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前夕,霍夫曼邀请希特勒到他家欢度圣诞之夜。希特勒拒绝了。晚会开始后,一个姑娘叫这位摄影师再给元首打个电话试试。出乎霍夫曼的意料,希特勒竟答应前来,“但只待上半个钟头”。人们焦急地等待他前来,尤其是女宾们,因她们谁也没见过他。果然不失所望。“他穿着长礼服,非常潇洒,”霍夫曼写道,“那时,他的头发尚未下垂前额,头发虽然不浓,却更加深了他的魅力。”女宾们特别赏识他的小胡子。
一个漂亮姑娘将希特勒引到槲寄生树下,吻了他
。“我永远忘不了希特勒脸上惊慌和恐怖的神色!这位妖艳的姑娘也感到,自己过于不慎,便周身不舒服,一声也不敢吭了。他目瞪口呆,像孩子一样,一筹莫展,咬着嘴唇,强忍怒气。此事的发生,使室内本来就有点拘谨的气氛此时立刻冷了下来。”霍夫曼试图一笑了之,让气氛活跃起来。“好在不是发生在岁数较大的客人身上。不过呢,希特勒先生,你会与女士们交好运的!”此语并未使希特勒高兴。于是,他便与众人客气地、冷冷地告别。
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以来,他就生活在半孤独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场合,他都感到很难适应。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与埃塞和波纳进行幕后讨论的范围内,拒绝透露自己的新打算,尽量推辞与前来讨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们会见。与此同时,他也避免错误地给普通的追随者泼冷水。这样,他的沉默反而使他们更急于听到他出狱后的首次演说。
为了更快熟悉近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急剧变化,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干扰。在法国,曾要求占领鲁尔的统治集团业已下野,上台的是一个较有妥协性的政府。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不久前,盟国已通过决议,同意让德国较公平地赔偿。在经济战线,由于稳定了马克,经济不致再急剧地出现混乱情形。与法国和平解决问题以及经济的恢复这个双重的前景,意味着希特勒的政治资本已被剥夺。
另一方面,社会也发生了变化,这给他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过去十年来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土崩瓦解。小商贩、自食其力的商人和农场主,也处在风雨飘摇中。在通货膨胀期间,遭遇最惨的是中产阶级。这些人比工人阶级优越富裕,但其富裕却又连同他们的节省和资本一起全被消灭净尽。许多人将其不幸归咎于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正将痛苦转化为仇恨。这样,他们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便易于接受了。
新的一年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困难。他的政治前途如何,就要看他对付这两者的能力如何了。作为第一个行动,他于1925年1月4日做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姿态。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忠诚于新政府并提出与他合作,共同反对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仅使用合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至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松松链子了”。
在这一准备阶段和与世隔绝的阶段,常与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却不在其列。他知道,希特勒与埃塞、阿曼、霍夫曼和汉夫施坦格尔等人,常一起乘车到乡下兜风。对自己被排斥在这一精选出来的圈子之外的举动,他是很反感的。“他很倚重我,但不喜欢我。”罗森堡在后来抱怨说。一来是因为生气,二来也是对党的分裂表示关切。罗森堡力谏他的友人卢德克撰写文章提出警告,除非立即停止互相攻击,否则,党就非灭亡不可。
在给希特勒送去文章的一份副本后,卢德克求见希特勒。会见是在提埃希大街那间小屋内进行的。在攻击了鲁登道夫一顿,接着又大谈特谈犹太人后,希特勒才转而谈文章的问题。他说,卢德克不可能知道起义的内情,也不知道审判的详情,因为他在国外。他讥笑了罗森堡离间他与埃塞的关系的企图(“那家伙指尖上的政治感比他们的一伙指控者屁股上的政治感还强”)。然后尖酸刻薄地向卢德克提出劝告,要他告诉罗森堡,“赶快回头,停止对受损害的无辜者玩弄花招”。
表面上,希特勒似乎拒绝接受卢德克关于停止党内争吵的劝谏。事实上却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关于医治党的创伤的决心,以及他对赫尔德总理所做的保证,很快便见了成效。2月16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党的限制。10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又见诸报摊。希特勒撰写了一篇题为《新的开端》的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按照组织和政策行事,绝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他说,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去打败共同的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动;为党的团结,他决心采取合法行动,也愿意妥协。与此同时,他又要按自己的办法去办党。虽然他曾保证在政府的框框内行事,但却未缓和对他的首要敌人犹太人的斗争。
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8时开始演讲;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4000名听众,而门外还有1000人不能进场。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3名要员未来:罗姆、格里戈尔和罗森堡。“我不愿参加这次闹剧,”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相亲、握手言和的把戏。”罗森堡自尊心强烈,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慷慨激昂的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们,在·字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认为有6000万到7000万人口的伟大民族是毁灭不了的看法,是疯子见识。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动力,它就要灭亡。”),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条件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动员群众的。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他的狂暴感染了听众。“万岁”的喊声顿时在大厅爆发。妇人们在哭泣;人们从后厅往前拥去,有的从桌椅上爬过。曾经是誓不两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样,拥上讲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热泪盈眶。梅克斯·阿曼喊道:“必须停止互相倾轧!人人拥护希特勒!”德国国社党的鲁道夫·布特曼满怀激情地宣布,他的怀疑“随着元首的演讲,全部烟消云散了”。布特曼所用的“元首”头衔,迄今还是用于私下;它说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后,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精疲力竭的希特勒,当晚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一同离开了慕尼黑。他与几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于是密宿,孩子们在多年后才知道有这回事。
希特勒东山再起后的翌日,德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尔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国大选中,78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很明显,这位右派英雄并不同情共和,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未大力加强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旧丛生,而且常常是由于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议向霍亨佐伦家族提供高额财政赔偿,遭到社会主义派的强烈反对,但获得通过;接着又提出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提供赔款的新法案。社会主义派提出进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获通过。甚至连德国国旗应采用何种颜色的问题也导致内阁危机。为这点小事,汉斯·路德总理竟被迫辞职。
国内政治的变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新的动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馆的政治行动来得太突然,胜利也过大,使巴伐利亚政府无法容忍。它只证明,他的口才对巴伐利亚州有多大的危险。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不是按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以踏着尸体的方式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由,禁止他在原定3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希特勒亲口对此提出了抗议。“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取得自由而斗争,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蜚语到处传。”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是很有分量的;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他被迫将讲坛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里。据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忆——他父亲曾领他去过慕尼黑的某沙龙——希特勒说话时犹如在皇冠马戏院里一样,不同的是,他是坐着讲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还挥动手臂。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像放唱片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筋疲力尽……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一坐下来,他又是个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换了一个挡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的基层工作技巧——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希特勒的战术,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团结在元首的周围。
到了3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和奥托·斯特拉塞。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但是,奥托,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却持有保留态度。他想,与希特勒“共度蜜月”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这两人是菲利普·波勒和弗朗兹·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开口说话前必先鞠躬。他虽当上了党的执行秘书,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厅当过会计的施霍茨,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工作起来,他像个计算机,又能发扬吝啬鬼的精神,精打细算。这两人完全臣服于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到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补破裂的友谊,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以及处理私人问题。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的《人民观察家报》里的编辑职务,并致函给他,赞扬他的气节并将他称为“最宝贵的合作者”。
数天后,希特勒又写了一封信,解决了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驱逐他回奥地利。他单刀直入,要求林嗣当局吊销他的奥地利国籍,因为他要做一名德国公民。3天后,上奥地利省政府向他发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对奥地利国家的忠诚”。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除了被驱逐出境的威胁。虽然,他此时尚不是德国公民,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任职。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较迫切的问题倒是那位既不听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罗姆上尉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有意要把冲锋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当元首尚在狱中时,他纠合了冲锋队的残余势力,重新搞了个组织,叫“前锋会”。罗姆相信,如要将前锋会置于党的管辖之下,那么,自起义以来所做的一切就将失去。于是,他便于4月16日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有3万名战员的前锋会可作为全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它必须置于罗姆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请求的同时,他还提到过去的友谊,并立誓忠于希特勒。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个他无法控制的组织,这是多大的灾难。他决心把新冲锋队变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锋会”立即接受他的领导。罗姆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递交了辞去“前锋会”的职务的辞呈,并要求元首书面承认他这一行动。罗姆等了一阵,等不到希特勒的答复,遂于4月30日再次致函于他。“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美好而困难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趁此机会对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谢,并请求你勿将我排斥在你个人的友情之门外。”由于再次未得到答复,罗姆遂于翌日宣布正式辞职,退出政坛。希特勒用沉默的办法,迫使罗姆成为无党派人士,并退出了“前锋会”,而他自己则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标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满活力的冲锋队。
罗姆大吃一惊,感情也受损。据卢德克说,罗姆大发牢骚。“他虽然常常按我们的建议行事,当着我们也笑容满面,但干起事来好像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意、自己的发明创造似的。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厚颜无耻地借人衣裳来打扮自己。因为他摇摆不定,优柔寡断,对问题往往待其发展到无法容忍、情况紧急时才在最后一分钟突然做出处理。原因是,他的行动不像他的思维和演讲那样条理清晰和合理……希特勒做事喜欢自行其是,若碰到有人坚决反对,尽管理由再充足,他也暴跳如雷。但他不明白人家会怎样讨厌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欺骗自己和他周围那些吹牛拍马的人。不过,谁也不会完美无缺,他也有不少伟大之处。很明显,谁也不会比他干得更好。”对一位微不足道的下士曾宽宏大量地施以昵称“你”的罗姆,可以说是在钦佩和鄙视间进退维谷。
那年春天,希特勒个人的梦想至少有两个已得到实现。首先,他好歹算是搞到了一辆红色的新“麦塞蒂斯”,乘坐着它,与心腹同伴一起,在巴伐利亚乡间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其次,他在山村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一个辅助总部。他常在景色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方养神和寻找精神刺激。简朴的生活令他迷恋,他常穿起皮裤外出散步。“穿长裤真是受罪。从前就是在零下10℃的气温里也常穿皮短裤走来走去,它给你一种妙不可言的自由感。”
起初,他住在莫里茨公寓(在奥伯萨尔茨贝格)的一间小屋里。该屋坐落在主楼的上方。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他写完了他的著作的首卷。他的主要“试音板”是当了他的私人秘书的赫斯(每月工资300马克)。在写社论时,他还常请教一位并不积极反犹的前编辑本哈特·斯坦普弗勒神甫和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常把他文中的“最”字砍掉,也极力“使他免除”受诸如赫斯和罗森堡等人的地方观点的影响。但希特勒总是将删去的东西复原,不理睬汉夫施坦格尔的苦口婆心。“除非你看了世界,”汉夫施坦格尔说,“否则你就建不起自己的世界观。”他建议希特勒趁演讲遭禁之机到国外去走一走,花上3至4个月时间便可走遍美国、日本、印度、法国和英国。
“假若我这样做,运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坐牢时,党的组织便四分五裂,现在不得不重建。汉夫施坦格尔说,你回国后“对未来便会有许多新的筹谋”。这也打动不了希特勒。“你的主意多新鲜!”他说,“你想想,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我干吗要学别人的语言?我岁数太大了,没有兴趣,也没有工夫。”
汉夫施坦格尔主动提出教他学英文,便于他日后能看懂英、美的报纸,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希特勒从不拒绝汉夫施坦格尔的好意,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就连赫仑纳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小了。她建议希特勒学跳华尔兹舞,以应付社交场面。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与政治家的身份不符。她丈夫指出,华盛顿、拿破仑、腓特烈大帝等都喜欢跳舞。希特勒反驳说,这是“傻瓜,浪费时间。另外,维也纳人的华尔兹舞也太女性化,不适合男人跳。他们的帝国之衰落,这绝不是最小的因素。我恨维也纳的原因也在于此”。
他对赫仑纳之拒绝,或许与前一年圣诞节她对他之拒绝有关。此时,他正转向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安慰。在贝希特斯加登,在他租赁的房子对面,有一间花店,是赖特姐妹开的(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个“好斗的公鸡”)。姐妹的名字分别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请米茨去参加音乐会,但她姐姐不同意,说希特勒比她16岁的妹妹大20岁。希特勒大失所望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请姐妹俩去参加党的会议。多年后,米茨宣称,希特勒之所为超出了调情:他称她米茨尔,说她的眼睛与他母亲的一样漂亮,还要吻她,她拒绝了;他便宣布,此后两人不要再见面了。但是,不久两人便在湖边散步。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两手扶住她的肩膀,吻了她。“他说,‘我要把你压扁’。他欲火上升。”不久后,他们便成了情侣;她要求结婚,但他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以便同居。
在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家中,他寻找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刺激——在那里,人们从不对他进行挑剔。在这家人眼里,他是英雄,而他也很高兴地扮演一个一心要暗杀他的敌人的神秘人物的角色。他常于深更半夜偷进万弗里德别墅。“夜虽然深了,”弗里德林·瓦格纳回忆说,“他总要跑到孩子们的屋里来,给我们讲他冒险的吓人的故事。我们……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让我们看他的手枪。枪,他当然是随身携带的——很小,可藏在巴掌里,但能装20发子弹。”然后,他就对孩子们说,他眼皮下的那两个疤痕是打仗时被毒气伤的。
在万弗里德,人们叫他“乌尔夫”。大家都喜欢他,连新买来的、见生人就吠的刚毛猎犬也喜欢他。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全爱他。“他好像有特殊魅力……不花什么力气就能将他们吸在身边。对我们说来,他的生活是迷人的,因为与我们的生活不同——好像是故事似的。”
7月18日,他的著作第一卷由埃赫尔出版,在慕尼黑问世了。根据阿曼的建议,书名被改成《我的奋斗》,即他给自己的日记取的名字。销路是好的,至1925年底,已售出10万册。但出版时以及此后,《我的奋斗》却遇到批评,被认为写得很糟,既华而不实又过于夸张,读起来像有政治味道的荷拉西奥·阿尔杰的小说。甚至连它的副标题“算账之时”也是小说式的。即使如此,对一个青年个人政治信念的第一人称式的详尽阐述(虽然为自我服务),却也使读者洞察了席卷德国全境的人民运动的浪潮。
自出狱以来,由于忙于党的政治事务,希特勒的反犹谩骂暂时被掩盖了。这本书是阐述这种感情的渠道,而他也将这主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开诚布公地讲明,他个人生活及其政治生涯的中心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在描述他在帕斯瓦尔克双目失明那一章的末尾,他提出了挑战:“对于犹太人,除了给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是、就是’外,无可讨价还价的。不过,我决心做个政治家”等。一旦当上政治家后,他的任务就是用残酷的方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且以上帝的名义。“所以,本人相信,本人击退犹太人的行动是代表造物主的,本人干的是上帝的工作。”由于德国种族主义在军队的增长,《我的奋斗》的有关章节在军队中备受赞赏,而本书的作者就是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化身。
希特勒肯定明白,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在德国北部全权组织纳粹党是危险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对手。格里戈尔虽然反犹,却不反动,他的政治哲学可追溯至斯宾格勒及战时前线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是军人这个中坚原则。他是国社党左派的典型,这就使他在重新组织革命力量方面的作用特别突出。他身强体壮,为人友善,既能调动群众,又能动员个人;所以,到那年夏末,他给运动带来的繁荣已超出了希特勒之所料。在某些地区,支部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这大都由于格里戈尔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及其不受慕尼黑之独裁领导者控制。
9月初,反南方的斗争在哈根举行的党的会议上公开化了。会议是由格里戈尔·格里戈尔召开的,其目的在于南北联合以反对慕尼黑的官僚政府。会议参加者天真地希望,他们能把元首从反动的巴伐利亚顾问手中挖出来领导德国,使德国永远成为革命的人民国家。格里戈尔的纲领获得通过。代表们投票赞成联合,以求得组织上和在宣传工作中的高效能。代表们也批准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以阐述具有纲领性的政策——包括近乎国家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改革在内。编辑则由一名才华横溢的29岁青年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戈培尔替下了做事慢条斯理的希姆莱,当上了格里戈尔的秘书。他身高只5英尺多一点儿,体重也只百磅余。此外,他细小的身躯又遭小儿麻痹症的摧残,有只脚变了形。幸而戈培尔有各种天才:他的文章文笔流畅;体格虽然弱不禁风,但在讲台上却是一代枭雄:诱人的男中音,富有表达力的手势,一双吸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尔出身于莱茵河上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学术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学,就是战后许多丢掉了幻想的军人成群拥去的那所大学。由于有一只脚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却是身材高大、人才出众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给戈培尔灌输的理想却在他之后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还将他介绍给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后者的神秘主义思想也鼓舞了年轻的戈培尔。
戈培尔被调往海德堡。1921年,戈培尔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了该地。在此后几年中,他写了一本名为《麦凯尔》的自传体小说、几出话剧和许多抒情诗。为谋生故,他曾在银行里干过活,在科隆证券交易所当过巡视员,当过家庭教师,也当过业余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潦倒的岁月中,他与弗里斯格斯分道扬镳了,原因是,他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转向人民社会主义后,在希特勒(“是我们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个弗里斯格斯。与此同时,他也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打得火热。这种分裂的忠贞及其不可避免的终结决定了纳粹党发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进退维谷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化了。在许多方面,戈培尔仍是个革命者,他力图把共产党人转到国社党人一边来。他决心创造一种理论,一种桥梁,“让他们从左到右使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们走在一起”。与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一样,他也认为,党应该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特别是工会的事业。希特勒与戈培尔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此。他希望下次南下时能影响希特勒,并向他证明,共产党与纳粹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奉行国际主义。
11月4日,两人终于在不伦瑞克会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尔的手,这使戈培尔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见我,他很高兴。我如置身天堂。”这次相见,是戈培尔迷信元首的开端。几个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相见,戈培尔之迷信程度更加强烈了。“太高兴了!他像老友一样问候了我,还照顾我。我多么热爱他呀!”
然而,不到24小时,戈培尔又回到北方参加地方长官会议,公开反叛党的中央组织。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协助格里戈尔草拟党的纲领,以便把元首从“反动的”慕尼黑集团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他向左派靠拢。纲领要求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对各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份纲领于1926年1月24日至25日呈交给了在汉诺威举行的两天长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这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里德·弗德尔的突然出现引起的。在戈培尔看来,他是“资本和利息的奴仆,是通货升值的骗子,又是运动的主要纲领的起草人”。据格里戈尔的弟弟说,这些地方长官,除罗伯特·莱伊孤零零一人外,都对新纲领一章一节地进行了投票。对一切均持反对态度的弗德尔最终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接受这个纲领。”与会者提醒他,他不过是个客人,但他仍坚持己见。当他宣布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将皇室财产予以没收的要求,说它是“犹太人的欺骗”时,他被轰了下去。戈培尔猛地站了起来,愤怒地攻击了慕尼黑领导集团。他要求将希特勒开除出党,除非他摆脱他们的影响。这个最后通牒竟出自不久前还称“我多么热爱他!”的人口中,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热爱”的产物,因为他坚信,慕尼黑那帮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毁灭之途。
不管是何种情况,弗德尔关于这次分裂大会所做的汇报,却最终使希特勒采取行动。2月14日,星期天,他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格里戈尔或戈培尔,他未犯这种错误。也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两人都对他忠诚,他们只不过是想将他从施特莱彻和埃塞之流身边引开罢了。他来班贝格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北方干部,而是将他们引上正轨。他用左派的语言圆滑地攻击了左派,然后为矛盾的双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作为折中。他让党跳出政治圈子,将它纳入迷信领袖的神话。他说,党原来的纲领,“是我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将(意味着)背叛对我们的思想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稣。在统帅府前被钉上十字架致死、从兰茨贝格监狱被释放后得到复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领导党和国家达到振兴的目标。
北方干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将希特勒诱入左派,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立场,也不对此进行辩论。相反,在党的领袖问题上他只有一种选择:反对或接受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将意味着党的末日,格里戈尔简短地、神情紧张地作了回答。他失败了。戈培尔呢,除喊了几句口号外,一句话不说,只在日记里写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坚信,班贝格的创伤的愈合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党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于是,他便起程寻找财政援助。2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1919年国家俱乐部”发表讲话——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表明他在兰茨贝格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针对狂热分子,而是针对德国的公民。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心平气和的规劝开始演说。他说,德国在大战中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赤色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他便赢得了听众,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动术,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财富和繁荣。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这是异常出色的演讲。它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终于开始寻找具有最广泛基础的支持。他也没有忘记,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和戈培尔。3月初,格里戈尔投降了(虽有严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随者,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4月,希特勒专程前往慕尼黑,为的是争取戈培尔。在做了两天元首的贵客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三天,希特勒领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3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的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臣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做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格里戈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济援助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什未林位于汉堡东面约60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2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演讲?”哈努森是身体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1932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25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在内心深处,戈培尔已完全倾向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他仍忠诚于格里戈尔——此人对元首仍抱有怀疑。6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绝对独立”,作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愿前往柏林。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愿意接受任何邀请了。“那时,我就不会虚掷光阴了。现在,一切以他的决定为准。他要我吗?”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已使自身处于欣喜若狂的对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爱的同志。他是一条汉子,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那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那颗执拗的脑袋中,你常常可发现某些新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将手势、动作和语言绝妙而和谐地融于一体。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让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动摇腐败的共和国的根基。上次演讲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够保佑我们的了。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们。”
7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4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奥而神秘,”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胆战心惊地从生活的深渊边沿走过。讲的无所不包。谢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条好汉!”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3500名(殷勤的戈培尔将这个数字扩至1.5万)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右手行着举臂礼,列队走过——步伐有点不整。
尽管怨声未绝,而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4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是够威武雄壮了。此时此刻,数字并不使希特勒发愁。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希特勒的铁拳。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重整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个人他是想起用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更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像个孩子:和气、善良、仁慈。像一只猫:多谋、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咆哮、雄伟、高大。一个伙伴,一条汉子。”7月25日,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当晚,戈培尔写道:“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颗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远是他的。我最后一丝疑云消失了。德国将生存下去。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格里戈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格里戈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格里戈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往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格里戈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11月7日,戈培尔启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权力的走廊前进。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进——他撕毁了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的婚约;与她的恋情曾如疾风暴雨。在国社党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颗新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发,或同床共枕?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5万。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效率颇高(这一时期的党员数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使由于退党或开除出党所带来的损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呈交令人迷惑的报告,这样便无须将全部党费上缴给总部。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3辆汽车和25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党的辅助组织也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盟、教师同盟、律师同盟以及医生同盟。
党的最重要的肢体是冲锋队。在魏玛代表大会期间又新建了8个支队,借以证明冲锋队是纳粹党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地方和区域的冲锋队进行了协调。为了适应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选了“天生的组织家”和严于律己者弗朗兹·普弗费尔·冯·苏罗门负责主持这一合法的非军事性组织的工作。“为了从一开始便使冲锋队不具任何秘密组织的性质,”希特勒写信给普弗费尔说,“不应该将它隐藏起来,而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个秘密组织的种种神话……这样,我们今天反对政府的斗争就不致具有某个社团在采取复仇行动的性质;它是个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运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结构和幕后操纵者的一场战争。我们并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战斗的狂热的斗士……我们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者表明,未来之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国社党某一天终将变成国家的主人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领带。采用这种颜色纯属偶然;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可以大量买到。
1926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标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党向慕尼黑起义提交25点纲领那天以来的历史为基础写成的。它有点像历史,而不是自传。自马基雅维利
以来,关于政治,很少出现过如此实用的论述。而希特勒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观点,对只具有街头斗争水平的人们来说,是颇有实用价值的。他对群众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读过几年前在德国出版的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一书的。“集团极易轻信,”弗洛伊德写道,“也易受影响。它缺乏批判能力,对它,未决是不存在的。集团之感觉总是极简单和被夸大,所以,它不知何谓怀疑,何谓未决。”威廉·麦克杜戈尔和古斯塔夫·勒庞也曾表述过类似的原则,但他们的著作尚未译成德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维也纳的一位犹太人指教:演讲者如欲左右群众,他必须“夸张,将同样的观点反反复复地重复”。弗洛伊德也指出,群众是“偏执的,但服从权威……它对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统治和压迫,要求惧怕它的主人”。希特勒从他的同胞那里取其所需可说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他的思想联系起来,铸造出一种可怕的武器。
希特勒的这本书也表明,他已严重地改变了其对外政策。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1920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现在,过了6年后,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600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地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1906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7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希特勒书中对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专为蛊惑人心而写的、转瞬即逝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馆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希特勒并未将耶稣看成是个犹太人,而是一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其荒谬的理由是,他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犹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他便被他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几个月后,自命为弥赛亚的希特勒之最强大的政治武器得到归还。1927年3月5日,不准在巴伐利亚公开演讲的禁令被撤销。4天后,他在皇冠马戏院向一大群兴奋的听众发表了讲话。晚8时3分,外边响起了“希特勒万岁!”的喊声。接着,乐队奏起了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希特勒穿着军衣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随从。在听众的欢呼声和顿足声中,他迅速地沿夹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讲台,厅内顿时鸦雀无声。200名褐衫党徒,在两名鼓手和一面旗帜引导下步入会场。“万岁”声顿时雷动,听众一律举臂行法西斯礼。台上,希特勒脸色严峻,伸出右臂。在乐声中,旗手们打着罗马兵团式的闪闪晶晶的花环老鹰·字旗,走上主席台。冲锋队员们在台下就座,在台上的,则一动不动地立正站在演讲人身后。
开始,希特勒讲得很慢,不慌不忙。接着,他便滔滔不绝。据警方说,他激动得前后跳来跳去,不停地打着手势,“令1000名听众着了迷。当他的演讲被掌声打断时,他便向前伸出双手,极富戏剧性。在演讲的后半部分常出现的‘不’字,也像演戏似的被故意加重”。这是哈努森式的演讲。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演讲,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演讲的方法。只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次,他将合法地,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其迷人的魅力,以达到其目标。
在类似的重要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20小瓶矿泉水,他的衬衣也常被汗水湿透。有时,特别是在夏季,他坚持要在讲台上放置一块冰,以供凉手。每次演讲完毕,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间(这是会议举办者提供的)去洗澡。
在这次及之后的多次演讲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攻击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时,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却把将城市工人争取到国社党一边来的战斗锋芒留给了一位更有资格的人去承担。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去了柏林。走时,他肩背一个旧书包(里边只有两套外衣,几件衬衣,几本书和一沓手稿),买的是三等火车票。抵达后,他发现,柏林区的党组织混乱不堪。他后来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谓党组织根本名不副实,五花八门的人凑在一起,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他的说法虽然比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要不符合实际得多,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叫骂比赛,互抽耳光之举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一名叫哈格曼的人发生争吵,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提出决斗而告终。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很明显,是极端困难的。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还遭到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肮脏的地下室里”。“简直乱透了。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有,有的只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备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到1927年2月,区党部不但偿还了全部债务,而且还有1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演讲,他必先在大镜子前练习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这一切我样样具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能立即从幽默转向伤感再转向谩骂。他常常故意挑动赤色分子,让他们高声抗议,从而为其所用。“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抗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在他看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又是掌握这种艺术的高手——他用美国式的招徕术兜售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的货物似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参战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红字竖起路牌,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1927年2月11日,他邀请许多工人参加群众集会。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常举行集会的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是公开宣战。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高声喊道,议程中有一点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对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被冲锋队轰了出去。一场斗争开始了。83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十多名纳粹分子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将这些人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那里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一招显示出戈培尔作为宣传家的才能。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原是诽谤性的。不料,在而后的几天内竟有2600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其中500人还申请加入冲锋队。
参加大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现在克罗饭店时,听众人数已达5000人。这次大会是为纪念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五一”节而举行的;元首开讲时俨然像列宁:“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他们通过不公平的工资以及财富和财产的多寡,而不是用责任之大小和功劳之大小,不适宜地评价人的价值的办法,剥削穷苦百姓。不管在何种条件下,我们都决心摧毁这种制度。”接着他便大谈特谈所谓生存空间的问题,极力向党员灌输这种概念。他说,德国有6200万人口,面积却只有45万平方公里,何等拥挤!“若考虑到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面积时,这个数字是何等荒唐可笑。”解决办法有两条:用“驱逐最好的人种出境”的办法减少人口,或“使领土与人口大小相协调,即使要用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尔原希望赤色分子捣乱,但一切都很平静,连主要的报纸都未对此次演讲作任何报道。为了使党留在公众的视线内,3天后,戈培尔在“退伍军人协会大厅”组织了另一次集会。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反犹口号(“苦难的人民!谁会拯救我们呢?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印刷了数千份,在柏林全市张贴。戈尔德施密特,德国的大银行家,也被邀出席这次大会。他原拟应邀的,但在最后一分钟董事会劝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书出席。
戈培尔彬彬有礼,又冷嘲热讽,令听众大为开心。“欢迎!柏林的工人!”他说,“热烈欢迎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年轻漂亮的私人女秘书前来!请不必把我讲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你的老板可在明日各报上读到我的讲话。”接着,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谈“犹太刊物”和“报界犹太会堂”。一位捣乱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喊话人是个年长的牧师,他不停地打断戈培尔的话。戈培尔无奈,只好示意让冲锋队给他治罪。牧师被重打受伤,被抬到医院。报纸说,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头发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师(其实,他是个酒鬼,被赶下讲坛,后来成了纳粹党的一名积极分子)。这便激起了公愤,警察局于是下令,宣布柏林的纳粹党为非法党。
禁令使戈培尔感到惊奇和怏怏不快。与此同时,他又用“遭禁而未死”之类的口号,尽力减轻局势的严重性。由于党被打入地下,他只好打出一些天真无邪的旗号,例如“平静的湖泊”“美丽的橡树”“1927年步行团”等,以掩盖其组织。警方施行反击措施,发布了另一个禁令,禁止纳粹在普鲁士全境发表演说。
戈培尔并未惊慌失措。他办起了周刊,恰当地取名《进攻报》,于纪念美国独立日当天出刊,但是,现实却与其梦想大相径庭,第一期便令他震惊。刊物失败了。“多惨的一份省刊啊,”他承认。“胡说八道的刊物!”订阅的只有几百名党员,报摊上只售出几份。但是,戈培尔相信,他的基本想法是好的。于是,他便抄袭共产党报纸的装潢和内容,使之生存了下去。
戈培尔和格里戈尔互相激烈的争吵使柏林问题更加严重,这为7月下旬举行的慕尼黑年会带来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气氛。党在城市里的发展是令人失望的。希特勒并未在会上谈论这种危机,只泛泛而谈,而将其矛头对准贝格勃劳内一个谁也不会为之辩护的目标——犹太人。
对党的低潮,希特勒似乎漠不关心,好像他胸中有更大的事情似的。他在近月来所做的演讲表明,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意识形态。他反反复复地向听众灌输种族主义思想和德国的未来在于征服东方土地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他的假达尔文主义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
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3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这个纲领又向前跨出了一步。约2万名党员,其中8500人身着制服,拥进这个古老的城市。与通常一样,会场非常壮观。在激动人心的军乐伴奏下,与会者打着旗帜,正步入会场。8月21日,星期天,即庆祝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把生存空间的概念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由于他含糊其词,绝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桩下贱婚姻有何意义。他重申了让德国人民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的要求;然后,他指出,权力,只有权力,才是取得新的领土的基础。但是,他说,德国已被三种可怕的力量剥夺了权力因素:国际主义、民主、和平主义。接着,希特勒又将这三位一体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民主与和平主义难道不是犹太人的发明创造吗?确实,希特勒已将生存空间论和反犹主义合为一体了。希特勒对新概念之不系统的摸索已接近成功了。
希特勒仍居住在提埃希大街的那个小房子里。虽然,在德国的某些最豪华的家庭里,他受到好像英雄一样的上宾接待,但他的生活标准仍是苦行僧式的。邻里间传说,他还将自己仅有的几件衬衣和几双袜子与别人共用。在这间陋室里,他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崇拜者,有穷人也有富人,表现出他审时度势,和蔼待人。他给女人们的手吻,赢得了她们对他终身的忠诚;强有力的握手,实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则赢得了男人们的信任。
他的演讲也成了政治敏锐的典范。那年秋天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普斯注意到,希特勒是严格按照提纲讲的——提纲上写着关键的字句,甚至连看来像脱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预先写好的。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特别是反对派认为的那样,是个直观的演讲家。他的讲稿写得很有条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检验他的世界观,但他却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酝酿雄谋大略。“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陈词滥调,只有使用新词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众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驱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人们均可接受。所以,当他首次在汉堡公开出现时。他能在短短的1小时内,使怀有疑心或保留意见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成了满堂喝彩的掌声。后来,连头脑最清醒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更通情达理。”
他也正在学习如何才能满足一般德国人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义期间的吓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间的狂热者;而是个专为祖国谋求福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他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听众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达理的话”,不外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纲领的假面具而已。这个纲领将改变欧洲地图,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那年秋天,希特勒在柏林作短暂停留,亲自解决戈培尔与格里戈尔之争。据奥托·斯特拉塞的说法,希特勒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停止争吵。“那你就去对戈培尔说吧,”他没好气地说,“他才是咄咄逼人。”奥托的与己无关的表现,绝不能反映其兄长对希特勒的态度。元首是专门前来表示他对格里戈尔的信任的。除了让他重返党内外,元首还拟让他担任较高的职务。在巴伐利亚首次公开露面时,是他,格里戈尔,与希特勒一起出现在讲台上;主持最后一次年会的,也是他,格里戈尔。弟弟一再警告说,希特勒的权力已大到有点危险了,但他就是不听。“喂,”他争辩说,“和我一样,你也知道希特勒并不是领袖,而是受欢迎的人民讲坛。他还是可以对付的。”希特勒像一匹顽固的马。“不应该让他把我们摔下,应将他勒住,领他走上正道。”
奥托说,希特勒不是一匹马,而是一只虎,“一旦把你摔下,他就会永远将你除掉”。格里戈尔反驳说,他能驾驭元首,因为希特勒毕竟“是个软弱的人,性情好,又忠诚老实。你不知道他多重视我的话,他经常对我说,格里戈尔,你又对了。若是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人呢?你以为他会对施特莱彻讲这些话吗”?
到了1927年底,从表现看,希特勒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但能个别处理,也能集体处理;在重新建党的问题上,很明显,他的兴趣在于长远目标。进而言之,有些东西他已看到,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在发动大规模运动以扩大党的基础前,他必须抓住某件公众急于解决的事件,在这基础上再动员工人和市民给予支持。同样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某种明确的世界观作指引。这,他在一年后便得到了;但,他所需要的事件都在两年后才产生,且产生在纽约市的华尔街。
新春到了,柏林的党禁也已解除,接着,戈培尔的政治能量爆发,企图在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大显身手,取得大胜。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工人,但他也号召国家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埋葬他们的分歧。“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互相反对则亡;团结一致则能革命,能进步。”
5月20日的全国大选,对戈培尔个人说来,是个胜利,因他被派往国会;但对于元首,却是个失败,因为党只选出另外11名代表。在过去两年中,纳粹丧失了10万张选票和两个席位。这个损失既不是希特勒的责任,也不能怪罪组织不善,而是由于经济状况良好和缺乏一个关键事件使然。只提《凡尔赛和约》和“十一月罪人”再也赢不了选民了。政客们常常是在最后才能看出某种新趋势的;当晚集合在慕尼黑党总部里准备庆祝政治大突破的纳粹精英,被惨败的数字搞得垂头丧气——数字是由通信员骑自行车送来的。
希特勒于深夜前后才到达。他置沮丧的气氛于不顾,向他的追随者发表了一篇富于哲理的,几乎是超然的演说,使大家好生惊奇。老政客们原以为,他们将听到的不外乎是个失败的领袖的评论。但希特勒却大谈其他两个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取得的健康的成就。他既不贬低他们的胜利,也不把它看作是纳粹党的失败,相反,他对这两个“敌”党击败了德国温和的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一事,好像很高兴,虽然高兴得有点奇特。与他的同志们不同,元首觉得,政治前途甚为光明。
大选结束后,希特勒回到了他的灵感源泉地贝希特斯加登。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瓦申费尔德寓所”,在奥伯萨尔茨贝格。这是一所简朴的乡舍,具有上巴伐利亚山区的风格:屋子四周为一圈木走廊;屋顶上用大石压住木瓦,以免大风掀起。首次看到这个别墅时,他“被完全迷住了”。幸运的是,房主(某工业家的遗孀)是个党员,月租才收他100马克。“我立刻给在维也纳的姐姐挂了个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恳求她前来当屋子的女主人。”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费莱德尔和安吉拉·玛丽亚)前来。安吉拉·玛丽亚,又名吉莉,是个生性活泼、满头浅棕发的姑娘,年方20岁。“她并不是真的那样漂亮,”不久前已与赫斯结婚的伊尔塞·普罗尔回忆道,“她倒是有维也纳姑娘那种著名的魅力。”几个评头品足者(包括汉夫施坦格尔在内)说,她“是个头脑空虚的小荡妇,既没有头脑也没有性格,有的是一位女仆般的粗俗的青春”,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都喜欢吉莉。赫仑纳认为,她“是个相当严肃认真的好姑娘”,绝不是个喜欢打情骂俏的女人。摄影师霍夫曼说她“是个逗人喜爱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愁的神态,令所有人倾倒”。另一方面,他女儿亨利埃特·霍夫曼又觉得她“粗俗,好搬弄是非,还有点爱吵嘴”,但,与此同时,霍夫曼又深信,“娇媚得极诱人”的吉莉,是元首的唯一解语花。“若吉莉要去游泳……对希特勒,这比重要的会议还重要。带着盛得满满的野餐篮,我们便开车到湖边去。”连吉莉也无法让元首下水。他说,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在游泳池里被人照相。
他们的年龄相差19岁,与元首先前的情妇米茨·莱特的年龄差距不大。据米茨自己说,出于一时嫉妒,前一年夏天她曾试图自杀。她自杀的方法是颇奇特的:她将晒衣绳一头系在门上,另一头绕着脖子,企图将自己勒死。在她失去知觉后,她姐夫救了她。
在与吉莉谨慎小心地发生的桃色事件中(很可能从未有过性行为),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忆说,吉莉将下一次“法兴”狂欢会上她想穿的衣裳画了出来让他看。“穿这种衣裳,你还不如光着身子去好了!”他一边怒气冲冲地说,一边把合适的衣裳画出来。那时,她更生气,比他还生气。她拾起那幅画,跑出门外,砰的一声关上门。希特勒很是懊丧,不到半小时便又找她去了。
新书的出版,倒也弥补了爱情生活的失意。这本书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政治信念与个人信念的统一。表面上看,这本书没有什么系统,但他的直觉力却是极匀称的;从过去4年来他的演讲和谈话看,为了寻找这种思想,他在自己心灵的莽林中有条不紊地砍杀出一条通路。
从写给梅克斯·阿曼的头几行文字看(“政治是形成中的历史”),很明显,他已开始冒大险。在这本书中,希特勒的一条主要结论是,从达尔文那里得来的信念也许是对的。这使他将自我保存与生存空间论紧紧地联系起来。“生存空间的局限迫使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然而,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毕生斗争却又包含进化的基础。”结果是,各民族之间永不停息地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只能归于一个严格地、专心不二地献身于种族、人民和血的价值的民族。标准一旦降低,纯血若与劣血相混合,灭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记,这个国际放毒者和腐蚀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民族连根拔掉,腐蚀掉。”这是希特勒首次阐明其术语,也是首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对犹太人的仇恨交织在一起。
在《我的奋斗》中,他不过是攻击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并有力地阐明东进以求得生存空间的原委而已。现在,他终于做好了把他的政治与个人信念的头绪合并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连贯的(虽是歪曲的和偏执狂的)新思想的准备,但这是在新书的最后几页才完成的。“本人的任务不是在此处讨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试探着说。犹太人“本身有其特点,使其与地球上生存的其他民族分开”;它不是“一个疆界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语言重复过多少次,但是,此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每个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热,并以此为动力。这种狂热是该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动的基本趋势。犹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继续使用这种非论战式的语言。他写道,犹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与所有人一样,受这种动机驱使的;唯一不同之处是目的不同。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其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这种不同的目标(用较冷静的语言表达)使犹太人成了人类的威胁。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希特勒的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1928年夏,希特勒终于明白了,他的两个最迫切的信念——来自犹太人的危险和德国对较大的生存空间的需要——原来是交织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帝国就会灭亡;若不铲除犹太威胁,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斗争,不会有文化,因而,民族就会腐烂。
很可能,希特勒的极限点就是以此为标志的;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现在,他正面临一项双重任务: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和消灭犹太人。先前看来是分开的但不是平行的两条路,现在是一条路了。这好像是几个月来他在奥伯萨尔茨贝格的别墅里看那双峰一样:两个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通向双峰的路原来是一条!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马丁·路德等反犹前辈,仅在口头上谈论消灭犹太人;现在手中拿着未来蓝图的希特勒,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变成比哈曼更伟大的屠犹者!
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书,后来被称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后32年才首次面世。或许,他觉得这本书太深奥,不适于其追随者,对头脑复杂些的人来说,它又太露骨了;也许,他并不想泄露藏在字里行间的大规模屠犹计划。在字里行间还可找到其种族灭绝的动机的线索。通篇都充满了可泄露其动机的说法:犹太人是“国际放毒和种族腐蚀的大师”,也是“用罪恶的和平主义液体肥料去毒害敢于自保的人们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说,俄国在培植“病毒”;他将德国拥挤的工人区(是生存空间不足的结果)称为“国家躯体上的脓疮”,“混血和使种族变劣、降低种族水平的滋生地。结果,在这些流脓的中心里,国际犹太人的野草在繁衍滋长,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书中对犹太人放毒和腐蚀的恐惧,曾两次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出现。他错误地将签署1918年停战协定的可恨的埃尔茨伯格称为“犹太老板与一女仆的私生子”。他可能是在说他的父亲。“如果某人长了癌并注定要死亡,即使开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他这样写时,心里肯定想着他母亲。
对父亲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恐惧(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亲痛苦地死于癌症给他带来的身心痛苦、愤恨和罪恶感,以及对那位犹太医生的复杂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医生曾用碘酒激进地为他母亲施行治疗——所有这些,都渗透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写完此书后不久,希特勒曾主动找过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也许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党员,阿尔弗莱德·施文宁格医生,求他驱除“癌恐惧”。现在尚未找到治疗的记录;不过,这位精神病医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实现其罪恶目标的黄金机会;施文宁格也未能驱除希特勒之癌恐惧。癌恐惧,以及消灭犹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随他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在柏林,约瑟夫·戈培尔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获青春。1928年夏,他一连为《进攻报》写了几篇文章,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攻击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创造者。他们已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厂里的机器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在短得出奇的时间内,戈培尔就取代了格里戈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这样一来,很明显,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希特勒对戈培尔此举非常高兴,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进攻报》改为双周刊,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奖赏他。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希特勒让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权,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到年底,党员人数增至十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1928年11月16日来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发表演说。由于赤色分子可能扰乱会场,希特勒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卫。他的卫队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年龄在18岁至20岁,个个誓死保卫元首。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简称为“SS”。听众约有1万人,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演讲。开始时,他的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么。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在劝德国人勿吃柑子。在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开了大厅。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要是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了。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是血统——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世界已被平民化。个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只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一个多小时来,他的声音都是逼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已筋疲力尽,“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演讲,“我们反对数字的主义,也反对群众的狂语。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10万。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这10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骗。”这是一次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他的话有如磁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一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道夫·赫斯交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绝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施佩尔,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使施佩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太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吸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画脚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得既吸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党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从表面上看,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证明党已恢复元气,也是献身于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证据,但是,在工作会议上,党的组织却需要撑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机构的办法,取悦德国的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能机构。在允许戈培尔和格里戈尔将工人争取过来的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因为他明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远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剧性的——他公开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老军人们,即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席,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艾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反对接受美国人宽宏大量的战争赔款新方案(“青年计划”)。从表面上看,希特勒这一着棋是自杀性的,因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但他相信,他能制伏对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关于“青年计划”的全国公民投票中能取得成功,以证明其判断之正确。
与此同时,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业界“联姻”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希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购置了一座三层楼房——“巴洛宫”,作为党的全国总部;9月初,他从那间苦行僧式的房子迁至伊萨尔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街区。房子共有9间,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地址是普令斯雷根坦广场16号。他还将提埃希大街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和她的母亲达希斯太太带了过来。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现已成为他的财产),但她却允许女儿吉莉(已21岁)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学医。他对吉莉的感情未变,但关系已变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却在公开追求她——但小心谨慎。偶尔,人们可以看见两人公开出没在剧院或他最喜欢的赫克餐馆——傍晚他常在此处开会。
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他对吉莉是如此迷恋,以至“常常围着她的屁股转,眼中含着痴情,装出热恋的样子”。她常诱使他与她一起上街购物。他向霍夫曼供称,他讨厌“吉莉又试帽子又试鞋,一捆一捆地挑选料子,还认认真真地与女售货员聊天,一聊就是半个多钟头,然后,觉得没她中意的,便空手步出店门”。希特勒明知每次购物必然会发生此种情况——但“每次都像一头温顺的羔羊跟着她”。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是一位严格的舅父。他将这位生性活泼爱动的姑娘的社交活动局限于饭馆、啤酒馆内;偶尔也让她上剧场。在她的苦苦哀求下,即使让她参加忏悔节舞会,条件也是苛刻的:必须由梅克思·阿曼和霍夫曼陪同,且必须按指示于晚11时前回来。霍夫曼警告说,这些限制使她极不高兴,但元首却回答说,他有责任对外甥女严加看管。“我爱吉莉,我可与她结婚。”可是,他又决心终身不娶。他说,吉莉认为是限制,其实是明智之举。“我决心不让她落入投机者或骗子之手。”
在两性问题上,希特勒是失意的。这大概可由他企图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17岁的女儿接吻遭到拒绝来证明。一天,希特勒发现只有亨利埃特一人在家。据她说,他态度认真地问她:“吻我好吗?”通常,希特勒称她“您”,今天却用了“你”(“我喜欢他,他总是那样体贴我。我向父亲要点什么时,例如要钱买网球,或要出去滑雪,他总能帮助我。……不过,要吻他?”)。她客气地拒绝了。沉默片刻后,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缓缓地走开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希特勒与另一位17岁姑娘的约会。她叫爱娃·勃劳恩,在霍夫曼的照相馆里工作。她父亲是个教员,母亲是修女。与吉莉一样,她也是个现代女郎,活泼可爱,像个运动员,喜欢爵士乐甚于歌剧,喜爱美国音乐喜剧甚于恺撒和韦迭金特的舞剧。与吉莉不同的是,她有点发胖,而且有一头美发。“她是班里的捣乱分子,说真的,人人都怕她,”冯·海德纳贝小姐(一位教师)回忆说,“但她很聪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课程的要点,又善于独立思考。”
他们是在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黄昏,爱娃仍在照相馆里整理照片。当时,她站在梯子上,从柜顶上取相片夹之类。“就在那时,”她后来对妹妹说,“老板进来了。同行的还有一位男人,那人的胡子很是可笑。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他俩在对面坐下,刚好面对着我。”她意识到,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刚好把裙子剪短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裙边没有怎么弄齐。”
她下梯后,霍夫曼便将她介绍给了新来者。“乌尔夫先生,这是我们的好姑娘爱娃小姐。”几分钟后,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肠了。“我饿极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肠。出于礼貌,我也喝了点啤酒。那位较年长的先生夸奖了我。我们谈论音乐,还谈到了斯达茨剧场上演的一出话剧。我记得,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吞下去。后来,因为天快黑了,我便匆匆离去。他想用他的‘麦塞蒂斯’送我,我谢绝了。要是送了,想想我爸爸会作何反应呢!”但是,在她出门之前,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问她:“你没猜到他是谁吗?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啊?”爱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带着鲜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馆,“送给霍夫曼照相馆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他难得带她出去;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黑暗的角落里去喝茶,也不再到施霍宾去看电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照相馆了。也许,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吹嘘她是希特勒的情妇,他要跟她结婚。霍夫曼确信,她从未去过希特勒的住地,他将她叫到办公室。爱娃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威胁她,如果她再胡说,就将她解雇。
1929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虽然,在清点票数前他已死去。为了击败这一温和措施,希特勒与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需要2100万票,而他们获得的票数却只是600万。对胡根贝格,这是个致命的失败,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失败变成某种胜利。希特勒是个从不拥护某种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他转而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盟,其不可预测,就跟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此时,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扩大了这一力量——为行将到来的全国选举做好准备。但是,高度评价纳粹的观察家却极为罕见。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录的一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自1924年以来希特勒已渐渐被人遗忘。”柏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乌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两人均同意这一说法。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胜利,而他也觉得,如果能将工人重新争取到他的事业上来,取胜是可能的。为此,他必须采取新的激烈的宣传策略。1930年初,有个法律系学生死于柏林,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这个学生叫霍斯特·韦塞尔,21岁,父亲是个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韦塞尔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成了一名忠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街头血战中丧生。他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愤怒》杂志上,后来还配上了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曲子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的酒吧音乐雷同。”原歌词大意如下:
你我眼色相遇,
你我嘴唇相贴,
你我情意绵绵。
韦塞尔不外乎将“曲调加温至进行曲”罢了。这首诗叫《高举旗帜!》,系为纪念牺牲的同志——“被‘红色阵线’和反动派枪杀的”——而作的。韦塞尔和前妓女埃娜热恋,与她同居。为了将二人赶走,房东太太求助于共产党人。结果,一群赤色分子冲进这对情人的居室。据报道,这群人的领队、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这是为什么!”然后将韦塞尔射杀。为了从这一可悲的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老板——实则不是。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变成工人阶级的耶稣——实则也不是。“他抛弃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说家戈培尔写道,“来到鄙视和唾弃他的人们中生活。在那里,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在租来的一间小阁楼里,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青春气息的、朴素的生活。他是社会主义的耶稣!是一个以贫困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
当奄奄一息的韦塞尔躺在一家医院里时,戈培尔将这私人间的小争端变成政治上的谋杀。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歌:“彩旗飘,战鼓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旗帜高高飘扬!”2月23日,韦塞尔终于死了。“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继续活在我们中间。”戈培尔写道。他“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为了把这一宣传运动推向高峰,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见的。戈林也一样——为争取被选进国会,在瑞典治疗毒瘾后,他已赶回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局势已够紧张,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毕竟,议会中我们才有12人,势单力薄,无法从中捞取资本。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么,对共产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戈林是正确的。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袭击,送葬的队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队伍。当戈培尔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冲锋队员喊“在!”时,石头从墙外飞来,打在坟上。宣传家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棺材入土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亲人,依旧与我们在一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阴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跨过坟墓,前进!德国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无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间或啤酒馆中殴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时,若他们团结起来,这并不是件怪事。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双方均相信,只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对议会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议对游行队伍的镇压,还喊着同一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还有,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戈培尔称他为“伊西多尔”),都认为警察是“伊西多尔”的部队,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榨干了宣传油水后的两个月,希特勒与奥托·斯特拉塞之争公开化了。自他哥哥前往慕尼黑担任党的要职以来,奥托便成了格里戈尔创办的3家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它们虽然仍挂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观点的论坛,而这些观点却常常是与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驰的。4月间,奥托·斯特拉塞全力支持了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使他们之间的分歧达到了顶点。工业家们,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格里戈尔——如果他还需要领津贴的话。
开始时,希特勒采用了威胁手段,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便亲赴柏林,以使用其私人的影响力。两人在“山淑西饭店”两度相见。在7个小时里,希特勒竭尽阿谀奉承、威胁利诱、坑拐哄骗之能事,然而,两次会见的结果,却只是暴露了分歧而已。两人均寸步不让;希特勒提出让奥托当党的宣传部长,遭到后者的拒绝。尽管两人未能达成协议,奥托及其左右却未立即与党分裂,“因为还存在着希望,希特勒是受讨论影响的”,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弃“罗森堡路线”。他们也不愿把分裂搞成一个公开事件,因为这可能损害党在行将到来的萨克森州大选中获胜的机会。然而,奥托·斯特拉塞却也醒悟到,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是不可能再留在纳粹党内的。这是因为,希特勒曾承认,他拟采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并与工业界打交道。会谈还暴露出,希特勒决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可作无穷无尽的解释”,以便使用绝对权威这个手段达到完全控制党的目的。他本能地明白,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具体的纲领,元首原则也将被危及。
年轻的奥托竟敢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他顶撞,这,希特勒肯定觉得受到污辱。然而,当他驱车回到慕尼黑后,他既没有发表评论,更没有公开进行攻击。他也未对奥托进行威胁,尽管“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他只在报上宣布(一如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之所为),在柏林未发生任何争执,他与奥托两人意见一致。希特勒所采取的做法,不是公开惩罚叛逆者,而是将支持奥托的党员一一开除出党。6月底,他才向戈培尔发出遮遮掩掩的指示,让他将奥托·斯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清洗出党。“只要由我领导,”他写道,“我就不允许国社党变成根基甚浅的文人和沙龙里的布尔什维克辩论的俱乐部;它将一如既往,是个有纪律的组织。它的创立不是为了愚蠢的纯理论研究,不是政治上的候鸟协会,而是为德国的前途而斗争——到那时,德国将不复存在阶级差别,新的德国人民将自己决定命运!”于是,他指示戈培尔,要“无情地将柏林的那些异见分子清洗出党”。戈培尔在几星期内便这样做了。后来,奥托公开号召社会主义者总退党,但只有24人响应,连奥托的亲兄弟也反对这样做。格里戈尔与另外两名左派党员共同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格里戈尔曾对友人说过:“我弟弟永远是个逃兵,他的出走及其向党发动的进攻纯属疯狂愚蠢之举。”
奥托·斯特拉塞与希特勒公开分裂一事,引起了报界的轰动,但在党内却几乎无声无息。在南北双方长期的分裂斗争中,希特勒极力充当仲裁人,一心只想要双方妥协;得胜后,他是很宽宏大量的。他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在党内身居高位,甚至在奥托当着证人的面让他难堪时,他也尽力将他们的分歧减小到最低限度。他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奥托迫使自己出手似的。现在,互相残杀的战斗已经结束,希特勒可将其精力全部集中在将于9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上去了。
1930年,希特勒几乎给每个选民都带来点什么——农民、工人、学生、爱国者、种族主义者,以及中产阶级的市民。他广泛兴趣的共同点集中在全球的经济萧条上。这次危机是1929年华尔街的冲突引起的,使德国显著的复苏立时告吹。到那年夏末,德国的失业人数已达300万,而勃鲁宁总理的减少开支的经济政策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希特勒暗想,使他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国的紧迫形势终于出现了。他向工人们发出的呼吁是用共产党人的辞藻表述的。“德国的工人们,觉醒吧!挣断你们的锁链!”——戈培尔的《进攻报》报是这样宣布的。对农民们(由于世界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他们的利润正化为乌有),希特勒提出了调整税收和进口关税的主张。没有工会撑腰的中下层阶级所得到的是希望,以贫困为耻的中产阶级所得到的是自尊;对大学内外的青年理想主义者而言,他们获得的是一个理想的新世界。
青年理想主义者的人数虽不多,但他们是希特勒未来斗志昂扬而又忠贞的干部。当希特勒宣扬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私自利、保证建立社会大同和一支为实现社会主义、使德国永葆青春而斗争的十字军的尖兵队伍时,他们一个个听得着了迷。他们相信,希特勒将创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游荡,高呼着与他们的共产党敌手们共用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新兴起的一代“觉察到,事物正在发展,可怕的停滞不前的状况业已结束”。有个追随者回忆道,“要真正理解它,你就得在其中生活。”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刻,去为吸引大多数青年理想主义者呼吁,而希特勒是唯一能理解这一呼吁的力量的政治家。
不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甚至皇室,都被他吸引过来。那年春天,德皇的稚子奥古斯特·威廉(“奥威”)给他的亲爱的战友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从心底里愿意”告诉他,他刚被吸收入党。“这是我深受感动的时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您,并向您表示效忠。”王子害怕共产主义会传播开来;他的转变也影响了菲利普·冯·赫森亲王——德皇的侄儿,维多利亚皇后的孙子。后者也转而支持希特勒。
1930年,希特勒也为德国人带来了某些新的东西——团结的感情。他欢迎人人都加入远征,没有阶级界限;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自觉自愿地跟随希特勒,在反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战斗中,在为生存空间和德国利益的斗争中,殊死战斗,直至最后一息。“我们感觉到的,”一位早期的党员写道,“也是我们的心迫使我们想的是:希特勒,你是我们的人。你讲话时,就像是个曾经上过火线的人,曾与我们一样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不是坐软席的人,而是像我们一样,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军人。”正是这个超自然的呼吁才把形形色色的投票者的感情调动起来。除了对人民团体和工人外,希特勒并未坚持反犹——特别是“清除”犹太人的问题。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和理想主义者,这个问题只在耳语中或者若无其事地谈上几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为了推行其包罗万象的计划,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在最后6个星期内,竟发表了20次重要的演讲。希特勒是个生就的政治家。他发现,与群众在一起,与人们握手,亲婴儿的脸蛋,向妇女鞠躬,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还能受到鼓舞。他更常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阶级的追随者一起吃饭,而不是与上层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小职员、小商人和劳工均具有吸引力。
为了接近每一种人,希特勒所采用的虽然是分别发信的方法,但他从未忘记他在兰茨贝格的教训:他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许自己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场。对百万富翁、赤色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以及带来失业、使农产品价格下降、将中产阶级的节余洗劫一空的那个“制度”,希特勒则反反复复地进行抨击。他不是以阶级去对抗阶级,他能将他们全团结在一起。
德国——在此事上可说是全世界——从未如此服从过这种引诱。戈培尔组织了6000个集会——在大厅内,在能容纳万人的帐篷下;在露天,还有火把游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贴满了醒目的红色口号标语。纳粹发行的报纸,常常发行某一运动的专刊,且一印就是数百万份,在全德国可说是铺天盖地;若是卖不出去,他们便免费散发。
在大选当天上午对工人们的最后一次训示中,戈培尔就如何操纵选举的问题,对他们提出了忠告——虽可笑,却是可靠的忠告。“开玩笑地做,认真地做!要像人们通常对付他们的办法去对付你们亲爱的同仁!要刺激他们,让他们发火,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当天,全国的投票站前排满了长长的队伍。投票总数为3500万,比1928年多出400万。希特勒于午后来到慕尼黑的选举中心。迎接他的是纳粹党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米勒兴奋地说:“我们赢了!能得到66个席位!”自1928年以来,他们只占有54个席位,若与此相比,增加的席位当然是惊人的,但希特勒却说,如果德国人民能正确地思考,数字可能会更高。“我内心在说:‘有100个席位才好呢!’”实际上,他们得到107个席位。“那时的心情我该怎样表达呢?我们的席位从12个增加到107个!”
使国社党人惊奇的东西,对他们的反对派却是令人作呕的震惊。为避免差错,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对选票,在核对无误后才宣布:纳粹得票637.1万张,占总票数的18%以上。不到两年,希特勒的党便从得票81万张一跃成为帝国的第二大党。在宣布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后,社会民主党错误地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赤色分子。
共产党也取得了得票132.6万张的伟大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失去了6万张票。这表明,希特勒的胜利是以中产阶级政党的失利为代价的。纳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来自农民和农村的中下层阶级,以及德国北部的新教徒区。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为数不少。在啤酒馆起义前,希特勒几乎全在叛徒中、在觉醒者中和在绝望者中争取选票。现在,他得到了希望他能为他们带来好日子的人们的支持。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弹性吸引力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说,但是,使他们走上投票站的却是党的高效能垂直机关中的成千上万的支部领导人和支部领班的不倦的工作。
过去一年多来,汉夫施坦格尔的尖酸刻薄的讲话曾使希特勒疏远,但在选举中取得的惊人的胜利却使汉夫施坦格尔重新受宠。赫斯在电话中对他说,元首急于要见他。半小时后,希特勒便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家里。希特勒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党的外国新闻部主任,“我们的前途事业极伟大,用不了几个月,最多一两年,我们便要全面掌权,这是不可阻挡的。你的联系很广,能为我们做出伟大贡献。”
汉夫施坦格尔接受了。几天后,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莱比锡——在那里,3名年轻军官因被指控在军队内进行纳粹宣传而受审。9月25日,希特勒亲自出庭作证,作了一次聪明的、模棱两可的讲话,几乎吸引了每一个人。他保证将用和平的方法即投票取得政权,还向部队表忠,并答应与可耻的《凡尔赛和约》作斗争,即使要用“非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在演讲结束时,他向党内的革命者宣誓,一旦取得政权,他就要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庭。“到那时,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之仇便能得报,人头将会落地!”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政治灵活性,几乎使市民和革命派同时得到满足;对前者,他许诺的是和平愿望,给后者的是血腥的复仇。他讲话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因为他是德国第二大党的发言人,他的关于《凡尔赛和约》的煽动性言论已不再是一个政客的毫无意义的高调。
汉夫施坦格尔受到外国记者的包围,他们纷纷提出要采访德国的新现象。希特勒匆匆为伦敦的《星期天快报》草拟了一篇文章。“这次大选,”他写道,“活像是为德国人民量体温。全世界吃惊地发现,德国在发烧——发高烧。这个温度必然会继续上升——以反对现存的条件与无法承受的重负。”他不但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和“青年计划”,而且还要求“归还波兰走廊,因为它像从我们身上割下的一块肉”。然而,他却矢口否认德国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指责威尔逊总统违背了自己向帝国许下的庄严的诺言。“如果德国人民仍需像今天一样受苦,明天仍要受苦,”在结束演讲时他警告说,“那就让我们在‘不行’声中受苦,而不是在我们的‘可以’声中让别人将苦强加给我们。”
几天后,希特勒改变了他的步伐。他向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说,他将严格地在合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倘若我们像你们那样活动——如果处在我们的位置上——请你们别谴责我们。我希望,英国永不致像德国那样,但是,如果她像德国的处境那样,在最困难的时刻,遭到背后插刀,那么,英国一旦重新站立起来,她会采取什么态度?英国的爱国者对他们的民族中那些企图破坏国计民生的人会采取什么态度?”
两星期后,10月13日,107个身穿褐衫的纳粹代表,列队进入国会以参加开幕式。点名时,人人都高声回答:“有!希特勒万岁!”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托尼·山德对此大吃一惊。“这是‘雅利安’民族的精华!——这帮吵吵闹闹,大喊大叫,身穿制服的家伙!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面孔。我越观察,所见的东西便越使我震惊:许多人的面孔都是犯人和堕落分子的面孔。与这伙歹徒同坐一堂,这是多大的堕落!”
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在国会的讲话是比较稳妥的——“让我们就此止步吧。只要民主依然存在,我们就按旧制度行事好了……只要适合我们的需要,我们现在拥护魏玛共和”——然而,在首都街头发生的事情,却为未来的事件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数以百计的冲锋队便衣业已在捣毁犹太人的商店、咖啡馆和百货商店的橱窗。
对希特勒而言,紧跟着9月大选的国际宣传,既好又不好。随着希特勒声望的提高,他的侄子,与母亲一起居住在英国的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便慕名来访。1909年,在都柏林当侍者的小阿洛伊斯,与爱尔兰姑娘布里吉·伊丽莎白·道林结了婚。由于阿洛伊斯不断变更谋生的方法,他们的日子过得既紧张又忙碌。阿洛伊斯在利物浦开过小饭馆,将它变卖后又买了一所供出租的公寓。他当过旅店老板,破产后,成了出售刀片的小贩。布里吉过不惯这种艰苦的生活,曾几次出走。威廉·帕特里克出世后,夫妻争吵得更加厉害了,原因是,阿洛伊斯遵循他父亲的教条,认为对孩子们从小就得严加管教。他趁布里吉不在家,几次毒打了婴儿。威廉·帕特里克长到3岁时,家庭便破裂了。据布里吉说,阿洛伊斯抛弃了他们,自己只身返回德国;但阿洛伊斯则对亲友们说,他的妻子与一工程师私奔,还把孩子带走了。
当布里吉与她的儿子在报上看到希特勒在大选中获胜时,他们认为,“这是搞钱的好机会,便同意让赫斯特报纸的记者采访。”阿洛伊斯毕竟从未寄钱来养家!于是,他们便在伦敦开始与赫斯特报纸的代表谈判。10月上旬,威廉·帕特里克的照片便在美国的报纸上相继出现。照片的解说词说:“在伦敦工作的小职员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是德国的新政治首脑阿道夫·希特勒的侄子。他生于利物浦,对叔父的目标知之甚少。”事实上,他的确知之甚少,不得不写信给父亲,询问这位新政治首脑的生平。“父亲回信了,”多年后他对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说,“信中说,阿道夫要求开家庭会议,现随函将车票寄去。”一到慕尼黑,母子二人便发现,希特勒“怒火满腔”。在有安吉拉·拉波尔和阿洛伊斯参加的家庭会议上,希特勒说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你们休想爬在我背上,白白骑着我出名”。他说,由于小阿洛伊斯未与布里吉离婚便又重婚,把家事泄露给赫斯特的报纸,这种做法会毁灭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机会。“我历来是多么小心谨慎,不把自己的私事泄露给报界!”他说,(据威廉·帕特里克9年后在《巴黎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我的身世切不可让这些人知道,切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即使在我的书中,关于这些事情,我都只字未提,确实只字未提,现在呢,我的侄儿偶然被发现了。他们在搞调查,还派出间谍去挖掘我的身世。”据《巴黎晚报》的那篇文章说,说到这里时,希特勒愤怒地宣布,威廉·帕特里克连一位亲属都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小阿洛伊斯(他在场听到了这些,未发表评论)是大阿洛伊斯·希特勒收养的义子。他与他母亲(据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称)应立即返回伦敦并通知赫斯特的报纸,纳粹党的领袖是另一个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他们的亲属。这种解决办法使希特勒“很高兴”,在敦促母子二人“尽快返回英国,现在和将来均断绝一切关系”后,希特勒给了阿洛伊斯2000美元,作为母子二人在慕尼黑的费用和返家的路费。阿洛伊斯支付了费用,买好了车票,并答应将余额如数邮寄出去,因为这样做“安全得多”。威廉·帕特里克发誓说,钱压根儿就未收到(奇怪的是,在此后不久,纽约的赫斯特刊物《美国人》便发表了由小阿洛伊斯·希特勒署名的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报道。文章中,小阿洛伊斯称他的弟弟是个既讨人喜欢又慷慨大方的孩子,还是个梦想家,其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如天地。在他母亲死后,阿道夫曾将妹妹带至维也纳,在那里,兄妹二人与无情的穷困作了艰苦的斗争。阿洛伊斯写道,为了养活保拉和他自己,阿道夫不得不去扫街和干其他体力活。后来,他便去了慕尼黑,当了房屋油漆工和装修工)。
在威廉·帕特里克与母亲回英国后不久,希特勒将其律师召至普令斯雷根坦广场的寓所。希特勒指着眼前的一封信说“这封信与一桩‘可恶的’讹诈案有关,是他的一位最讨厌的亲戚搞的,还涉及他的祖宗”。据汉斯·弗兰克的回忆,希特勒指的是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此人“暗示”,报界对希特勒的祖先的某一方面很感兴趣——就是说,他有部分犹太血统。于是,元首便令弗兰克秘密调查此事。
他从“所有可能得到的来源”收集的报告是最令人不安的:希特勒的父亲看来是“林嗣城附近的里昂丁村一个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厨娘的私生子,她受雇于格拉茨的一家人家”。这位厨娘“为犹太人弗兰肯伯格工作时生下了一个儿子。19世纪30年代末,弗兰肯伯格代表他19岁的儿子给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女人的儿子支付了一笔从出生起至14岁止的‘父道津贴费’”。弗兰肯伯格与厨娘(希特勒的祖母)还长期通信,“通信中谈的大致是,当事人心里都明白,施克尔格鲁勃怀这个孩子的时间、地点,使弗兰肯伯格不能不付出这笔津贴”。弗兰克的报告得出了遗憾的结论:希特勒的父亲是半犹太人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元首激烈地对弗兰克的推论提出了挑战。他狼狈地解释说,他祖父贫困不堪,伪称弗兰肯伯格有父道之嫌,成功地敲诈了一笔津贴。希特勒发誓,这情况是他父亲和祖母亲口告诉他的。弗兰克的证据肯定使希特勒胆战心惊,否则,他怎会撒出这个弥天大谎来:他出生时他祖母已去世40年,更重要的是,他承认祖母确曾收过犹太人的钱,这样一来,他的血统不纯便大大有可能了。阿道夫·希特勒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机会是极小的。格拉茨大学的尼古拉·普里拉多维奇所做的研究对弗兰克的证据提出了某些怀疑。在格拉茨(奥地利)的犹太人会员登记册中,他未找到有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的记载。这些登记册由1856年,即希特勒的父亲出生后19年开始记载。但,那是因为犹太人于1496年被逐出斯苔尔马克,于1856年才获准返回该地之故。据普里拉多维奇说,在此之前,格拉茨“无一犹太人”。重要的是,他自己生怕有犹太血统。为了确信,他此后至少调查了两次。据从1917年起便认识希特勒的内科医生舒赫回忆,他“一生都在痛苦地怀疑他有没有犹太血统,他常与我们谈及此事”。希特勒要求别人拿出雅利安人的证明文件来,而自己却拿不出。这便可说明他为何要对威廉·帕特里克说:“切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
尽管私事如此烦恼,希特勒1931年的预兆是好的。他一夜之间成了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自出版以来,《我的奋斗》年销量不过6000余本,到了前一年,销量猛增至54086本。这给他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似乎未有尽期。另外,党的新总部“褐色大厦”又于新年的第一天开放。这座用特种捐款、希特勒集会的收入、赠款及党费购买和装修的大厦,代表了纳粹党的实体和义务。希特勒、赫斯、戈培尔、格里戈尔和党卫军的办公室设在二楼。元首的办公室很宽敞,红棕色,相当漂亮。窗户通至天花板,俯瞰科尼希广场。办公室内有一座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墙上挂着许多画,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团首次进攻弗兰德时的情景。“希特勒不常在办公室。”弗兰克回忆说。他的工作方法是毫无系统的。他可能“像一阵风似的进来”,但还没有坐下,“又像一阵风似的出去了”。若被堵在办公室里,他会仓促地把事办完,然后便会“来上一小时的长篇大论”。
他喜欢在楼下的小餐室的角落里消磨他的时间。那里有张“元首”台,上边挂着一幅迪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他对这里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厦”里坐办公室的生活对他是不适合的。他的欲望是动,是为自己和党取得人民的支持,或与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支持他的人们进行高级谈话。1931年希特勒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艰巨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所致。党的发展,使党的官僚机构的每个部门也膨胀起来。其结果是,各部门互相摩擦,互相嫉妒。
最头痛的是党卫军,因为许多党卫军的成员对希特勒要守法之说不以为然。他们常将暴力传统引为自豪,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慕尼黑的文官俯首帖耳。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许多人心里想的是社会主义,与他们的共产党对手一样,具有革命热情——这正是使元首难堪的。从一开始,他便与冲锋队的领导人意见不和;前者要把冲锋队变成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而他却坚持己见,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群众集会,以及宣传政治忠诚。首先闹别扭的是罗姆上尉。他因为与希特勒意见不和,自愿流放到南美去了;后来是普弗费尔·苏罗门——他也提出要加强冲锋队的要求,因得不到满足,不久也洗手不干了。
领导之间的不和使下边的士兵也产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党徒造反,理由是,他们挨饿,工作负担过重,在与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殴斗中,常常受伤或遭逮捕。他们不愿只为党的集会站岗放哨,在他们的7项要求中,包括增加经费的合理要求,被戈培尔否决后,这一支部队气得发疯,袭击了由冲锋队把守的地方党部。希特勒出面干预后,叛乱才告平息。在武装的冲锋队员陪同下,他视察了党卫军的各个开会据点,号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亲那样,又是恳求,又是许诺,又是斥责。他很少谈到褐衫党徒的7项要求,只把它当作个人问题处理,号召人们忠诚于他。然后他便宣布,他自己是党卫军的总指挥。这一宣布博得了党卫军的高声喝彩,同时也象征着这次短暂的叛乱业已结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竞选上去了。
他答应领导党卫军,但这却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承担这一职务。时至1931年初,党卫军仍缺乏有效的领导。1月4日,党宣布,罗姆上尉(新近才从玻利维亚召回,在那里,他曾协助共和国与巴拉圭作战)将出任党卫军的参谋长。由于希特勒同意让罗姆在拥有6万名士兵的党卫军组织内部自由行事,他才答应返回德国。在同意暂时将冲锋队只作为受纪律约束的游行部队后,这位能干的组织家和干练的领袖便着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党卫军。
然而,效能并不是解决积怨已久的组织的灵丹妙药。不久,首都便酝酿着另一次严重的叛乱。柏林褐衫党徒的困苦境况基本如故。组织内部的不平等令他们的领导人瓦尔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组织系统应以“知识”而不是“人事”为基础。他公开抱怨说,希特勒“每隔几个月便改变主意,发布新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行动。斯登尼斯的手下对此迷惑不解,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们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却又不可抗拒地倾向元首。
1931年2月20日,在希特勒下令冲锋队和党卫军停止在街头殴打赤色分子和犹太人后,这个问题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们为何伤心和愤怒,”他对褐衫党徒说,“但你绝不可携带武器。”他们不满地嘟囔不休,却未采取行动,及至次月希特勒屈从于魏玛政府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未来的集会必须获警方批准后方得举行时,斯登尼斯才谴责这一向当局投降的行动,并于3月31日深夜召开党卫军领导人秘密会议。出席会议者异口同声宣布,他们拥护斯登尼斯,反对希特勒。
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内讧而又能解决问题,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来慕尼黑报到,在“褐色大厦”里担任案头工作。斯登尼斯拒绝前来。于是,希特勒便将冲锋队倾泻在叛军头上。不到24小时,公开抵抗便结束了——这是一次弱不禁风的叛乱。斯登尼斯所要求的无非是纯洁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党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效劳。“谁跟我一起,谁就会遇到艰难困苦的道路,”在与手下人告别时他说,“然而,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我建议你们跟随希特勒,因为我们不想将国家社会主义毁灭。”
4月4日,《进攻报》和《人民观察家报》同时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谴责斯登尼斯的“起义”。他重申,社会主义历来是纳粹党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钻进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们”。他宣称,斯登尼斯就是这样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计“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党卫军内”。
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离心离德的褐衫党徒的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调解人和中间革命派的角色。这次,他把汉夫施坦格尔带在身边。汉夫施坦格尔写道:“希特勒无法,只好在郊区来回奔跑,眼中含着泪水,哀求他们,说只有依靠他,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经过诸多周折,他总算恢复了秩序。次日,他与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贸易与旅游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给汉夫施坦格尔留下的印象是,他更像是一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乱的领导人。“我发现,此人很正经。他是科隆的主教舒尔特的侄儿。他将我拉到窗前,我们的谈话声被交通嘈杂声吞没了。他说:‘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乱的真正煽动者正站在他身旁?’——此人是戈培尔,尽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们殴斗,戈培尔却一再鼓动他们上街游行。现在呢,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来了。”
与通常一样,希特勒的出现(靠冲锋队做后盾)给党卫军带来了团结,而这次的团结是牢不可破了。将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解职并未引起波动。戈培尔安然无事,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许多人都觉得,在此次叛乱中,戈培尔扮演了阴险的角色。“打个比方,若某个母亲有许多孩子,其中一个误入了歧途,”他说,“明智的母亲就会拉着他的手,紧紧抓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将误入歧途的孩子们领回来,他是需要动用武力的。于是,他便用冲锋队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党卫军内的职务。由于作为元首原则保护者的权力得到扩充,冲锋队欣喜若狂。“我们并不是处处都受到热爱的,”在几星期后召开的一次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上,冲锋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说,“我们履行了职责后,可能会站在角落里,我们不该希望得到感谢。但是,我们的元首知道冲锋队的价值。我们是他的宠儿,是最有价值的组织,因为我们从未令他失望。”
与此同时,作为调停人的希特勒,准备欢迎那些误入歧途或摇摆不定的党卫军返回岗位——但那些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却除外,他们必须被清洗,职务必须由忠诚的追随者去接替。人们对希特勒宽宏大量的姿态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虽然,众多褐衫党徒对希特勒及其坚持合法行动的主张表示失望,但在他的耶稣式的宣言面前,这种想法也烟消云散了。希特勒说:“我就是冲锋队和党卫军,你们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成员。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我就在你们中间。”
党卫军刚恢复秩序,其领导人罗姆上尉便因据说搞同性恋而遭到猛烈攻击。早些时候,希特勒曾将类似的控告一笔勾销。“党卫军是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它不是抚育小姑娘的道德机关,而是粗暴的斗士的联合体。”他继而说,某人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私事,只要它不干预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予理睬。
但是,这件丑闻却正在变成一起党内事件。人们在窃窃私语,许多在斯登尼斯起义中遭到清洗的军官,其职位均被罗姆的同性恋伙伴们接替了。对这些指责,如同对指责冲锋队犯下了暴行一样,罗姆显得若无其事。“我知道,过去我对冲锋队员们表现粗暴,是急性子,亲爱的德尔默先生,不过,从今以后,请你拭目以待吧!我的部下将安分守己,严守纪律,秩序井然。我的职责是要使千百万易受共产党影响的失业工人不受其影响。我要将他们变成有秩序的公民,保护德国,以反对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敌人。”这番话是罗姆在4月底会见伦敦的《每日快报》的记者德尔默时说的。德尔默反驳说,“苏醒吧,德国!”“让犹太人灭亡!”之类的高声怪叫,似乎不像严守纪律和秩序井然。
“啊,你可不能按表面意义去理解这些口号,你只能听一半。”接着,他说了一些引起了记者注意的话。“我正在把一些吵吵闹闹,不守纪律的人从党卫军中清除出去。对这样的军队,搞点大扫除是有些好处的。”他到柏林的目的就在于此。他解释说,首都曾发生过叛乱,领导者是斯登尼斯上尉。此人是“疯子”,竟敢向他和希特勒的权威提出挑战。罗姆向德尔默保证说,叛乱分子已被镇压下去,一切都恢复正常。
一个星期后,在罗姆的建议下,德尔默前往“褐色大厦”采访元首。希特勒承认他有两条要求:取消战争赔款债务和“在东方自由行动”。他并不热衷于恢复旧疆界或归还失去的殖民地,只要求允许几百万剩余的德国人扩展至苏联。德尔默问,你希特勒怎样进入俄国而又不侵犯波兰的领土?希特勒简短地回答说:“总会有法子的。”
就在此时,奥古斯特·威廉王子闯了进来,激动地宣布,在1931年的头4个月中,有2400名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格斗中受伤或丧生。“我的元首,”他喊道,“这是内战呀!”“不错,”希特勒随口答道,“毫无疑问,这是内战。”在确信希特勒是个极端残暴的人后,德尔默便开始撰文。该文于5月3日见报,并预言:“德国正加紧加入欧洲法西斯国家阵营。”
1931年夏季,希特勒忙于巩固党的斗争,并针对斯登尼斯叛乱所暴露出来的弱点,重新整顿党卫军。与此同时,一件私事也使他深感不安。他得悉,他的司机和同伴莫里斯已秘密地与他的外甥女吉莉订婚。吉莉一直住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那座楼房里,行动受到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主意是元首这位媒人给莫里斯出的。“你结婚后我每晚都与你一起吃晚饭。”他敦促这位青年说。“我听了他的话,”莫里斯曾对一个会见人说,“决定与吉莉订婚,因为跟别人一样,我非常爱她。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求婚。”一些时候以来,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人;莫里斯曾在戈培尔面前对这“不幸的爱情”公开表示悔恨。最后,他鼓足了勇气作了坦白。希特勒大怒,斥责莫里斯对他不忠,解除了他的司机职务。
接近元首的某些人认为,他不过是个操心的亲戚而已。“他的爱是父爱,”管家安妮·文特多年后坚持说,“他只关心她的幸福。吉莉是个朝三暮四的姑娘,谁她都想勾引,包括希特勒在内。他只不过想保护她罢了。”在某种意义上,吉莉成了俘虏。除了自由外,吉莉要什么希特勒都给。即使去上音乐课,他也坚持要派他信得过的人去陪她。她曾对一位亲戚抱怨说:“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希特勒不管去哪里,都坚持要她陪同前往。这令她很难堪,特别是她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反对她与希特勒公开同行。另外,这也使她不能与别的年轻人接触。”
一天晚上,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在雷西登茨剧场碰到了吉莉和希特勒。四人在施瓦茨瓦尔德餐厅一起吃夜宵。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吉莉“似乎很厌倦,常左顾右盼看其他桌子。他不能不觉得,她与希特勒的这种关系是逼出来的”。汉夫施坦格尔太太也感到,吉莉这姑娘受到压抑,好像“在生活中得不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文特太太却坚信,是吉莉追求希特勒的。“她自然想成为希特勒夫人。他是完全够格的……她对谁都那样轻浮,她不是一个正经的姑娘。”
毫无疑问,吉莉是羡慕舅舅的名望的。每次在赫克咖啡馆饮茶时,他们的桌子总是被爱慕者团团围住,其中许多是女人。她们又是吻他的手又是讨纪念品。同样明显的是,元首喜爱她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舅舅对外甥女的喜爱。“他爱她,”莫里斯断言说,“但这是一种奇怪的爱,一种不敢表露出来的爱,因为他自尊心极强,不敢承认自己有迷恋女色的弱点。”
也有人说,两人有桃色事件。奥托·斯特拉塞还将听来的街谈巷议写成文章,耸人听闻地说,他们有越轨的两性关系。这当然只有希望听到希特勒最坏消息的人才会相信。他爱他的外甥女,爱得很深,但是,发生两性关系恐怕不太可能。希特勒这个人很保守,不敢公开追求任何一个女性,而他也处处小心谨慎,不敢金屋藏娇,将情妇放在寓所——特别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以免毁灭他的政治生涯。
到9月,吉莉又混上了另一个青年,奥地利人,画家。他们一见钟情,据克里斯达·施洛德(希特勒的秘书)说,他立刻便向她求婚。一次,她向霍夫曼太太谈到了她的不幸的浪漫史。在承认自己与一个奥地利画家相恋并感到痛苦后,她突然改口说:“哎,如此而已!你我都无能为力。还是谈点别的吧!”希特勒闻讯后,立刻强迫她与那位画家断绝来往。这很明显,是得到他姐姐安吉拉的默许的。
9月中旬,吉莉打电话给她的声乐老师说,她不再上课了,准备去维也纳。打完电话后她便到贝希特斯加登看她母亲。她刚到那里便收到阿道夫舅舅打来的电话,约请她立刻回慕尼黑去。她觉得自己必须回去,但,当她得悉他即将离开慕尼黑前往参加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主要领导人的会议时,她“责怪他让她白跑一趟”。希特勒禁止她在他不在期间去维也纳,这样,她便从生气变成大怒。9月17日,两人在进午餐时(吃意大利面条)仍在继续争论。在厨房里的文特太太听见,他们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当吉莉冲出餐室时,文特太太注意到,她满脸通红。
吉莉一直待在房里。后来,她听见舅舅走下楼,便跟着他走到过道上。楼下,陪同希特勒前往的霍夫曼正在等候。吉莉左手拿着东西,但赖舍特太太看不清是什么。“再见,阿道夫舅舅!”她朝楼下喊道,“再见,霍夫曼先生!”
希特勒在大门口停住脚步,回头望了望,又重上了楼梯。他爱抚着吉莉的脸蛋儿,还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但她一动不动,怒气冲冲。后来,她对管家说:“说真的,我与舅舅毫无共同之处。”
当新司机尤利乌斯·施列克驾着“麦塞蒂斯”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前行时,希特勒沉默不语。突然,他转身对霍夫曼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非常不舒服。”霍夫曼——其非正式的责任是让元首高兴——告诉他,这大概是阿尔卑斯山特有的南风所致。希特勒没有答话,他们继续朝纽伦堡驶去。
在寓所内,赖舍特太太在厨房里听见有东西被摔破,便对母亲说:“吉莉肯定是取梳妆台上的香水瓶不小心,把它打破了。”这可能是在吉莉掏希特勒的外衣口袋时打破的——她发现一封信,写在蓝纸上。这封信原来是爱娃·勃劳恩写的。几个月前,希特勒恢复了与她的联系,因为很秘密,吉莉竟全然不知。当日晚些时候,安妮·文特亲眼见吉莉将信撕成四片。喜欢寻根问底的管家将信拼在一起。信的内容大致是:
亲爱的希特勒先生:
再次感谢您请我看戏。那是值得回忆的夜晚。对您的感情,我着实感激。我急待再次相见。
你的爱娃
吉莉将自己反锁在房内,说不要打扰她,她虽发了脾气,但文特太太并不担心。当晚,她与通常一样离开公寓回家。赖彻特太太与她的女儿睡在公寓里。晚间,她们听见沉闷的响声,但不以为意。她们也习惯了这位“任性的”姑娘。
但是,次日清晨,赖彻特太太发现吉莉的房门仍反锁着,便大吃一惊。她连忙给梅克斯·阿曼和弗朗兹·施霍茨挂电话。二人找来锁匠。吉莉躺在地板上,靠近睡椅,旁边放着一支6.34毫米口径的手枪。她的心脏中弹。
那天上午,希特勒发现有辆车在跟踪他们。他怕遭到袭击,便让施列克加速。后来,他醒悟到,后面是辆出租汽车,坐在司机身旁的是德意志旅馆的一位服务员,那人还在比比画画,示意停车。服务员告诉他,赫斯先生从慕尼黑打来电话找他,电话还没有挂。希特勒便立刻返回旅馆,把帽子和鞭子往椅子上一扔,便进了电话室。由于电话室门未关,霍夫曼听见希特勒在说:“我是希特勒。发生了什么事吗?”停顿片刻后,他喊道:“啊,上帝!怎么会这样!”接着,他几乎尖声喊道:“赫斯,回答我——真还是假——她还活着吗?”很明显,线路不是被切断便是赫斯把电话挂了。
“希特勒的狂乱也感染了别人。”霍夫曼回忆道,“司机将油门踩到底,小车呼啸着疾驰回慕尼黑。从后座镜中我看到了希特勒的面孔。他双唇紧闭,目光迟钝地望着挡风玻璃,眼神空洞。”回到寓所后,吉莉的尸体已被移去。因为是星期六,各报均未作报道,直到星期一此事才见报。有人影射说,是希特勒将其外甥女抛弃的;也有人说,司法部长古尔纳毁灭了证据。社会主义者的日报《慕尼黑邮报》发表长文,详尽地报道了吉莉与希特勒经常争吵的情形。它甚至宣称,她的鼻梁曾被打断过,身上还有受虐待的痕迹。吉莉不可能是希特勒杀害的,因为他身在纽伦堡;也不可能是希特勒或其同僚,为避免丑闻下令将她干掉。倘若是如此,那么,杀害她的地方应是在别处而不是在元首的寓所。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说,吉莉之死纯属偶然:或许是某种声音使她受了惊吓,在惊慌中杀了自己。也有一种理论说,她是玩手枪走火。然而,从证据看,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她自杀了——也许是出于绝望,或出于嫉妒,或出于不明的原因。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母亲对汉夫施坦格尔说过:“家里人对吉莉自杀的原因都很清楚:林嗣的一位犹太人——绘画教员使她怀了孕。”1931年,在一次会见中,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对此坚决予以否认。
希特勒垂头丧气又受到了羞辱,对弗兰克说,“他无法再看报了,因为那诽谤运动令他无法忍受。他想淡出政界,从此洗手不干,不再抛头露面。”在绝望中,他与霍夫曼逃至乡间——他的出版人阿道夫·米勒在特格恩西的别墅里。抵达目的地后,司机施列克小声对霍夫曼说,他把元首的枪藏起来了,因为怕他自杀。希特勒一进屋,便倒背着双手,在室内来回踱步。霍夫曼问他想吃什么,希特勒摇了摇头。他一小时一小时不停地踱步,直至深夜。天快亮时,霍夫曼轻轻地敲他的房门。没有回答。他径自进房,发现希特勒仍在走来走去,手还是倒背着,双眼望着远方。
霍夫曼给家里挂了个电话,询问意大利面条——元首最喜欢的食物——的做法。但希特勒仍拒绝进食。他不吃不喝,又踱步了两天。他听了一次电话。弗兰克在电话里说,他已采取措施,通过法律阻止报界的下流攻击运动。他用疲倦而微弱的声音说:“我谢谢你。我会重新振作起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消息终于传到了米勒的别墅:吉莉已在维也纳安葬;在中央公墓出席葬礼的有罗姆、米勒、希姆莱,以及自封为国社党维也纳长官的青年艾尔弗雷德·弗劳恩弗尔德。由于从事政治活动,希特勒被禁止返回故国,但他决定冒被捕的危险。当晚,他便坐在施列克身旁,乘“麦塞蒂斯”汽车前往奥地利。霍夫曼独自坐在后座上。他们无声无息地朝奥地利边境驶去,后边跟着一辆大汽车,坐的是卫兵。抵达时,天已快亮了。
在维也纳城外,弗劳恩弗尔德早已为希特勒备好一辆小车——因为“麦塞蒂斯”太显眼了。他们一声不吭,来到中央公墓。希特勒在墓上搁了鲜花,墓碑上写着:
我们的爱女吉莉在此长眠
她是我们的阳光
生于1908年6月4日
卒于1931年9月16日
拉波尔家族
在前往弗劳恩弗尔德寓所途中,希特勒突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问,他们是否要从剧院前走过。弗劳恩弗尔德说,得绕些道。“啊,请绕吧。”希特勒说,“进不去也不要紧,打旁边过也好。”在弗劳恩弗尔德家中,希特勒好好地吃了一顿早饭。然后,他便平静地开了腔,谈的不是这个悲剧,而是德国的政治前途和他自己。他声音坚定,充满了信心。他对弗劳恩弗尔德说,最迟在1933年,在波兰人占领但泽以前,他就会取得德国的政权。一回到自己车里,希特勒又双眼发直,直视前方。后来,好像在出神思考似的,他说:“就这样,现在让斗争开始吧——一定要赢得这次斗争,一定会赢!”
在一两天后,他驱车北上,前去参加长官会议。一行人在一家小旅店里歇息了一晚。次日早餐时,希特勒拒绝吃火腿。“像吃尸体似的!”他对戈林说。此后,他怎么也不肯再吃肉。(这样的话他先前也说过,也曾打算吃素;据赫斯太太说,这次他是说到做到了。她说,打那以后,除了吃肝馅饼外,他未再吃过一块肉。“突然的!在此之前他是吃肉的。这很难理解或解释。”)
在汉堡,他发表了演讲。听众很多,也很热情。与先前一样,他的演讲既有力又精彩。与先前两次一样——一次在帕斯瓦尔克,另一次在兰茨贝格——希特勒再次闯过了自杀性的愁苦关。也许,这是一种新生吧,因为,每次他都从深渊中弹回,重新振奋精神,朝新的方向前进。
这是他第三次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