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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发现，成功的解决方案与“领域差距”存在正相关关系。简单讲，就是越是外行的人，越有可能颠覆这个行业，真正解决问题。这种现象在今天更为突出。拿我们熟悉的移动支付来看，中国银联曾一度在支付领域发挥不可动摇的核心和枢纽地位。早年间，银联一直将VISA和MasterCard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担心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兑现逐步开放，银联支付业务将受到前述二者的极大挑战。受到极大挑战没错，但万万没想到，挑战者并非金融领域的VISA和MasterCard，而是来自互联网领域的——我们已每天离不开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人们总认为行业内最权威、最大、最好的个人或机构，可以解决这个领域内最难的问题，而颠覆却往往来自圈外？因为我们通常相信，某个学科或行业内最聪明、受过最好训练的人，最有能力解决自己专业领域内的问题。我们却忽视了同一学科、同一领域专家团队接受的是相似的学术训练，浸淫在相似的实践环境中，因此极容易产生同样的思维偏差、盲点和无意识倾向。
说到底，跨界颠覆——无关能力，关乎思维。
律师从事非诉业务同样如此。我们不追求对每项业务都产生颠覆，但必须留意到技能之外的，那些被传统法学训练所放逐的，可能对我们执业产生更大影响的思维方式。
律师是个技术活，是文科里的工科，需要切实解决问题。这决定了与客户的沟通需要达到的核心目标——有效沟通。
记得刚进律所实习时，最怕接到客户的咨询。每次面对电话那头焦灼的口气或电邮上那句“问题很急，请尽快复”时，我心里总是万匹骏马在草原奔腾，内心只有一个声音：“我哪知道啊！”一瞬间，特别体谅航空、网购各行各业的客服们。那时候总以为，需要给客户一个是或否的回答，一个现成的方案，就大功告成。然而当我揣着速速记下的客户疑问，向所里高年级律师请教时，才发现并非如此。
这位被团队小伙伴称为“大哥”的资深律师，很喜欢问问题。“这事能不能做，有什么法律风险？”你若想直接从他口中获得Yes或No的回答，“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o simple）。他不仅不直接回答，还会向你抛出一系列问题：
●●客户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商业目的）
●●法律法规对此如何规定？（法律规范）
●●公司章程对此有无特殊安排？（章程自治）
●●实操中有无变通或突破？（实践操作）
●●有无签署相关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
回答完这些问题，答案已呼之欲出——一种类似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对话智慧。
苏格拉底的对话论证程序，我们都有所听闻。在柏拉图写的一系列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常在其中扮演男一号。苏格拉底曾对朋友说；我母亲是产婆，我向她学到了接生术。不同的是，她是肉体的接生者，我是智慧的接生者。
精神助产，简单说，就是用对话（提问）来进行教育。在对话中，不把结论直接教给对方，而是通过不断提问，使对方陷入自我矛盾，一来承认自己无知，二来自己明确问题或得出结论。这在我们与小孩的对话中很常见，不同的是，帮助我们精神助产的，是那些好奇宝宝。大人常说他们“打破砂锅问到底”，却也被他们问住并发现自己的无知。这种追问，起个正经的名字，叫作“诘问式提问法”或“究底式提问法”。
一般而言，标准的对话式论证，可分为四个步骤。一是讥讽，通过不断提问，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进而承认自己对该问题一无所知。二是助产，帮助对方抛弃谬见，使他们找到正确的、普遍的东西。三是归纳，从个别事物中找出共性，通过对个别的分析来寻找共性。四是定义，把单一的概念归纳到一般的东西中去。
当我们与客户沟通对话时，对这种提问方法要有所取舍。我们要把握的，不是通过讥讽让客户陷入自相矛盾，而是通过不断提问，明确客户真正要咨询的问题。这既是我们作为律师顾问需要明确，也是帮助客户自己明确。很多时候，当客户找到你，无论是洽谈业务还是咨询问题，她/他的诉求往往是不明确的，这就是我们总觉得客户鸡零狗碎说很多但不说重点的原因。律师工作的第一步并非回答问题，而是厘清问题。通过“究底式提问”，帮助客户明白她/他要问的是什么和究竟要做什么。这种提问，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
●●问本身，“这是什么？”
●●问原因，“为什么这么安排？”
●●问行动，“所以呢/想要怎么做？”
学会这样提问，远比装模作样听懂后，给一个简单粗暴的回答来得恳切。
这就是精神助产术的思维，不急于给予答案，在探寻结论前，先承认无知，明确问题。说到底，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学习的不是诡辩，而是问题意识。有无问题意识，是业务沟通有效与否的关键。
非诉律师是解决问题的，更重要的是——非诉律师也应当是善于发问的。提问背后，蕴含着你对客户商业目的之关切、法规之熟稔和实践之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