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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跟早期的埃及人一样，一开始使用一年12个太阴月的历法，不时加入额外的日数或月份，以便跟上四季的脚步。这套系统称不上完美：作家邓肯解释，除了不受重视，也有政治操作。他的文章提到，负责历书的教士“有时候会增加一年的长度，他们偏袒的执政官和议员得以延长任期，或者缩短一年的天数，让对手早点下台”。他们也用历书“增加或减少税金和租金，有时候是为了个人的财务利益”。在恺撒上台之前，罗马历法急需改革。希腊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指出，罗马人想要建立确凿的规则，让月份循环符合一年四季的变化，因此节庆和进行祭拜的重要日子就可以慢慢改变，最后完全脱离起初设立的目的，配合季节的流动，但当时的人不懂如何计算太阳年；只有教士知道时间，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愿，不公开通知就私自加入闰月。
普鲁塔克在文中提到恺撒的改革“流露出科学独创性”，因为恺撒大帝“召集了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提出定案”，最后他们采用“更精确的新方法来修正历法”。新系统上路后，罗马的成功“超越其他各国，能够避免不平衡的周期惹出的错误”。恺撒改革的核心想法和两百年前托勒密三世提议的一样：每4年增加1天。4年中的3年有365天，第4年则有366天（1年的平均长度就是365.25天）。儒略历一年的月份有的有30天，有的有31天（起始都和月相没有关系），奇怪的只有2月（平年有28天，闰年有29天）。为了修正累积到当时的“游移”，恺撒下令在我们所谓的公元前46年另外加两个月；那一年长达450天。他称之为“终结混乱的一年”。
对罗马的精英人士来说，改革后的新历法不只是学术研究。邓肯说历法也“注入新的精神，改变群众对时间的想法”。在恺撒改革前，时间在众人心目中就是自然活动不断复发的循环，或者是权力的手段。现在人人都有历法这样实用客观的工具来安排运输行程、种植作物、祭拜神明、规划婚礼和寄信给朋友……新的儒略历引进了新观念，人类不依赖月亮、季节和神祇，按照线性发展安排自己的生活。
比较“线性发展”和其他文化的时间概念非常有趣。在恺撒统治下的罗马所出现的时间观念似乎是西方独有的，把时间看成量尺上的刻度；很像现在我们在看手表或在行事历上写下约会时脑海中会浮现的景象。这个概念很深奥，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讨论。
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罗马人开始把新年标在1月，取代之前的3月，或许想让这个日期更靠近冬至。为了对恺撒表示敬意，元老院最后把第七个月（旧系统的第五个月，叫作昆提留斯）的名字改成尤利乌斯（恺撒的名字，英文的July）。奥古斯都大帝之后乱改了月份长度：如果代表恺撒的7月要有31天，那么代表他的8月也应该一样。结果虽未改变一年的天数，但到了今日，月份长度的分布看起来就有些随意。
过了几个世纪，罗马帝国采用基督教为国教，名叫艾克西古斯（外号“矮子丹尼斯”，约470—544年）的僧侣改变了历书的起点，将基督出生后的年份标记为公元（缩写是A.D.，拉丁文中“真主的年”之意）。当然，艾克西古斯只能估算基督诞生的年份；现代历史学家推算出基督出生的年份应该是公元前4年或前5年。艾克西古斯也没想到要包括公元零年（当时西方人还没有零的概念），因此公元前一年之后就立刻是公元一年。（顺带一提，公元前的英文缩写B.C.代表“在基督前”，到了17世纪初期才有人采纳。另外也要注意，A.D.是拉丁文的缩写，但B.C.却是英文的缩写，当B.C.广为使用时，受过教育的人多半也用英文取代拉丁文成为日常语言。）
我们上面说过罗马人最后如何把新年移到1月1日，之后西方世界也逐渐接受这个做法（但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英国及其殖民地到了1752年才采用1月1日作为新年）。但何时要庆祝新年的做法终究十分多变。很多文化选择把春季当成一年的开始，因为春天象征重生和复苏。在南美洲，很多原生文化跟埃及人一样使用恒星的偕日升，但不像埃及人那么看重天狼星，他们的焦点是昴宿星团（在多种土话中，“年份”和“昴宿星团”是同一个词）。当地目前留存下来的古迹彰显出昴宿星团的主要作用，印加文化的遗址尤为明显。比方说，在秘鲁的马丘比丘，一座叫作托雷翁的椭圆形石造建筑上的窗户对齐了地平线昴宿星团升起的位置。（最近在亚克达巴塔发现的印加城市算是马丘比丘的“郊区”，中间隔着乌鲁斑巴河，这里的建筑物也有同样的对齐设计；庙宇和观测站也对齐夏至、冬至、春分和秋分时太阳升起的位置，有些也对齐昴宿星团。）
要注意的是，历书上决定新年开始的信号不需要和天象有关。西太平洋上的特洛布瑞安岛民在沙蚕开始产卵的“蠕虫日”开始新的一年，通常介于10月中到11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