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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从吉莉之死带来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后，参加了在北方召开的党的领导人会议。这一次会议对该党很重要，只准党的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开得很成功，它标志着党的改组已结束。“我们的党，”几天后他说，“今天已团结一致，地方长官和政治领导人本能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会议的结果之一是，党将“所有懒汉、腐化分子和废物”清洗了出去。精简了党的机构，巩固了党的体制，加强了希特勒的个人权力。
内务得到整理后，希特勒便放开手脚投身全国的政治活动。1931年10月14日，通过兴登堡总统的心腹顾问之一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安排，希特勒会见了“老头子”。在兴登堡跟前，希特勒显得手足无措。兴登堡身高六英尺五英寸，声音洪亮而低沉，是个势不可当的人物。希特勒讲话冗长，令这位陆军元帅好不生气。据说，他后来曾向施莱彻尔抱怨说，希特勒是个怪人，永远也当不了总理，他能胜任的最高职务莫过于邮电部长。此次会晤虽然令人失望，施莱彻尔仍对希特勒抱有希望。令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在新近大选中元首所取得的成绩，而且还有他的国家主义纲领。“他是个有趣的人物，具有不平凡的口才。”这是他对希特勒的评价。“按他的计划，他上了天。要让他脚踏实地，你得抓住他的衣尾。”施莱彻尔——在德语中，它的意思是“阴谋家”——是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物，但是，热情却有可能将他引入深水潭。他暗自认为，自己有能力左右从前的任何一个下士。
希特勒习惯于被人低估。政府处理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失败，令许多德国人清醒过来，而希特勒在之后数月内便在这些人中建立了群众支持的基础。为了取得国外的支持，他试图直接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这是空前之举。他拟于12月11日（星期五）晚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解释他的党的“道路、意义和目标”。但是，在最后时刻，德国政府取消了这次广播演说，但他的讲稿译文却见诸赫斯特各报。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极端反共的政策。在演讲稿中，他希望美国人民，出于自卫的内心激情，会在“反对世界瘟疫”，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与他站在一起。
1932年元旦那天，他在慕尼黑作了一次演讲。他对听众说，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斗争的过程中，上帝是站在他一边的。《圣经》不是说过，冷淡者应该被吐出去吗？几乎就在此后，希特勒似乎取得了某种胜利——兴登堡的顾问们邀请他前往柏林。他们请他协助延长兴登堡元帅的总统任期，但这却与希特勒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他说，这样一来他便不得已多少要支持勃鲁宁总理的各项政策。他的拒绝表明即使公开与兴登堡竞争是一种赌博，但仍准备将整个政治前途拿出来冒险，进行总统竞选。“老头子”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保守必然会赢得右派的许多选票，而他公开保护魏玛共和国，反对像希特勒那样的极端主义分子，又必然会将温和派和民主派吸引过来。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争夺政权的棋局开始了。”他敦促希特勒去冒险。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为竞选运动搞到足够的资金。希特勒在德国的钢铁中心杜塞尔多夫的公园饭店作了一次演讲，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新近作出的“在有影响的商人中系统地开展工作”的决定，在弗里茨·蒂森的倡议下，他于1月17日在工业俱乐部向一群有影响的人物作了一次演讲。
在杜塞尔多夫演讲前，在秘密谈话中，希特勒已对自己的经济纲领作了重大的修改。他支持解散工会和取消自由管理的主张。他也主张取消一项旨在恢复经济的计划——兴建一批公共工程，重新武装军队，且由大商家的头面人物管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听众便全神贯注，因为他触及了与这些讲求实际的商人直接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断言，私人占有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发展后的可怕图景。“如果不予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将完全改变世界的面貌，一如基督教先前之所为……倘使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从现在起300年后，人们不只会将列宁看成是1917年的革命家，而且会像供奉菩萨一样崇拜列宁。”他说，经济萧条使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被剥夺的德国人走投无路，他们希望从共产主义者那里找到解除困苦的答案。这是德国今天最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经济法规，而是靠政权。纳粹党，也只有纳粹党，才准备并愿意阻止红色潮流。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就不再会有中产阶级；有了它，国家才能统一，才能复兴。
希特勒的演讲效果从未这样好过。他交替使用了感情和逻辑。一会儿他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图景和曾给他们带来安全的制度的结束来恐吓听众；一会儿又求助于他们的自私：假使要让自己的工业生存和发展，他们就需要一位独裁者为政府掌舵和领导德国，最终使德国重新获得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听众预感到了50年来的成就和所获财富化为乌有的情景。于是，许多人回到家中后便准备捐款予他——一位答应拯救他们的人。
2月中旬，兴登堡宣布再次竞选总统。这就迫使希特勒摊牌。很明显，要竞选，纳粹党就得推选候选人，而只有希特勒才有这个现实的机会。即便如此，他还下不了决心。“我知道我会上台，其他人全会失败。”一次他对弗兰克说，“我将自己看作总理，也一定会当总理。我未将自己看作总统，也当不上总统。”他的犹豫不是假的。他整整摇摆了两个星期，后来还是戈培尔说服了他。接着，他便迅速地取得竞选资格。他通过纳粹内政部长（在不伦瑞克）的斡旋，取得了德国公民籍，还当上了该州的议员。次日，2月27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他将于15天后参加总统竞选。
经济危机和政治怨恨，几乎把德国变成战场。“柏林处于内战状态，”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写道，“仇恨霎时从天而降，时时处处均在爆发：在街头巷尾，在大小饭店，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后，在中午。有刀对刀的，有刺环或啤酒瓶对棍棒的，也有椅子腿对镶铅棍棒的；子弹射穿了广告牌，从厕所的铁房顶上弹了回来。”
仇恨像瘟疫一样在全国扩散。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了比他们幸运的人。被迫关门大吉的小店主们诅咒大百货商店；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仇视仍有工作者和“老板们”；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发现前途被堵，把绝望情绪发泄在各类用人单位上。经济危机几乎打击了每个阶层。农民之税收负担，如牛负重，而农产品价格又低。他们鄙视城里人；而数量庞大的失业“白领”，又嫉妒农民——他们有庄稼可收。在许多大城市里，失业工人成群结队地在郊区风餐露宿。在街头巷尾，乞丐比比皆是；至大选时，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全国已达600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有临时工作，或不愿去登记失业。
在众多因经济崩溃而受打击的人看来，出路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由于希特勒从未向魏玛政权妥协，且开诚布公地反对《凡尔赛和约》和赤色威胁，尽管谣言四起，说希特勒与工业资本家来往甚密，他们也满不在乎。他的口号非常简单：“为了自由和面包。”在全国的一片混乱中，他有如中流砥柱，坚持为德国找到一条最佳出路。兴登堡到处立起牌子，号召选民们念他先日之好处：“他曾相信你，你现在相信他。”戈培尔则用“尊敬兴登堡，选举希特勒”予以反击。
元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打翻在地的中年人和理想主义的青年身上。他不辞劳苦，到处游说，号召这两种人起来，与他一起和各种用人单位作斗争。戈培尔苦思冥想出来的宣传运动，可说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没有张贴纳粹口号的墙壁是罕见的；用飞机向百姓散发传单；向尚有留声机的人们寄出了五万张宣传唱片；于晚间在公共广场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尔演讲的“有声映画”。然而，这项计划的核心却是令人累折腰骨的演讲日程。在3月上旬的十天里，希特勒和戈培尔几乎每天发表重要讲话，通常两次或三次。
与此同时，兴登堡营垒内阵脚大乱。他们一开始就闹分裂，人们又在嘀嘀咕咕，说总统的儿子奥斯卡秘密地成了天主教徒，还当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分裂进一步加深。更加荒谬的是，有人攻击说，兴登堡的两个已步入中年的女儿，是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他们花在澄清谣言上的时间，比花在攻击希特勒之政策上的还多，而每次否认都使虚构显得像是事实。兴登堡的支持者们彼此争论不休，而兴登堡本人也未为争取选票作出多大努力。他只在选举前三天公开露面一次，且还宣称，他之所以同意参加竞选，是因为许多带不同政治色彩的德国人都劝他留任，以防止政权落入左派或右派的手中。
至3月13日，选举日前一天黄昏，投票结果表明，兴登堡占了希特勒的上风。像戈培尔一样的党内军人，对大选是满怀信心的：希特勒能登上总统宝座。然而，随着得票数字的距离拉开，他们也显得六神无主了。深夜过后一小时，局势已经明朗。兴登堡以700万张票之巨遥遥领先，离必要的多数只差35万张票。虽然在两个领导人之间仍需进行终选，但戈培尔相信：“取得政权的好梦已暂时做完。”
希特勒却不然。他与心腹们一起，坐在赫克咖啡馆里顽强地等候着。他急忙赶回“褐色大厦”，口述了一份声明，令国社党立即着手准备终选，不得延误。“首轮选举已毕，第二轮于今日开始。我得亲自出马，领导这一选举！”希特勒的沮丧情绪已一扫而光，与戈培尔一起，在一周的空隙时间内，对地方长官、国会代表和党报的编辑等，作了多次演讲，大大地鼓舞了斗志。凡出席演讲会者均相信，在下一次选举中，希特勒必胜。
终选的胜利却遭到了威胁。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突然发表了罗姆与一个心理专家之间的通信所致。从信中看，他们二人均有两种兴趣——同性恋和占星。在详细审查证据后，汉斯·弗兰克拒绝以污蔑罪对该报提出控告。此时，罗姆只好承认——狼狈地、拐弯抹角地承认，他是同性恋。希特勒的律师勃然大怒，因为他历来认为，同性恋者是不热衷于追求刺激的。“现在呢，”弗兰克回忆道，“他却是个勇敢的、富有进取心的军人的典范。他脸上伤疤累累，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从外表上看，他并无什么异样。”
长期以来，对罗姆的同性恋，希特勒漠然处之。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在读完书面证据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火冒三丈，好一阵后才平静下来。“一团糟，多可怕！简直不是人！是畜生！连畜生都不如，是畜生也干不出来的事情！”他问罗姆是否“糟蹋”过男青年或男童。律师回答说，找不到这种记录。希特勒这才平静了些。“若有，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要是在成年男人之间——罗姆干的那种事——就可以谅解。孩子们不是受害者？”弗兰克重又保证说，找不到一例。“喏，至少我们可考虑是否留他。假如他搞过男童，那就让上帝去惩罚他吧！那样，他就一定得走！”
罗姆的丑闻分散了希特勒的精力。但是，到终选开始时，他已将此事抛到脑后去了。与通常一样，他又是那样精力充沛，那样乐观。离终选只有一个星期了。于是，他便决定用飞机代步，以便每天作三至四次演讲。
在此次演讲旅程中，他邀请了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与他做伴同行。尽管气候恶劣，日程又满，希特勒还是如期完成了计划。这给了这位英国记者深刻的印象。每到一个城市，希特勒都被崇拜他的女人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科布伦茨时，在火车的过道上，两位姑娘把希特勒拦住了。德尔默听见那两位姑娘歇斯底里地在元首的包厢里又哭又叫，希特勒却一声不吭。待德尔默步入包厢时，希特勒在那里发呆。他对德尔默视而不见，径自将窗帘拉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月台上的人群，“他的昏昏欲睡的目光变成了弧光，像探照灯一样，横扫左右，将所看到的人统统暴露在那两位姑娘在他身上激发出来的感情之下，与此同时，他也将这种感情投还人群中”。
在这严峻的竞选运动中，希特勒很少暴露自己的感情。汉堡的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勃斯目击过一次这样的时刻。他带着一份印有元首前晚的演讲的报纸，来到元首下榻的大西洋旅馆的房间内。希特勒一板一眼地说着“我的汤！我的汤！”对他表示欢迎。这话先是希特勒说的，后来，他的随行人员亦鹦鹉学舌且很随便。待克列勃斯来到元首跟前，早餐时喝的汤已送到了。希特勒屈身喝起汤来，看上去，他又疲倦又满腹忧思。他抬头看了克列勃斯一眼，问他对吃素有何想法。不待克列勃斯回答，希特勒便感慨地发了一通议论，暴露了他对“忧郁症的恐惧”。
希特勒在克列勃斯跟前暴露出他是个人，这还是第一次。（在德语中，“克列勃斯”的意思是癌）希特勒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常常盗汗，常常极端激动，四肢发抖，还常常胃痉挛。希特勒坚持说，胃痉挛是癌的预兆，他仅有几年去完成他的事业。“我没有时间去等待了，”他一边喝汤，一边宣布。“假若我有时间，我就不当候选人。‘老头子’（兴登堡）活不长了。但我不能丧失时间，一年也不行。我必须尽快掌权，在我有限的年月里，解决大量的问题。我一定要掌权！一定要！”希特勒突然结束了这一议论。“人们可以说，”克列勃斯评论道，“他已振作起精神，这可从他的姿态，他的脸部表情和声音中立刻看出来。沮丧情绪消失了，作为人的希特勒再次变成了元首。”
正当希特勒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的形象时，兴登堡的势力也在搞一场无声无息的竞选运动。这次，兴登堡未作一次演讲，这便加剧了他快要死的谣传。人们也在窃窃私语，说如他再次当选，退休金和薪金都将减少，失业救济金将被取消。到选举前夕，希特勒看来胜利在握。连嘲笑希特勒的斯宾格勒也决定投票赞成国社党，理由是“希特勒是个笨蛋，但国社党还是要支持的”.4月10日，星期天，希特勒又额外得了200万张选票，总数已达到1341.8051万张。老元帅所得票数只增加不到70万张，但他仍占稳固的多数——53％。共产党所得票数锐减。四分之一的选民，不是听了戈培尔的话，投票赞成希特勒，而是投票赞成兴登堡，拒希特勒于总统府之门外。
在伦敦，《每日电讯报》预言，希特勒在劫难逃；在慕尼黑，破坏偶像崇拜的斯宾格勒和他妹妹则在窗外挂起了·字旗。“谁有机会使人们难受，”他说，“谁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大选后几天，勃鲁宁在别人劝说下，同意颁布法令，宣布党卫军和冲锋队为非法的。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毁灭政治上幼稚的总理，但是，它不但未收到任何效果，反而遭到右派的暴风雨般的抗议。这正是抱有政治野心的冯·施莱彻尔将军渴望已久的时机。他梦想建立一个包括纳粹在内而又不给纳粹权力的右派政权。毕竟在施莱彻尔眼中希特勒下士及其追随者，“不外乎是要大人领着手走道的孩子而已”。
那年5月，他秘密会见了元首，并保证，如希特勒不攻击新的右派政权，他就解除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禁令。交易谈成了;5月下旬，施莱彻尔挑选了一位既有钱又温文尔雅的骑师弗兰茨·冯·巴本，作为他的政权的象征性总理。巴本是前参谋总长，又是普鲁士州议员。巴本的第一个反应是令人吃惊的：“我非常怀疑自己是否合适。”但是，只几分钟的劝说，他便成了合适人选。巴本还不知怎么回事，便发现自己已站在兴登堡面前了。
“哎，亲爱的巴本，”陆军元帅慈父般地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渡过难关。”他只知道，巴本曾当过骑兵军官，经济上不依赖人家，是跑马场上的名人，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经验。但他的军人派头和君子风度，却令兴登堡高兴。巴本再次说，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这次，兴登堡只说上几句话，便把他说服了。“你是个军人，在战争中你尽了军人的天职。祖国召唤时，普鲁士人只有一个回答——服从。”
希特勒在梅克伦堡度周末时，戈培尔打来电话说，兴登堡要在当天下午会见他。元首连忙赶回首都。总统告诉他，巴本将被任命为总理（因与施莱彻尔早有协商，对他，这并不是新闻）。他问希特勒是否支持他。“支持。”希特勒说。说完，简短的会见也随之结束。
毫无疑问，施莱彻尔认为自己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德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他认为，勃鲁宁软弱无力，左右不了希特勒。与许多军人一样，他深信，陆军不但对付得了这样一个激进人物，而且还能利用他去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家主义的军队。施莱彻尔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如同常常发生在那些试图超过马基雅维利的人们身上的事情一样，他聪明过头了，反而对自己不利。他很快便发觉，希特勒支持新政权的承诺是暂时的。他说，除非巴本言行一致，将国会解散，并取消镇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否则，支持一事他将不予以考虑。巴本果然这样做了，但希特勒仍不予以支持。相反，他重又批准在街头与赤色分子殴斗。暴力的浪潮又席卷了德国全境。仅在7月内，殴斗致死者就达86人，其中有30名赤色分子和38名纳粹分子。双方均同样好斗。在酷暑中，小打发展为大斗。7月10日，星期天，18名警察被打死;7天后，当一群纳粹分子在警察的监护下游行通过阿尔托纳工人住宅区时，一排子弹从房顶和窗口射来，把队伍打散。游行者开枪还击。据报道，在这场冲突中，有19人丧生，285人受伤。
三天后，巴本动用了总统的紧急权力——《魏玛宪法》的第48条。这条宪法条文曾被动用过多次——在1923年的经济危机中，埃尔伯特曾用它取消8小时工作制；勃鲁宁曾数次动用它去关闭报纸。巴本以普鲁士政府已无力对付赤色分子为由，任命自己为普鲁士的帝国总督。这意味着该州的议会、政府业已结束，同时也预示了在每个州，只要坚决果敢地动用宪法赋予的在紧急情况下得以使用的权威，人们便能有所作为。
国会选举的日期定在7月31日。这又是一场旋风式的运动，也是希特勒的二度“飞越德国上空”。希特勒再次租赁了一架飞机，并用了同一个飞行员。经验证明，汉斯·包尔，是个全天候的能干的驾驶员——他们曾几次在暴风雨中和大雾中强行着陆——现在，希特勒拒绝乘坐别人驾驶的飞机。他也有了第二个汽车司机专为他开车——21岁的埃利希·坎姆卡。坎姆卡在德国西部等候希特勒的座机，施列克则在东部恭候。在这次大选中，这两位司机共跑了5万余公里，且大都在土路上奔跑。希特勒对待坎姆卡有如家人。对包尔，他也同样亲热。经一周的苦战后，希特勒领众人在魏玛稍作休息。他带包尔出去逛公园——离他的住地贝尔维德尔旅馆不远。希特勒把其他随行人员甩在后边，仔细地询问包尔在战争期间当战斗机驾驶员时的经历，整整问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令地方长官绍克尔将众人拉进城内，并叫他在下午喝咖啡时找15个姑娘来陪客。此时，希特勒在贝尔维德尔餐厅内用餐的消息已传了出去，于是，穿着漂亮衣裳的妇女们便三三两两前来偷看他。希特勒兴奋地捅了捅坐在他右边的包尔，“你看，包尔，那边有个小姑娘真漂亮，是个美人儿！”包尔对元首表示同情，说元首只能在远处而不能在近处看女人。“你说得对，包尔。”希特勒风趣地说。
城里来的15名姑娘到了，但她们全将自己的侣伴抛开，如痴如醉地瞧着希特勒，看得他很不好意思。于是他建议全体到艺术家咖啡馆去。人们列队上了车。除元首外，人人怀中最少搂着一位姑娘。可是，过了不久，这家咖啡馆的女人们又把希特勒团团围住了。一阵骚乱后，希特勒忙令汉夫施坦格尔弹钢琴。但是，只听完两首曲子，希特勒便借口要准备明日的演讲，溜之大吉。
在大选的最后两个星期内，希特勒在50个左右城市作过演讲，所到之处，皆激起狂热。一次，在施特拉尔松，他竟让1万名左右听众在雨中等候了整整6个小时——因包尔在黑暗中找地方强行着陆费了时间。听众之所以能如痴如醉地倾听他的冗长的演讲，原因之一是，经济瘫痪症蔓延到了全国。11岁的埃贡·汉夫施坦格尔曾在慕尼黑郊区一个帐篷内听过他对一大群听众作的演讲。“他掌握了人们的全部感情，群众中掀起阵阵狂热。”听众中既有穷人，也有富翁；既有教授，也有工人。开始时，大家都因为有对方存在而觉得周身难受，但是，过了不久，大家便成了一个整体疯狂地鼓掌，高喊着。埃贡看见一对匹配不当的夫妇——一位教授和一位女佣——离开帐篷。“在狂热的欢呼声中，他们兴奋地、亲热地交谈着。阿道夫·希特勒就有这种力量。”后来，埃贡被父亲带至“褐色大厦”。“好啦，孩子，”汉夫施坦格尔说，“找个地方坐下，不要闹，找点东西看看。”通讯员将一捆打字稿交给戈培尔。“是希特勒的演讲记录稿，刚打出来。元首离开了众人，在办公桌前坐下，戈培尔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他们似乎在一同审稿，以便发表。希特勒一边用铅笔做记号，一边在自言自语：‘这点好……这很有力……这点得删掉……’不到一小时前，他刚作完一次在他的生涯中最富感情的演讲。他在宣讲，在请求，在发怒，在咆哮。现在呢，他就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平静，一样通情达理。”
在竞选运动中，反犹主义并未被当成一个事件。希特勒仇恨犹太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许多人都置此于不顾——只要希特勒将其偏见置于合乎理智的水平上即可。大部分德国人均认为，当律师的犹太人太多了。他们也反对犹太人垄断百货商店和娱乐行业。战后，犹太人如洪水般从东方涌来，带来了东方犹太人的衣着和习俗。许多德国犹太人也为此叫苦不迭。其中，有两位著名的犹太银行家业已向新任劳工部长请求停止东方犹太移民，因为这些人的到来势必加剧潜在的反犹主义。犹太人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他们与德国经济血肉相连，愿意忍受依然存在的社会偏见。毕竟，即使在开明的英国和美国，犹太人也是被排斥在最好的俱乐部和旅馆的门外的。容忍国家社会主义的也不只限于德国的犹太人。不久前，一群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曾宣布，除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外，纳粹运动是可以接受的，它将救德国于水火。
7月31日（维也纳一家报纸以“施克尔格鲁勃万岁”为大标题，发行号外，泄露了希特勒的身世。1932年初，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曾敦促维也纳《星期天与星期一报》的编辑着手调查希特勒的身世。他们发现了证明希特勒的生父是私生子的文件，于是便发了上述的专号，希望对德国的选举有所影响），纳粹得票1370.2779万张，比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得票的总和还超出50万张。在得票数占总投票数37.3％的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向党提出建议，由他去竞选总理。
戈林反对。格里戈尔亦然，原因是，这样一来，他与其他右派政党联合夺取政权的政策便全被破坏了。但希特勒急于掌权，无法说服。于是，他们便立即派人送信前往柏林，将希特勒之要求告知施莱彻尔。这个将军并不太相信，因为他认为，兴登堡是绝不会将此荣誉赐给这位前下士的。他抱着让希特勒“回心转意，放弃其计划”的幻想，把他请到梅克伦堡会谈。8月5日，两人在首都附近的弗尔斯登贝格兵营会晤。希特勒不但要求出任总理，而且还要求通过法案，使他有权以颁布条令的形式统治全国——实质上是建立独裁统治。会见很成功，连希特勒也相信兴登堡会回心转意。在兴高采烈之余，他建议在墙上钉一块板，以纪念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他将其幸福感带回了上萨尔茨堡，但戈培尔却不以为然。他怀疑他们是否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他一心一意要搞行动，不是搞暧昧的妥协，而他的热情感染了纳粹集团。“全党已准备夺取政权，”他在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为此，冲锋队已离开各自的单位。”8月10日，当兴登堡离开乡间别墅前往柏林时，首都已处于半包围状态，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巴本主动提出辞职，但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兴登堡七窍生烟。这位奥地利暴发户自食其言，取消了对施莱彻尔许下的种种诺言；另外，希特勒也无治理政府的经验，连自己党内的头脑发热分子也控制不了。兴登堡总统甚至拒绝邀请希特勒赴会。
次日上午，8月13日，希特勒住进了当作柏林总部的恺撒霍夫旅馆。客厅里的电话几乎终日不断，使这地方更像是战斗指挥所。旅馆的转门从未停转，大厅也炸开了锅。在主楼里，在为元首的副官和参谋开设的紧急办公室内，打字机滴滴答答响个不停；当地和外国报纸的代表们将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发布官奥托·迪特里希，还有汉夫施坦格尔，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希特勒这位风云人物发表意见。
中午，希特勒会见了施莱彻尔。施莱彻尔告诉他，兴登堡只答应让他担任副总理职务。希特勒大怒，指责施莱彻尔不遵守诺言，并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片刻后，他来到巴本总理的办公室，指责政府宽容旧制度。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态度令巴本大吃一惊。“总统并不准备让你出任总理，”他说，“原因是，他觉得对你还不够了解。”希特勒是不想吃半块面包的。他说，他将倾全力消灭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除非他掌握政权，并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否则他是无法做到这点的。他接着又说，人们是无法躲避流血的。这是历史教训。在向罗马进军后，意大利国王是否提出让墨索里尼当副总理？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总理府后，直奔戈培尔寓所。在这里，他一面怒气冲冲，一面又是无精打采地等候兴登堡召见。下午3时，巴本的国务秘书终于来电话了。希特勒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兴登堡是否让他当总理？国务秘书只回答说，总统有话对元首讲。会见是在总统府的书房内举行的，简短而正式。兴登堡决心不委派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去担任那样一个要职。不过，他愿意让他与巴本合作，“再次满足其爱国主义”之要求。他小心谨慎地说，他欢迎国社党参政。希特勒也同样客气地回答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作为国内最大的政党的领导人，他坚持要组成新内阁，由他自己出任总理。
“不行！”兴登堡喊道，“无论是在上帝面前或在良心和祖国面前”，他都无法承担“把政府的全部权力交由一党掌管的责任”。希特勒对别无选择表示遗憾。“那，你要当反对派是不是？”“我别无选择。”元首说。
兴登堡动了感情，对纳粹与警方近来发生的摩擦表示抱怨。他说，这些事件加深了他的信念，就是说，在国社党内有人是控制不了的。然而，他却准备接纳希特勒进入联合政府。接着，他便将希特勒斥责了一番——是元帅对下士的斥责。“我必须叫你注意，你当反对派要有武士风度，不要忘记你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你热爱祖国，这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如果像冲锋队先前那样，再搞恐怖活动或暴力行动，那我就会使用严厉手段的。”
这话讲得虽然严厉，但兴登堡在会见结束时讲的一番话却又将其严厉程度减轻了。他说：“你我都是老军人，也希望共事，因为我们的道路也许会再交叉。所以，我向你伸出一只战友之手。”老元帅的人格使希特勒大惭；但是，书房门一关，他又把火发在巴本头上去了，今日之受辱完全是巴本导致的。希特勒警告说，这一切的结果，也许会导致总统的倒台，对而后发生的事情，他希特勒将不负任何责任。
希特勒回到戈培尔的寓所后，汉夫施坦格尔发现，他“脸色惨白，几乎一声不吭，好一阵子情绪很坏”。之后，很奇怪，他突然打起精神，开始左右权衡是否接受副总理一职。“在某方面说来，与巴本共事是不错的。这我能想象得到。战时他也是个军人，是个相当鲁莽的家伙。”他沉思着说，看来，巴本总理像个真正的同志。“请注意，如果他愿意继续在总理府内与夫人一起虚度年华，把权力真正交给我，那我就不介意。”
大街上，报童在高声呼叫着报纸号外的大标题：《可怕的自负——希特勒自食其言——希特勒遭帝国总统斥责》。报纸说，希特勒要求得到全部权力——这是根据会见后发表的公报写的。公报之发表如此神速，这肯定是早有准备的。此举惹怒了希特勒，也打破了兴登堡抛在他头上的符咒。他觉得，他被军方和政治家“欺骗了”。一位敌对的传记作家同意这一说法。“国社党人已进入了权力的前厅，”鲁道夫·奥尔登写道，“他正在参与政治谈判，却遭到鄙视和欺骗，又被人待之以傲慢，倘若最终不能取胜，他们之愤怒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许多大门朝他们敞开，虽然许多人与他们握手，却没有‘受尊敬的人’接见他们。这些‘受尊敬的人’，并不想利用他们，只想蒙骗他们。”
巴本的公报也使施莱彻尔几乎同样目瞪口呆，因为他依然相信，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让纳粹参政。他连忙传话给元首说，签订协议的机会还是有的。他还要求与元首会晤。希特勒断然拒绝与他的会晤，此举令原来镇定自若的将军大为震惊。当晚，有位朋友发现，施莱彻尔脸色惨白，心神不定，语无伦次。他的话终于被听明白了。他说：“这个决定是对的。不能将权力交给阿道夫·希特勒。”
在全市，冲锋队早已咬牙切齿，但党又长时期按兵不动；现在，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吵吵嚷嚷，要求立即行动。此时，希特勒已醒悟过来，恢复了平静。他将冲锋队的指挥官召至戈培尔寓所，据理说服他们，现在还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此时起义，结局定是灾难无疑。他们居然接受了希特勒的见解，希特勒之魅力由此可见一斑。所有部队均休假两周。
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南下，回到上萨尔茨堡。施列克摸黑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前进；希特勒则一言不发。后来，汉夫施坦格尔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等着瞧吧，也许这样更好。”“他那昏昏欲睡又听天由命的声音表明，他的一切本色均不翼而飞了。”元首毕竟比其部下精明冷静，不时用诸如“由我们开始的事业只能靠自己去完成”“我宁愿围困一个堡垒，而不愿当它的俘虏”“日后我们会说，事情就该这样干”的话去鼓励部下。这也许是因为，其他人只看现在，而他则放眼未来。在兴登堡面前虚张声势取胜的赌博已失败了，但希特勒坚信，命运会让他渡过难关的。
不到几天的工夫，希特勒便从逆境中恢复过来，且恢复得很好。但是，凡是在这危急的时刻在贝希特斯加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看法却又不同。其中一人是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是巴本的朋友，他的贝希特斯加登之行的目的原是要修补总理和元首之间的关系的。但是，在抵达后不到一小时，他就成了希特勒的信徒。“当时，确没有讨论或谈判的余地，”他回忆说，“他只依实陈述，使在场者人人皆能接受。他不受他人影响，毫不妥协。”前来充当说客的里宾特洛甫，在离开该地时业已坚信，只有希特勒才能将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于是他便加入了国社党。
数天后，8月17日，数名美国记者会见了希特勒。按原计划，路易斯·洛茨纳、赫·V.卡尔顿波恩和卡尔·冯·维甘德三人是要一起采访元首的，但是，代表赫斯特报纸的维甘德却坚持要单独采访。15分钟后，维甘德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他下榻的小旅馆——就在瓦申弗尔德大楼附近。“那家伙不可救药，”他对两位同行说，“每次见他我都觉得他一次比一次糟糕。从他口中我啥也没有掏到。你提一个问题，他便发表一通演说。这次采访完全是浪费时间。”
正当卡尔顿波恩和洛茨纳走向门廊时，希特勒刚好从前门出来。卡尔顿波恩劈头便提了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对于犹太人您是持敌对态度的，请问，您是否将德国犹太人和从其他国家迁徙来的犹太人加以区别？”
希特勒的明亮碧眼，似乎看穿了卡尔顿波恩。“我们相信为德国的门罗主义，”他喊道，“你排除了未来之移民——你们不接受的移民。你们调节移民的数量。你们要求移民者非达到某种身体水准不可。”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他毫不操心，只关心他国内反对德国的分子。“我们要求得到用我们认为适当的办法去对付他们的权力。”
洛茨纳把话题拉回到眼下的政治形势上。希特勒先生是否真的曾向兴登堡提出过要建立权力相当于墨索里尼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希特勒彻底否认曾有过这种交易，但接着又硬说他有“得到全部权力的权力”。他的谈吐，似乎他已掌权，并谈到了他将在德国建立统治的情形。它必须是某种权力主义的政权。议会制并不是欧洲大陆的产物，也与他们的传统不符。“然而，我们却不能用野蛮的力量予以代替。”政府必须有群众的支持。“你不能在真空中建立专政。力量不是源于人民的政府，一遇外来危机，就会失败。”
在新国会的开幕大会上，国社党的代表们的举止是很得体的。反对派发言时，他们静坐着；在选举议会长官时，他们也充分合作。这种模范行为也得到了报酬——在中央党的支持下，戈林当上了国会总裁。人们在平静而有建设性的活动中度过了几天。德国的政局终于稳定了——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然而，不到一星期，他突然又改变方向，很明显，是心血来潮使然。共产党提议向巴本政权投不信任票。希特勒令他的代表们不予反对。
这次会议变成了叫喊比赛。当巴本——他匆忙离场让兴登堡在一份解散议会的文件上签字——回来要求发言时，戈林总裁装作没有看见。巴本大怒，将文件扔在主席台上，戈林对此视而不见，要求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是巴本彻底失败——512票对42票。
意外政变之成功，使希特勒得意忘形。他满怀信心地着手准备大选。在讲台上，他又表演了惯用的伎俩。目击这场魔术的有一个是他的敌人——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的儿子。在柏林举行的一次露天大会上，奥托·冯·哈布斯堡与一群一直在咒骂希特勒的共产党人一起，站在人群的边沿。希特勒出台了。他还来不及开口，那些咒骂他的人们便被吸引住了。“在开口前他就将他们抓住了。他有某种磁性天才。”演讲快结束时，年轻的哈布斯堡大为惊讶，因为他周围的共产党人正与其他欣喜若狂的听众一起欢呼。
尽管希特勒有吸引群众的天才，他的竞选运动却进展缓慢。这是因为，党的财力和人力已严重枯竭，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似乎永无终结的选举也使德国人的情绪一落千丈。戈培尔再也无力掀起先前选举时的那种热情，参加大小会议的人数越来越少。以斯宾格勒为例，永无止境的选举使他怒不可遏；原来对希特勒半心半意的支持此时已变成了讽刺。那年秋天他写道，德国没有真正的恺撒，而货真价实的元首必须“是个英雄，而不是英勇的男高音”。
正当希特勒试图为竞选运动注入生命时，他本人再次遭受不幸。11月1日，数月来一直做他的情妇的爱娃·勃劳恩，也用手枪自杀，一如吉莉·拉波尔之所为。她疯狂地爱着他，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加剧，他们之间连留言也越来越少了。令她更难受的是，有个不怀好意的争风吃醋者，又将元首在竞选时与漂亮女人一起照的相片拿给她看。
万圣节（11月1日）当天午夜后不久，她给希特勒写了一封诀别信，然后朝脖子上开了一枪打断了大动脉。她踉跄着走到电话机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外科医生普拉特大夫说，她朝自己心脏开了一枪。
希特勒顾不上大选一事，带着一束鲜花，赶到私人医院——她在那里养伤。“你觉得，”他问普拉特医生道，“勃劳恩小姐自杀的目的就是为了当你的病人和把我吸引在她身边吗？”医生对元首说，看来她是真心想自杀。她觉得没人理她，不如了却残生算了。医生走后，他转身对同伴霍夫曼说，“你听见了，这姑娘自杀是为了爱我。可我并没有惹她，她没有自杀的理由。”他一边在不安地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很明显，我得照顾这位姑娘了。”霍夫曼反对。谁会因此事拿他是问呢？“你想想，谁会相信呢？”希特勒说。希特勒对人性是比较了解的。谁又能保证她不再自杀？
竞选运动本来就在恶化，可这个偶然事件却又分散了希特勒的注意力。两天后，他又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戈培尔主要与赤色分子一起，搞了一次未经工会允许的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要求每小时增加一普芬尼左右的工资。这两个党的目标原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党共同战斗，这也不是首次。在而后的数天内，天气阴湿而寒冷，国社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警戒线上一起风餐露宿。他们肩并着肩，向破坏罢工者投掷石块，拆除电车铁轨，还修筑路障。
希特勒无法公开谴责他的鲁莽信徒所采取的行动，但在私下里，他却为赶跑了如此众多的中产阶级的选民而火冒三丈。他于是便下令结束罢工。“报界在发我们的火，称我们是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我们却是出于无奈，”戈培尔在日记中解释说，“对此次罢工，倘使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戈培尔的鲁莽之举，使资产阶级为竞选提供的资助也减少了。星期日那天，11月6日，希特勒丢掉了200多万张选票，在国会内也丢掉了34个席位。与中央党的简单的联盟再不能为他取得多数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希特勒洪流业已退去，企图通过投票箱取得政权的战略也已失败。
有议论说，希特勒再次以自杀相威胁。在绝望中他会说这番话，这是非常可能的。然而失败后重整旗鼓的这种方式又再次重演。不到几天，希特勒又从沮丧中脱身出来。待他同意让塞夫顿·德尔默再次采访他时，他似乎已完全恢复了信心。会见是在魏玛的大象旅馆的一个后室里举行的。交谈中，希特勒突然把话题从政治转到一个谣传上——英国希望在德国重建君主制——使这位英国人惊奇不已。德尔默说，这种说法他还是首次听到。“英国政府仅对能使德国建立秩序和稳定的措施感兴趣。”
“很对，很对，”希特勒喊道，“若有人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德国将在火焰中复兴。我快要掌权了，一点也不想当一匹赛马，让王室的骑手骑在我背上。”希特勒这番恶语，可能是针对新近受的一次侮辱而发的——在波茨坦，他曾与继位公主塞西里埃会见并受辱。会见结束希特勒准备起程时，他的随员听见公主喊道：“快把窗户打开，这里气味不好！”元首无法控制之浮夸继续令他难堪。
希特勒的失败也安慰不了巴本什么，因为在国会中他的得票数远远少于他人。他将个人的不悦搁在一边致函希特勒说，新近的选举为团结全德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必须将竞选运动中出现的痛苦置于一旁，将你我二人均想方设法为之效力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8月会晤的回忆太痛苦了；希特勒的答复是一封指责信。以元首讨论会导致误解为由，拒绝了巴本要与之会见的邀请，在最后一次会晤后，你巴本不是公开宣布我希特勒要索取全权，而实际上我只要领导权吗？另外，他也不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演8月13日的一出”——你巴本不是坚持要与兴登堡分担责任吗？“不幸的是，劝你承担你应承担的责任，你却不听。我却承担了我那一份。反之，你总理阁下却使用了欺骗的伎俩——不顾我的愿望，也不听我的解释——成功地诱使我与帝国总统单独交谈……我不想让这种把戏重演。”
遭斥责后，巴本于11月17日下午向兴登堡做了汇报。他说，在他的领导下搞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于次日向休根堡征询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意见。休根堡已不再信任元首。“我认为，从他处理政治事件的全部方法看，很难将领导权交给他。不管怎么说，我对他有严重的怀疑。”元帅又征求他的顾问梅斯纳的意见，问他，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当过油漆匠一节是否属实？未待回答，他又转问白发苍苍的休根堡。“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你可算讲出了我的心事！”他说。接着他便着手使这一神话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可不能让油漆匠去坐俾斯麦的这把交椅。”
次日上午，在希特勒的坚持下，两人私下进行了交谈。谈话一开始就很糟。兴登堡斥责希特勒，说纳粹青年在东普鲁士为所欲为。“不久前，他们在坦能堡高喊什么‘快醒！快醒！’，但我可没睡觉呀！”希特勒解释说，他手下人之此举并无恶意；他们不过是在喊国社党的口号“快醒吧，德国！”而已。
约在一小时后，梅斯纳进来了，谈话更是唇枪舌剑。希特勒拒绝步入非常内阁，除非由他出任总理。“为祖国之利益故，”他说，“我党必须保持，就是说，我必须当总理。”纳粹与共产党搞在一起，在柏林搞运输工人罢工，这又为何？“即使对我手下的人曾有所遏制，”他坦率地解释说，“罢工也同样会爆发，而我却会失去工人的支持。这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
兴登堡虽然很不信任这位“油漆匠”，却在尽力争取与他合作。“我只能将我的要求重述一遍：助我一臂之力。”这是公开号召向他本人尽忠。“我确实很欣赏你本人和贵党的理想，希望你和贵党参政。”但是，他又不能让希特勒出任总理。当然，如果取得了多数，希特勒便可随意去建立他的国社党政府。
希特勒捏紧了放在双膝上的拳头，喊道：“元帅先生！为了与其他政党谈判，首先授权予我，元帅先生，这是合乎逻辑的！”他无法再掩饰愤怒。
兴登堡讥讽地笑了。
室内鸦雀无声，气氛很是紧张。“元帅先生，”希特勒终于开口了，“您似乎认为我会进行独裁统治，其实，我无意这样做。如果您坚持要我在国会内取得多数，那么，我就要向国会提出法案，授权我去处理特殊、紧急的事务。”他能让国会通过这一法令，问题也可获解决。
这，兴登堡是无法接受的。他再次求助于希特勒之军人责任感，试图将问题私下了结。他试图以在战时把他们连在一起的“老战友之情”打动他。“在这件事上，各自让步一半，使你我能够共事。”希特勒走了，与先前一样毫不妥协，但兴登堡却以为他已打动了这位前下士，他对梅斯纳说：“好，看来这位希特勒已一点一点地明白事理了。”
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向兴登堡不断涌来。两天后，他觉得有必要再次见他。这次，希特勒带来了一份经过精心准备的声明。声明说，议会制业已失败，它已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只有国社党人才能阻止共产主义。声明要求兴登堡委任他为内阁总理。
兴登堡再次建议，希特勒需在国会内寻求多数，才能出任总理。希特勒的反应是冷淡的。这次10分钟的会见，再次以总统提出友谊为重而告终。
在而后的数天里，希特勒与梅斯纳交换了冗长的信件，但试图达成协议的努力成了徒劳，因为希特勒一再坚持要出任总理，且要与巴本一样拥有全部权力。这个僵局引起了一群具有影响力的商界头面人物的关注，他们决定向兴登堡元帅直接施加压力。这些头面人物历来是国社党的资助者。他们觉得，国社党上台后，他们能左右其经济政策。例如，希特勒曾向依·格·法尔本保证，他的政府肯定会支持他生产合成煤油。当年早些时候，在向恺撒霍夫一向被称为“友社”的团体发表的一次秘密演讲中，他曾答应取消所有工会和其他政党。
11月底，39名商界名流（包括赫加尔玛·沙希特、前总理古诺，以及像克虏伯、西门子、蒂森、波希、霍尔曼和霍格勒那样的实业巨子在内）联名致函总统，请求他委任希特勒为德国总理。这些实用派人物把赌注压在纳粹党身上了。他们坚信，希特勒的社会主义是个骗局，一旦上台，他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具。（此时，希特勒尚不是受益于德国实业界的主要人物，“在推敲了各种事实后，”赫·埃·图恩纳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德国实业界的财政津贴之绝大部分是为了反对纳粹的。”纳粹党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党费。）
议会制政府的各种机构给德国带来的是政治上的停滞不前。兴登堡发现，他无法组成能与处于僵局的国会合作的新内阁。“我准备随时卸任，”他向中央党主席——他敦促兴登堡舍弃巴本，他的风度也令兴登堡高兴——抱怨说，“倘使我得不到理应得到的国内外人士的信任，我绝不想将自己强加于德国；对此，我是很自豪的。”由于各方令他沮丧，兴登堡便于12月1日将巴本和新任国防部长施莱彻尔召至他的办公室。他们约于下午6时抵达，与梅斯纳和奥斯卡·冯·兴登堡一起，在总统办公桌前，依次围成半圆形而坐。巴本指出，希特勒只有出任内阁总理，才愿意承担责任：他建议，他的政府仍暂时执政。他明白，他不会获得国会的支持，因此必须中止国会一段时间。这一程序会牵涉到总统违犯宪法的问题，但由于局势严重，采取这一行动是有足够理由的。警方若无法维持秩序，陆军便会出面。
“用刺刀是能办许多事情的，”施莱彻尔尖酸刻薄地说，“但，有件事你是办不到的——长期骑在他们头上。”国防部长说，巴本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他提出一项计划：由他自己出任总理，代替巴本。此举将导致纳粹分裂成两部分，而他也能在国会内获得多数。他将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及其一两个心腹在新政府内任职，这便能获得纳粹代表的6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会支持。
几个星期来，巴本注意到，施莱彻尔“已不像先前那样坦率和襟怀坦荡”，他们之间的关系“已明显地变得冷淡”。即便如此，曾助他上任的将军竟提出让他下台之举，确令他瞠目结舌。对巴本实施的政策，施莱彻尔历来都给予支持，有些政策还是他提出来的。巴本懊丧地辩解说，他的国防部长的计划，意味着放弃总统为改善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关系所制订的长远规划。
从早晨开始，讨论几乎未中断过，这使兴登堡筋疲力尽。他一言不发地端坐着，到辩论告终。之后，他起身对巴本说：“总理先生，我要你立刻开始商讨建立新政府一事，我将让新政府执行你的计划。”
施莱彻尔目瞪口呆。与巴本一起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巴本建议他留任数月，以待修改宪法和恢复国会的和平。“那时，我便辞职，由你接管政府。这样，你便会有一开始便万事如意的希望。”
施莱彻尔冷冰冰地进行了反驳，就像路德离开“沃尔姆斯会议”
时那样：“小和尚，小和尚，你选了一条险路。”
在次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此事变得既痛苦又公开化了。巴本将昨晚与总统会商的情形作了一番介绍后，他点名叫施莱彻尔起来。施莱彻尔站起身来并宣布，若在巴本领导下建立新政府，必然会使全国产生混乱。若发生内战，警察和陆军也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他说，在对此事做了一番研究后，总参谋部得出的结论是，像警察和紧急技术部队那样的地方部队已被纳粹分子渗透，陆军无法控制希特勒起义。
由于没有哪位部长对陆军的估计提出异议，巴本连忙跑进总统办公室。被日前各种事件搞得筋疲力尽的兴登堡一言不发，听由巴本抱怨。“亲爱的巴本，”兴登堡的声音已失去了他先前的自信，“如果我现在改变主意，你定会说我是个下流汉。不过，我年事太高了，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我们只好让施莱彻尔先生以上帝的名义去碰碰运气。”
兴登堡扶着拐杖，缓缓起身并走到巴本跟前，与他握了握手。巴本很受感动，看见“两大滴眼泪”滚下“老头子”的双颊。数小时后，他派人送了一幅照片给巴本，作为诀别的礼物。照片上写着：“我有一位同志！”——这是一首著名军歌的歌名。
当施莱彻尔来到总统跟前，总统叫他组织新政府时，他表示抗议：“我是你马厩里的最后一匹马，理应保留。”兴登堡以自己辞职相威胁，施莱彻尔这才接受委派。他是这样说的，也许他真是很勉强。他淡然一笑，表示祝贺，并引了人家一句话——这次用的是拉丁文：“我们这些垂死者向您致意！”
于是，在1932年12月2日，库特·冯·施莱彻尔便成了自1890年俾斯麦之职被取代以来第一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格里戈尔·斯特拉塞请到家里（他们曾在一牙医住处相遇），请他出任副总理兼任普鲁士总理之职。这个提议令格里戈尔感兴趣，但他又忠于希特勒。于是，他便说，他要与他的领导磋商后再议。他没提及的是，元首身边有一层保护圈，圈里人都是些阿谀奉承者和溜须拍马者，且控制了元首，而这层保护圈对此问题已有风闻。不久前，他曾在弗兰克跟前抱怨说：“兴登堡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真心实意地想让他在政府内任职。可是呢，罗恩格林——希特勒周围却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家伙。弗兰克，我看事情好不了：戈林是个残酷无情的自私家伙，他要是当上了什么，德国的事情他才不管呢。戈培尔是个瘸脚魔鬼，两面派。罗姆是一头蠢猪。这就是元首的老‘卫队’。太可怕了！”
施莱彻尔和格里戈尔会晤的秘密，被巴本办公室的人得悉了。他将此事泄露给了一位记者，记者告诉了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又告诉了希特勒。这样，巴本——或曰巴本之同谋——在施莱彻尔问题上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首先受害的却是格里戈尔。他原是代表元首忠实地与施莱彻尔打交道的，他的信念是，使党不至于分裂的最佳办法莫过于立即掌权——即使要以联合政府作代价。
希特勒对格里戈尔原已有怀疑，此怀疑是戈培尔煽起的。可以理解，希特勒自然将此事看成背叛；较温和的顾问们则倾向于考虑施莱彻尔的最新建议——让元首出任副总理。12月15日，党在恺撒霍夫召开了一次领导人会议。在此暴风雨般的会议上，格里戈尔哀求元首接受此职。然而，戈培尔和戈林却强烈反对这桩交易，而希特勒又同意他们的意见。格里戈尔警告说，如国社党不予支持，施莱彻尔就会解散国会。但是，被格里戈尔的“背叛”刺痛了的希特勒，拒绝对此事作进一步讨论。
两天后，格里戈尔在恺撒霍夫再次会见了希特勒。这次，希特勒公开指责了格里戈尔的背叛行径。据称，格里戈尔回答说：“希特勒先生，要说是背叛，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位自愿送信者更够格。我的计划是要阻止而不是要使党进一步恶化。”在盛怒下，格里戈尔找不到适当的言辞，转身摔门而去，坐上出租汽车，奔回埃克塞尔西奥旅馆去了。回房后，他独自愤愤不平。次日，12月18日，他致函希特勒，辞去党内的一切职务，理由是，元首已不再信任他。信中，他并未号召公开反叛，而是敦促党的全体官员坚守岗位。格里戈尔不好亲身将信交给希特勒，于是就付邮寄去，然后便守候在电话机旁。
用戈培尔的话说，这封信“像一颗炸弹”投落在恺撒霍夫。希特勒大为震惊，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不好拿起电话向格里戈尔恳求。可以肯定，格里戈尔是让谈判的大门敞开的，但他既不愿交出在国会中的一席之地，也不愿放弃党籍。由于恺撒霍夫未有消息前来，格里戈尔便打理起行装，往火车站走去。与友人一起喝了啤酒后，他坐上夜车，奔慕尼黑去了。
当晚，希特勒待在戈培尔家里。“我们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全都情绪低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党正在四分五裂，过去的一切工作都成了白费。”凌晨两点，罗伯特·雷伊打来电话说，在党内人士中出现了明显的动摇和不安。他敦促元首立刻赶回恺撒霍夫。希特勒立即赶了回去。但是，早报一到，党部里像开了锅——报上登着有关格里戈尔辞职的大标题！希特勒坚信，消息是格里戈尔泄露给“犹太报纸”的。他气得结结巴巴地说，格里戈尔“在最后胜利前5分钟在他背后插了一刀”。然后，他流着热泪，沉默了。
“如此卑鄙的行径居然也躲过了我们大家，”戈培尔写道，“背叛！背叛！背叛！……多少个小时呀，元首在旅馆房里踱来踱去！……一次，他停住脚步说：‘党如果分裂，我就在3分钟内用手枪了结一切！’”
后来，有人建议，如今之计，最明智的办法还是把格里戈尔召来，将争吵平息。于是，希特勒便令他的司机施列克，“不惜任何代价”，立刻将格里戈尔找来。但，此时他早已在慕尼黑的寓所里了。他匆匆叠起行装，前往意大利休假。那时刚好有个朋友前来探望，他对友人坚决地说：“我是个打上了死亡记号的人。”他告诫他的友人不要再到他的寓所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记住我的话：从今以后，德国将落入一个奥地利人之手，此人是个天生的谎言家，当过军官，是个堕落者、畸形者。我告诉你，最糟的是最后一项：他是披着人皮的魔王。”虽然在内层人物中，像格里戈尔那样用此等言辞谴责希特勒这最少是第二次，但对元首他还是崇敬的。不久前，他还对卢森堡说过：“我生是希特勒的人，为他而战斗；我希望有朝一日作为他的人而进入坟墓。”
同日，党的领导人和地方干部在国会总裁的官邸内集会，谴责格里戈尔。希特勒依然感情冲动，抽泣着说，格里戈尔的背叛，令他震惊。据戈培尔说，与会者“自发地向领袖欢呼。人人皆与他握手，并保证战斗到底，不管发生什么，都决不放弃他们的伟大理想。格里戈尔被完全孤立了，成了死人一个”。
格里戈尔的激烈行动并不是反叛。他只试图将元首从像戈培尔那样的人手中解放出来。他不代表任何派别，也没有重要的党员跟着他一同被人遗忘；也没有必要进行清洗。希特勒只宣布：格里戈尔休病假去了，为期三个星期，是经过批准的。但是，一旦党员们得知元首不再信任格里戈尔时，大家也不再信任他了。
即使如此，希特勒仍为台柱的离去而悲伤，极力将格里戈尔从记忆中抹掉。12月中旬，他发出了两份冗长的备忘录，将格里戈尔的行政权力下放。他永不再允许个人在党内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格里戈尔的大部分权力落入了赫斯之手，因为赫斯“最熟悉（希特勒的）基本思想……和意图”。
元首虽然重新获得了党的控制权，广大党员仍然忐忑不安，士气低落。他们的政治前途是凄凉的。“要使冲锋队和党的干部们保持明确的航向是困难的。”戈培尔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我独坐于此，为诸事担忧。困难的过去，黑暗的未来，无望和可怕的孤独令我困窘。一切希望和可能性均已消失。”
希特勒也陷入沮丧。其沮丧情绪，毫无疑问，又被其圣诞节期间通常出现的意气消沉所加剧（后来，希特勒对其仆人说，他无法随俗，搞圣诞装饰。他解释说，他母亲就是在亮着灯的圣诞树附近去世的）。“我丧失了一切希望，”他在给瓦格纳太太的信中对她送来圣诞节礼物表示感谢后写道，“我的梦想什么也实现不了。”他没有什么希望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一旦我发觉一切均已失去，你知道我会怎样做的。我历来都决心如此行事。失败，我接受不了。我会遵守我的诺言，用子弹了却此生。”
他的敌人认为他欺骗了自己，正在庆祝他的政治死亡。“希特勒完蛋了——不是作为一个鼓动者或一个具有进取心的少数派领袖，而是作为一个可能的独裁者。”在写给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长达11页的报告中，威廉·布里特写道：“希特勒的影响正在迅速减弱，政府已不再害怕纳粹运动的发展。”
据穆伦·施安豪森说，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再次求助于哈努森。这位闻名遐迩的占星家为他算了一次命，且算得很准。他卜出，虽然希特勒的星象在不久的将来对希特勒有利，但要掌权，官途仍受阻。据报道，哈努森曾告诉希特勒，只有一件东西能为他排难，这就是曼陀罗花（其根呈人形），此花在希特勒出生地之小镇的一个屠夫家的院子里，需靠圆月的光辉才能找到。哈努森自告奋勇去完成这一奇特的任务。据说，他于1933年元旦那天返回上萨尔茨堡的瓦申弗尔德大厅，回禀了元首。在庆典上，他将此曼陀罗花和一首诗呈给了希特勒。诗中预言，希特勒将于1月30日开始上台掌权。诗云：
通往目标之道尚未畅通，
合适的助手尚待集中，
有道是三日内，从三国中，
通过银行，一切皆变通！
在月底前一天，
君定达目标——君之转折点，
不靠雄鹰通途，
只靠白蚁开路！
叶飘零，腐叶纷纷坠，
桁将坠，吱声已可闻！
如果希特勒相信这一预言——在报上已发表，遭到讥笑——他也不是认真对待此等事的第一个欧洲名人。占星家路易斯·戈力克曾告知罗马教皇里奥五世，他定能登上教皇宝座；诺斯特拉达木斯曾准确无误地预言亨利一世之死；据说，皮埃尔·勒·克勒克曾令拿破仑坚信自己会当皇帝。不管如何，哈努森预言诗之第三、第四句肯定令元首大吃一惊——因为，他刚接受邀请，于3日内秘密会见前总理冯·巴本，地点是银行家库特·冯·施洛德男爵家里——施洛德是请求兴登堡委任希特勒为总理的39人之一。预见之所以能如此明晰，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哈努森（如同他的更加玩世不恭的同时代人相信的那样）是个聪明的骗子。他的预言是以从可靠的来源处获得的消息为基础的。请注意，“通过银行”是按“Durch die Bank”逐字翻译过来的。这也是个成语，意思是“全盘”，由此，这行字可理解为：“一切均会彻底改观。”也许，狡猾的哈努森故意选用这一含混不清的成语，以包括几种可能性。
当晚，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了“诗歌会”，同行的有赫斯夫妇和爱娃·勃劳恩。之后，他们在汉夫施坦格尔家中喝了咖啡。“希特勒非常和蔼可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使我们想起了20年代首次见到他时的情形。那晚的乐队指挥是汉斯·克纳伯茨布希。希特勒不喜欢那个节奏和解说，不停地评头品足。他确是评得不错的，许多段落他都能哼出来或用口哨吹出来（歌词他也倒背如流），以表明它们是什么意思。”元首以迷人的姿态回忆过去。后来，在离开剧院前，在留言簿上签了名，还郑重其事地写上了日期。之后，他抬头望了望汉夫施坦格尔，压抑着激动说：“今年是属于我们的。我向你保证这点！”
希特勒依期在库特·冯·施洛德男爵家中会见了巴本。会见原计划是要在秘密中进行的，但是，尽管各方事前曾周密计划，消息却泄露了出去。那天，柏林一家报纸的记者（他买通了希特勒的一名卫士），在希特勒和巴本分别进入施洛德公馆时拍了两人的照片。会谈进行了两小时。开始时，巴本建议成立希特勒巴本政府，以代替施莱彻尔政权，巴本与希特勒两人则完全平等。对此令他吃惊的建议，希特勒作了冗长的回答：如果他当总理，他就得在实际上成为政府首脑；他将接纳巴本的一些人去当部长，条件是，他们应同意将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从领导职务上铲除出去的政策。据施洛德说，两人“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离开该地时，两人客气地握了手。
施莱彻尔见到两人握手的照片后，怒气冲冲地闯进总统府，告了巴本一状，说他背叛。他要求总统不再接见巴本，除非他也在场。然而，“老头子”却对这个勇敢的前骑兵特别垂爱，不相信他会行骗。相反，他竟授权巴本让他继续与希特勒非正式地进行接触并令他的秘书将谈判情况对冯·施莱彻尔保密。
数天后，兴登堡进一步降低了施莱彻尔的形象。施莱彻尔计划在东德没收破产的容克
的庄园；兴登堡反对这项计划，支持容克。不错，他是被兴登堡作为下级对待的，但他却犯了一个可悲的政治错误——反应过火。他不但拒绝与叛乱的容克再来往，且公开向他们宣战。这样，兴登堡的客厅里便挤满了容克家属的代表，愤怒地要求解散施莱彻尔政府。不仅如此，施莱彻尔还把军方的愤怒招到自己头上。施莱彻尔将军理应记住，共同的事业把容克和军官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已有两百年了！
施莱彻尔之蠢举的受益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很巧妙地利用了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在利珀争取选举。他把这次小型的运动当作全国大选，把党的全部力量投了进去，目的在于取得较大胜利，以便靠实力与兴登堡和巴本进行谈判。为了能从11月的失败中东山再起，重新在群众中获得威信，他孤注一掷，几乎在利珀的每个城市和乡村发表演说。所到之处，他都受到热情欢迎。1月15日，他获得了39.6％的民众选票，增加了17％。这证明，他个人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选那天，希特勒来到魏玛，“神采奕奕，高兴得像孩子似的”。他称这次成功“是一次其重要性无法估计的胜利”。他满怀信心，竟于次日将他与格里戈尔（他已从意大利度假回来）的矛盾公布于世。在长达3小时对地方长官发表的演讲中，他攻击格里戈尔背叛，还要让众人知道，他不但已与格里戈尔一刀两断，而且还准备“扭断党内所有失败主义者的脖子”。听众的反应是“狂喜”。党内虽有一批分裂主义者准备追随格里戈尔与元首摊牌，但元首本人却无意斗争。由于关系破裂，格里戈尔放弃了在国会内的席位，开车回慕尼黑去了。
格里戈尔最终退出政治舞台后，希特勒觉得安全了。他准备妥协。1月18日晚，他再次与巴本会晤。这次，他们是在柏林郊区时髦的达莱姆的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家里见面的。为了绝对保密，巴本是由里宾特洛甫的司机拉来的，而希特勒的车子则直接开进车房。他，罗姆，还有希姆莱，蹑手蹑脚地从花园里进去。
“希特勒坚持要当总理，”冯·里宾特洛甫夫人在此次会议记录中写道，“巴本再次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他对兴登堡的影响力还不仅于此。希特勒未作进一步会谈的安排。约希姆初步建议，由希特勒会见兴登堡的儿子。”讨论毫无结果便结束了。希特勒的顽固态度令巴本很为难。女主人却不然，与丈夫一样，她对希特勒也产生了深刻印象。她觉得希特勒“这人真了不起，是个正人君子”。
施莱彻尔的地位已日趋无法维持。到1月20日，他几乎敌视每个政党，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的极端正是巴本的机会。自他辞职以来，这位前总理便定期探视他的邻居——兴登堡父子，把快乐带进他们的阴郁的家门。但是，今天他走过这被大雪覆盖的总统府花园，是有具体目的的。他没让总统开心，劈头便将与希特勒会面的情形详细向他做了汇报，还说各保守党派有可能合并。他劝说似的建议，为何就不能让希特勒当总理呢？——只要政出你手就行嘛！
最大的障碍不是总统本人，而是总统的儿子——他公开鄙视希特勒。但是，奥斯卡的此种感情是出自妄自尊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不同。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奥斯卡接受了邀请，于1月22日星期日晚在里宾特洛甫的富丽堂皇的家里与希特勒会面。
他们决定，由奥斯卡带领他父亲的国务秘书梅斯纳一同前往。为了对冯·施莱彻尔总理保密，当晚，他们首先到普鲁士州立歌舞剧院观看演出——那里正在上演瓦格纳的早期作品《艳遇》。一行人抵达剧院时，刺骨的寒风正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吹来。在帷幕升起前，他们的话题之一是数小时前纳粹在共产党总部前举行的示威游行。施莱彻尔准许2万名褐衫党徒游行，却禁止赤色分子的反示威，到后来，自己不得不派出警察部队，用铁甲车和机枪去保护游行者。
幕间休息时，奥斯卡和夫人与许多熟人打招呼，故意把自己搞得很显眼。但大幕落下，为最后一场作准备时，奥斯卡与梅斯纳便从旁门离场，夫人们则留在原地不动。他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上车后才将地址告诉司机。由于未发现有车跟踪，他们便认为已瞒过了施莱彻尔的探子。为以防万一，他们在离里宾特洛甫家还有一段路便下了车，踏着雪步行前往。经一番周折，他们才找到里宾特洛甫的住地。
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兰克已在客厅内等候。气氛很紧张。一阵尴尬寒暄后，希特勒突然向奥斯卡建议，两人到隔壁房间去。梅斯纳还来不及开口，两人已双双走了出去，里宾特洛甫已将房门关紧。据小兴登堡说，希特勒垄断了话题：只有他希特勒才能将德国从赤色分子手中解救出来；只有他希特勒才能当强有力的总理，因为没有国社党的支持，任何其他政府都站不住脚。
一小时后，两人返回客厅，脸色庄重。然后，大家便一同步入餐室用便膳：戴着手套的仆人，给每人送上一个银碗，里边盛的是豌豆和腌肉。希特勒喝矿泉水，其他人则喝香槟酒。来得最迟的小兴登堡和梅斯纳走得最早。夜幕中，大雪纷飞。出租汽车上路后，梅斯纳发现他的同伴“异常沉默，只说了一句：没有办法，只好让纳粹参政。我的印象是，希特勒已成功地迷住了他”。事情可能比这更简单。希特勒可能已以一件公开的秘密要在高层人士中制造丑闻相威胁：早在6年前，为了帮助容克保住财产，政府拨出了一笔“东部援助资金”。凭这一法案，冯·兴登堡总统不仅捞到了一大笔油水（据报道，数目是62万马克），而且还将其资产转到奥斯卡名下，以逃避重税，连转让费也未缴付。这些都是构成弹劾的理由，即使被判无罪，兴登堡的名声也会扫地。
巴本已看出了希特勒给奥斯卡留下的印象。奥斯卡走后，巴本便向元首表忠。他答应支持元首当总理，还发誓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自己都不接受这一职务。秘密会见结束后，希特勒一行蹑手蹑脚地走进车房。但是，施莱彻尔的探子并未被瞒过。翌晨，施莱彻尔给梅斯纳打来电话，提了一个讽刺性问题：他是否喜欢昨晚一人一碗的晚餐？施莱彻尔将军是搞阴谋诡计的大师，他明白，他必须快速采取行动。他对兴登堡说，为了控制纳粹，他需要实行“军事专政”，并试图说服兴登堡去解散国会和停止大选。但是，对施莱彻尔之没完没了的计划早已厌烦的兴登堡，拒绝采取这种紧急措施。
当施莱彻尔建议实行军事专政的消息泄露出去后，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双双说施莱彻尔是人民的敌人。他的计划不仅不符合宪法，而且是“公开的大叛变”。为了抚慰这些唱反调者，他公开发表声明说，他原无意违犯宪法，这不仅徒劳无功，且是个大错。这激怒了休根堡及民族主义党，他们立刻抛弃了施莱彻尔。
鉴于事态突然转而有利于希特勒，他便于1月27日回到柏林。由于首都的阴谋几乎立刻使他大为失意，他便对里宾特洛甫说他要走。“约希姆建议与休根堡联合，组成民族阵线，”里宾特洛甫夫人写道，“希特勒说，该对元帅说的他都说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补充。约希姆劝希特勒，最后那个措施还是要采取的，局势并非完全无望。”
希特勒勉强同意当晚与巴本会谈，但是，待一切均安排好后，他却改变了主意，理由是，他无法自由交谈。他试探着宣布，他真的要离开首都，但又同意由里宾特洛甫代表他与巴本会面。当晚，里宾特洛甫好歹说服了巴本：唯一解决办法是让希特勒当总理。次日上午，巴本将这一意见转达给了兴登堡。元帅拿不定主意。几个月来，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如洪水般涌来。不久前，他的儿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虽然他对这位“捷克下士”——他坚持这样称他——仍与先前一样强烈反感，看来，很明显，“老头子”终于愿意接纳希特勒了。
此时，施莱彻尔正在召开内阁会议：他对阁僚们说，他提议再次请求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将国会解散；如果不成，他便不得不辞职。为了会见兴登堡总统，他暂时休会。这次会见只有10分钟。兴登堡是否同意发布解散国会的法令？“不行！”既然如此，施莱彻尔说，唯一的办法只好由希特勒组织政府。兴登堡说，施莱彻尔政府未能得到多数，他自己或许能找到足以令德国稳定的多数。他接受了内阁的辞呈，并怒气冲冲地自言自语说，关于这点他不想再争论了。
兴登堡似乎六神无主。“我即将所为是否正确，亲爱的施莱彻尔，”他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到了上边后，很快便会知道。”他指了指天空。“我已一脚步入坟墓，上天后我是否会对我之所为后悔，我也没有把握。”
“在此次背信弃义后，阁下，”施莱彻尔尖酸刻薄地回答说，“您是否能上天堂，我还不敢肯定。”
天黑前，巴本与奥斯卡和梅斯纳又一起来到总统办公室。兴登堡再次建议由巴本出任总理，但三位顾问一致重申，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希特勒。“这么说，尽管令人讨厌，我只好委任希特勒这家伙了？”老头子嘟囔道。不过，他又坚持，新政府必须由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称他是“一位举止可爱，不问政治的炽烈的军人”）担任国防部长，由巴本担任副总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法让希特勒接受这些人选。
次日上午，星期天，巴本会见了希特勒，他同意了——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举行新大选，并发布授权法，授予他超过先前恺撒的权力的总理权力。时至下午，巴本向兴登堡汇报说，各方已同意这个新政府。只在此时，巴本才提到希特勒之新大选之要求，并说得听起来合情合理。他强调了希特勒的承诺：这是最后一次大选。
戈林闻讯后，大喜，连忙跑到戈培尔家中（希特勒在那里喝咖啡），第一个将此好消息告诉了元首。据戈培尔的日记记载，三人高兴得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之后，他们起身，热烈地互相握手道贺。正当三人围成圆圈握手时，玛格达·戈培尔端着一盘刚烤好的果馅饼进来，增加了舒适的气氛。突然，施莱彻尔派人送信来说，如果兴登堡提名让元首当总理，有可能会出现军事起义。庆祝立时结束了。希特勒和戈林顿时惊慌失措。谁也没想到应找波茨坦和柏林兵营内可靠的追随者核实一下，部队是否已处于警备状态。相反，希特勒立即打电话给柏林冲锋队司令，命他马上让当地的全体冲锋队处于警备状态。还应警告谁呢？希特勒问。他自己作了回答：巴本，奥斯卡·冯·兴登堡和梅斯纳。当戈培尔和戈林慌忙出去执行任务时，希特勒给一纳粹警察少校挂了个电话，指示他“用6个营警察部队，准备随时夺取威廉大街”。最后，他通知从日内瓦乘火车前来的当选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让他在柏林火车站下车后，立即赶赴总统府宣誓就职——这样便可能随时准备镇压任何叛乱。
军事政变的谣言很快便在政府内部传了开来，使首都整晚惊慌不已。次日上午——星期一，1月30日——在惊慌之余，巴本公馆内又出现了大辩论。民族主义党主席休根堡强烈反对希特勒之举行新大选的要求。看来，新政府又注定要夭折了。休根堡久久纠缠不放，巴本绝望地喊道：“如果到11时新政府还成立不了，军队就要出动了。施莱彻尔可能会建立军事独裁！”休根堡问，消息从何而来？巴本不耐烦地喊道：“是小兴登堡说的！”
就在此时，巴本别墅外传来“万岁”的喊声。希特勒与戈林进来了。那时已是上午10时35分。巴本建议，众人与他一起去总理府。他们踏过被大雪覆盖的总理府花园，上了梅斯纳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们碰见了其他部长候选人。在众人等候进入总统办公室期间，巴本提出了大选的问题。
“大选？”休根堡试探着宣称，他认为此问题已获解决。希特勒把他拉到一边，但，元首的劝说反而惹得休根堡大声反对。希特勒拉起这位老人的手，试图让他息怒，并向他保证，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内阁均不再更动。回答还是“不行”。
就在此时，梅斯纳出现了。“先生们，已超过指定时间5分钟了，”他说，“总统是喜欢准时的。”巴本发现，在成功的关头他的联合正在分裂。“内阁大臣先生，”他请求说，“您是否想拿经过千辛万苦的谈判才取得的国家统一去冒险？您大概不会怀疑一个德国人的庄严的保证吧！”
休根堡在继续陈词力辩，直到恼怒的梅斯纳拿着手表匆匆出去时方才住口。“总统请你们再不要让他等待了，”他宣布，“现在是11时15分了。‘老头子’随时都可能离开办公室！”
希特勒再次执起休根堡的手。此次，他保证与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相商，以保证国会多数尽可能有最广泛的基础。休根堡说，这事留给兴登堡作决定吧——大概是梅斯纳手中的表诱使他这样说。希特勒仓促表示同意，但戈林却喊道：“现在，一切就绪。”于是，众人便列队进入总统办公室。
由于厌烦，兴登堡并未亲自委任希特勒总理之职——如此看轻总理，这还是首次。他也未发表欢迎词对新内阁表示欢迎，甚至连未来的任务也未陈述。宣誓仪式极其简短，其风格像强迫的婚礼。然而，希特勒却未让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无声无息中度过，他发表了演讲，令众人很是惊奇。在庄严地宣誓他将维护魏玛宪法后，他保证在国会中找到多数，使总统不必再签署紧急法令。还有，他将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以待兴登堡做出恰当的反应。但这位元帅，似乎让部队解散似的，只说：“现在，先生们，与上帝一同前进吧！”
哈努森的预言，如果算是预言的话，实现了。那个连高中都毕不了业的人，那个未能考取美术学院的人，那个在维也纳街头当过流浪汉的人，现在，在1933年1月30日，却当上了德国总理。正当他心神恍惚地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希特勒瞥见了霍夫曼——是希特勒带来为宣誓典礼拍照的。希特勒以手击头，喊道：“我的天呀，我把你给忘了，霍夫曼！现在恐怕太迟了！”由于要急忙赶回恺撒霍夫，他未给新阁僚讲话。他站在车内，缓缓通过欣喜若狂的人群——这些追随者把嗓门都喊哑了。
“我们赢了！”他对等候在旅馆的心腹们趾高气扬地喊道。人们蜂拥围了上来；他与女佣男仆，与大亨和富人，热烈握手。
消息传出，德国各阶层人士反应不一。温和派被吓得魂不附体；一般德国人都认为，比去年之国会大混乱，不管怎么说都要好些。青年理想主义者、失去产业者、苦难深重的爱国者以及种族主义者，他们都欣喜万分。他们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在慕尼黑，埃贡·汉夫施坦格尔冲进教室，高声宣布了这一消息。“库特！”他朝一友人喊道，“我们胜利了！我们掌权了！”之后他才想起，库特是个犹太人。库特淡淡一笑，回答说：“我为你高兴。我真希望我是你们中之一员。”
阿道夫·希特勒突然高升，最惊奇的要算是柏林的褐衫党徒了。多年来，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在首都街头冒着生命危险，常常又与元首的愿望相违。现在，他们的梦想一举得到了实现。不过，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报纸才得知当晚要举行火炬游行。
每个身强力壮的冲锋队员和党卫军成员都穿着制服外出。不少人原以为又会与警察发生麻烦的，可他们惊奇地发现，连警察也面带笑容，有些人还佩上了·字章。冲锋队员们举着火炬，于黄昏从提埃加登出发，踏着军乐，以良好的秩序，列队从布兰登堡大门下走过。数以千计的国防军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他们仍高唱着《维塞尔森林之歌》和其他战歌，列队沿威廉大街走过。他们首先向兴登堡致意——他站在总统府的一个窗前；片刻后，他们才向希特勒致意。希特勒站在总统府的一个窗前，深情地俯视着他们。
威廉大街两旁的树上爬满了青年小伙子；孩子们则像“一串串葡萄”挂满了铁篱。在寒冬的夜晚，火流照亮了黑夜，令人陶醉；鼓声雷动，震耳欲聋，热烈的气氛越来越浓。所有这一切都是经由表演大师戈培尔排练过的。连希特勒也莫名其妙地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他从哪里变来这几千几万支火把？”那个小个子博士也控制了电台。通过现场广播，全德国都欣赏到了火炬游行的壮景。
巴本站在希特勒身后，观看了火炬游行。他发现，当队伍接近兴登堡时，人们向他尊敬地呼喊；一看到希特勒，他们便疯狂地欢呼。“对比是非常鲜明的，似乎突出了从一个垂死的统治向新的革命力量的过渡……”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那永无止境的欢呼胜利之喊声“有如警钟，在我耳中回响”。希特勒转身与巴本交谈时，声音哽咽。“冯·巴本先生，我们的任务何等艰巨呀，大功未告成，你我永不分手。”
在那个醉人的夜晚，律师汉斯·弗兰克也站在希特勒身后。“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天我们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在他被绞死前不久，他曾说过，“假若有人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的事件，谁也不会相信。最不会相信的是我。那是光荣和幸福的一天。”在窗下，欢庆胜利的人们高兴得泪流满面。“大家的感觉都相同——生活会更好，”一个曾与斯登尼斯一起叛乱的褐衫党徒回忆说，“从现实看，虽然没理由相信生活会改善，但他们却又相信，他们重又有了希望。我认为，德国找不出另一个人，能像希特勒那时一样，给我们带来希望、信任和爱。”
“那晚的奇怪感觉，有些一直伴我至今天，”曾跟随父母参加游行的梅丽达·玛希曼写道，“那非凡的脚步声，那红黑相间的旗帜所构成的盛景，人们脸上跳动的火光，还有那先前是如此活泼，如此多愁善感，今天又是如此悠扬的歌声……”在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看来，这是个不祥之兆。“火河从法国大使馆前流过，”法国大使弗朗索瓦·本塞写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和预感，观看了这个火流。”
希特勒与赫斯、戈林、戈培尔、罗姆和弗兰克在一间小屋里吃夜宵，他禁不住说个不停。“今天，有些外国人说我‘反耶稣’，”他说，“我唯一‘反’的是列宁。”据弗兰克说，希特勒进而说，他希望将兴登堡拉到他那边来。“今天，我对他说，我今天当总理会像当年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是他的士兵时一样效忠于他的。老头子听了很高兴。”希特勒说个不停，一口气把话题转到了共产主义。“今晚标志着所谓的‘红色柏林’的终结。只有在没有出路时，人们才‘红’的，那些常依靠所谓人民的智慧的人们，又总是对群众无礼。人民的感情或多或少，像女人的感情。”大家踱过花园时，希特勒还在说个不停。“这座总理府，”他说，“像个雪茄盒。接待客人很不像样子。我们得将它全面改观。”
当晚，满心欢喜的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真像是一场梦……像个神话故事……新的帝国面世了。14年的努力，一朝取胜。德国革命开始了！”那晚，德国人很少醒悟到了这点。也许谁也没有想起，海因里希·海涅在不到一个世纪前写下的一段预言性的话：“德国之雷声是真正德国的；它需要时间。但，它会到来的；雷声响时，它将空前绝后，似乎历史上从未响过。这个时刻定会来临……将演出的一场戏剧会使法国革命看来像即景诗……用不着去怀疑它；这个时刻定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