新摆设，原打算大有作为的。日本政府早把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以绝后患。趁他根基还没有扎稳，突然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逼着他签字画押，弄得全国鼎沸，威信扫地。等全国人民要反对袁世凯的时候，他又怂恿袁世凯做大皇帝，用高压手段去肃清革命势力，酿成自相水火的流血惨局。斗争的结果，袁世凯虽然失败，带着满腔悲愤进了坟墓，但从此中国的政局也就混乱不堪了。日本政府代表着列强资本帝国主义者做了中国政治背后的导演人。
日本政府操纵中国的最终目的是灭亡中国，他的一贯方针是“破坏统一”，造成一个分崩离析的局面。当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强大的时候，他就利用拥兵自卫的军阀以反抗中央。他要利用谁，就在新闻纸上捧他，或派遣代表去拍他的马屁，演一出“煮酒论英雄”的把戏，以刺激他武力统一中国的雄心。然后借给他款子，卖给他军火，令他和另一派的中国人自相残杀。假如你羽毛丰满了，要想脱离他的掌握，他就拿同样的手段嗾使另一个军阀来把你消灭。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军人的性格了解得十分深刻，他知道中国军人的脑子里面多半是装着一部分“英雄思想”和一部分“个人主义”的，他们玩弄中国的军阀，真像小孩子玩弄蟋蟀一样。
中国内战，不但日本觉得开心，就是其他各国也都得到一些好处。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赚钱，中国军阀们打起仗来，他们正好做做投机生意，帮中国的军阀们制造军火。国际军火商人非但是从中国内战中获得利润，他们甚至为了销售军火而制造中国的内战。一九二四年的直奉战争，就是外国的军火商人造成的。
一家意大利的军火公司运到许多军火。储藏在山海关与天津两处。张作霖愿出四百二十万金元购买，买卖已经成交了，货款也缴了；直军听了，大起恐慌，马上和意国军火公司交涉，出了五百五十万元的高价把那批军火买去。张作霖生了气，便扩充沈阳兵工厂，并向德国买了数量更多的军火。吴佩孚也不得不再向外国购买军火，和他竞争。直奉战争，于是爆发。
帝国主义者不但供给中国军阀们作战的武器，同时也把军火供给中国的土匪。举世闻名的一九二三年的临城劫车案，孙美瑶所以能够抢劫“蓝色快车”，据说就是因为他们刚从外国买到一批来复枪和手枪。
好了，好了，不用多说了。军阀们把枪械子弹一批一批地收下，拿什么东西来消账呢？苛捐啦，杂税啦，强迫农民栽种鸦片啦，拿祖国的领土主权做抵押的秘密借款啦，统统都来了。民不聊生，百业凋敝，哪里还谈得到国防建设呢！
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以破竹之势，打到济南，日本军阀认为扰攘十多年的中国若被革命军统一了，“大陆政策”就不能实现，于是大起恐慌，立刻出兵，直接干涉，造成“五三”惨案。接着又炸死张作霖，反对东北易帜，用尽阴谋诡计来阻止中国的统一，然而统一局面，终于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致热望中造成了。
日本军阀图穷匕见，于一九三一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进兵沈阳，占领东三省，造成“九一八”事变。我们不要忘记，他对付国民政府的手法和对付袁世凯是一样的，目的在给中央政府一个致命的打击，粉碎他的统治力量。
这种策略是屡试屡验，不爽毫厘的。中央政府正打算整编国防军，着手生产建设，遇到这样一个困难的大问题，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忍辱负重徐图恢复的办法，在一般浅见的国民看来，适足以表现政府的懦弱无能。那些别有用心和不了解当时情势的人，正好利用“抗战”这块漂亮的金字招牌，迎合国民的心理，以号召群众，反对中央。日本军阀眼看机会业已成熟，便又散布流言，挑拨离间，使中央和地方的误解加深，矛盾加强，全国真正的统一，无法实现。把蕴蓄了几年的革命力量，差不多消耗得干干净净。
西安事变，使全国国民充分认识了领袖的重要，充分表现了拥戴领袖的热忱。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内的战争，促成了全国上下的大团结，这种因祸得福的结局是幸灾乐祸的日本军阀所料想不到的。他们见到，蒋委员长脱险回京时全国民众欢欣鼓舞的热情，他们见到各党各派无条件地团结在全国领袖的周围，服从中央的领导，愿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奋斗到底的诚意，吓得手忙脚乱，恍若大祸临头。虽然挖空脑子制造出“华北”“华中”“华南”的名词，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使“华北特殊化”，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是不可分的”，“政府”“统一”“领袖”“抗战”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致的要求。“甲午”“五九”的奇耻大辱，“九一八”“一二八”的血海深仇，经过几十年的磨折激荡，发生了热和力，在麻木不仁的国民心中燃烧着“爱国家，爱民族，爱领袖”的火焰。
我们应该感谢日本军阀，我们更应该熟读田中奏章，他们唤醒了中华民国的国魂，促成了空前未有的大团结，替我们筑起了比钢骨水泥还要强固的“精神国防”。
七七事变发生，我们靠着幼稚的空军和装备不全的陆军，和强大的现代化的敌军进行激烈的战斗，居然能够愈战愈强，造成辉煌的战绩，博得全世界的钦敬和赞誉，是什么道理呢？第一，是我们最高统帅卓越的战略指导；第二，是全国军民同心协力愈挫愈奋的“国防精神”；第三，是友邦可感的精神鼓励和大量的物质援助。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本现任内阁（首相）东条英机以陆军大臣的资格在议会席上报告，他说：“中国的弱点很多，但最大的一个就是根深蒂固的依赖性，没有国际上的接济和支援，便不能够继续作战。”东条是中国的敌人，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知己，他的话虽然刻毒，却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就看他刚刚就任首相，就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发动太平洋上的闪电战，把他今日的行动和从前的说话对照一下，他的目的何在，不是明白如画吗？
事实摆在我们前面，今后战争的形势，必定是更险恶、更困苦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应付、去利用这种险恶困苦的形势。敌人要切断我们的国际路线，封锁我们，解除我们的武装，断绝我们的接济，同时也就是要根治我们的依赖病，要逼着我们独立作战，自力更生。
命运已经注定了，我们的军需工业必须在苦痛的民族自卫战争过程中打下基础，中国的军队必须用中国制造的武器，才能把敌人驱逐出境，获得真正的胜利。
莫索里尼
需要战争，他说：“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与实用性，故法西斯主义反对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在牺牲的烟幕之下，实隐藏着否认努力而倾向怯懦的素质。唯有战争能使人类的精力远于最高度的紧张，能在不畏惧战争者的身上给以高贵的确证。”
希特拉
也需要战争，他把尼采的教条挂在嘴巴上：“爱和平吧，因为和平是下一次战争的准备。短时期的和平是比长期的和平更可爱的。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而要战争。”“男人的教育是为了战争；女人的教育，是为了给战士安慰。”
英美是不需要战争的，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呼吁和平，忙着开会。今天召集伦敦会议，明天召集华府会议，后天又召集海牙会议。九国公约啦，非战公约啦，海军协定啦，国际联盟啦，反侵略大同盟啦，翻了许多花样，弄得有声有色。罗斯福相信，世界上的人民，只有百分之八需要战争，人类的幸福，只有在永久的安定与和平之中才能得到。然而英美终于被这百分之八需要战争的家伙拖到战争的漩涡里面了。他们是代表着百分之九十二爱好和平的人类，为保卫“世界的和平”而战的。
苏联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的，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史太林
曾经说过：“如果有人让他的猪嘴喷进我们的菜园，我们就要给他以无情的打击。”
战争是顶残酷的东西，繁华的都市，美丽的建筑，转瞬之间化为焦土了；青年的男女，新婚的夫妇，转瞬之间变成炮灰了。它破坏了世界的秩序，破坏了社会的组织，破坏了人类的生活。——飞机、大炮、毒瓦斯、烧夷弹，……血肉横飞，鬼哭神嚎，哀鸿遍野，尸骨如山，天日无光，流离失所，……想起来这种景象，就令人胆颤心惊。可是，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人在讴歌它。看吧，看吧，意大利诗人玛丽奈蒂（Marinetti）的名句：
战争是美丽的，因为它建立了力与平静的谐和；
战争是美丽的，因为它使枪声、大炮声、休止时的沉默，以及腐烂时的芬芳的气味，都谐和起来了；
战争是美丽的，因为它创造了新的建筑术，例如巨大的军用车辆，飞机飞行时的几何学，以及焚烧着的村庄中的螺旋形的黑烟；
战争是美丽的，因为它使男人的身体更加年轻，女人的身体更加可爱。
我们生在二十世纪的人，简直把脑子都闹昏了。你放烟幕，我也放烟幕，烟幕迷了敌人的眼睛，也迷了自己的眼睛。拥护战争的人准备战争，反对战争的人同样准备战争；讴歌战争的，被战争这丑恶的魔鬼逗得害了相思病，头脑冷静的批评家讥笑他们，说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然而，痛恨战争深入骨髓的人们，为什么也抱着她跳舞呢？
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赤手空拳抱着“人类之幸福，发生于互助”的痴念，主张打破国家界限，解除人类武装的世界主义者，销声匿迹了。认为“我存在，你们也存在，大家共存共荣，互不侵犯”的国家主义者，也不多见了，有的十九都是冒牌货，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活跃在世界大舞台上面的，只剩下两种角色，侵略者和反侵略者，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
侵略者的愿望是要“征服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类都做他的奴隶，都服从他的命令，到那时候就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实行世界主义。弱小民族的愿望，是自由独立，大家相安无事地过日子，只要不受任何国家民族的欺侮和压迫，他们也衷心地期望着世界主义的实现。
现代的战争，就是这两种思想造成的。
侵略者的笔天天在改变地图上的颜色，兴奋起来，便仰天长啸，画一个圆圈，向世界宣布，“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空间，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圆圈里面的人，如果反对他，他就不留情面地举起铁拳来一下把他们打碎。圈外面的人，如果干涉他，他就慷慨激昂地说：你来威胁我的生命线吗？请问你有多大的力量哟，我们较量较量吧！或者是，当一个反侵略者的力量，超过另一个侵略者的时候，强者就会向弱者提议：你的领土太多了，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我们重新作一次“合理的”分配吧！弱者如果反对，强者就会鼓起眼睛说：你想保护旧的吗？你有资格吗？请你想一想你的力量哪一点比我强哟，我们来比一比吧！
遇到两种力量发生冲突的场合，除非一方面甘愿退让、甘愿牺牲，使对方如愿以偿贯彻了他的意志，战争是无可避免的。以战争消灭战争，或以战争保卫和平的方法，只有使战争提前爆发罢了。司马法云“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可以做今日现实的写照。
“准备战争，避免战争”的真理，被当前的现实否定了。只有不准备战争，才能避免战争；但是单方面不准备战争的结果，战争是避免了；奴隶的枷锁，是不能避免的；灭亡的命运，是不能避免的。
两条路，走哪一条呢？
假如一个国家，要走准备战争那条路，下决心要建设国防，问题就来了：战争如何备法，国防又如何设法呢？
我们走到动物园，对于各种动物的身体构造略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事。老虎的力量是那样大，爪牙那样利，好像是上帝特地派它主宰山林，奴隶百兽似地。兔子既没有锐利的爪牙，又没有凶猛的身体，却有四条轻快无比的飞毛腿，可以逃命。牛羊进攻的本领不及老虎，逃命的本领不及兔子，但头上生着两只坚强有力的角，可战可守，就是吃一顿饱三天的胃口，也是一种减少危害的特殊装备。刺猬是弱者，一身尖利的硬毛，使敌人无法下口。乌龟是弱者，背上却装了甲，往往不战而胜。黄鼠狼也是弱者，它偏偏会放毒瓦斯。乌贼也是弱者，它惯于施放烟幕，掩护退却。这许多活跃于山林江海的芸芸众生，为什么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永不绝种呢？无他，因为它们都有所以自存之道。
一国的国防，就是那一个国家的自存之道。这个自存之道，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有作用的。唯一的条件，就是适合自身生存竞争的需要。适合生存竞争的需要，是国防的一般性；适合自身的需要，是国防的特殊性。缺少一般性的国防，名之曰“落伍的国防”；缺少特殊性的国防，名之曰“盲目的国防”。因此，在建设国防之初，第一，须把握时代；第二，须确立国家的永久国策；第三，须针对敌国，更须针对永久的敌人。
德意志在第一次欧战打了败仗，《凡尔塞和约》苛刻的程度，几乎要致这一条欧陆大虫的死命。在领土方面，除了割让亚尔萨斯
、劳兰
二州，欧本和马而美地波兰走廊，上西利亚
及什烈斯威的一部分之外，海外的一些殖民地，也统统送掉了。经济方面，国外的财产和投资，一古脑儿被没收了，肩膀上还负担着三百万万美金的巨额赔款。军事方面，规定他陆军不得超过十万，海军战斗舰最大不得超过一万吨级，轻巡洋舰不得超过六千吨级，驱逐舰不得超过八百吨级，鱼雷舰不得超过六百吨级，潜水艇使协约国吃了大亏，连坦克军、重炮、飞机一律禁止设备，莱茵河左岸和五十公里以内的右岸，不许有军事设备。法国的目的，打算把这只老虎用这一纸条约束缚住，永不许他翻身。一边用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压制他，一边运用外交手腕操纵国际联盟，使他不敢破坏和约，这样子才好保持法国欧洲盟主的地位。谁知天无绝人之路，英国在一旁看见法国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觉得不大顺眼，等到普恩克莱借口德国赖债不还，于一九二三年派兵占领鲁尔的时候，就和美意两国站在一起讲公道话了。德国天才外交家史特莱斯曼费了六年的苦心，竟至靠三寸不烂之舌撤退了莱因驻军，拆散了协商（约）国的联合阵线，加入国际联盟，使赔款的数目减轻，经济的自主恢复，德意志才舒舒服服地出了一口气。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萨尔煤矿区的工人们用投票的方式归并德国，三月十五日希特拉自动扯毁凡尔塞条约，重整军备，把法国人的脸气得发青，要求伦敦动手干涉，英国却不肯动。英国为什么不动呢？他要德国牵住法国的后腿，才能够巩固他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可以说德国的枷锁，是英国一手解除的。
德国人有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有优越的科学技术，有灵活的外交手腕，因此，他很快地复兴了。法国仅仅用一纸条约，便想永远制服德国，高枕无忧，思想未免简单。德国的军备在形式上好像是受了限制，而德国的国防建设却早已秘密开始而逐渐完成了。你不许他造大战斗舰，他会改造小巧玲珑的袖珍舰；你不许他建设空军，他会大规模地发展民用航空；你不许他有十万以上的正规陆军，他会无限制地扩充党军，训练警察。国防不是边防，国防的含义，已经由国境内延到每一个国民的神经细胞，已由单纯的军备扩展到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整个的社会生活。如果说，战争的目的是根本屈服敌国的战斗意志，那么，建设国防，必须先从砥砺国民的战斗意志开始。
法国人没有坚强的战斗意志，怕打仗，只是赶紧完成他们的马奇诺防线来避免战争。当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德军纠集了四十多万精锐的军队攻不下一个凡尔登要塞，法国人讨了一次便宜，燃烧起了修筑要塞的热情，以每公里四百万到八百万法郎的高价，沿德法边境筑成一道最新式的要塞国防线，法国的钱差不多全部送到四十公尺深的地眼里面了。他们认为有了这一道西方万里长城做护身符，就可以放心大胆去过安闲快愉的日子了。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件大事：希特拉并没有碰硬钉子，却集中兵力突破了比利时的列日防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闪击巴黎，使坚固的马奇诺防线，根本失掉了效用。我不知道法国人为什么不多花几个钱，把这道护身符顺着法比边境一直筑到海边。比利时不是德国的对手，已经在一九一四年证明了，法国政府当不会如此健忘吧！
教我看，希特拉并没有征服法国的野心，只要法国肯把亚、劳二州早日奉还，也许可以和平解决的。希特拉不敢把法国的战斗力作过低的估计，从他构筑西格弗利防线一事，就足以证明他还没有突破法国国防线的把握，同时还认为法国有进攻德国的可能。根据过去的历史来判断，这次法国人被希特拉打了一个耳光，只有使两个国家的仇恨加深，贝当元帅的头脑不会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简单，西格弗利防线也许还有大出风头的时候，我们等着看好了。
要是从积极的观点上看，德国的死对头与其说是法国倒不如说是苏联。德法的冲突，还有一点感情的成分混在里面，因为两个国家打了几次仗，打出火来了，积成了民族的仇恨；德国和苏联的冲突，却完全是利害关系。
说也奇怪，一九一九年欧战结束以后，德国被协约国打入囚笼，苏俄因为要宣传共产主义实行世界革命，触怒了英、美、日、法、意、捷等一群资本主义国家，闯出一场“武力干涉”的大祸，弄得气息奄奄，岌岌可危。采用新经济政策以后，想从事生产建设，感觉到本领不够，正好英、法、美、德等国有一大批能工巧匠赋闲，苏联就趁机利用了德美等国的技术家来解救苏联的技术缺乏。等到一九二八——一九三三的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变成一个大工业国，引起了英法的嫉妒，便从囚笼里把德国放出来，让她去做他们的前哨抵制苏联。一九三三年希特拉走上了德国政治舞台，打算把所有的日耳曼民族统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第三帝国。于是便高揭反共之旗，大投英法之机。并驱逐国内共产党，痛骂共产主义，造成德国国民仇恨苏联的心理。史太林眼看日耳曼的猪嘴要喷进他的菜园来了，也就大加防范。
共产主义和国社主义并没有不共戴天之仇，只要希特拉不让他的猪嘴去喷史太林的白菜萝卜。
果然，希特拉吞并了捷克，准备进兵波兰，英国和法国忍耐不住了，赶快派代表到莫斯科去拉拢苏俄；希特拉为了避免两面同时作战，便趁英法代表举棋不定之际，同苏联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希特拉安定了东面，遂对英法开始作战了。远东的强盗虽也在伪“满”边境磨刀霍霍，可是张高（鼓）峰、诺蒙坎两次钉子碰过，也就甘拜下风。松冈洋右跑到欧洲观了风色，在莫斯科和史太林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外交上的杰作——《日苏中立条约》，得意洋洋地回到东京。
英国穷处区区三岛，靠手艺吃饭，做买卖起家，八字上带来奔波劳碌的命运，使她永远渡着流浪生活。亏得她精明强干，在世界上布满了落脚之所，居然造成了一个日头不落的大帝国，称霸海上，雄视欧洲。为着要保护她星罗棋布的殖民地，不能不倾注全力于海军，巩固她“海上王”的宝座。因此，海军建设确定了一个“二强主义”。谁要想在海上施展抱负，谁就是她的对头冤家。德皇威廉第二打算在海外抢几块殖民地，拟了一个大海军政策，扫了英国的兴，便联络法国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战中，把德国的海军全部消灭。意大利想称霸地中海，积极扩充海军，英国说，你这样办，不是有意握（扼）住我们的脖颈，要致大英帝国的死命吗？我们到远东去，地中海是必经之路，地中海的主人应该是英国不是意大利。
莫索里尼也不是好惹的，他知道英意在地中海的矛盾无法消灭，只好去拉拢抑郁不得志的希特拉，以助长自己的威风。希特拉一拳把法国打在地下，莫索里尼起了分一杯羹的妄念，他说，你打得好，法国真真该死，我帮你的忙打倒英国罢！意大利在地中海动起手来，英国着了慌，大兰多一役，把莫索里尼的海军打得落花流水，使危在旦夕的白喉症轻松了许多。
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平等，是颇使这位海上王伤脑筋的，但一方面又要美国撑腰以解决欧洲问题，一方面又要利用美国的威力以制伏日本，安定太平洋，也只好忍气吞声，强笑为欢了。
在欧洲，英国不愿意有第二个国家抬头，谁要硬露头角，谁就是她的敌人。她靠着两件法宝以维护她主宰欧洲的地位。那法宝，第一个叫做“均势主义”，凡是欧洲的国家，除了英国以外，力量最好经常保持一种均衡状态。第二个叫做“绥靖政策”，绥靖就是剿匪，英国以剿匪司令自任，哪个国家要不安分守己，来做偷鸡摸狗的勾当，他就要出来干涉。战后的德国在法国压制之下，连气都喘不过，她就来解放德国以绥靖法国；意大利征服了阿比西尼亚
，她就实行经济封锁以绥靖意大利；苏联与波罗的海三小国协定，英国又负责保证波兰的独立以绥靖苏联；希特拉重整军备吞并了奥国
，英国又拉拢法国保障捷克，巴结苏联以绥靖德意志。张伯伦提着那把象征和平的雨伞，仆仆风尘，到处乱跑，无奈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弄得天怒人怨，四面楚歌。慕尼黑会议，把捷克送进虎口，换到五个月的和平。果然，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德国下决心要收回但泽
市和波兰走廊，九月一日大战就爆发了。张伯伦气愤地宣布要消灭希特拉主义，和纳粹德国作战到底。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苏德战争一起，从前被英国“绥靖”的苏联，马上变成了患难朋友。
有人说“英国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实在是耐人寻味啊！
前面所说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国防观念，也可以说是军事国防的出发点。如果事先不加以深刻的理解，很轻率地忽略过去，则军事国防的建设，极容易走上无的放矢的歧路。
战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现象，国防是战争的武器，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国防好比是电影片子，战争好比是演电影，国防跳动起来就变成战争。
社会生活是复杂得往往教人不懂的，我们要把握国防的本质，最经济的办法有两个：一种是到自然现象里去找相似的类型；另一种是向后转，回到原始社会里去看国防的前身。我们知道，一头小牛犊生下来，头上是没有角的。假定说，小牛犊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有国无防”。它的存在和发展，全靠老牛的保护。随着身体的发育和力量的增加，自然地生出两只角来，渐渐坚固强大，小牛有了自卫的本领，就自然而然地脱离母牛，宣布独立。同样地，一个被保护的弱小国家，有了相当强大的国防之后，就变成了独立自主的国家。
随着交通的进步，人类相互间的关系密切起来，国家的组织日渐庞大，内容日渐复杂。国家一变，国防和军备也跟着变；国防和军备一变，战争的性质和作战的方式也不能不变了。人类原始的战争，全靠体力的搏斗，和禽兽的战斗一样。后来才晓得利用工具，投石挥棒。小孩子、野人都还运用着这种古老的作战方式。就是我们走到乡下，遇见恶狗扑来，也会拾起土块石头，或抓到棍棒树枝准备应敌。此后，生产工具一有变化，战斗武器也就跟着变化；弓矢刀矛的出现，使战斗武器和工作器具分了家；国家的形成，常备军的编练，士兵成了专门职业，战术战略也成了专门学问。战争由个体的变成集团的；由片刻的变为长期的，你发明了弓箭，我制造一套盔甲；你来筑城，我就来造云梯。火器的出世，弓矢刀矛成了废物；爆炸弹的出世，实心弹也就不值一顾了。
战争用流血来鞭策人类，它不许人类休息，不许人类停留在一个固定的阶段。你刚刚把这一种武器弄得尽善尽美了，它就另外弄出一件更善更美的，逼着你把旧的东西作废。
蒸汽机发明了，产业界发生一大革命。冶金术的进步，炼出了质地优越的钢铁，制造机械的技术提高，工厂的规模扩大，生产量加速的增高，整个改变了一个国家的组织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堆积如山的商品逼着老板向海外找寻市场，机器饿着肚子，也要求老板向外掠夺原料。于是乎帆船装上摩托，商人带着大炮，向文化落后的区域进发。战争的性质一变，国防立刻向国民提出新的要求。
轮船火车的速率，缩短空间的距离，金城汤池也抵挡不住侵略者的舰坚炮利。任何国家都不许置身世外，再做老死不相往来的桃源梦了。交通引进了意想不到的敌人，也引进了意想不到的朋友。外交关系在现代的国防建设上有着奥妙的主导作用。外交家应该用望远镜照一照敌人的来路，并负担着化敌为友的积极任务。
立国精神决定着全部军事国防的性质。一个不满现状需要向外膨胀的国家，她的国防建设的目的在求敌，求敌的国防是一种攻势国防，只有在攻击敌国时才能发挥效用。弱小的或以保持现状为目的的国家，她的国防建设自然要侧重在固守，守势国防的目的是在待敌，你来进攻，我就抵抗。还有一种攻守二重性质的国防，那些既需要防卫国土，又准备向外发展的国家，是非如此不可的。国防性质不仅影响到国民的教育和军队的训练，就是战略战术的采用、武器弹药的性能、交通兵站的配置，也都要服从国防性质，由国防性质来决定，德国一方面要进攻法国，报仇雪恨，一方面又要向外发展，并吞弱小。因此，对国民就要宣传大日耳曼主义，对军队就要实行积极的攻势教育。在兵器上，也以攻击破坏为标准。就拿炮弹来说，德国根本不用榴霰弹，专用榴弹。就是因为德国要进攻法国，破坏法国的坚固阵地，非用富于侵彻性的榴弹不可。法国要想大量杀伤敌人的野战军，偏偏采用德国弃如敝屣的榴霰弹。你能说德国人聪明，法国人不聪明吗？法国的守军都躲藏在铁筋比顿
筑成的要塞里，用榴霰弹攻击，等于撒土扬烟，毫无作用；德国的野战军密集在要塞的周围，豆子般大一粒弹片就可以杀伤人马，榴霰弹的效力却比榴弹大得多了。法国人如果不懂得这个诀窍，一味跟着德国人学，也盲目地说，“榴霰弹破裂高不准确，破坏威力不大”，岂不冤哉枉也！
合乎理想的标准军事国防，在世界上将永远成为一个理想，它好像是一位美丽的女神，可望而不可即。一种新兵器的出现，会使整个战争的局势全部改观。昨天的军备，到了今天就变成了玩具；今天的军备，明天也许就不值一顾了。拿第一次欧战时代的军备和现在的军备比一比，有许多地方是不成比例的。现代化的陆军，装备上有比一九一四年多二十倍的机关枪，三倍多的大炮，还有当时做梦都想不到的重轰炸机、百吨的大坦克车、磁性水雷、火焰发射机、啸声炸弹、自动大炮、高温炮弹和种种化学兵器；一九一八年坦克车的速率每小时不过十公里左右，现在的坦克车，每小时的速率是三十五公里；一九一八年飞机的速率每小时七十五公里到一百公里，活动半径是一百五十公里到一百八十公里，现在的飞机速率，每小时三百公里到六百公里，活动半径为七百至三千公里（美国道格拉斯B19式飞行堡垒续航力为七千五百哩，波音B17式轰炸机续航力为四千哩）。飞机的大量使用，大炮的射程虽然较第一次欧战时增加了两倍，可是它已降级为保守性的武器，没有当年的威风了。
空军的发达，取消了前方和后方的界限，海军、陆军和老百姓都发了慌。从前的人讲国防建设所念念不忘的“国防线”，行将变为历史上的名词。今天的国防，线的配备，面的配备都不够了，应该随着战争的立体化，从事立体化的国防建设。线形国防好比一个鸡蛋，打破以后便无法收拾；立体国防，使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体，打不烂，敲不破。不过，今天的战争证明绝对制空权的保持，事实上已不可能。英国人在伦敦上空摆上阻塞汽（气）球防空网，可算是无微不至了，但德国的飞机依旧可以逍遥自在地飞去轰炸，高射炮火的威力，仅仅限于妨碍敌机的低飞投弹，最有效的防空手段，只有以飞机对抗飞机，以轰炸答复轰炸。
空中的威胁，使人类走进了十八层地狱，十九层之下也许就是天堂。比较进步的国家，不仅要塞、军需工业、兵工厂、钢铁厂等都建设在地面三四十公尺以下，教育机关、行政机关和人民的住宅，也逐渐迁移到地下。当年读《封神传》到张奎和土行孙在地下打仗一段，不禁拍案惊奇，现在想一想，真是“何足道哉”！
杜黑主义笼罩着全世界，它支配着现代的国防理论。各国的军事学家都跟着他叫喊“无空防即无国防”，都相信在现代战争的情形之下，只有空军能够攻击，只有攻击才能取胜。由于列强的积极扩充空军，几千架铁鸟同时在天空作战，已经不是理想，空中炮兵和跳伞部队的出现，空中堡垒空中坦克的制造成功，以及德国在地中海以空中步兵袭击克里特岛的奇迹，更足以说明空军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英国海军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利巴尔斯号”同时遭了飞来横祸，含冤海底，使英国太平洋的作战力量损失大半。空军是不是万能，我们且不要管；然而海军之笨重脆弱，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空军的价值低廉，运动迅速，投弹准确，攻击力强，造成今天的优越地位。它不仅可以单独作战，并且是陆军和海军的保姆，陆军和海军要是没有相当的空军掩护，在敌机侵袭之下，要想取得胜利达到作战的目的，是很困难的。
摩托的进步，改变了陆军的组织。摩托化和机械化产生了最新式军队。机械化是用摩托作为兵器的一部，如坦克车、摩托化大炮等。摩托化是利用机械输送军队。还有摩托机械化部队，就是机械化兵器的混合，再加以摩托化军队的辅助。因此，现在有不骑马的摩托化骑兵，有不走路的摩托化步兵，还有坐着飞机的整师空中步兵。老早，大炮是顶有名的笨货，摩托化了以后，却可以跟着步兵一同前进。德国军事周刊说：“大炮的火力日益步兵化，步兵的火力日益大炮化。”步兵人员眼看就成为小型流动大炮的炮手了。
现在的战争，一面是机械的战争，一面是千百万大兵的战争。不单是一个利用巨大的物质资源的战争，同时也将是动员几百万战斗员，动员交战国全国国民半数以上的战争。海军、陆军和空军，机器和人，武装战斗员和广大的人民，密切地互相隶属着。列强“马拉松”式的军备赛跑，使那些畸形的、穷苦的、瘦小的、先天不足的国家民族望尘莫及，汗流浃背。因为现在的军备：
1.单是有了还不算，还要问你“它的质”精不精；
2.精了还不算，还要问你“它的量”多不多；
3.多了还不算，还要问你能不能自造；
4.能自造还不算，还要问你是不是自己的原料。
上面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另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自己会不会用。把戏都是一样，巧妙各自不同，最后取胜之道，是军事的技术。
军备强大并不是一国之福，强大的军备必须和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成比例。换句话说，就是“适度”。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必须关云长才能耍得好，如果交给诸葛亮，一定会要他的命。弱小的国家而有强大的军备，等于梅花鹿头上长了美丽的长角，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惹出杀身之祸，至于军备是不是恰到好处，连自己都闹不清楚，必须要经过战争的试验。拿破仑第三色当一仗，竟投到威廉一世的脚下做了俘虏。他投降的时候说：“我以为我的炮兵是呱呱叫的，哪晓得还比不上普鲁士，所以打败了。”我们看，奥国、捷克都是有军备的国家，居然一枪不发就被希特拉并吞了。荷兰、比利时、波兰也都是有军备的国家，这一次世界大战，荷兰打了四天，比利时打了八天，波兰打了两星期，也都戴上了亡国奴的帽子。法兰西号称五大强国之一，而且还做过欧洲盟主，还没有打够一个月，贝当元帅就提出停战的请求了。
从此可知：一国的国防，不但是应该和本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成比例，更应该和敌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成比例。
有人问日本人，甲午战争是怎样打胜的？日本人说：“我们用全国的力量来和李鸿章的北洋一隅打仗，所以打胜了。”从此可以证明，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人家动员全部的兵力来侵犯，我们却不知道动员全部的兵力去抵抗。甚至北洋舰队已经打得一团糟糕，还有许多统兵的大将按兵不发，说要保守中立。真正是：岂有此理！
古代的战争，是军队的事情。打起仗来，以兵对兵，以将对将，也就够了，和民众毫不相干。现在的战争，不是兵与兵的战争，而是国与国的战争，是交战国国力的总决赛。战争在三度空间里进行着，飞机可以飞到老远的大后方投弹。地无分南北东西，从陆到海，从天空到地面，统统都是战场；人无分男女老幼，疾病残废，都要受战争的影响，统统都是战斗员。
这样的战争，叫做全体战争。
现代的战争，其目的不是“击破敌国的军队”，而是“消灭敌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它所要打击的，不是全副武装的战斗员，而是武装战斗员的来源。它不但是要“斩草”，而且还要“除根”。曾经当过两次英国航空部大臣的汤姆生爵士（Lord Thomson）说：“战争取胜的方法，将为无情地轰炸人烟稠密的地方。”德国的阿屈罗克将军说：“和平民众聚居的广大区域，将不断地受着被消灭的威胁。未来的战争，将有消灭全体平民的趋势。”
杜黑曾经对于“全体性战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我们要做真正的文明人吗？若然，就得废除战争。如果我们不能合力做到这事，那就决谈不到限用若干优雅的杀人放火和破坏的方法，以保全人道文明等美好的理想。”他曾质问过批评杜黑主义的人：“为了打胜仗，你是不是将使用最不侠义、最恶毒的武器，去杀害非战斗员、老年人、妇女和小孩子呢？”接着他就自己回答：“当然，胜利第一。国家取得了胜利，然后才想到人道。”
还有一位名字叫做奈埃（Nye）的英国人，在大战爆发之前预言道：“敌国空军进攻伦敦的方法，显然是先用猛烈的炸弹狂炸，把老百姓赶进地下室，然后将大量的液体毒瓦斯倒下来——用不着瞄准，只要从飞机两侧倒下来就得了。毒气比空气重，自然会钻到地下室去。”
不幸得很，这般人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话，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差不多完全成为事实了。现代的战争既为全体性战争，要应付全体性战争，就不能不实行国家总动员。把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全部集中起来，准备作战。
科学越进步，新奇的武器愈多。人类战争老是跟着科学跑。由人力战变为器械战，由器械战变为机械战，最近又由机械战变为摩托战。武器越新，破坏力越强，消耗越大。从前是将军挂刀佩剑，打仗的家伙跟着人跑；现在则士兵坐着摩托车、飞机、坦克，摩托走到哪里人走到哪里，人跟着打仗的家伙跑。这些打仗的家伙都要吃东西，枪炮要吃子弹，摩托要喝汽油，而且他们的饭量又大得惊人。一挺机关枪，每分钟要消耗数百发的子弹；重轰炸机，每架要装七八吨的炸弹；一架空中堡垒，甚至一次就可以装炸弹十余吨。一个要想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国家，如果没有几万门大炮，几百万步枪，几十万机关枪炮，几万架飞机、战车、牵引车，以及几十万部汽车，几千万万发子弹，几百万万炮弹，几十万吨化学药品，根本就莫要开火。士兵本身的消耗还不在内，这样多的东西，最多只能支持一年，因为摩托的寿命是很短的，一架飞机的寿命，不过几百小时，一部汽车的寿命，不过几万公里。自己坏了，或是被敌人破坏了，都要马上补充新的，补充不上来，就不能继续作战。要生产这许多机械，没有大规模的工厂，大批的工人，大量的原料，是不行的。平时有了丰富的储备，战时还需继续生产，更大量的生产。就是原料被敌机焚烧，工厂被敌机炸坏，也要想法子不使物质的供给断绝。物质就是战神的粮食，工厂就是战神的厨房，工匠就是战神的厨子，没有饭吃，战神就会饿死的。
因此，要准备战争，就必须实行产业总动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军队，死伤了一千二百万；协约国方面，也死伤了一千万。现在杀人的武器更凶，杀人的方法更毒，打起仗来，死伤的人数，一定会更多。机械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虽然增加了，但操纵机械的依旧是人。正因为战争机械化了，必须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使全国民众“生活机械化”，战争摩托化了，必须使全民众“生活摩托化”。按道理说，战争的方式是应该跟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来的。有了摩托化的生活，才能产生摩托化的战争。生活方式和战争的方式一致，兵员的补充才不会发生困难。如果驾驶战争摩托的士兵，在一般国民的眼里都变成了了不起的专家，后备兵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战斗员，要想在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打胜仗的国家，一定是国民生活战争化、战斗技术常识化和军事教育社会化的国家。例如，苏联在公园里摆着许多枪炮、飞机、坦克的模型，各种摩托的机件，并派专家向逛公园的人民解释各种陈列品的构造，指导他们如何装置、如何使用。小孩子如果能够把汽车的模型零件装成一部小汽车，那位管理员就很高兴地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说：“你真聪明啊！好！送给你！拿回家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们会赏你糖果吃。”小孩子笑嘻嘻地跑回家去，立刻成了一位修理汽车、驾驶汽车的小技师。跳伞运动的狂热，民用航空的发达，使苏联的空军可以无限制的扩充。德国的军事教育也是建筑在普通教育上。他们到处设立着搜罗宏富的博物馆，经常地举行国民打靶、航空、骑马、汽车驾驶等各种竞赛。关于民众爬山运动、滑雪运动，也都由政府积极提倡，并由军队中考选出军官来负责指导。欧战以后，德国是不许有空军的，陆军的人数也不能超过十万，可是一旦宣布重整军备，马上就编成一支强大无比的空军，马上就可以动员数百万军队，不是很奇怪的事吗？曰：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德国人懂得国家总动员，他们的生活已经军事化了。
国家总动员的结果，把平时和战时的界线，前方和后方的界线，民众和士兵的界线整个消灭了。平时和战时有生产工具在维系着，前方和后方有交通工具在维系着，民众和士兵有教育工具在维系着。正因为一般国民在平时过的是战时的紧张生活，到了战时才能不慌不忙像平时一样的从容不迫。如果平时根本没有准备，或准备得不充分，等到动员的命令下来了，应召入伍的士兵领到军装的，领不到帽子；领到袜子的，领不到鞋子；领到枪械的，又摸不着子弹；前线的队伍已经支持不住了，后方的援军因为车辆太少了，不能够开上火线。这样的国家，不用打就已经失败了，何必把军队送到前线去送死呢？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就是这个道理。拿破仑进攻莫斯科失败了，不是他的兵打了败仗，而是因为他的交通工具准备得不够，粮草子弹接济不上。希特拉进攻莫斯科，又失败了，也不是他的兵打了败仗，而是因为他没有把冬天的军服老早准备好。战场是过失的集合所，过失少者得胜。一根绳子的力量，是根据最细那一小段计算的。打仗的时候，只许将军流血，不许将军后悔。
虽说战争的许多条件互相密切地关联着，但战场上的主角始终是“人”，因为现代的战争是人的战争。一个健全的人，有好的身体，好的精神。打起仗来，精神力实在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克劳茨维兹说：“战争全部因素无不受精神所贯注而为其操纵，其效力往往不可思议，凡是深通历史的人，就会认识精神力的价值。”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民情绪燃烧着，一听到“祖国危险了”的口号，成千成万的人便自动地拿起枪杆，上前线与敌人作战。敌人的军队虽然厉害，但法国民军的精神是了不起的，它可以抵抗全欧洲的敌人。一九一六年，德军进攻凡尔登，两军相距不过四五十公尺，为了尺地寸土，作殊死战。都门炮台，夺来夺去，炮火弥漫，血肉横飞，依然拼死力争，不肯罢休。德军虽集合了四十多万，仍然不能越雷池一步。读欧战历史的人，没有不佩服法国军队的战斗精神的。一九三三年，我在法国问法国兵：“德国要来进攻，你们怎么办呢？”他们却回答道：“我们有马奇诺战线，德军要来攻击，必须要用二百万人做代价，我们可以优悠（游）度日啊！”真是语妙天下。国民精神颓唐到这步田地，和德国人“我们需要领袖，我们需要战争，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要，一切都归德国”的战争狂比较起来，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马奇诺防线虽好，有什么用，大战一起，魏刚元帅手里还有一百九十万大军，虽（居）然不战而降。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国民的精神动员动不起来啊！
机械和摩托是一种冥顽不灵的东西，没有精神力支持它，它就会叛变的。
记得三国时候，许褚大战马超，两个人愈战愈勇，打了几百个回合，依然面不改色、气不发喘。国家总动员，就是要使国家练成和马超、许褚一样有力的战斗体，让他和敌人长期作战，能够面不改色，气不发喘。但真的打起仗来，却反而希望演一出关云长杯酒斩华雄，速战速决。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战，英国发明了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新武器，叫做经济封锁。他想用强大的海军把德国包围起来，强迫德国和外部世界隔离，断绝德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这样一来德国的粮食发生恐慌了，各种军需工业的原料来路没有了，人民饿着肚子，工厂停止活动。德国马上以“潜艇政策”来应战，实行对英经济的反封锁。可是“潜艇政策”扫了美国的兴，不仅对英的封锁没有成功，反而替协约国拉来一个力量雄厚的美国入伙。德国战线的供给和后方的生产脱了节，经济宣告破产，马克变为废纸，革命的浪潮一起，德皇也只好脱下王冠逃之夭夭了。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上次的大战，德国是经济战败。
协约国的经济封锁成了功，为了防治德国的复兴，便从经济方面着眼，把他的海外殖民地全部没收。
列强受了这次德国失败的教训，把经济资源看得比生命还重，已有殖民地的国家，则加强统治，积极开发，殖民地较少或根本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则东张西罗，拼命夺取。一九三一年，日本强占东四省；一九三五年，意大利进兵阿比西尼亚；一九三八年，德国并吞奥大利，灭亡捷克斯拉夫
。目的都是为抢夺资源，充实作战力量。
跟着经济资源的夺取，世界上又产生了一种进行经济战的组织，名为“经济集团”（B1oc）。英国在她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自治领殖民地等，建立了一个英镑集团；美国亦仿着英在自己所有领域及在南美诸小国，建立了一个美金集团；法国亦如此办理，建立了一个法郎集团。经济集团结合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对敌人发动经济进攻，实行资源封锁。它可以随时宣布拒绝敌国或假想敌国的流通券，实行经济绝交。你要卖的货物，我偏不买；你要买的东西，我偏不卖。或者说，某一部分东西，可以卖给你，请拿现钱来。或者说，某几种东西，可以出口，但必须拿你们某几种货物交换。假如它要想和你捣蛋，你向第三国购买那些东西，它可以出高价或几倍以上的高价和你抢着购买；或者更进一步和那个国家订约，取得某几种货的特许购买权，不准她卖给第三国。经济集团在最近的资源战和军备竞争上，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意大利也想组织一个里拉集团，德国也想组织一个马克集团，日本也想组织一个老头票集团，都因为缺乏现金，力量薄弱，不能独立建立，乃相将入伙成一轴心，于是与英美等国的布洛克对立了。这样一来，对立的关系，日形尖锐，除掉用打仗方法可以解决以外，简直无它办法了。
欧战结束以后，协约国打了胜仗，英法的收获更是可观，自然是心满意足，希望享几年太平清福。因此就组织一个政治集团（国际联盟）来保障世界和平，拉着人类的历史，说：“你不觉得累吗？休息一刻儿罢！”谁知道和平条约的笔迹还没有干，墨索里尼便在罗马说闲话了：“别的国家人口少，却占领着那么大的地方；我们的人口这样多，反而不允许有合理的领土要求，这不是世界上的大不平吗？”日本也是个失意分子，自然要和墨索里尼一鼻孔出气。不满现状的主张修改和约，保守分子偏偏要维持和约的尊严。彼此勾心斗角，遂使军缩会议变成了扩军会议。日本占领了东四省，意大利灭亡了阿比西尼亚，国际联盟空喊了一阵“干涉”“制裁”，结果弄得威信扫地。这边来一个德意同盟，那边来一个法苏协定，什么法西斯阵线啦、人民阵线啦、防共协定啦、英法同盟啦，统统都出现了。直到世界大战爆发，德、意、日串通一气成立一个“侵略集团”，中、英、美、苏联合抵抗，成立一个“反侵略集团”，综合“经济”“政治”“军事”三种性质，形成两个对立作战的协同体。
从今以后，国与国间的单独战斗，变为集团与集团间的联合战斗。战争好像一条绳子，把许许多多的国家串在一起，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隔岸观火，置身世外了。
本来，张三和李四打架，打不赢，找帮手，是司空见惯的事。现代战争的规模，也不过是张三李四打架的扩大罢了。就是联合战线的思想，也不是新近才有的。在五霸七雄战国的时代，秦王想并吞六国，那时候的大外交家苏秦游说六国，使他们成立了一个联合阵线，“合纵以拒秦”。秦王无计可施，便派遣“第五纵队”张仪到六国去，鼓吹“连横政策”，拆散六国的反侵略阵线，使他们“连横以事秦”。后来秦王又采用了参谋范睢的策略——远交近攻，把六国各个击破，实现了大一统的美梦。这就是集团战争最古的一个例证。可以说“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罢啦。
我们要想把握现代战争，必须用“科学的”手；我们要想透视现代战争，必须用“科学的”眼；我们要想理解现代战争，必须用“科学的”脑。——现代的战争是科学的战争，离开科学便不会有现代式的战争，科学是现代战争的骨骼，科学以外的东西，是战争的血和肉。
科学好比是一个马力最大速度最高的火车头，它拖着战争的列车在人类历史的轨道上以惊人的姿态向前迈进。
科学前进一步，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便跟着前进一步，新的生产技术产生了新的兵器。
新兵器出现以后，新的军事技术，也就是使用新兵器的方法跟着出现了，新的军事技术产生了新的军队、新的士兵和新的将帅。
指挥使用新兵器的新军，用落伍的战术战略是不能够打仗的，于是乎又发明了新的战法。
战争的基础建立在科学上，战争从科学的手里开始，仍由科学负责结束。工人不懂科学，不能制造科学化的武器；士兵不懂科学，不能使用科学化的武器；将帅不懂科学，不能指挥科学化的军队，从事科学化的战争。
战争是民族生活的最高形式。人类的民族生活是一座建筑在科学上面的金字塔，战争便是金字塔的塔尖。不论从人类的生产方式上、生活方式上、文化水准上，处处都可以测量科学化的程度。因为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水准，统统是由科学来决定的。战争是人类生命的巨流里两种相反的力量激荡而成的浪花，战斗的力量推动着科学的进步，同时它也为进步的科学所推动。
科学离不开人生，也离不开战争。现代的国家，没有科学、没有进步的科学是不能存在的。食、衣、住、行，都受了科学的洗礼，农业、工业、建筑、交通，无一不受科学原理的支配。甚至连精神、思想、意识形态都不能离开科学而独立存在。一颗米，是用科学方法种田的产物；一根线，是用科学方法纺织的产物。我们还能不能生存于科学万能的二十世纪呢？假如生命的巨流撞破了我们底船，而手中抓不到“科学的”救生圈。
战争的性质、范围、经过和结果，都是由科学来决定的，战争随科学之进步而进步。我们有了这一点基本认识，然后才可以研讨现代战争的特质。
全国总动员的战争观念，把克劳茨维兹的原理颠倒过来了。“战争是用着政治手段以外的政治的继续”，已经是落伍的说法；政治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继续上次战争并且准备新战争的手段罢了。政治应当配合战争，经济应当配合战争，一切都应当配合战争。战争是全国一切力量的总汇。
战争需要充分的准备，需要蓄积大量的飞机、大炮、机关枪、坦克车、兵舰等待着未来战争的爆发。然而，问题又来了，“战争哪一天爆发呢？”军火堆积得越多，制造这许多军火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如果再把它们送到仓库里关上几十年，炮弹发了霉，射出去不爆炸，飞机大炮和坦克兵舰的样子和效力也都过了时，变成了无用的废铜烂铁，怎么办呢？许多军事家都为着这个质与量的矛盾大伤脑筋。有名的塞克特将军说过：
巨量军用品的堆积，是再浪费也没有的事。同时，由于废弃的危险，其军事上的价值，是很可疑的。大量配备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看所需要的武器的类型下个决定，然后用全力来准备临到需要时候大量的生产。
这种把货样子摆在保险柜里，到用的时候再大批制造的办法，事实上是做不通的。战争一开始，敌人就派大批的空军到后方轰炸，交通阻塞了，材料库兵工厂焚烧的焚烧，破坏的破坏；工人们一边要跑警报，一边要修理损坏了的机器，一边又要扶伤救死；在这种条件之下，生产力只有减低，怎么能够制造出足够消费的军用品呢？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中，所有的交战国都吃了平时工业没有动员以及军需品堆积得太少的亏。就拿参战较迟，已有英、法、德、意前车之鉴的美国来说，在最初的六个月里所编成的师团，完全没有机关枪，步枪缺乏必需量的百分之四十一，野炮缺少百分之十二，炮弹缺少百分之十。没有特种的钢，再加上工人们对于军事生产技术不大熟练，第一期造出来的东西非常糟糕。特别是炮兵方面，常常闹出炮弹爆裂过早的祸事，不但物质上受了很大的损失，当兵的连打仗都提不起精神了。
还有一个笑话。在美国制造法国式的七五？
大炮用的压缩器，经过半年的时间，许多工厂都造不成，后来委托给一家大规模的汽车公司，这个公司费了两个月建筑了面积达四千平方公尺的房子，装置了二个巨型的制作台，可是等到万事俱备之后，才知道弄不到适当品质的钢。结果，又耽搁了三个月。这一次以全世界反侵略国家兵工厂自豪的美国，和日本宣战以后，眼看着敌人把关岛、吕宋岛一一占领，才感觉到自己的海军不够强，飞机不够多，非等到扩充军备计划完成以后，就没有力量向敌人反攻。从这些事实，更足以证明平时军需品大量的堆积，实在是军事上颠扑不破的真理。
为了解除大量积贮的军火武器变成废物的危险，逼出了一种最新的战法——时效战（Time table war）。
时效战是预定了日期来发动的战争。侵略国决定了进攻的对象和进攻的日期以后，就开始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动员全部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蓄积作战资源，增加兵工生产，动员大批的陆海空军，鼓舞士气民气。一切准备完成之后，预定的时间一到，所有可以作战的人，可以供应作战的物质，就遵照着总帅的命令，以全力向敌人猛扑了。这种战争，就是突击性的闪电战。
德国装甲师总司令古德林
将军在一个刊物上描写这种时效战发动时的情形：
一个晚上，凡是飞机库和军车库的门都要打开，飞机和汽车都要整备妥当，各种部队都要出动。第一次的突袭纵不能把敌国重要的工业区和原料区占领，也可以用空袭手段破坏了那些区域，使其不能参加战时生产。敌国的政治中心及军事中心，可以使其残废；敌国的运输体制，可以使其凌乱。
战争是打时间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被侵略国家，如果事先没有准备，或是准备得不够充分，一开始遭受敌人致命的打击，招架不住的，往往很短期间就土崩瓦解，向敌人屈降。就是力量相当雄厚的国家，也要受很大的损失。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开头就占上风的国家，很可能使对方不能翻身，因而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德波战争），就是希特拉预定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开始向波兰进军的“时效攻击”。
一个亲眼看见德波两军作战情形的新闻记者希莱说：“十四天以内，德国的机械化部队把波兰军队赶过了两百多英里。德军使用了一切武器——大炮、小炮、坦克、飞机。波军除了机关枪、来复枪和两架用作攻击德国机关枪阵地和坦克的平射炮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对抗德国轰炸机和坦克车蹂躏的攻击。他们只有适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来对抗一九三九年的机械化和摩托化的武力，这种武器在他们中间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地闯来闯去。同时，德国空军又破坏了他们的交通。老实说，波军总司令部简直茫然不知所措。从前在坦能堡，俄军被俘九万二千人，死亡二千八百人。昨天，单在克特奴，德国就俘了十一万五千波军，前天是五万人。”
从这一段话里，就可知作战准备不够的波兰所遭遇的是什么了。
一个国家，假若觉察到有被她的假想敌进攻的可能，也必须运用她整个经济制度的全部力量去充实国防，训练军队，针对着敌人的“时效进攻”，准备着作时效的防御（Time－table defensive），乘战争的开始，给侵略者一个迎头痛击。曾任法国参谋总长的德本尼（Debeney）将军在一九三三年德国重整军备之前就说过“现代战争产生了时效战”的话，他们和英国很早就着手作时效的防御，可是准备得太松懈，所以战争爆发之后，法国还是抵挡不住，英国军队也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击之力。法比屈降之后，同盟军百万大军被围困在佛兰德斯，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敦刻尔克大退却。
对德国作时效防御战最成功的要算苏联。苏联采用新经济政策解救了国内的经济恐慌，一九二八年就开始实行第一次五年计划，从事国防建设，一九三三年希特拉走上德国的政治舞台，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很满意地完成，一九三五年已经建设成世界最强大的空军，一九三八年苏联的工业生产量占了欧洲的第一位和世界的第二位，特别有利于战争的重工业和引擎工业异常发达，效率极高。对德国进攻的防御战，苏联在准备工夫上占着时效上的优势，苏德战争开始以后，史太林防线使希特拉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困难。莫斯科攻打三月，冬天到了，冻得德军抱着冰冷的机关枪发抖，希特拉时效的进攻失败了，只好来一个“时效退却”以减少士兵的伤亡，准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时效进攻。
可是史太林并不是专门等着挨打的傻瓜，他当且战且退的时候，就在后方蓄精养锐准备着“时效的反攻”，当德军作有计划的撤退的时候，他就指挥着大军跟踪追击作有计划的反攻了。
有了摩托化的交通工具，摩托化的战斗武器，便组织成机械化和摩托化的军队；机械化和摩托化的军队又产生了适应机械和摩托的优良性能的战术，就是流动性战术。
历史上许多将军都由“用兵神速”而驰名，但以前的神速，全靠着人力马力的兼程并进。火车发明以后，军队的运输和军需品的接济便不再依赖人力和牲畜力了，除非是交战国的产业特别落后。普法战争的时候，老毛奇领会了拿破仑一世“兵贵神速”的战理，便特别注意铁路的使用，将动员与集中两件事，划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大军集中得异常迅速。法国虽然也有铁道，却没有老毛奇运用得妙，军队的动员落在德国之后，于是法国的军队不到两个月就被德军解决了。法国吃了一次败仗，就拼命研究用兵神速的办法，发明了调节车站制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欧战中济了大用。德军由比利时攻入法国北部之后，真是势如破竹，法国百万之众一气退了四百华里，到马鲁乃河
畔才站得住脚，与乘胜而来的德军对抗。两方面集中了三百万兵，作大规模的会战，打了一个星期，巴黎岌岌可危。这时霞飞将军就靠调节车站这件法宝，将东南的军队很迅速地移转到维尔登巴黎之线，并编制了一支生力军，由巴黎西北方，包围德军右翼，出敌不意，进出到德军右侧背，德军支持不住，全线败退，使巴黎转危为安。
时间过了二十年，军队的流动性已非往日可比。在陆地上，铁路已经不是唯一的运输工具了。在德国，她的铁路网是世界上顶密集的，却用广大的陆军摩托化辅助着。强大的陆军靠着几十万部汽车，可以很快地开上前线。铁路车辆没有火车头和铁轨放在“克尔美业”（Cuimoyer）台架上，一样可以往前开。坦克车放在特制的台架上就可以靠自身的摩托力在铁道上飞跑，用不着火车头来拖。大炮的摩托化，步兵的摩托化，减少了不少运输上的困难，只用加上汽油，他们就可以自动地跑上战场上了。因为陆军的高度摩托化，使平常的行车速度由每日三十公里增加到一百公里以上。还有特种编制的快速部队，更可以用惊人的速度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在战场或敌后神出鬼没。
流动性战术最得力的武器是空军。它有着二百到六百公里的速率，它有着二千到三千公里以外的活动半径，它可以上升到一万二千到二万公尺的高空。它可以携带一吨到二十吨的大量炸弹飞到敌国：（一）摧毁敌人的工业中心和交通线；（二）破坏他的经济生活和运输组织，使他无法动员；（三）截断敌人前线和后方的联络；（四）它还可以到敌人的大都市去放火，使它在几小时以内化为一片焦土。
空军的投弹使长射程的大炮变成了落伍的笨货，大炮的射程和飞机的飞行半径比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它已经变成“空中大炮”领导并掩护着陆上的摩托化部队向敌人猛攻。大队的飞机并可以运送成师的空中步兵到敌人的大后方降陆，占据军事重地，开辟新战场，破坏各种建筑物，它还能够给空中步兵搬运坦克车、机关枪和大炮，运送弹药给养去接济被敌人围困的陆军。
由于空中摩托和陆上摩托的极度流动性，交战国不论何时何地都有遭受敌人袭击的可能，战斗员和人民的安全，完全失却了保障。在从前可以根据步兵和骑兵前进的速度，去推断和敌军遭遇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事先构筑工事作防御或攻击的准备，现在因为摩托机械化部队的行踪飘忽，来去无常，简直无法预料。敌军的突袭，再配合着坦克大炮高度的破坏力和炽盛的火力，不但构筑新阵地困难，就是原有的防御阵地，要不是像马奇诺防线那样的坚固，也会在一转瞬间就被摧毁的。
除非交战国双方是势均力敌，在流动性战术普遍应用的现阶段，战争是不会持久的。一个装备稍差或兵力稍弱的国家，很容易被一个拥有强大而又高度摩托化军队的国家击溃。德国军队在欧洲横冲直闯，居然在短短两年中间征服了十四个独立国，使希特拉为所欲为，毫无遗憾地发挥空中摩托与陆上摩托的威力，也就是流动性战术不朽的杰作。
流动性战术是怎样运用的呢？请看古德林将军下面这一段描写：
接着第一次天空的及机械化部队的攻势，摩托化步兵师出动了。他们将调到占领区域的边端，防守在那里，以便流动部队作又一次进击。同时进攻者将集合巨量的军队。他选定了下次大举进袭的地区和时间，立刻调集各种兵器，用以摧毁敌人的抵抗力，突破敌人的阵线。于是他迅速地集中了他的流动部队，出动了他的空军，用最妥善的方法，趁敌人不备，突然来一下猛攻。等到最初的种种目的达到了，装甲师不再停留在那里；他们倒要充分利用了他们的速度以及他们的活动范围，来完成突破敌人交通线的工作。为了要席卷敌人的阵线，再尽量深入地进攻敌人的领土，势必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发动攻击。空军即将攻击敌人的后备兵，阻止他们参战。
希特拉的闪电战略，就是这样子一幕一幕表演的。
占领空间也许不是战争的最终目的，但是要达到战争的最终目的，就非夺取空间，占领空间不可。时间与战争的目的无关，它是争取胜利的一种手段。好像买东西一样，时间就是改头换面的金钱。
凡是打仗的人，没有不希望得胜的，更没有不希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最巧妙的最新奇的战术，就是一拳打倒敌人的战术。它的作用，在使从事战争的国家付最低的贱价，得最大的胜利。美国陆军训练规程里面说：“若要以最小限度的损失，求得最大限度的效果，就必须作某种方式的出奇行动。无论时间上、地点上、方向上、兵力上、战术上或武器上，都可作出奇的行动。其主要因素为秘密，迅速与准备周到。”
军事思想家、军事科学家、战术家和战略家、士兵和民众，都做着同样的梦，就是“速战速决”。大家都朝着“快”的方面共同努力。在打仗的时候，谁的动作快，谁能够在同样的时间之内，多走一段路程，多占领一寸土地，谁就多一分胜利的把握。摩托化、机械化的武器，极度流动性的战术，都是为了满足人类“快”的要求而产生的。德国的闪电战术，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的战争原则就是：拿高速度摩托化的军队，像闪电一样地向敌人突然进攻，深入到敌人后方，在敌人全国造成战争的恐怖。然后继之以迅速无比的准备、无比的攻击，使敌人手忙脚乱，一击获胜。
最进步的军事技术，运用着高速度的摩托，的确是把空间缩小了，如果要说是单单靠着摩托就能够把空间根本消灭，说空间已不足畏，或者说空间已不存在，未免有点儿过火。空间永远是空间，它永远和时间作对，也可以说它在战争上和时间相生相克。有人恨它，就有人爱它。
在时间上占优势的军队，可以闪击在空间上处于劣势的国家；但是遇到在空间上占优势的敌人，闪击的效力就得打一个相当的折扣。德国的军队可以闪击荷兰、比利时，如果要用闪击荷兰、比利时的方法来闪击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就不像那样的轻而易举了。因为苏联的皮比象皮还厚，德国的军队没有法子一枪戳穿她的心脏。飞机的速度再大，飞行半径再长，但飞机永远是飞机，飞行二千里的时间以及所消耗的汽油所损坏的器械，永远是飞行一千里的二倍。你要集中力量，空间偏要把你的兵力分散；你要争取时间，空间偏要把你的时间拖长；一百万的军队在五百里的活动范围以内假定说发挥百分之百的力量，如果将活动范围扩大为一千里，它的力量只能发挥到百分之五十。闪击的效果和时间成正比，和空间成反比。
摩托化部队是挥霍无度的败家子，它是纯理智的，铁面无私；摩托化的程度愈高，理智的成分愈多。它毫不怜悯当前的敌人，也毫不怜悯背后的主人。它极度的流动性和猛烈的火力，使敌人战栗，也使主人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快了，太强了，敌人怕的是闪电式的攻击，主人怕的是“闪电式的消耗”。士兵可以靠着士气的鼓舞使他们饿着肚子打仗，马匹可以靠着鞭打使它们饿着肚子跑路。摩托是没有良心的家伙，它更不懂得“军纪”为何物，没有东西吃，它是不干的。连最高统帅的坚强意志，都比不上一架摩托。最高统帅很可以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命令前方的军队抢夺战地民众的粮食，解救目前一时的粮食恐慌。然而摩托却真正能够做到“秋毫无犯”。枪炮要吃子弹，摩托要吃汽油，绝对没有通融的余地。统帅要支配它，必须先服从它。统帅怕的是无法战胜敌人，更怕无法战胜自己的机械和摩托。这种硬性的军队，与其说能够立刻“利国福民”，倒不如说能够立刻“祸国殃民”来得妥当。
德国因为科学发达，技术优越，打起仗来，总是喜欢攻击，希望速决。第一次的欧洲大战，拖了四年半之久，把德国拖败了。这一次的世界大战，德国靠着摩托化的大空军和陆军，靠着狂风暴雨式的闪电战术，这里闪击一下，那里闪击一下，还是希望速决。可惜空间太大了，无敌于天下的希特拉，反而弄得到处都是敌人，他的摩托可以闪击英伦，可以闪击莫斯科，却没有力量去闪击华盛顿，这就足以证明今天的摩托，还很幼稚，不论在速度上，活动半径上，以及炮火的威力上都还差得很远。可是“飘风不崇（终）朝，暴（骤）雨不终日”，德国军队闪来闪去，已经闪了三年了，还没打出一点眉目，竟又把希特拉拖上持久战的歧路。希特拉究竟能够支持多久呢？这是一个谜。这个谜只有德国的粮食仓库、弹药库、汽油库和军需工业的生产力能够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答。
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和英美的联合舰队作战，居然还能够先发制人，使英美受了很大的损失。这并不是海上摩托的速度问题。英美的兵力并不比日本弱，运动的速度也并不比日本慢，而是英美吃了空间的亏，日本相反地占了空间上的便宜。一个是近水楼台，一个是鞭长莫及。假定英美与太平洋战场的距离是日本的三倍，也必须有相当于日本海军三倍的兵力才能和日本作战，有超过日本海军三倍以上的兵力才能取胜，战术和战略以及各种军事技术的运用，自然又当别论，以寡胜众在战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但它始终是一个未知数。只有伟大的战争艺术家，才有取得荣誉的权利。
闪电战只有在“防御力量不能对抗攻击力量”的场合才能够速战速决。它最怕敌人不慌不忙，早有准备。交战国是一群“同床异梦”的恶汉，你要快，他就要慢；你要决，他就要拖。战斗空间的扩大，自然会把战争的时间拉长。虽说百年战争和三十年战争的范围并不像这次世界大战这样广大，然而今日的战争绝不会像预言家的推断一样，在几天之内就可以结束。
有人说，第一次欧洲“大战时代的将军都是庸才，所以阵地战才会闹了四年多，如果有天才家，那么阵地战决不会发生”。哪里晓得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庸才将军反比上次大战时代更多，日本的“速战速决”主义，和中国打了五年还是战而不决；德国的“闪电战略”，也不能够使战争的时间缩短。世界上不知哪一天才会有征服“时间空间”的“天才将军”出现呢！
楚霸王项羽以拔山之力、盖世之雄，和汉王刘邦逐鹿中原，打了很久，还是不分胜负。项羽着了急，便向刘邦说道：“楚汉与兵以来，闹得四海鼎沸，生灵涂炭，神鬼不安，全是因为我们两个，何苦要拖下去呢？我们两个来决一决雌雄罢！”汉王笑曰：“咱家斗智不斗力。”项羽虽然百战百胜，垓下一役，忽听四面楚歌，军心涣散，大家都想回家不愿意再打仗了，霸王见大势已去，骑马挥戈，冲杀一阵，仰天叹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刎。可见战争单靠武力，是不能够必胜的。“天”是什么？就是武力以外的力量。
近代全体性战争的思想流行，把战争弄得越发复杂了。战争好比一个股份公司，武力不过是一位股东而已。除了武力以外，还有经济、政治、外交、思想等许多股份。要想公司发财，必全体股东分工合作，单靠一个股东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的战争，不是单纯的武力战，而是同时采用经济、政治、外交、思想等种种斗争方式的并用战。
腓得烈二世
老早就懂得“军队的基础在于给养”这种道理，他曾经说过：“荷枪仗剑，固可以取胜，但决定战争的成果者，仍为经济。”欧战以前，一般军事家一致公认战争的要素是：人、物质和金钱。欧战的结果，协约国的经济封锁成了功，德国军队吃不上“牛油”，失败了。于是经济便成为决定战争的一要素了，奥将蒙脱库库利“战争的要素，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的名言，刺激了许多贫穷的国家，拼命地想法赚钱，以为只要有钱，便可以取胜。可是战后苏德两国的经济政策都成了功，又把军事家的思想从“金钱”转移到“物资”上。没有金钱还是可以打仗，没有物资才无法从事战争。所以，一提到“经济”，我们所想到的便不再是狭义的“金钱”，而是广泛的“物资”了。恩格斯说过：“世界上再没有像海陆军这样密切地依存于经济条件的东西了”，“兵力是由武器之获得与补充上所有的资力，即由国民经济的状况来决定的”。严格地说起来，今天的战争，谁有着最后一块面包，最后一粒子弹，最后一滴汽油，谁就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因此，一个国家，要想准备应付未来的战争，就不能不蓄积够用的大量作战资源。在军事行动之先，世界所有互相敌对的国家，就展开了激烈的经济战。
经济战的目的，在使打仗所不可少的以及国民生活所不可少的东西，应有尽有，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经济的力量压制敌人。例如：增加生产，提倡节约，实行贸易管理，凡是自己所没有的或是自己出产量不足的军用必需品、民用必需品，尽量向国外吸收，并严禁此种物品出口，或输入敌国。奢侈品，或不关紧的物品，则禁止入口，或限制入口的数量，以免资金外流。不但敌国出产的商品，要严加抵制，就是中立国家用敌国原料制成的商品，也不许它进口。这是经济战的消极手段。
积极的手段，例如：假想敌国出产的军用品或必需的原料品，要在双方保持友谊的时候，用直接间接的方法大量收买；敌人需要，我们也需要的东西，就和他抢着买，使他买不到，或买不到那样多。如果能够联络许多国家，实行对敌经济封锁，经济绝交，不买敌国的货物，也不把敌国所需要的货物卖给敌国或与敌人勾通的敌国，那就更好。这种破坏敌人经济，扰乱敌人经济的办法，效力非常之大。要是更进一步去扩充领土，或夺取资源丰富的殖民地，与利害一致的国家组织经济集团，操纵国家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以打击敌人，包围敌人，封锁敌人，就可致敌人的死命，不战而屈敌之兵了。
照克劳茨维兹的说法，“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是以和平为常态，战争为变态的观点出发的。事实上，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战斗，政治也是充满着战斗性的东西，政治的本身也佩戴着战斗的武装。到近代才有“政治战”这个名词产生，证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话不能够解释现实，“政治本身就是战争的一种手段或战争的另一侧面”才是客观的真理。政治和战争是分不开的。如果勉强加以区别，可以说，战争有两种，一种是流血的战争，一种是不流血的战争，政治就是不流血的战争的一种。
一个强大的国家，她的政治都是适合战争要求的政治。战争是力量的对比。战争需要有力，强有力的政治一定可以战胜；战争需要统一，能够统一全国的政府一定可以战胜；战争需要争取时间，动作迅速的政府一定可以战胜；战争需要贯彻，基础巩固的政府一定可以战胜。政治战的作用，偏重国民意志力和精神力的熔铸锻炼，也就是整个国家体力的充实。假如一个一国三公的国家和一个有一个伟大的政治的领袖国家作战，一个人民要打倒政府的国家和一个人民热烈拥护政府的国家作战，一个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国家和一个政治修明、令出必行的国家作战，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和一个井井有条的国家作战，一个土匪如毛、一夕数惊的国家和一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国家作战，谁胜谁败，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政治战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刷新政治造成一个廉洁的政府，注重行政效率的提高，办事迅速确实，使政令能够贯彻。要想政令贯彻，必须使政府的利害和官吏的利害，官吏的利害和民众的利害一致，使政府获得全国民众至少是最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能够做到这一点，国民的生活才能增进，社会的秩序才能安定，文化水准才能提高，政治训练才能实施，国民的战意才能提高，一旦对外作战，才能发挥国家的战斗力量。德国的军队像怒潮奔马一般冲过来，法国的人民在忙着倒阁，政府还没有选好统帅，内部如此紊乱，怎能不失败呢？日本的空军已经把马尼拉、关岛、珍珠港轰炸得一塌糊涂了，美国政府还在忙着讨论修改中立法，疏通孤立派，动作这样慢，怎能不吃亏呢？
政治战是建设性的，武力战是破坏性的；政治战的目的是充实国力，锻炼国力；武力战的目的是打击敌人，征眼敌人。国力蕴蓄在政治上，表现在军事上；正如一个人的战斗力潜藏在身体上，表现在拳头上一样。要是一条大汉打不过一个矮子，一个胖子打不过一个瘦子，只有怪自己的“政治战”根本失败罢了。
外交是政治的外延，外交战也可以说政治战的一环。不过政治战重在国力的蕴蓄，外交战重在国力的发扬。一个国家的国策，靠武力可以贯彻，用外交也可以实现。强大的国家，利用纵横□□（捭阖）的手段，以满足兼弱攻昧的野心；弱小的国家，也可以利用灵活机动的外交手腕，避免亡国灭种的惨祸。《孙子·谋攻篇》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见古代兵学家还是注重“攻心伐谋”的外交战的。一个天才外交家，往往靠着三寸不烂之舌，不战而屈人之兵，化干戈为玉帛，使国家转弱为强，大局转危为安。成功的外交家，全靠三个“识”字，就是认识自己、认识对象、认识国际形势。这三个“识”字，等于画家的三元色，变化无穷。在中国历史上，像毛遂的自荐，晏子之使楚，一则无中生有，一则点铁成金，都是不朽的杰作；至于苏秦之“合纵”，张仪之“连横”，居然使战国七雄的刀尖跟着他们的嘴巴转，更是千古奇观。
军事技术、政治技术、外交技术一日千里地进步，使精通军事、政治和外交的人都成了专家。可是，要想把事情做得近乎理想，军事家不能不精通政治、外交，外交家也不能不懂得战略战术。克劳茨维兹就说过这样的话：“一个统帅，须是兼为大政治家之人物，然而在根底上，又不可忘却自己是将帅。”现代赫赫有名的政治领袖，像史太林、希特拉、莫索里尼、邱吉尔，以及我们的蒋委员长，都是兼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种学问的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彻头彻脑地做到战略和政略的一致。
上次大战时，军人和政治家的关系是不很妙的。粗泛地说来，政治家多指责军人没有眼光，而军人也常将他的许多困难，推到“政治的干涉”身上。这种现象，在民主政治的国家，最为显著。独裁制的国度里，是很少见的。
德皇威廉很了解军政外交必须协调的道理，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年的两次战争里，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同赴战场的总司令部，好使军事与外交间的问题直接解决。在喀尼格列兹决战的时候，普鲁士军大胜，很可以乘战胜之余威，直捣奥都维也纳，迫订城下之盟。俾斯麦因为想化敌为友，和奥国缔结同盟，所以主张适可而止。普法战争的时候，俾斯麦站在政略的观点上，不愿意加深普法两国的仇恨，所以色当一役，拿破仑第三投降之后，他就主张结束战争，毛奇将军偏不同意他的主张，硬要实行追击，攻下巴黎。这宗公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评。
一八七〇年以后，普法又由武力战转入外交战，俾斯麦一面与奥意结为同盟，一面联俄联英。实行包围政策；谁知威廉第二做了皇帝不久，就和俄国翻了脸，接着又和英国发生摩擦，和意大利的感情也渐渐冷淡，逼出一个三国协商（约）来，可说是外交上的大失败。欧洲大战双方正在火拼，意大利又倒戈相向；无限制的潜艇政策，逼得美国也加入了战团。外交失策直接破坏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再看一看战后的土耳其，领土几乎被战胜国分割光了，“近东病夫”的小命，真是奄奄一息。旁边的希腊，又靠着英国的支持乘人之危，派兵占领士麦拉
。基玛尔忍无可忍，乘势而起，把握住列强相互间的矛盾，先展开外交战。一方面拉拢法国，以灭英希势力；一方面交欢苏联，以长自己威风。大战三年，遂胜希腊，洛桑会议，列强才允许土耳其独立，并把已失的重要领土还她，近东病夫于是一步登天，成为世界上二等强国。
从此可知，不善于运用外交战的国家，虽强亦弱；善于运用外交战的国家，虽弱亦强。所以，不论是强国也好，弱国也好，要想谋生存，求发展，必须认清敌人，利用国际间的种种矛盾，先用外交手腕，去分化敌人，孤立敌人，再进一步争取与国，化敌友为我友，把敌人包围起来，封锁起来。然后，不战也可以取胜，战则必可以取胜。
外交是战争的一环，也可说外交是战争的前哨。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愈是弱小的国家，越应该巧妙地运用外交，再不要相信“弱国无外交”的鬼话了，那是猪罗（猡）的哲学，抹杀了外交本身的战斗性。
有人问德皇威廉第二，欧洲大战为什么打了败仗，他说：“因为我缺少一个《太晤士报》
。”德国战败的原因虽然很多，宣传技术落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世界各国特别注重这件事，唱出一个新的口号，说是“宣传重于作战”。
思想是人类所特有的东西，它领导战争，左右着战局，在战争中发生不可思议的微妙作用。法国大革命，靠着一群无组织、无训练、无纪律而又没有优良武器的暴徒，居然推翻了国王与地主，把路易送上断头台，居然打退了欧洲各专制国的干涉军，组织了一个共和政府。在一九一四年开始的欧战过程中，俄国军队打一仗败一仗，梵萨陷落以后，军心涣散，一蹶不振，激起了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资本主义的国家把共产主义的思想当作洪水猛兽，大家联合起来实行武力干涉，想把苏俄的革命势力一举扑灭，谁知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暴民差不多的苏联红军，靠着拙劣的技术和装备，居然解除了成千成万白军的武装，并把英、美、法、日、意、捷等国的联军驱逐出境。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在推翻满清打倒军阀的许多次战争中，也是靠有革命思想的宣传，造成反革命军队战争机构之叛乱。这都是思想战在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永不磨灭的奇迹。
富于煽动力的思想战，比任何一种战争手段的效力都大。德国的麦舍将军说：“五十万小册子，比一百吨的炸弹更有效力。”所以现在有许多交战国的空军飞到敌国或敌人的阵地往往不投炸弹而投下大批的“纸弹”。希特拉说，“我决不允许残忍不义的国际共产主义的独裁，临到德意志人民身上！”因此，他要向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进攻。邱吉尔、罗斯福与德国打仗的目的，也说是要彻底消灭希特拉主义。
现在世界各国的新闻纸，都变成宣传的工具了。我们在报纸上，可真不容易看到确实的消息。宣传机关会无中生有，也会颠倒黑白，他们编出许多种的书籍，印刷无数万的标语图画，无代价地散发到国内和国外、敌邦和友邦。
但是，单靠报章杂志印刷品和特许的宣传机关的直接宣传，在今天还是不够的，电影戏剧和一切的科学艺术，都担负宣传的义务。此外，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无线电。
世界都设立了强大的广播无线电台，或是用放送新闻的方式，或是用娱乐方式的宣传和他们的敌人对骂，或是在听众的脑子上渲染各种主义的色彩。二次世界战争爆发之后，在戈培尔指挥之下的德国无线电台，天天把同盟军惨败的消息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播送到全世界，使英法的民众灰心丧气，法国人的战意完全消失，虽然手里还有一百多万大军，也只好投降了。英国政府也用同样的宣传手段，答复德国的宣传，希特拉则制定了最厉害的法令，凡是收听敌国无线电播音的，处死刑。
间谍也是思想战的一支生力军。无论哪一国都布满了间谍，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搜集军事情报，并且还要捏造谣言，歪曲舆论，散布失败主义的思想，以蛊惑敌国人民的听闻，动摇敌国人民的信念，或竟制造出惊人的恐怖和颠覆政府的叛乱。
一谈到“第五纵队”，大家就要谈虎色变，因为他闹的乱子太大了。奥国、捷克、挪威和法国的悲剧，都是德国第五纵队在暗中导演的。他是德国思想战战场上最勇敢的哨兵，像霍乱细菌一样潜伏在敌国的心脏里。
随着思想战的激化，列强对于战斗员或非战斗员的政治安定性，十分注意。塞克特说：“军队是国民意志的镜子，这种意志若使走到错误的方向，就有战败使国家破灭的危险。”国民的思想和意志一动摇，飞机大炮立刻就变成无用的废物了。
以上所说的四种战争方式，并没有一定的用法。对象、环境、敌我之力量一变，运用的程序也就变了。举例来说：
（一）先实行经济战的：意阿战争爆发，自英法领导的国际联盟为了援助阿比西尼亚，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议决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禁止军火及战争资材的原料输入意国。意大利等到德国一九三六年三月进兵莱茵以后，感觉到双方志同道合，转而与德交欢，暗中促成德奥协定，并于这一年十月派外相齐亚诺访问柏林，进行德意合作。英法方面又领导着参加制裁的国家，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后实行对意金融绝交。法国并与苏联缔结互相公约，以牵制德国，德国则缔结日德同盟以打击苏联，意大利则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和英国订立地中海协定，以离间英法之团结；并在维也纳订立意、奥、匈三国协定，以巩固三国在中欧之阵线。德国并奥和捷以后，又由外交战转入政治战，德波战争爆发，又由政治战进入武力战，与武力战同时展开思想战、宣传战。
（二）先实行外交战的：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后，英美在华利益大受威胁。美政府首先向日本提出抗议，英国则领导国际联盟，派遣调查团，对日本实行道义制裁：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并根据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大唱不承认主义。日本马上宣布承认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故意和国际联盟为难。十九国委员会谴责日本的报告书在国际联盟通过以后，日本则进占热河，退出国联。英国乃与中国实行技术财政合作，援助中国改革币制；同时表示与苏联要好，谈判商业贷款及英苏海军协定种种问题以威胁日本。美国也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宣布承认苏联，使日本外交陷于孤立。一九三四年英、美、日海军会议，日本又要求与英美军备平等，使会议不欢而散。大家遂开始扩军竞争，准备打仗。日本无路可走，只好加入德意轴心，和德国缔结同盟。“七七”事变以后，英美在经济上援助中国，大伤日本之脑筋。于是进攻广州，切断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交通线；占领海南岛，威胁英美在南洋之殖民地。新加坡军港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落成，美国的关岛也决定设防。世界大战开始，英、美、日在太平洋上的冲突越发厉害了，法国屈降，日本就进占越南。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美国为答复日越联防，宣布封存日本在美资金，并禁止运油赴日，才实行经济制裁，英国荷印亦与美国一致行动，并废弃英日、印日、缅日商约及荷日汽油协定，限制军用品输日，展开了经济战。等到日军侵入泰国，英美舰队也开往远东，剑拔弩张，经济战告一段落，双方遂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正式开战。
（三）先实行武力战的：德国突然进攻荷兰、比利时，破坏丹麦、挪威两国的中立，可以说是先由武力战开始，逐渐展开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的例子。
（四）德国和苏联的战争，可以说是经济、政治、思想、外交、军事并行的“并用战”。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和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普日两国所以能够在短期间大获全胜，完全由于明治君臣和威廉第一领导下之将相善于运用“并用战”的关系。
上面这几个例子，我也觉得有几分勉强；为了便于说明，只好权这样办。事实上不论哪一次的战争，它的因素和进行的方式都是错综复杂的，因为程度有浅深，真象（相）有显隐，本质往往被现象所蒙蔽。我们既然懂得这许多种战争的样式，不应该以懂得为满足，应该进一步促进民族的反省。
最近一种新战法，叫做“神经战”的，那是打算用一种示威的方式去使敌人慑服的。猫捉老鼠、鹰扑麻雀，都是用的这种战法。究竟老鼠能不能抵抗狸猫，麻雀能不能抵抗老鹰，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因为它们是“不抵抗主义”的信徒，从没有作过抵抗的打算，更没有研究过抵抗的方法。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的结果更加残酷。
人类不眠不休地在研究科学，奴役科学；科学也拿出它的真本领来改造世界，毁灭人类。武器决定了战争的方法，战争的方法决定了人类的命运。我们只消把今天战场上所使用的武器和过去比较一下，就不难知道今天的战争，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一个爆炸弹可以粉碎一排整齐壮观的西式建筑，一个鱼雷可以击沉一艘三万五千吨的战斗舰，一枚烧夷弹可以使繁华的都市化为一片焦土，一枚毒气弹可以毒死成千成万的战斗员或非战斗员，一架放散细菌的飞机可以使无数的人民害着急性的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在人间散布着死亡的恐怖。事实上这种破坏的手段还不算到家，这种杀人的方式还不够残酷。许多的科学家，仍旧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着，预料在最近就会有更可怕的新兵器出现。它们会把最新奇、最动人的悲剧，搬到世界的舞台上面公演。你可以见到一个浩浩荡荡的大舰队，一忽儿会融化为一滩金属浮渣；你可以见到一支摩托化的军队，开进了新武器的势力范围，他的子弹怎样自动爆炸，使士兵和摩托同归于尽；你还可以看到“死光”如何把它周围几百里以内的一切生命，整个消灭。
科学把人类当作蚂蚁和蚊虫一般地处理着。一穴蚂蚁的数目何止几千几万？它们作起战来，也是前仆后继，英勇无比，但它们很容易被一股洪水无声无息地歼灭。在战争的烽火中，人类的命运和蚂蚁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所能够看见的残缺不全的肢体，血肉模糊的死尸，弥漫天空的炮烟，玉石俱焚的烈火；我们所能够听见的高楼大厦的倒塌声，孤独寡妇的呼号声，震天动地的厮杀声，伤病残废的呻吟声，饥饿寒冷的叫喊声，都不算是最残酷的。凡是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惨象，已经是十分平常的事，不足为奇了。武器根本就是杀人的东西，它杀得越多、越彻底，使用它的人就越觉得轻快、惬意。有人说，毒气战和细菌战并不违反人道，反而是最人道的战法。就是因为它杀人杀得快，又杀得多。
邱吉尔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就预测过：“或许会有橘子般大小的一个炸弹，或竟含着一千吨无烟火药的威力，能够一下子毁灭一个城市。”拿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话并不见得惊人。假使他要作个第二次预测的话，那也许是“哼哈二将”的子孙们，势均力敌，有一天这边实行“时效攻击”，那边实行“时效防御”，一哼一哈，双方同归于尽吧。
战争的目的，是歼灭敌人，使敌人消失反抗的意旨。但今天的战争，是全体性战争，它不是国王与元首的敌对，不是总司令和大元帅的敌对，也不是军队和军队的敌对；它是这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这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和另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的敌对行为。所谓敌人，指的是敌国的全体国民，并不是指的少数人或某一部分。如果非达到目的就不能结束战争，那只有彻头彻脑地把敌国的国民整个歼灭。敌国的国民还有一个存在，他的战意是不会消灭的。因为战斗的意旨，就是生存的意旨；他要生，他就要战；他要继续生存，他必须继续战斗。凡尔塞和约不过使德法的战争暂时停止，使德法战争变换了另外一个方式，德法两民族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而且也不是一纸条约就可以结束的。克劳茨维兹说：“所谓停战，是利用时间以缓战，借以恢复其已经破坏的均势。”拿军事家的眼光来看，德法两民族的再战斗，继续战斗，是无法避免的。法国人只知道解除德军的武装，限制德国的军备，压榨德国的经济，在当时却忽略了政治战和思想战的重要性，不知道进一步去消灭敌人的战斗意志。所以德国这边签订了和平条约，那边就把新的战争原则宣布着：“军事战是不会有最后的决定的，于是战争的两种新形式，即经济战和士气战发展了。”他们开始鼓动：“新的个人是完全充满了战争思想的。”他们开始宣传：“士气战的目的在于摧毁敌人的士气，消灭敌人的抵抗意志。”
德国虽然讨了一次便宜，可是她决不会再把同样的便宜送给敌人。她（它）暗暗地拿定主意，准备报凡尔塞和约之仇。认定今后的战争，是以破灭敌国为政治目标的全体性战争。有一个军事刊物，老早地就告诉我们，全体性战争必然要落到全体性胜利的结局：“全体性战争的意义，就是战败国彻底地破灭了，并且从政治舞台全然地、最后地消隐了。战胜者不会跟战败者谈什么和平条件，因为对方是不够谈判资格的。他要把自身认为合适的任何条件强定下来。”
果然，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贝当元帅提出停战请求以后的第三天，希特拉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康边森林的小空地上，把他的停战条件交给法国的代表们了。他把停战条件宣读完毕，连一句话都没有讲就带着他的随从很轻快地走了。法国的代表们站在覆着青布桌子的旁边恭听，脸色跟大理石一样。
贝当元帅也许想使法国学一学一九一八年以后的德国，不过希特拉允不允许法国人做他的学生，是颇成问题的。他在康边停战条件的绪言上，特别提出一个原则，就是“防止战争行动的再现”。希特拉今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发表演说，“此次之战争，唯有待日耳曼亚利安或犹太人两者中之一死一生，始能结束”。可见他所要灭亡的不是和他打仗的国家，而是民族。
在进行民族大歼灭的战斗过程中，不仅敌国的人民统统都要灭绝，在战争未结束前，就是敌国人民所豢养的家畜，种植的谷类和其他的植物，也都在灭绝之列。毁灭农作物的病菌，杀害牲畜的痈疽菌，是和毒害军队以及全体平民的瘟疫细菌看得同样重要的。假使侵略者们读张巡死守睢阳“罗雀掘鼠”的故事，他们也许要令科学家发明一种特效的毒药，去扑灭敌国的麻雀和老鼠哩，因为它们能够延长敌人的抗战时间。
我们不要忘记：“一二八”上海之战，敌人曾经把“商务印书馆”当作轰炸的目标；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上海以后，又把“商务印书馆”彻底破坏，并且把印书的机器都搬走了。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文化机关，照例是空军投掷炸弹的目标。他们晓得中国人一次是斩不尽杀不绝的，要想彻底亡中国，必须消灭中国固有的文化。在沦陷区，他逼着中国的学生学日本文，说日本话，读日本人编的教科书。
我们不要忘记：日本军队到处抢夺我们的儿童，他们把中国的儿童当作战利品，成千成万地运送回国。这些儿童要不了二十年，男的都训练成精锐的日本兵，可以派到中国来残害他们的父母兄弟，毁坏他们的故乡庭园。女的都变成了身体强健的母亲，供征服者淫乐，并给他们生产下一代的侵略者，这就是日本军阀“以华亡华”的艺术。
我们不要忘记：日本在占领区里面，提倡烟赌，奖励栽种鸦片，经营大规模的妓院，传播烟毒、吗啡毒和花柳病，使中国人民腐化堕落，变成懒惰、愚蠢、衰弱多病、不知廉耻的劣等民族，使中华民族死亡增加，生育减少，自趋灭绝，这就是用“天演淘汰”法慢性亡华灭种的毒计。
今天的战争，不是为的争胜负，不是为的争霸权，而是为的抢夺经济资源，争取生存空间。侵略者深知道被征服者的民族意识是不能消灭的，为了“防止战争行动的再现”，只有一次或化整为零分作许多次将被征服者“彻底歼灭”，使他们永远退出世界舞台。
不要把签订屈辱的投降条件当作战争的结束，那不过是被征服者的大悲剧的头一幕。今后的世界上不会再有奴隶的生存空间，生存是勇于战斗者的特殊权利。
战争的范围，随着人类生产的进步一天一天扩大，国防的范围也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而扩大；战争的要素，随着人类生活的进步一天一天复杂，国防的内容也随着战争要素的复杂而越加复杂。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生活即是战争”，就应该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要素，也就是国防建设的要素。概括地说起来，一个国家，从天上到地下，从大陆到海洋，从有生命的动物、有生机的植物到无生机的矿物，从有形有体的物质到无声无臭的精神，没有一样不在现代战争上发生作用，因此也没有一样不是国防建设的要素。战争是全体性的，国防也必然是全体性的；没有全体性的国防，就不能应付全体性的战争。
然而，在无数的要素里面，哪几种是比较上更加重要的要素呢？为了研究方便起见，我认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的国防，都具备几种共同的要素：第一，是人的要素；第二，是物的要素；第三，是混合要素。现在就将这三种基本要素分别加以说明。
人在国防建设上，自古就占着唯一的重要地位。孔子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简直把人当作使国家富强的基本动力。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可见梁惠王也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用移民移粟的办法去救济灾荒，结果仍然不见人口增加，自己非常难过。最近的过去，美国还利用“移民政策”来增加国内的人口，以致富强，都是国家以人为主的证据。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越王勾践从吴国脱险回国，卧薪尝胆，立志复仇——便从增加生育入手，规定男子二十不娶、女子十五不嫁者，罪其父兄；寡妇鳏夫也可以自由结合。十年生聚，十年教育。皇天不负苦心人，结果，一举灭吴，达到了雪耻的目的。欧战以后，列强各国，无不千方百计，以谋人口之增加。德国兴登堡总统，为了奖励生育，认了几十万干儿子，这些干儿子都是多产的父母生下来的。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未婚的壮丁，在应征入伍之前，可以免费在报纸上登征婚启事，他说：“我不久就要上前线了，在出发之前，征求一位健壮的日耳曼少女，和我生育一个第三帝国的继承者。”据说，凡是和出征军人临时结合的，政府对于她们的生活特别优待，德国的少女，应征的很多。
这些动人的故事，很可以说明人民在国防建设上的重要性了。老实说，国家本来是为了保障人类的生存，促成民族的发展而组织的。人是国家的主人翁，没有人，就没有国，更没有国防。建设国家与建设国防，同样需要很多的人；不过国家以内之人与国防所需之人，虽然同样是人，性质上却有分别。
凡是一国的国民，不论年龄，不分性别，只是一个单纯的“自然人”而已，不见得一定有用。英国的领土布满全球，人口有五万（万）五千万，几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法国的人口，也有四千一百多万，为什么仅有六千七百万人的德国竟敢和英法两国同时作战而又把英法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呢？因为英国五万（万）五千万人口里面，印度人就占三万（万）八千万，还有许多缅甸人、马来人、非洲土人、南美洲人，在德国人眼里简直和蚂蚁一样，没有一点儿用处；真正的英国人，不过四千六百万。英法两国的人口合起来虽然比德国人多，但是打起仗来英国只能动员五百万人，法国只能动员六百万人，德国却能够动员一千二百万人，比英法两国的总数还多。英法两国又各打各的算盘，不能够一心一德作战到底，作战的力量当然没有德国强。又如：侵略我们的日本。通常说日本人口七千万，实际上除了一千八百万朝鲜人，七百万台湾人，还有二百万琉球人、虾夷人，真正的日本人仅有四千五百万，不过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为什么还敢来侵略我们堂堂中华呢？因为日本强，中国弱。日本人口虽少，大多数都能够发生力量，而且力量又能够集中，所以成为世界上一等强国；中国人口虽多，大多数不能够发生力量，少数人的力量又四分五裂，不能集中，所以被人家轻视，称我们为“东亚病夫”。我们知道，人口是国家的细胞，国家病了，打不起精神，细胞虽然多，也没有什么用处。一个国家的人口，不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幼的、聪明的、愚笨的、健康的、衰弱的、害病的、残废的、犯罪的囚徒、偷东西的扒手和杀人放火的土匪，统统都算是国民，可是能不能够在国防建设上发生力量呢？很显然地，不能！国防上所需要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人”，而是能够发生国防力量的“国防人”。
能够发生国防力的人，有三个条件：第一，身体健全；第二，有生产技能；第三，思想正确，遵守国家法令。三个条件，完全具备，才能称之为国防。因为必须身体健全，才能劳动；必须有技能，才能替国家生产；必须思想正确，遵守国家法令，才能为国家服务。三个条件缺少一个，就只能算是“人”，不能算是“国防人”。譬如：身体不健的人，就是病夫；身体不全的人，就是残废，虽然遵守国家的法令，过去也有技能，因为不能劳动，当然不会发生力量。又如：有一些人，没有生产技能，虽然身体很健全，又不作奸犯法，可是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能替国家生产，对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再如：有些人思想不正确，不知道遵守国家法令，虽然身体强健，又有生产技术，可是一天到晚，为非作歹，丧尽天良，害国害民。像汪精卫这般人，身体和本领都不差，却做了卖国贼，不但自己不能够发生国防力量，反而率领着一大群小卖国贼，来危害自己的祖国，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错误，不知道遵守国家的法令。
有钱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自己本来聪明伶俐，很可以学习一点生产技术，从事生产；结果却学会了许多消耗技术，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专门从事消耗。单单他们自己消耗还不算，还要拿钱去雇用许多能够生产的老妈子、听差、伙夫、卫兵，让这些人跟着他们消耗。因为他们不愿意走路，国家里就有一部分能够生产的国民去当汽车夫、洋车夫；因为他们要消愁解闷，国家里就有一部分能够生产的国民去学唱戏、当舞女、开茶馆酒店、开秦楼楚馆。这种人在近视眼看来，好像也是在生产，实际上他们的生产并不能增加国防力量，而是为了满足那一批“消耗专家”的需要。这一种人越多，国家就越倒霉，因为他们是人，而不是国防人。
抽鸦片烟的烟鬼，叫“幺二三、四五六”的赌鬼，唱“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明天割掉头”的酒鬼，哼“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色鬼，他们自己不生产，反而连累了许多种鸦片的人，造烟枪烟斗的人，贩运烟土的人，造赌具的人，开赌场的人，烧甘酒的人，卖酒的人，开酒店的人，服侍醉汉的人，开妓院的人，当妓女的人，伺候姑娘的人，医治花柳病的人。这许多人不是为了消耗而生，就是为了供人家消耗而生，绝对不会发生国防的力量。这种人越多，国家就越倒霉，因为他们是人，而不是国防人。
遁迹空门的法师长老，六根清净的妙真妙禅，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治病不治命的巫婆，以及信不信随便你的命相，他们自己不生产，同时还诱惑着成千成万的人，使他们不能够一心一意地去从事生产。这种人越多，国家就越倒霉，因为他们是人，而不是国防人。
偷鸡摸狗的小人，打家劫舍的强盗，招摇撞骗的流氓，指官诈财的地痞，武断乡曲的土豪，播弄是非的讼棍，杀人放火的土匪，把持地方的劣绅，重利盘剥的奸商，贪污渎职的官吏，制造变乱的政客，拥兵自卫的军阀，破坏统一的奸党，他们自己不事生产，反而闹出许多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乱子，扰乱社会秩序，反抗国家政令，弄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这种人越多，国家就越倒霉，因为他们是人，而不是国防人。
说到这里，我们自己反省一下。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面，有多少人是专门消耗，有多少人是好像生产而实际仍是消耗。有多少人是生产少而消耗多，有多少人是生产的东西恰够自己消耗，又有多少人是生产得多而自己消耗得少呢？一个国家的力量，就是全体国民生活力量的总和。民力不足，国力绝对不会有余，人民的生活还维持不住，哪里还有力量去建设国防呢？民力之所以不足，一方面是由于老弱残病的人太多，不能出力；一方面是由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太多，不愿出力；然而最厉害的，莫过于人力、物力之相互抵销的力量，把剿匪的力量抵销了；贪官污吏的力量，把民众的力量抵销了；割据的力量，把统一的力量抵销了；军阀混战的力量，把捍卫国家的力量抵销了；自私自利的力量，把精诚团结的力量抵销了……人民所有的力量，统统都自销了，国家怎能会不弱呢！我们不谈国防建设则已，要谈国防建设，必须充实国力。国力有余，才能建设国防。要使国力有余，必须提供国民体育，防止疾病，以减少消耗；必须厉行节约，强迫劳动，以增加生产；必须纠正分歧错误的思想，使全体国民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共同目标之下，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以彻底清除内在的矛盾。假使全国人民的力量由相消而相长，由分散而合一，能够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的地步，则小国可以致富，大国可以图强。复兴中华民族，简直易如反掌。
一个国家，人多不见得就强；“国防人”多，才能臻于强大。德国之所以强，就是因为德国的国民都受过铁血宰相俾士麦
和希特拉的训练，他们的体格特别健全，技能异常优越，奉公守法、服从命令的精神，更为他民族所不及。他们只知道有国家民族，不知道自私自利，他们认为“德意志高于一切”“元首的命令就是生命”，所以战败以后，不到二十年，便能够恢复固有的地位，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革命以后的苏联，无废人、无废物、无废事；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国民的健康水准、生活水准、知识水准、技术水准，都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信仰是一致的，行动是一致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他们蓄积着无穷的人力、无限的财力、无比的物力，建设了极坚固的国防，训练成极强大的红军，打起仗来，可以动员一千五百万武装战斗兵，希特拉虽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进攻莫斯科的计划，却被苏联军队粉碎。这些事实，都是告诉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必须先将自己造成一个“国防人”，然后再造就培养大量的“国防人”；教育与训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国人”变成“国防人”。
国家的强弱，是由国民和国防人的比率决定的。例如甲国和乙国的人口都是六千万，甲国的国防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乙国的国防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那么，甲国的国防人只有三千万，和乙国的五千四百万比较起来，谁强谁弱，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有了国防人，还须有国防技术；有了国防技术，还须有国防组织；有了国防组织，还须有国防计划；有了国防计划，还须有国防重心；有了国防重心，还须有国防精神。法国有国防人、有国防技术、有国防组织、有国防计划，为什么打败仗呢？因为法国没有希特拉那样的国防重心，没有日耳曼民族那样的国防精神。
以前打仗，讲起来就说是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现在打仗，论兵力则说是飞机几万架，大炮几万门，坦克几万辆，兵舰几千艘。以前的武器，目的在杀人；现在的兵器，高射炮的用处是打飞机，鱼雷的用处是打军舰，反坦克炮的用处是打战车，目的是在“杀物”。战争的新闻上，也往往只说击沉敌舰几艘，击落敌机几架，就算完事，杀了多少人，则一字不提。列强建设国防，则大炮巨舰飞机坦克；准备战争，则大炮巨舰飞机坦克；决定胜负，还是大炮巨舰飞机坦克。有血有肉的人，反而变成次要的东西了。如果无线电操纵飞机大炮的技术能够再进一步普遍应用，人与人的战争，真的要演进为物与物的战争了。
人与人战，人与物战，物与物战，战争顺着这样的程序变化着。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可以同时看到这三种战争形式。非洲的野蛮人和野蛮人打，是纯粹的人与人战；野蛮人抵抗文明人的侵略，是人与物战；列强的互争雄长，是物与物战。一个自命为现代化的国家，无论如何，没有物是不能打仗的。所以，物便成为国防建设的要素。
“物”是土地的儿子，要想有丰富的物资，必须有广大的土地。国家需要有土地，没有土地就不能成为国家；大国需要更大的土地，否则便不能为大国。一国的领土，要有山？之险，最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又要地面上有丰富的产物，如果不能生产，就失掉了土地的价值。以前意阿战争的时候，阿国愿意割地求和，但意国非要一块肥沃的领土不可，像中国的大戈壁一样的不毛之地，意国不愿意要。“楚人无罪，怀璧其罪”，阿国拒绝了意国的要求，莫索里尼为了要抢夺那一块肥沃的土地，只好把阿国消灭。
地面上所产的大都是植物，植物是人和畜类的主要食粮。但是在战争上发生特殊作用的却是机械和摩托，制造机械和摩托所用的原料如铁、铜、锡、铅、锌、锑、钨、铝等，以及锻炼钢铁的煤炭，摩托机器所需要的煤油汽油，统统都产生在地下；最贵重的黄金白银，也是地下的产物。因此，良好的领土，更须有地下的蕴藏——矿产。
美国和苏联是军需工业原料最富的国家，但美国根本没有树胶，镍、（铬）、锡、锑、硝酸、铝、毛、水银和钨都不够用；苏联完全没有树胶、镍、钨、锡、锑，重要的铜、铅、铝、锌也差得很多。至于三个“无”的国家德、日、意，穷得更是可怜。德国所没有的东西如棉花、树胶、铜、镍、（铬）、钨、锑、锡、水银、云母等在十种以上，铁、油、铜、铝、毛、磷，百分之七十以上都靠国外输入；日本没有树胶、没有镍、没有羊毛、没有水银和锑，铁、锰、硝酸都不够用，石油、棉花、铝、锌、淀粉、锡、锰则差得更多；意大利所用的煤、油、铜、棉花、树胶、镍、（铬）、钨、磷、锡、云母，完全要向国外购买，铅、锑、锰、淀粉和羊毛，也不能自给自足。由此说来，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一块土地是合乎理想的，不论哪一个国家关起门来，都无法应付现代的战争，为了要补救本国的缺陷，只好拼命抢夺资源，抢夺殖民地了。求粮食与原料的自给自足，是列强准备战争的重要因素。愈准备战争，愈感觉物资的缺乏；物资愈缺乏，愈要准备战争。穷困制造战争，战争又制造穷困。人类跳到这个迷魂阵里，用鲜血来续写自己悲惨的历史。
地面上的物产，地面下的蕴藏，是人类生活和战争的原料，必须大量采取加工制造，才能适用。采取和制造，第一少不了动力，第二少不了机械。以前的农业、工业，都利用很简单的器械，所需要的动力也是微乎其微。现在要大量生产，大量制造，各种原动力之产生，无一不需要机器，如水力、汽力、油力、电力、煤气力等，没有机器，根本不能发生大的力量。农业织造、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造船工程，完全摩托化、电气化了，制造机器和各种必需品，需用大批的原料；采掘各种植物质和矿物质的大批原料，又需要巨大的机械动力。机械动力增加了原料的生产，原料增加了各种物资的生产和机械的再生产；机械的扩大再生产，又加强了机械的动力。土地蕴藏和机械动力互为子母，互相滋生，好像“火助风势，风助火威”，造成了今天的科学世界、机械世界。
欧洲各国，十九世纪发生产业革命，由利用人力之小工业一变而成为利用机械动力的机器工业，组织日渐复杂，规模日渐扩大。国防也追踪着工业的进步，由完全以人力为主的简单国防，变为以物力为主的复杂国防。简单的国防，只要做到“足食足兵”，就算完事；复杂的国防，则永远不能建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它的基础，是建筑在各种工业上。俾士麦曾经说过：“国防的基干是深植于工业繁荣的沃土中”，实在是鞭辟入里之谈。没有工业基础的国防，是空中楼阁，一阵微风就会把它吹散的。所以，不仅平时建设国防，应该从建设工业着手；就是在战争中间，要想建设国防，也非从发展工业入手不可。
中国地大物博，蕴藏之富，并不亚于美苏。据一九三二年北平地质调查所的估计，中国煤的储藏量有二四八、二八七兆吨，铁的储藏量据一九三三年的调查有三万六千八百万吨，石油的含量也很丰富，可惜大都没有开采，埋在地下，没有一点儿用处。我们的工厂，说来实在可怜，不但机器要买外国的，原料也要买外国的。自己有铁矿，炼不好，只好把矿石运出去，把钢铁运进来。出口的是皮毛生丝鸡子鸭蛋，进口的是呢绒、哔机（叽）、皮鞋、皮箱、罐头。外国的工业一日千里，我们的工业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反而日就衰落。领土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商店变成洋货陈列所，连吃饭穿衣都靠外国，打仗更不用说。如果我们从外国买不到飞机大炮和一切的军用品，就不能作战；一个不能独立作战的国家，就要被敌人消灭。国防工业是国家民族的命脉，要想御侮图存，必先建立工业。苏联的复兴，在我国辛亥革命之后，可是苏联人民能够刻苦自励，布衣粗食，自给自足；中国人民则竞尚豪华，争买外货，越弄越穷。苏联老早就把国防工业建立起来，变成足以左右世界大局的强国了；我们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处处需要友邦的扶持。我们要是再不觉悟，下最大决心，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技术，把自己地下的无尽宝藏发掘出来，发展各种工业以加强机械动力，再以机械动力推动国防工业之发展，在经济上、生活上、战争上做到独立自主，中华民族便永无复兴之日。
一九一七年大河内正敏在日本工业俱乐部里讲演，他说：“依赖工业的战争，结果这是受工业力量的支配。”英国第一次欧战时代的军需大臣劳特·乔治
有一次在曼彻斯特演说：“最近德意志军队占领布罗米支线要塞，俄联合军大受挫折，失败的原因，完全由于敌军的火炮及弹药的优越，与武装的优越。——德意志将战争的胜利依赖德国工场的组织，我们也应该在我国的工场中去求战争的胜利。”德柯斯先生说：“纵然有最沉着的步兵队，纵然有最确实的炮兵队，仍然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最后一粒的小麦，甚至一格兰姆的铜，甚至和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某种消费物，也同样可以决定战争的胜利。”
中国有的是物资，缺少的是机械动力。我们应该赶快促成机械动力和这块处女地的结合，使它们孕育出强大的国防工业。当中国的铁矿变成摩托，中国的石油在天空中、地面上、海洋里发出怒吼的时候，就是中国开始胜利的时候；当中国人日用必需品商标上和中国海陆空军一切武器上的“拉丁字母”完全变成中国字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开始抬头的时候。
人类把自己的劳动力用在天然生成的东西上，或是变更它的位置，或是变更它的形式，或是变更它的本质，或是保存一些时间，这种天然物就发生了变化，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力量。人类在变更天然物时所用的力量越多，这种被变化以后的天然物，力量也就越大。例如，把甲地的东西运到乙地，便是位置的变更；把树枝破成柴，就是变更它的形式；把凉水烧成开水，就是变更它的性质；把夏季的果实保存到冬季，今年的东西保存到明年，就是把劳力加在时间上。这许多被保存或是被变更的东西，都是生活上的必需品，人类因为要互通有无便发生以物易物的交易，物的本身为了交换便利就产生了交换价值。物的价值是以加在它身上的劳动力为标准的，但因为物的本质和供给量与需要品的差异，交换时间价格往往和劳动力的多寡不能一致。后来大家感觉到以物易物很不方便，便约定用几种东西做交换的媒介，就是货币。货币是物价也就是劳动力的代表，这种东西演变到现在，就成了支配一切的金钱。
金钱所代表的力量，通常叫做“经济力量”。经济力量，是人力、物力的结晶。金钱可以用人力直接换来，可以用物力间接换来，也可以用人物二力混合的东西换来。在没有混合的时候，人是人力，物是物力，不能发生经济作用。譬如，地面下有许多金银，没有人去开发；地面上许多有用的东西，而不能利用，或无人利用，均等于零。可是，有了人而没有物，纵有天大的本事，赤手空拳，也无法施展。可见人不能离物而生活，物亦不能离人而自用。帝国主义者所以要向外侵略，便是因为物力缺乏。
金钱既然是人力、物力的代表，自然可以利用它来购买所需要的人力与物力。拿坐人力车一事来说，坐车的人是把金钱变为人力，车夫是把人力变成金钱。又如购物，所用的金钱虽是一种，却能买到许多不同种类的东西；反过来说，许多不同的货物，也能够变成同样的金钱，所以经济市场，就是人力、物力兑换的交易所，而金钱不过是交易所中的经纪（掮客）而已。
过去许多研究军事学的人，时常提到三“M”政策，就是Man（人）、Money（钱）、Munition（兵器）。甚至有人说，所谓三“M”，不过是三个“钱”字。金钱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威力呢？因为它可以换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战争的意义就是“消耗”。它像是一只老公鸡，只会呐喊，不会下蛋。现代的战争，要想战胜，必须消耗，大量的消耗，无限制的消耗。上次世界大战，参战国所消耗的战费，据《战争之代价》一书的作者波格特（Borguen）的统计，共有二千零八十三万万美金。协约国方面消耗了一千四百五十三万万，同盟国方面消耗了六百三十万万。我们把世界著名的各次大战争所消耗的战费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战神的肚皮一天比一天大了：
①今译为克里米亚战争。——编者注
②今译为英布战争。——编者注
这里，告诉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费抵日俄战争的一百倍，抵南非战争的二百倍。南北美战争，每天不过消耗战费五百余万元；普法战争，每天不过消耗一千五百余万元；日俄战争，每天不过消耗三百八十余万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费，每天是一万万三千万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更大了，战舰、战车、飞机、大炮也更大更新更多了，消耗量的多寡，目前虽不得而知；然较之上次大战，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的。
金钱当真是万能的吗？不见得。战争所消耗的是物资，不是金钱。金钱能够换到物资，任何物品，都可以用钱买到，所以说它万能；等到金钱不能代表实在的人力、物力的时候，金钱便成为不值一顾的废物。某地洪水横流，淹没了许多村落，有一个穷人无处可逃，带了一个南瓜爬到一棵大树上；后来一个富人，也爬到这棵树上，他腰包里带了二百两银子。过了一天，洪水越发越大，穷人肚子饿了就拿生南瓜充饥；富人没有东西食，便向穷人提出请求，愿意把腰包里的银子分给他一半，去换半个南瓜。穷人眼看一片汪洋，不知道何日才能脱险，便婉辞谢绝。在这种场合，白银虽好，不能当饥，白银便成废物。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抗战，备尝辛劳，如果后方民众捐了许多钱派代表到前方去慰劳他们，不能够满足前线的需要，他们是不会表示欢迎的。因为前方有钱买不到东西，金钱对于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既不能当子弹打，又不能当衣服穿，装在兜里，还嫌累赘。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枪械子弹、罐头食品、衣服鞋袜和大批的生力军来增援作战。在这种情形之下，金钱也就失掉效用了。
由此可见，国家当充实国防从事战争的时候，并不注重普通的金钱，而重视能够代表人力、物力的通货或直接的人力、物力。
苏联革命以后，列强最初实行武力干涉，后来又用经济封锁政策，使她发生经济恐慌，卢布价格一落千丈，和欧战结束以后的德国马克一样。但是苏联政府当局对于货币价格的涨跌并不在意，一面宣布新经济政策，以增加农业生产，同时对外表示暂时放弃世界革命政策，以争取国际方面的同情与援助。列宁说：“苏联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不管什么东西，我们统统需要。”史太林于一九二七年第十五次共产党大会席上报告：“我们今天要采用的政策，必须以发展国际贸易，增加苏联的经济力量为目标。我们应时时设法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而生存，应设法将苏联建筑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基础上。”苏联本着增加生产、建设工业的目标，埋头苦干，完成了一个五年计划，再来一个五年计划。等到物质生产增加以后，货币的价格自然提高。现在卢布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一元美金只能兑换六个卢布。外国人带了美金到苏联去，不论坐一次汽车也好，吃几块牛肉面包也好，住一晚旅馆也好，都要花费好几元美金。一天的生活费，就要消耗几十个美金，所以住在苏联的外国人，都感觉到头痛。经济力量的代表，在平时是金钱；在战时是人力、物力。我们要建设国防，当然要充实经济力量；不过我们所要充实的是人力和物力的经济，并不需要汲汲于金钱货币的经济政策。因为金钱货币只是通货，不是实货。实货增加，通货的价格自然提高；实货消耗完了，通货再膨胀也无济于事。通货的价值与物资的关系，如影随形，物资的形既不存在，通货的价值（物资的影）自然就跟着消灭了。战争时代的国民，有囤集（积）实物的现象，交战国的国际贸易，由现金购买一变而为“以物易物”。前者是防制通货膨胀，货币的价格下跌；后者是恐怕物资过度贫乏，巧妇难作无米之炊。战争是一位哲学大师，披着神秘的外衣的许多真理，都在战争面前现出了原形。假如没有战争，人类一定会沉陷在钱魔的迷魂阵里永远不得出头呢。
说到这里，有一个现实的问题，不妨提出来研究一下。大家都知道，现代的战争不仅是武力战，而是使用整个国家人力、物力的国力战。这些人力、物力，没有一样不需要花钱。中国抵抗日寇的侵略，依照国家的财政预算，每年要支出一大笔军费；日本侵略中国，当然也要花钱。可以说中日战争就是一种财政战，谁的财力雄厚，谁就取得胜利。
不过我们的财政战，是政治性质的财政战，军费的来源，全靠国外借款、发行公债、增加捐税和通货膨胀，好像没有源泉的水，容易枯竭。日本的财政战，是经济性质的财政战，他们的工业发达，可以在军事占领区掠夺大批原料运回国内造成货物，直接供应军事上的需要或运输出口换外汇，或换一部分军需品以及各种军需原料。这样做法，可以减轻国民的负担，补偿国家的一部分损失。除此以外，他们也会发行公债，实行通货膨胀，并在占领区滥发没有准备金的军用券，榨取被占领区中国人民的血液。所以他们一次筹款就是几万万元，用钱和流水一样。如此说来，我们的经济在数量上不及敌国，难道就不能同敌国作战吗？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农业国家，经济性质是农业经济，日本的经济是工业经济。工业国最怕的是经济封锁，国外的原料来源断绝了，国内的商品又找不到市场，工厂一倒闭，马上就发生大恐慌。我们农业国的经济却比工业国稳固持久。在平时，我们的产业落后，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土货被洋货打倒了，手工业和小规模的机器工业也被外国的大托拉斯吞并了，自己的工业经济始终打不下稳固的基础。现在敌人把我们的国际路线切断了，想用经济封锁政策来困死我们，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起死回生。洋货来不到，土货就大走红运，外国的托拉斯被关在门外，我们的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也可以呼吸一口自由的好空气了。中国好像一个骨瘦如柴的鸦片烟鬼，敌人的封锁政策，是比神仙一把抓还好的戒烟药。我们再不能放过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一方面要在大后方建设各种各样的工厂，越多越好，把工业的基础树立起来；一方面要改良农村经济，增加原料的产量，并且对敌人来个经济反封锁，使他抢不到原料，买不到货物，制他工业经济的死命。我记得德国在要求协约国撤退驻兵，兴登堡总统劝告国人努力工业、筹还赔款的时候，很沉痛地说：“希望全国工业一致努力，一致忍耐，把这最后一滴的苦药喝下去！”我们要想使“东亚病夫”变成膀大腰圆的生龙活虎，也请全国同胞把这“最后的一滴苦药”忍痛咽下罢！
俗话说：“把戏都是一样，巧妙各自不同。”把戏是物，玩把戏的是人，巧妙不巧妙就是“人”玩“把戏”的“技术”。
技术是人力和物力结合所不可少的一种媒介剂。譬如吃饭，要是不会端碗拿筷子，虽有山珍海味，也吃不到嘴里，碗筷的使用，便是吃饭的技术。由此类推，凡人欲利用物，莫不以技术为媒介。中国人比西洋人善用碗筷，便是中国人吃饭的技术比西洋人高；反之，西洋人善用飞机大炮打仗，便是西洋人作战的技术比中国人高。使用碗筷的技术很简单，使用枪炮的技术很麻烦，所以中国人吃饭的本领虽高，终比不上西洋人作战的本领大，中国人就敌不过西洋人。
人类变化物质使用物质的过程，就是技术表演的过程。严格地说，连讲话走路，举手投足，都是技术。鸟飞、鱼游、兽奔、虫爬，也是技术。技术是求生善生的唯一手段，消极地适应环境，离不开技术；积极地改造环境，更离不开技术。有了技术，才能制造一切的物品，运用一切的物品；没有技术，不仅不能制造一切的物品，就是有现现成成的物品，自己也不能利用。能利用的“能”，就是技术。“本能”就是与生俱来的技术；学而后能，就是后天习得的技术。
技术是社会进化的动力。社会愈进化，技术越复杂。制造一种工具和使用一种工具，都需要技术。工具愈精，技术愈高；技术愈高，工具所发生的作用越大。人类社会生活的水准，是由人类社会技术的水准来决定的。人类有了制造机器、使用机器的技术，才把历史推进机器的时代。一个现代的国家，必须有现代的技术，技术落后，一切都要落后。没有物资的国家，物资决定一切；有了物资而没有生产技术、使用技术的国家，技术决定一切。古人云：“家有财产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可见古人重视技术，甚于物资。就是因为技术可以无中生有，没有技术，则物资虽有也等于无。
国防是国民技术的结晶，也就是一国工业的结晶。国民技术的表现，虽说不完全在工业方面，而工业实在是一切技术的根源。没有现代的技术，便无法建立现代的工业；没有现代的工业，便制造不出现代的军用品；没有现代的军用品，便不能建设现代的国防。简单说来，现代的技术，加上现代的工业，等于现代的国防。
我常听到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到底不行；不论办什么事，还是要请外国人。单看留学外国毕业回来的学生，尤其是关于工业方面的学生，多半学不到什么。回国以后，没有用处，有许多闲着或转到教育界、行政界，做些‘用非所长’的事情。自己的本领没有表现，反而把国家大事弄得一团糟糕。有的仍然溜到外国去，自谋生活。”照这样仅从表面上责备学生的批评，岂不是说国防技术这个先决条件根本办不到吗？我认为这与学生学不学无关，与民族性同不同无关，全是我们国家向来只讲理论，不顾实际，不重视工业，不奖励工业之过。是举国上下忽略工业，根本缺少机械工业的工厂，不能使回国的学生得到一个用其所学的机会，实地训练之过。一般学工的留学生回到本国，找不到工厂，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只好削足适履，随便到机关学校里鬼混，根本不能就他们才学得的很薄弱的基础上，继续培养磨练，养成适合国家需要的技术人才。这能够单怪在人的一方面吗？我们试把中国的“臧”或“谷”，安置在支持美国重工业的“北志廉黑”钢铁厂，安置在直接支配美国陆海空军的“北志廉黑”钢铁厂，相信不到数年，一定也能补助“秀华布”的一小部分工作，不愿再去演他放猪牧羊的话剧了。何况是顶优秀的青年学生呢？
物质文明，固然依赖人类的技能；同时人类的技能，也要凭藉已成功了的若干物质，才能继续不断地增进。若不相信这个原则，请看欧洲各国在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以前，何以老是停滞在那很陈腐、很混乱的中古时代，与中国同样地互相砍杀至几千年之久；到了螺丝钉、蒸汽机……次第出现以后，一百年的进步，胜过以前的几千万年呢？这能说某时代的人行，某时代的人不行吗？根据这种世界公认的史实，不唯不能怪罪那批学习各种技术的留学生，就是一般的中国人，也不能一笔抹煞说是不行。孙总理说过：“中国，不是人不如人，是机器不如人。技术一学就会，越练越巧；机器一造就成，越造越精。并不是西洋人得天独厚，有超过中国人的禀赋。我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为举世所轻视的中国人张目，更不是不欢迎外国的技术人才；怕的是我们没有自信力，不知道训练技术人才。老是聘请外国的技术人员，中国人的技术一辈子都不会进步。开矿请外国人，开工厂请外国人，造机器请外国人，甚至驾飞机、打高射炮都要靠外国人，要想建设现代国防，不是等于做梦吗？”
有独立的技术，才有独立的工业；有独立的工业，才有独立的国防。国防独立自立，国家才能战，能战才能胜，能胜才能独立生存。一事不能独立，事事都要赖人。所以要谈国防建设，必先从培养技术人才入手。
“国防的基干，是深植于工业繁荣的沃土中。工业的基础，又放置在科学家近于神秘的头脑上”。这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名言。列宁对于苏联教育会曾经下过一件手令：“科学的用途，大而且广；但我们在帝国主义环视中谋建设。只能选择适宜于民众生活与比较安全的部门加紧研究，使它在物质建设方面表现出来。至于不适实用的各部门，尽可从缓。”这便是造就技术人才的一个捷径。
我初到莫斯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工厂与学校尤其是工科专门学校的距离很近。其用意是要他们的学生与工人，随时可以沟通。换句话说，就是要使“理解与实验，相互交流”，实践所谓“工厂即是学校，学校亦如工厂”的办法。姜绍鹤君译的《苏联文化革命》一书，叙述极详。这又是技术人才“速成”的一个实例。
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日本用了很大的气力才把旅顺要塞攻下。日本领了要塞的教，便动员所有的兵工技术专家机密地制造了四门二十二生的和两门二十八生的攻城炮。头一次试放，炮弹膛内爆炸，参观的文武官员死伤了七八十名；第二次把新炮拖到坑道里，炮手用长绳在老远的地方拉机柄，虽说没有伤人，炮弹还是射不出去，把大炮炸得粉碎。军部非常扫兴，只好将剩下这四门大炮关到仓库里。欧战期间，俄国人到日本购买军火，把这四门大炮以最低的贱价（据说四十万日元）买了回去，却不要日本造的炮弹。日本政府便派了一批技术专家到俄国去，要求参观他们的制弹厂，俄国不答应；这一批技术专家便征得俄国军事当局的同意，到西线参观作战，不料那四门在日本一放就膛炸的巨炮到了俄国人手里便大出风头，非常得劲。日本代表百思不得其解，带着一肚皮烦闷回国。等到俄国那一位军火采买又到了日本，日本政府便派遣一位极美丽的女间谍去迷惑他，用尽千方百计把他灌醉，才把日本炮弹在膛内爆炸的道理学到。当那位军火采买向日本订购第二批攻城炮的时候，日本政府马上把每门炮的价格提高到十倍以上，并不愿意接受订货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对德宣战，攻取青岛战役的时候，派神尾大将统率海陆军浩浩荡荡地把三千名德军把守的青岛围得水泄不通，打了好久打不下来，攻城炮也不发生预期的效用。日本参谋官正在研究如何攻取青岛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卖狗的日本商人进来献策，说是：“我看夺取青岛要塞不下，军部非常焦灼，我献一计一定可以成功。”问他是用什么方法？他说用狗。参谋官们气得跳将起来：“难道说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如狗吗？……”把他臭骂了一顿，赶出门去。
战争在继续着，参谋官们把“三十六计”都试验过了，日本皇军前仆后继，武士道精神变成了炮灰，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神尾大将非常烦闷，私行到大街去游览活泼活泼脑筋，在一家酒店里碰着那位狗商。狗商将献计经过大谈特谈，神尾倾听之后，非常赞美，就请狗商如法泡制，全部付诸实施。这位狗商便将他经过训练的二百多条洋狗武装起来，每天夜里派几小队四面八方地向德军的防御阵地进攻，德军发觉敌人夜袭，便拼命发射，把狗兵消灭在铁丝网以外。一直扰乱了十七个通夜，最后一次夜袭，大批日军悄悄地把铁丝网剪断攻入要塞，德国守军一个个如醉如痴地疲倦得不省人事，在睡梦中全部做了俘虏。日本人在战史上把皇军这一段光辉的战绩大书特书，哪晓得全都是“狗商与狗”之功呢！呜呼，呜呼！技术决定一切。
日本人笨则笨矣，还知道接受教训，跟着外国人学乖。我们中国人聪明绝顶，却专门悟道参禅，高谈阔论。不要说国防技术落后，甚至住在穷乡僻壤的乡民，就是最普通的常识也差得很远。譬如，山西某地有敌机一架，因为机件出了毛病，被迫降落，当地民众不敢捕捉，眼看着敌人将飞机修好，扬长而去。有一次，敌人在某地施放烟雾，有些刚上前线的新兵便认为是毒瓦斯，而自相惊扰。还有一次，我们打了胜仗，敌人退却时遗弃了几十辆装甲车，担任追击的某军，因为没有额外的驾驶兵，未能即刻开到阵地后方。不久，敌人反攻，又把全部车辆夺回。我相信看到这些琐事的读者，都禁不住要为国家民族担忧。如果我们不知道拼命学会各种技术，提高国民的技术水准，这些奇耻大辱固然永远不可磨灭，就是能够侥幸战胜，国家民族的前途还是十分黯淡的。
有一位研究苏联国防建设的军事专家说，史太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有“铁的意志”和“组织天才”。
其实古今中外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没有哪一个是懦弱无能、优柔寡断的，也没有哪一个不善于运用组织的力量，单靠匹马单枪的战斗而能够成大功立大业的。楚霸王项羽以拔山盖世之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算得是“铁的意志”了，最后仍然被自称“三不如”的刘邦打败。刘邦凭着什么本领打胜仗呢？就是凭着他的“组织天才”。他把“运筹帷幄”的责任交给张良，把“战胜攻取”的责任交给韩信，把“运粮转饷”的责任交给萧何，而自己只须加以指导、考核、监督、调度，不使他们三个人发生隔阂摩擦，就可以坐收最后胜利。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张良所领导的就是参谋组织，他就是参谋总长；韩信所领导的就是指挥组织，他就是大元帅；萧何所领导的就是军需组织，他就是后方勤务部长。刘邦能够搜罗人才，运用组织，所以能够发生伟大的力量，实行持久战。项羽暴厉（戾）恣睢，大权独揽，有一范增做参谋而又不采纳他的意见，作战计划也要自己来拟，冲锋陷阵也要自己来干，军粮军装也要自己来管。不是这边出了毛病，就是那边发生漏洞，弄得焦头烂额，要求速战速决而不可得。汉兵越打越多，楚兵越打越少，眼看大势已去，结果只好自杀。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原则：拿一个人的力量去同一个组织斗争，结果是前者失败，组织胜利；拿一个小而松懈的组织和一个大而坚强的组织斗争，结果是前者失败，后者组织胜利。
三国时候，诸葛亮以寡胜众，以弱敌强，不仅造成蜀、魏、吴鼎足三分的局面，并且还使曹操、孙权寝不安席，畏蜀如虎。魏国的大军略家司马懿虽然兵多将广，却打一仗，败一仗，不敢应战。有一次蜀兵撤退之后，司马懿亲自到敌人的宿营地考察了一番，看见炉灶、毛坑、帐篷、马厩的遗迹，严严整整，一丝不乱，叹服不已，告诉他的部属说道：“诸葛亮真乃天下奇才！”诸葛亮的才干奇在哪里？曰：组织。有了组织，才能一以当十，十以当百，神妙莫测的八阵图，也就是诸葛亮运用组织的一种形式。
我们的民族英雄岳武穆有句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蒋百里先生对于这两句话解释得很透彻，他说：
这是岳武穆由于经验得来的一句兵学革命的名言，同时即是现代实战的方法。但是过去一般不懂军事的人却解释错了。他们断章取义把“存乎一心”误解为存乎主帅一人的心——就是看重了一个“心”字，而把这个“一”字看轻了。原来这个“一”字，应当作动词解，不应当作心字的形容词解。书上明明说着武穆好散战，宗泽戒之，武穆答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阵字用现代兵语讲，就是“队形”，队形的作用，就是使多数人能够一致动作。譬如检查人数，要是东一堆，西一堆，一时就数不清，如果排成两行，一看就明白。所以战斗要用横队，就是要使多数人能在同一时间使用武器。运动要用纵队，就是多数人能容易变换方向，适合于道路行进。所以用外国战术的演进史来解释，阵而后战的“阵”就是德国菲列德
式的横队战术。“散战”即是“人自为战”，即是拿破仑的散兵战。岳武穆是发明中国散兵战的人。
这段话表面上好像与组织无关，实际上没有一字一句不是在说明组织的作用，强调组织的重要。我们试想，没有组织，士兵的“心”如何能“一”得起来呢？“动作”如何能“一”得起来呢？拿布疋来说，组织松懈的窗纱，每一条线的位置都可以移动，所以一提就乱，一戳就破，各个分子的行动既不易一致，又不能发生强大的力量；组织严密的哔叽，每一条线、每一段线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不论你怎样揉搓运动，每一个纤维素的运动都是一致的，因此能够发生伟大的力量，耐穿耐用，经久不坏。有组织的军队，散开得快，集合得快，不论行军打仗，都来得快。就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归纳到组织当中，只要组织上不出毛病，大将点兵的时候，只消数一数组织单位就够了；指挥几十万、几百万的大兵团作战的元帅，目之所视，耳之所闻，心之所思，手之所指，无一不是组织。拿破仑和菲特烈都是富有“组织天才”的军事家，所以不论用横队战术或是散兵战，都能够战胜攻取。岳武穆的军队练得最精，组织最密，纵然人自为战，而士兵的“心”却始终没有脱离组织。有组织的散兵战，虽战至一兵一卒，还能够继续奋斗，没有组织的散兵战是乌合之众，一部分打了败仗，全体就溃不成军，各自逃生。所以岳武穆之好散战，不是不要组织，而是他的组织已经到家，他运用组织已经到了“妙”的阶段。
许多人都说曾国藩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殊不知他狠就狠在懂得“效率”。他选拔人才的条件是：“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他办事的原则是：“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条理者，组织也。没有组织，哪里会有条理？他所以能够以一介书生成就消灭太平天国的伟业，全仗他自己懂得组织的效用，又识拔了一批能够运用组织的干部，如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曾国荃等人，用“大组织，小组织，始组织，终组织”的打仗方法、办事方法干出来的。因此我说，自己有本领并不算狠，能够把有本领的人组织起来而自己去运用组织的人才是真狠。我在苏联看见史太林一天到晚逍遥自在，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忙碌；而苏联的各种事业却如同一部机车的轮子一样飞速地向前发展。希特拉的大军已经进攻到相距不过二十五公里的莫斯科外围，而史太林还在克里姆林宫嘴里衔着烟斗，不慌不忙地研究统帅部的作战计划。他为什么这样沉着呢？也许因为他相信德国的飞机大炮和百吨重坦克车粉碎不了苏联人民的、政治的、军事的、国防的各种组织吧！
平常的事情，还离不开组织，打仗更不能不讲组织。现在的战争是全体性的，国防也是全体性的，必须把全国的人力、物力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战斗体，才能作战。法国的人力不弱于德国，物力不弱于德国，技术的优越也不弱于德国，为什么还有一百多万大军就不能继续作战呢？贝当元帅屈降的原因虽多，但法国组织上的缺陷却是顶重要的一个。
国防组织高于一切，国内其他的组织都应该服从国防组织，更不能脱离国防组织。例如情报组织、宣传组织、参谋组织之类，都是国防组织的一部，因为情报是国防的耳目，宣传是国防的心口，参谋组织是国防的脑神经啊！
中国以“无组织”驰名世界；孙总理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要我们团结，也就是要我们在组织方面去努力。可是大家学到了组织这件法宝，你组织你的，我组织我的，甲来一个组织，乙来一个组织，闹得组织遍全国，而对于国防的大组织却有许多人不感兴趣，这实在不是好现象。要知道甲乙丙丁的鸡蛋，都装在一个破篮子里，要想保全鸡蛋，还是修补篮子要紧。救国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全体国民一齐放弃自私自利的小组织，共同完成现代国防的大组织，在大组织里发生作用”。
各种国防要素一应俱全的国家，不一定就是最强大的国家；最强的国家，不一定是必能战胜的国家。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国防要素有没有是一回事；有了，能不能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另是一回事；力量发生了，如何运用它，又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筋、骨、血、肉、神经各种要素构成一个人，人的力量就是各种要素的结晶。这些要素，绝不能单独发生力量；就是任何一种根本没有或质地不好、分量不够，也不能发生力量，更不能发生强大的力量。人活动的时候，筋、骨、血、肉、神经都能够生出力量；等到人睡了、死了，他的筋、骨、血、肉、神经等统统都在，一样也不少；然而力量却不能发生。可见力是各种要素以外的东西，要各种要素适当地配合起来，运动起来，它才能够表现。力量是各种要素的化合物，是各种要素的结晶品，并不是随便把筋、骨、血、肉、神经等拼凑起来就能发生的。
一把刀，力量蕴藏在刀的全身，但力量的表现却不在刀柄、不在刀背，而在刀刃；一支枪，力量蕴藏在枪的全身，但力量的表现却不在枪机、不在枪柄，而在枪弹；一个人的力量也是蕴藏在全身，而他的力量却有时表现在怒发冲冠上，有时表现在“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上，有时表现在“喝断桥梁，河水倒流”上，有时表现在“咬牙切齿，握拳透爪”上。同理，国防的要素虽多，国防力量的表现，也往往因国家的情况不同、政策不同而互有差异。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我认为国防力量的表现，归纳起来，不外乎（一）经济，（二）技术，（三）军事，（四）外交等四种法式。
这四个名词，都是概括的，为了便于了解，特约略加以范围。
（一）经济：包括财政、资源、金融、机械等。
（二）技术：包括创造、模仿、生产、使用、教育、宣传、训练、组织、交通等。
（三）军事：包括陆、海、空军，防空军及国防工事等。
（四）外交：是国家政治力的扩充。
这四种东西，就是国防力量的结晶，也就是表现国防力量的四种手段。一个国家之离不开经济、技术、军事、外交，正如车之离不开四轮，人之离不开四肢。如果能够把它们适当地配合，机动地运用，就是安内攘外的法宝。国家强的可以更强，富的可以更富；贫弱的也有富强的可能，危殆的也有平安的希望。
国防力量是整个的，不可分，也不能分；我们为了要理解它，不妨把它分开，但用的时候，却必须联合。经济、技术、军事、外交，单独地说，也可以把它们当做四个结晶，综合起来，每一个结晶只能说它是国防力量的一面，它们中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一柄横磨剑，使挥拳的时节，可以左劈，可以右斫，也可以向前戳，真是得心应手，无往不利。但横磨剑的力量不过三面，国防的力量却有四面。这个四面结晶体，若要研究它，非先明了它们的关系位置不可，它们都有各自的单独位置，又有相互的联（连）带关系。一看下面的图1，就可一目了然。
这种表示方法，有若干便利。何以说呢？从图上（图1）可以看出，不论哪一项和其他三项都有直接连锁线的关系，它们互相依赖，互相支持。例如：以军事为起点，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用AD线表明；军事与经济、技术的关系，用ABD平面表明；军事与经济、技术、外交三种东西的关系，则用ABCD四面体表明。这样，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完全合乎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定义。
图1
我们举几个例来证明：譬如机械化的兵或是化学战的兵，与军事有关；可是这种兵与普通兵不同，士兵须受过特殊的训练，学会了使用机械、放毒防毒、施放烟幕等种种特别技术以后，才能到前线去打仗；当军官的没有特殊的技术，便没有法子指挥这种军队。别种队伍虽然也需要技术，而机械化部队或化学战部队则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准。这就是军事必须与技术相沟通的例子，在图上用BD线表明它。
又如，兵工业的本质是军事性的，同时它又是生产机构，造飞机大炮，造各种机器，造其他各种现代化的军用品，没有优越的技术就办不到。如果要大量的制造，材料从哪里来呢？这便牵涉到经济问题。所以说，兵工业和军事、技术、经济三者都有关系，把它们的关系线连起来，就成功（构成）一个平面，在图上是ABD。
现在的国家，可不像从前，可以闭关自守，可以和邻国老死不相往来；现在因为交通的发达，电线、航路、铁路、公路密如蛛网，一向麻木不仁的国家，也都有了“灵威”。万里若比邻，样样事都带着国际性。不论军事、经济、技术，都要和外国沟通，都要用外交的手腕去满足自己的要求，达到预定的目的。凡是国家范围以内的事，不论大事小事，与整个的四面体都有密切的关系。四面体的四个顶点、六个边、四个面真是息息相关，相互为用，谁也离不了谁。
如果拿外交C做顶点，军事、技术、经济便构成一个ABD平面去支撑它；必须是这样的外交，才有力量。
如果拿军事D做顶点，经济、技术、外交便构成一个ABC平面去支撑它；必须是这样的军事，才能得到胜利。
如果拿经济A做顶点，军事、技术、外交便构成一个BCD平面去支撑它；必须是这样的经济，才能繁荣，才能巩固。
如果拿技术B做顶点，经济、军事、外交便构成一个ADC平面去支撑它；必须是这样的技术，才不落空，才能发生作用。
总括一句话，国防力量结晶而成的四面体，点与点、线与线、面与面都是具有连环性的。
国防力量结晶体的相互关系，研究清楚之后，则其运用的方法，也就可想而知。
假使我们发生一项问题，是纯粹外交问题；那么，我们本来可以想用纯粹外交手腕去解决它，就是以外交为顶点和对方交涉；但是要军事、技术和经济作（做）底面去支持它，才能发生效果。所以强国的外交，因为底面宽，后盾大，有所恃而无恐，一遇国际纠纷发生，他们的态度硬，手段辣，不占便宜，便不肯干休。他们的外交力量既为其余三种力量的结晶，因而随便一纸抗议书，就可以抵得上十万雄兵。弱小国家的外交，抗议书虽然义正词严，可是因为底面小，后劲差，往往不生效力，就是这个缘故。
再假定一个问题的发生，外交军事都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外交和军事两种方法去解决他，而以技术和经济作（做）后盾。如果只用纯粹的外交方法对付他，而对方的军事行动，毫不停止；交涉的结果，我们只有吃眼前亏；同时，若没有技术和经济的准备，不特要吃亏，还要吃大亏。“九一八”事变，本是军事问题，敌人出兵占领了东三省的土地，我们的军队却竭力避免冲突，希望用外交方法解决，向国际联盟告状。敌人则双管齐下，一边派外交官在国际联盟和我们周旋，一面增兵东三省继续西进，占领热河，侵入关内。等到我们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策时，形势已非往日可比，抵抗也抵抗不住，交涉更交涉不好了。
现在世界上的强国，对于这四种国防力量运用最巧、收效最大的，没有哪一个能够比得上德意志。
图2（战败后之德国）
德国的代表们签订了凡尔塞和平条约以后，协约国在军事上严格地限制德国，不许她有超过十万以上的陆军，不许她有造一万吨级以上的战舰，不许她有潜水舰，不许她建设空军；在外交上，英法领导着国际联盟包围她，要她遵照和约，安分守己；经济上，则弄得民不聊生，马克等于废纸，还要担负巨额的赔款，可说是已经陷于破产。一个野心勃勃的一等强国，这时候，军事、经济、外交的地位完全落在国际水平面以下，剩下的法宝，只有一个脑、两只手的优越技术了（如图2所示）。凡尔塞条约虽苛，却没有禁止德国科学家创造发明的条款，也并未限制德国人的生产劳动。
图3 （复兴期中之德国）
德国人就凭着优越的技术做本钱，咬紧牙关，饿着肚皮，拼命地做工，增加生产。制造出来的机器和商品，自己不用，运到外国去换钱。把目标集中在经济上，马克价格低，便将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隔离开，国内贸易用马克，国外贸易用商品，把赚到的英镑、法郎、美金存到国家银行里做准备金。在外交方面则低首下心，到处诉穷，以博得国际上之同情达到缓付赔款之目的；并利用机会，得寸进尺，把握住国际间矛盾，离间英法，分化协约国阵线，撤退了莱茵的驻兵，又入了国际联盟，减轻赔款，经济上慢慢地恢复了独立自主，露出了国际水平面（如图3所示）。再加上意国声援，英国暗助，一九三二年的洛桑条约把德国赔款又减为十三万万马克，军缩会议便要求军备平等。经济力量一充实，外交态度就强硬了。她知道国际联盟是不会答应她重整军备的请求的，其实德国军事上的潜在力量，已经达到国际水平面了。军舰虽不超过一万吨，然而袖珍军舰反比三万五千吨的军舰更加便利。陆军表面上虽不过十万人，实际上却是全国皆兵。飞机、大炮、坦克，都在暗中制造。希特拉是迎合德国民众心理，以摧毁凡尔塞和约为口号，才被民众拥上政治舞台的。他为了要痛痛快快的干，索性以力争军备平等做口实，毅然决然地于一九三三年宣告退出国际联盟（如图4所示）。在外交上勾结意大利，拉拢日本，以崭新的姿态，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外交家的视线，密切地注视着柏林局势的发展。
图4 （退出国联之德国）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奥国发生政变，陶尔菲斯被奥国的纳粹党人谋害了，这是德国政治技术人员的得意之作，给德奥合并种下一颗种子。
希特拉继与登堡总统做了德国元首之后，在一个晚上用播音机对着二十万国社党各级职员大喊：“我们已强盛了，以后还要强！”党卫队和褐衫队在加紧训练，警察和正规军队在昼夜演习。一九三五年一月萨尔区的工人们用投票的方式归并德国，三月十五日希特拉便自动废止了凡尔塞条约限制军备的条款，宣布施行征兵制，重整军备了。戈林的四年经济计划，要动员全国的人力、技术、资源，在最短期间建设成世界最强大的陆空军，英国也乘机和德国订了一个海军条约，允许德国建造英国海军吨位百分之三十五的军舰，潜水艇则英德相等，更是为虎添翼。到了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拉并没有通知任何国家，便把《洛加诺条约》
撕破，下令国防军开入莱茵，将非武装区域武装起来。很显然地，这时候的德国是军事在先，外交在后（如图5所示）。她的国防力量，业已充实，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图5 （重整军备之德国）
奥国的并吞，是用军事、外交、技术、经济的几重力量成功的；慕尼黑会议中，又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先取得苏台区
，接着又并吞捷克（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波兰，引起世界大战。
图6 （大战中之德国）
大战中的德国，各种力量都超出国际水平面以上。先以军事做顶点，击破英法同盟军，占领丹、挪、荷、比、希，并运用外交手腕，抓紧意大利和日本，用威吓利诱的方法，将巴尔干半岛上的几个小国拖进轴心集团做配角。德国既有雄厚无比的军力，又有机动的外交，优越的技术和广大占领区经济力量的支持（如图6所示），忽而政治攻势，忽而和平攻势，忽而外交攻势，首次进攻莫斯科，虽说没有成功，可是不论军事外交，始终争取主动，而今大战方酣，同盟各国若不能进一步合作，对于军事、外交、技术、经济各种作战力量巧为运用，则鹿死谁手，殊不敢必。等待着未来的事实来解答罢。
两个国家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遇到国际上某种问题发生或是预防某种问题发生，彼此利害相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在外交上采取一致行动，通常称之为合作。这种合作有临时的，有永久的。当中日战争（一八九五）的时候，中国战败求和，日本强迫我们割让辽东半岛，俄国因为不愿意让日本的势力膨胀到亚洲大陆上来，在外交上便和中国合作，自动地借款给中国满清政府，并联合法国和德国出来干涉，强迫日本归还辽东。这种合作是暂时的，等到中国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俄国便板起面孔来向中国政府要报酬了。
图7 （普通之两国合作）
外交上的合作，也有长期的。例如法国和比利时因为怕德国向她们进攻，两个国家便相依为命，在外交上始终站在一条线上亲密合作，共同防德。《法比协定》《法波协定》《法苏互助公约》，都是为了共同防范德国的侵略而订立的。英国的外交以保持列强的均势为原则，德国要称雄欧洲，她就同法国合作，压迫德国；法国要称雄欧洲，她就帮德国的忙，牵制法国。这种外交上的合作，又是以问题的性质为转移，跟着对方的情势随时转变的。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四省，世界上反侵略的国家，在外交上便无形中同中国合作，一致谴责日本。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反侵略的国家，在外交上又合作起来一致制裁意大利。然而日本和意大利却又合作，成立协定。日本承认意国并吞阿比西尼亚，意大利承认日本造成的“满洲国”。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外交的合作，有个时候是无形的，有个时候是有形的；有个时候是单方面的援助，又有个时候是权利义务互相对等的。
国与国间的合作，除了外交上的一致之外，还有经济合作、技术合作各种方式。前者多半是关于贸易方面的，如日苏的渔业协定，日荷的石油协定等，就是最好的例子；后者的范围很广，或用在生产建设上，或用在经济财政上，中国币制的改革，就是中英技术合作的结果。话虽如此说，可是不论哪一种合作，必须通过外交的合作才能实现。
图8 （攻守同盟）
外交上的合作，是口头上的、文字上的，仅限于在解决某种问题的时候，彼此意见一致，要赞成就一同赞成，要反对就一同反对，做到所谓“一个鼻孔出气”而已。这种合作，可以名之曰“文人合作”，虽然舌剑唇枪也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然而力量到底有限得很，等到口头的争辩失掉了效用，要想贯彻国家的意志，便非磨（摩）拳擦掌，准备动武不可了。利害一致的国家，这时候便由相骂的合作进步到相打的合作，变成攻守同盟。攻守同盟是“文武合一”，也就是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合作。在图上便是军事和外交两点之间的边与边相连。法俄同盟、英日同盟，就是这一类的结合。
图9 （德奥同盟）
图10
外交合作到了穷的时候，继之以军事；军事到了穷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现代的战争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没有新的兵器，不懂新的战法，便不能打仗。因此一个技术落伍的国家和一个技术优越的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以后，为了保证未来并肩作战的胜利，为了要加强同盟的作战力量，技术优越的国家往往派遣技术人员到同盟国去充当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工程师，帮助同盟国改革政治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帮同盟国改良军制，编练新军，或指导同盟国从事生产建设，充实国防。因此，两个国家，由线的合作，变为面的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奥同盟，就是这种典型（如图9所示）。奥国军队的素质、装备、思想，都带着极浓厚的德国色彩，就是国民军事教育，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德国走的战争就是消耗，大规模的战争和长期的战争，消耗量自然更大。经济力量薄弱的国家，没有同盟国的接济，就没有法子长期作战。举例来说，两次世界大战，英美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干的，两国的外交行动一致，军事行动一致（如图10所示）。可是英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力都接济不上，需要向美国要钱，要飞机大炮，甚至连破旧的军舰也都成了宝贝。所以英美的同盟是外交的、军事的、经济的同盟，也是一种面的合作。
七七事变以后，英、美、苏三国在外交上、经济上、技术上，直接间接地给了中国不少的援助。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德、意三国宣战，中国也跟着同日、德、意三国宣战，但是中国并没有同英、美正式缔结军事同盟，中、英、美三国的关系，充其量只能算是经济、技术、外交三者面的合作，军事行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两个国家的合作，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三点相交，已达最大限度，万不可四点相合（如图11所示）。假如四项统统合在一起，两个四面体变成一个四面体，大的将小的包容，小的被大的合并，世界第一次大战前的奥匈合并，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投票决定的德奥合并，是奥国先把匈国吃掉，德国又把奥国吃掉，奥大利（奥地利）进了德意志的肚皮（如图12所示）。
图11
图12 （奥匈帝国）
强大的国家把弱小的国家并吞之后，就要想方法把她消化。初吞下的时候，在形式上看，大多是完整的，实际上无论内政、外交，都不能自己做主，一举一动，都要听命太上政府。中日战争的结果，朝鲜受日本的强迫，脱离中国而独立，做了日本的保护国。保护国的小四面体，渐渐被大四面体消化，消化的次序，是先从外交开始。所以保护国是没有外交权的，纵然在政治机构上还有外交的组织存在，那不过是瞎子的眼睛，聋子的耳朵，摆摆好看而已。俄国政府不懂得这种道理，还想和聋子耳朵般的朝鲜政府打交涉，结果酿成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大战。经过十五年时间，日本居然把朝鲜的外交力量消化完了。一九一〇年便将朝鲜政府取消，朝鲜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四面体被消化了三面，变成了一面体（如图13所示）。
图13 （无外交权的被保护国）
殖民地的政府，有经济力量，有技术力量，有时节也有军队，但殖民地的人民只能当兵，没有资格当指挥官，绝对服从宗主国的命令（如图14所示）。
殖民地的军事权被消灭了以后，再进一步便实行愚民政策，不许殖民地的人民设立大学，受高等教育，不许殖民地的人民充当技师，消灭他们的技术。
（借宗主国）图14 （甲种殖民地）
技术消灭了，创造发明的本领也没有了，殖民地的人民只能做粗笨的苦工，赚极少的钱，原有的财富被掠夺了，没收了，经济基础根本丧失。他们的力量，由线到点，由点到零（如图15所示）。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完了。接着还要消灭些什么呢？曰“人种”。
这便是日本消灭朝鲜的过程，朝鲜消化完了，消化“伪满洲国”，“伪满”消化完了，就要起来消化整个的中国。大陆政策，就是消化中国的政策。
图15 （乙种殖民地）
犹太人亡国并未灭种的原因，是被人消化了军事和外交，而没有把他们的技术和经济消灭。犹太人在这种环境里，对于军事、外交既无希望，只好向技术和经济两条路上谋发展，所以犹太人里头出了不少的科学家和大富翁。希特拉知道有技术力和经济力的犹太人的脑子里还有民族意识存在，他们是不会为日耳曼人效忠的，于是便把犹太人驱逐出境，财产没收，以绝后患。这可以叫做“清种运动”。
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否，是看他有无军权和外交权。一个民族的兴亡与否，是在他有没有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
图16 （美）
图17 （英）
美国号称“金圆帝国”，有的是钱。她的国防力量，以经济做顶点，拿经济力量去提高技术，扩充军备。外交也跟着经济走。美国经济利益的重心，也就是外交的交点（如图16所示）。她心满意足何必去做流血的勾当。于是定下了一种孤立主义叫做斗罗主义
，拒绝列强过问美洲的事；等到世界打起仗来，她就来担任军火的供应，一则可以发财，一则可以免祸；在外交上则标榜孤立，避免战争。如罗斯福总统“炉边闲话”也不过给被侵略者捧捧场，若要他仗义滚入战涡，和敌人拼命，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到了非打仗不可的时候，比如说日美太平洋战争，他已经失去了关岛以东的重地，未见他以大量军队开到太平洋和敌人一决雌雄。罗斯福总统说：“美国是全世界反侵略国家的兵工厂。”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美国作战的主力是经济，军事不过是战斗的前哨。非等到有胜利把握的时候，不会作拼命的厮杀。
英国的生命线在海上，她的敌人最多：虽不愿意打仗，但是却没有方法能够避免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都是要□（角）。她也知道自己的命运，所以建设强大无比的海军，博得了“海上王”的称号。英国的国防、军事、外交互为顶点，而以技术和经济作（做）后盾。在平时，运用外交手腕（所谓居间外交是也），左右世界大局，因为她的外交有大海军做后盾，所以说话非常有力，人每称之曰“巨舰外交”。打起仗来，虽以军事做顶点，外交战却也十分活跃，第一次拖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是她，第二次拖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还是她。
她有时也拿经济和技术力量做四面体的顶点。在苏芬战争时，她助芬制苏，在中日战争中，她援华抗日，都是这两种力量的表现。
图18 （德）
德国好像一个不倒翁，因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容易倒，但有优越的技术做重心，倒了之后，马上就爬起来。军事是不倒翁的头，经常摆在四面体的尖端（如图18所示）。她的陆军最强，空军也占世界第一位。在建军的标准上，英国是“海军二强”主义，德国是“空军二强”主义。
有了强大的陆空军，外交跟着大出风头。如果说美国是金圆外交，德国便是军事外交。再加上技术和工业，配合着日耳曼民族的战争狂做后盾，动不动就轰动世界。
图19 （意）
意大利面海背陆，地小民贫，争霸海上吧，被“海上王”英国压倒了；称雄欧陆吧，陆军又敌不过德法。莫索里尼执政后，野心勃勃遂采用杜黑主义，拿全副力量建设空军，向天空找出路。因为她得风气之先，居然挣得一个“一等强国”的头衔，拿军事做国防的顶点（如图19所示）。只是土地硗薄，蕴藏不富，物资的贫乏，限制了她的发展。技术能力和外交手腕，虽然都不算坏，也无能为力。随后，希特拉在德国拼命扩充空军，列强亦急起直追，意国竟瞠乎其后。加入轴心集团走上了侵略战争之路，反而欢迎德军入境，处处仰人鼻息。雄才大略的黑衣宰相，有什么办法呢？
图20 （日）
明治维新种下了日本向外侵略的因子。不论是长藩军人的大陆政策，不论是萨潘军人的海洋政策，不打仗是不能实现的。所以日本一向是把军事放在前面，外交跟着军事走，经济和技术作（做）后盾（如图20所示）。“九一八”后，野心毕露，引起全世界的嫉恨，在国际上变成了孤家寡人。由“一土外交”而“军服外交”，而“水鸟外交”，而“啄木鸟外交”，而“国民外交”，而“经济外交”，变了许多花样，除了志同道合的德意两国和她略表好感而外，仍然打不开孤立的僵局。
日本外交既到处碰钉子，沾不到半点便宜，只好将错就错，集中经济技术的力量支持军事，准备硬干了。
（苏）图21 （第一五年计划完成后）
苏联革命以后，因为政治制度特殊，列强莫不另眼相待，没有哪一个放她的心，肯同她接近。后来虽然继续恢复邦交，那多半是为了互通有无，政治的意味很少。在第一次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埋头苦干，以恢复经济，提高技术为前提，从事最基本的军事建设。不谈外交（如图21所示）。
图22
五年计划成功使苏联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得到惊人的进展，世界各国遂刮目相看。日本和德国先后退出国际联盟，苏联东西两面同时感受威胁，她不能够再置身世（事）外。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苏联被三十国家邀请，正式加入国际联盟。这时候她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早已开始，经济力量技术水准都赶上了列强，军事力量也不弱于任何国家，但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标准。遂以外交做顶点（如图22所示），在国际上大肆活动，主张集体安全掩护着突飞猛进的国防建设，李维诺夫成了外交家，成了世界外交家的天才，和许多国家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张高峰和诺蒙堪的两次苏日冲突，证明苏联已经不怕战争；苏芬战争，德国进攻波兰，慢慢地把苏联的军事力量移到四面体的顶端。苏德战争爆发，这个顶点便在经济技术外交的支持下，迎击希特拉的大军。
中国是一个注重精神文明的古国，历来的达官贵人名流学者都崇尚清谈，以讲道德说仁义为急务，以“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相标榜。物质文明一向被目为“奇伎淫巧”，乃小人之事，非君子之所当为。军事技术，和产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国相比，当然是相形见拙（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日战争，虽然都打了败仗，割地赔款，弄得窘相毕露；但中国到底是洋洋大国，地大物博，外国人还以为是侥幸成功，不敢自满。所以当时外交家虽然处处吃亏，还不曾被人轻视。经济虽然困难，因为根基稳固，还能够兴办工厂，建设铁路，修筑要塞，如果能够利用列强“均势主义”作（做）掩护，修明政治，发奋图强，未尝不可以挽回颓势（如图23所示）。可惜满清颟顸糊涂，愈闹愈糟，辛亥革命一起，专制政府也就寿终正寝了。
图23
革命革得既不彻底，去了一个大皇帝，添了许多小皇帝，袁世凯倒了以后，各省都督都想拥兵自卫，大扯滥污。技术既没有进步，国民经济反而为了内战外债，列强的榨取更加困难，除外交外均落到国际平面以下（如图24所示）。
图24
凑巧欧战结果，中国是参战而并且列入战胜国之林，巴黎和会没有解决中国问题，激起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的结果，间接从日本手里收回青岛，并宣布了二十一条件第五号各条的放弃，又使列强口头许可了增加关税和收回法权，又取消了客邮，并且签订了“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九国公约，加入了保障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可算是中国外交的空前胜利（如图25所示）。
图25
十年的军阀混战，弄得民穷财尽，革命军完成北伐，南北统一，军事力量稍为提高，外交也保持着国际平面（如图26所示），英国且首先表示愿意修改对华政策。我们那时候所标榜的是革命外交，曾以强硬的手腕，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虽然遭遇到“南京事件”“日本出兵山东”和“扎兰诺尔的中苏冲突”等几次磨难，倒还可以勉强撑持。只是统一南北的战争中花钱太多了，满想建设国防，因为经济力量薄弱，没有法子大刀阔斧的办。
图26
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正忙着剿匪，地方当局又不能与中央竭诚合作，一致行动。东北军稍稍抵抗了一下就撤到关内，中央也拿不出大兵作战，只好根据着九国公约，国联盟约向国际联盟控诉。谁知国联不灵，公约无效，失土日多，耻辱愈深；外交一落千丈，整个的四面体，竟完全沉沦于国际平面之下（如图27所示）。
图27
说空话的国际联盟本来无用，日本退出国联，准备硬干，国联更无用了。求人不如求己，一般有见识的中国人都主张自力更生。中国政府也放弃软弱的“呼吁主义”，把国策修正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上海的“一二八”战争，给日本一个当头棒喝，我国军作战之英勇，全国国民爱国情绪之高涨，增加了中国国民政府的自信力。日本军阀从这次战争中认识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十分着急，他们认为要不下毒手，中国就会强大起来的。广田对华外交三原则（一、中国放弃与他国联合；二、须承认“满洲国”；三、共同防共）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军阀便在华北闹了许多乱子：丰台暴动，香河事件，滦东自治，冀东的进兵，张北六县的占领，冀东伪组织的出现，统统都来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日本又向华北增兵，策动绥东战争，叫出“华北特殊化”“满蒙一元化”的口号。的确，日本军阀的胃口，把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燃烧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真正的统一，给日本“以华制华”的阴谋一个致命的打击。
图28
卢沟桥的炮火，揭开了中华民族自卫战争的序幕。虽说在战争初期中国失掉了广大的领土，放弃了许多重要的都市，可是素质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却处处打击敌人，阻止敌人的前进，在淞沪、在忻口、在台儿庄，在武汉外围，在鄂北豫南，在昆仑关，造成了光辉灿烂的战绩。日本人见中国愈挫愈奋而头痛，外国人闻“草鞋打皮鞋”而惊叹，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使中国军事力量突出了国际平面（如图28所示）。
战争打出了正义人道，战争打出了真正朋友，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由于军事力量的强固，中国的外交官又开始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从前对中国恶感甚深的国家，慢慢地转好了；从前漫不关心的，也关心起来了；本来就对中国要好的国家，则变得更好了。英美法苏等国在经济上、军事上、技术上直接间接给中国不少的援助和便利，在军火方面，苏联对于中国的接济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在军事上吃了不少的亏。香港、马来、新加坡、菲律滨等地，都被日本轻轻地拿去了；而中国却在同时造成了湘北三次大捷。事实上，中国已成为同盟军远东作战的根据地，击败日本，要靠中国，收复同盟国已丧失的领土，也必须靠中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中国的军事和外交，都取得主动的地位。从战局的发展上来看，不论军事外交，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她已成为远东军事外交的核心，她将主宰大亚细亚的政局。蒋委员长的访问印度，引起了全世界政治家的注意。
从图29上看，中国国防力量结晶的四面体，还有两只脚——经济、技术沉没在国际水平以下，中国能不能从世界战争的漩涡中一跃而成为一等强国，完全由这只脚决定。
图29
如果中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不能独立，继续依赖友邦的支援，纵使能够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战后能不能富强，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目前，中国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经济、技术的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