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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标题已经说明关于梦的问题我受到了哪一种传统方法的影响。我的目标是，令人们理解“梦是能够被解释的”。如果说在上一章中讨论的那些内容已经对解决有关梦的问题有所贡献，那不过是在我达成目标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副产品而已。我认为“梦是能够被解释的”，我的这个结论与梦的流行理论——事实上是，除了舍纳
的学说之外的几乎所有相关理论——是相对立的。这是因为，“解释”一个梦，就等于赋予一个梦以“意义”；也就是说，用某种确实存在的、有效的、有价值的事物，去代替梦本身的意义。正如我们所见，有关梦的科学理论并不能解释梦的内容，因为那些理论认为，梦根本不是一种心理活动，而是一种肉体的反应，只是作用于感官的一种符号。而外行人的看法则相反，同时也毫无逻辑，他们一方面承认梦是无法理解的，是荒诞的，却又认为梦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基于直觉，我们似乎可以说，无论如何，梦总是有一定意义的——哪怕是某种隐含的意义。梦取代了某种其他思想，我们只有正确地找到这种思想，才能发现梦隐含的意义。
自古以来，世俗世界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试图解释梦。
第一种方法是，将梦的内容视为一个整体，并寻找与它类似的东西，用后者替代前者。当然，这个“类似的东西”是人们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象征性”的梦的解析。只是，这种方法在遇到那种既难以理解又十分混乱的梦时，就没法自圆其说了。例如，在《圣经》中，约瑟
曾向埃及法老解释他的梦，梦中有七头瘦牛追逐七头肥牛，并把肥牛吃掉——这象征着埃及将在七个丰年后出现七个荒年，荒年将耗尽丰年的盈余。大多数富于想象力的作家构思出来的梦都属于这一类，这种象征性的梦其实是为作家自身的思想而服务的，而且，一般人的梦也有类似的特征
。
那些认为“梦是对未来的预言”的人，就是用这种象征法来解释梦的。他们用梦来臆测未来，这正是古代人对梦的观念的残余。我没法说明怎样才能用这种象征法来解释梦，因为这种解释取决于解梦者的想法是否巧妙，直觉是否敏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梦的解析才被世俗视为需要超凡的天赋，是某些“佼佼者”的专利
。
第二种方法则完全摒弃了以上的观念。或许可以将这种方法称为“解码法”，因为这种方法将梦当成了一种密码，梦中出现的每一个符号，都可以依照密码本进行破译，并转换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物。例如，我梦到了一封信和一次葬礼，于是我去查阅所谓的“《解梦之书》”，那上面说“信”被转换成“麻烦”，“葬礼”被转换成“订婚”。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转换过来的关键字排列组合，得出的结果就是梦预示的未来。在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
的有关著作中，也提到了类似这种“解码法”的方法，只不过，他还做了些颇有意思的改变，从而使这种方法变得更加生动。他不仅考虑了梦的内容，还注重做梦人的性格，乃至社会地位等具体情况。因此，同一个梦对于富人、已婚的人或者演说家是一种意义，对于穷人、单身汉或者商人又是另一种意义。总而言之，“解码法”的特点就在于把梦看作是一大堆不同的片段的组合，每个片段都有不同的意义，需要独立鉴定；而并不针对梦的整体。可以肯定，这种方法之所以被发明出来，是因为受到了那些不连贯的、纷乱的梦的启发
。
很明显，以上介绍的两种流行的释梦方法都不可靠，也不科学。象征法在应用上有局限，不能适应所有的梦；而解码法则取决于“密码本”是不是正确，我们对此实在难以保证。因此，人们不得不同意一般的哲学家与精神病医生的观点，认为对梦的解析是纯粹的幻想
。
然而我对此却不能苟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认识到：在一些常见的梦例中，古代那些冥顽的通俗看法似乎比现代科学的观点更加接近真理。因此，我坚持认为，梦确实具有某种意义，而且，以科学的方法释梦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是通过以下途径认识到这种方法的。数年来，我一直致力于阐明某些精神病态——如癔症性恐惧症、强迫观念等——的病理结构，从而达到治疗它们的目的。我之所以这样做，事实上是受约瑟夫·布洛伊尔
的影响，他曾说过，把这些被视作精神病态的病理结构解开，精神病态的症状就会消失。也就是说，如果在病人以往的精神生活中找到致病的根源，病人就会痊愈。考虑到我们在其他医疗方法上的失败，以及这些精神病态的复杂性、神秘性，我觉得，布洛伊尔指出的这条道路是很有吸引力的。虽然可以想见其困难，我也决心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并开拓出一番新天地。关于这种方法的技巧、形式以及我所获得的成果，我将另作报道。而就在研究这些精神病态的病理结构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有关“梦的解析”的问题。我要求病人告诉我与某个特殊主题相关的一切，他的所思所想，当然也包括了他的梦。因此我联想到，在某些精神病态下进行回忆，则必然引起一系列精神事件，梦在其中也有一定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把梦本身作为一种症状对待，并且把对梦的解析作为解除这种症状的方法。当然，这仅仅只是开始。
采取这种方法，病人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我们必须让病人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加强他对自己的精神感受的注意力；第二，减少他平时对自己的精神感受的习惯性的批评。为了达成目标，病人最好轻松地躺下，保持平静，闭上双眼，并且严格地要求他自始至终对自己心中浮现的任何感受都不加评判。要告诉病人，精神分析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是不是注意到了自己脑中浮现的一切，以及他是不是将其和盘托出。而且，他绝对不可以抑制某些想法，哪怕那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意义的。对于脑中所思所想，他必须抛开所有偏见。而且，他之所以患有某种精神病态的症状，不能得到理想的解决，正是由于他的固有观念作祟。
在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中，我注意到，一个人在“反省”时的心理状态，和他在观察自己精神感受时的心理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与“自我观察”相比，“反省”所需的精神活动更多。当一个人在反省时，往往面容紧张，皱起眉头，而自我观察者的表情则安详得多，这就是一种证明。反省和自我观察都需要集中注意力，但正在反省的人同时也在进行批判，也就是说，他在排斥那些一旦浮现到意识中就会令他感到不安的某些观念，从而阻止这些观念继续在自己的意识中进行。
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观念，在到达他的意识层面之前，甚至是在被他感知到之前，就已经被压抑下去了。相反，自我观察者却仅有一项工作，那就是抑制自身的批判力。如果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就会有无数观念自然浮现到他的意识之中，而这些观念往往是他一旦加以批判就根本无法捕捉到的。利用从自我观察者那里获得的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分析他的精神病态的病理结构了，同样地，也可以以此来解释他的梦。我在这里所说的自我观察，显然就是建立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就精神的能量（注意力）的分布而言，多少与我们入睡前的精神状态相似——毫无疑问，也类似于催眠状态。当我们入睡时，由于思维活动（当然还有批判活动）的松懈，那些会令我们感到不安的观念就会涌上心头——我们将这种观念称为“非任意观念”。在清醒时，我们也允许这种松懈出现（通常我们把这种松懈归咎于“疲倦”）。总之，这些观念出现后，往往变化为视觉和听觉上的意象。而在分析梦和病理结构的状态中，病人要设法摒弃这种变化，因此会节余精神能量。病人利用节余下来的精神能量（或只是利用一部分），用于专注追溯那些观念。这样一来，“非任意观念”就转变为“任意观念”了。
然而，大多数人都发现：要使自己的心灵对“自由浮现的观念”采取以上的态度是十分困难的，对“批判”的扬弃同样难以做到。令我们感到不安的观念（即“非任意观念”）往往会很自然地表现出强烈的抗拒，极力使自身不浮现到意识层。不过，在另外的领域，如果参照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
所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的创作也需要类似的态度。在与科默
的通信中——感谢奥托·兰克
的发现和整理——席勒觉察到他的朋友在发牢骚，认为自己缺乏创造力，于是席勒写道：“我认为，你之所以会这样抱怨，完全归咎于你的理性限制了你的想象。让我来举例说明我的看法：如果放任理性严格地审查那些源源不绝地涌到你家门的意念，那可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会扼杀你的心灵。也许，单就一个意念而言，它可能是微不足道和荒谬透顶的，但是随它而来的另一个意念却有可能令它变得有价值；如果再跟其他一些类似的意念结合起来，它或许就会成为一个最有意义的环节。理性并不能批评任何意念，除非理性可以将所有涌现心头的意念都长久地保留起来，统筹比较后再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一个充满着创造力的心灵，就应该令理性放开警戒，放任所有意念自由地蜂拥而入，而后再对它们进行整体的审视和检查。可是，你的理性的批评力——或者随便你把它叫作什么——却不敢放任这种短暂的心灵的纷乱，甚至为此感到羞耻，这扼杀了你的创造力。其实这种对心灵的放任是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的，只是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而这也正是艺术家和一般的做梦的人的区别。你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正是由于你对自己的意念的批判实在太快，也太严格了。”
席勒在信中所说的令理性放开对大门的警戒、进行无批判的自我观察的态度，其实不难做到。我的大多数病人在接受了我的第一次指导后，基本上都能做到。我自己也尝试过类似的事，把涌上心头的意念一一记录下来，同样并不困难。用在理性的批判上的精神能量越少，用来自我观察的精神能量就越多，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
在应用这种方法的最初步骤时，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无法关注整个梦，他只能把注意力放在梦的各个片段上。如果我询问一个毫无经验的病人：“你能想到什么跟这个梦有关的事情吗？”他很有可能什么也答不出。但是，如果我把梦分析一番，提出梦的各个片段，逐一询问，病人就会告诉我跟每一个片段有关的一系列联想。由此可以看出，我所采用的分析梦的方法与通俗的、古代的、传统的“象征法”不同，而与前文所述的第二种方法、即“解码法”相似。跟“解码法”一样，我所分析的也是梦的片段，而不是梦的整体，我从一开始就把梦看作是复合的，是一大堆心理元素的堆砌物。
在我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分析过上千个梦例，但我在此介绍梦的解析的技术和理论时，并不打算使用这些材料。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梦例来自病人，所以我从这些梦例里得出的技术与理论并不能适用于正常人。此外，我还有另一个理由不使用这些梦例，即这些梦例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我的这些病人的病史，要使用它们，就必须附加很长的说明，还要对神经症的性质、病因等进行探讨——这些问题本身都非常新鲜和难以理解，自然会分散读者对梦的问题的注意力。这与我的目的背道而驰。对我来说，梦的分析只是第一步，我要运用这个手段去解决更困难的神经症的心理学问题。然而，如果放弃了这些神经症患者的梦，我手头的材料就不多了，只剩下一些我认识的朋友在闲谈中偶尔提到的梦，再就是各种有关的文献资料所涉及的梦而已。遗憾的是，我没法去分析这些梦，因为我的释梦法不像世俗流行的那种“解码法”那么方便，只要用固定的关键字对照“密码本”就行了。与它相反，我想要证明的是，对于不同的人或不同的背景，同样的一个梦的片段可以隐藏着不同的意义。所以我只好解析自己的梦了，这些梦例很丰富，也很方便，可以说是来自一个正常人，并且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然，有人会认为我的这种“自我分析”根本就不可靠，还有人会认为我可以根据这些梦例任意做出结论。但我认为，事实上自我分析比分析他人要有利得多。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进行试验，看一看我的自我分析对梦的解析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还得克服一些别的困难。这种自我分析理所当然地会暴露我大量的内心的隐私，这令我犹豫不决；同时，也肯定会有人对我的解析有所误解。但我认为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德尔贝夫曾说过：“每一个心理学家都有责任承认自己的弱点，只要他认为那会有助于解决某个难题。”而且我相信，读者们也许起初会对我的轻率言行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很快就会转移到由它们来阐明的心理学的问题上去
。
因此，我将在这里举出一个我自己的梦，来说明我的解析方法。任何一个类似的梦都需要一个“前言”，所以我现在请求读者们暂时追随我的兴趣，将精神集中在我的身上，和我一起去分析我生活上的一些细节。这对我们专心致志地探究梦的隐含意义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