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大仁大义

【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译文】

大道被抛弃了，才彰显出仁义。智巧出现了，才会产生虚伪狡诈。父子、兄弟、夫妻不和的时候，才会显出孝慈；国家昏乱的时候，才会出现忠臣。

【解析】

在本章中，老子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辩证思想，“大道”盛行之时，像“仁义”这些东西自然地存在于人们的行为当中，人们不缺乏仁义，所以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倡导的必要。只有当社会秩序大乱、大道缺失、仁义泯灭的时候，人们才会由于缺乏这些东西而大加倡导。

从古至今，仁义、智慧、孝慈等都是为人们所推崇的。而孔子的最高理想是“仁义”，“仁”已经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取向。然而，老子却创造性地指出，人世间的大道被人为地废弃了，人们才会制定礼仪，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区别贵贱，结果原本没有的虚伪和奸诈也随之而来。

老子是一个善于洞察世事的高人，他总能从事物的表象看出问题的实质，从结果看出原因，这个本质和原因往往就隐藏在表象和结果的反面。

老子为什么总能从事物的表象和结果的反面找到答案呢？原因就在于我们人类是最复杂的情感动物，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能够进行思考，在处理问题时，更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行为准则。人类虽然由大道生成，而且在大道中发展壮大，但随着智慧的开启，愈发变得狂妄自大、唯我独尊起来。人类忘记了自己的由来，不再遵循自然大道，这种对大道的漠视态度，使得人类离大道越来越远。

偏离大道越来越远，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类自取灭亡，为了避免这种惨剧的发生，人类就人为地制定了一些行为规范来加以约束，于是一些政令条文、奖惩制度、政策法规也随之出现。这些政策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压力，但它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废止大道的结果必然是有所作为，一旦有了作为也就有了好和坏的区分，对于好的、正确的我们要加以褒扬、赞颂；而对于坏的、错误的我们则要大加鞭挞、惩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

针对这种情况，老子提出了仁义的概念。何谓仁义？仁，从古人的组字结构上来考察，“二人”为“仁”。为什么需要两个人呢？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的标准，有参照物才能进行区别对待。假如人与人之间不用交往，那么我们人类也就不能称为“人”了。孔子曾这样定义“仁”，他说：“仁者爱人。”如果连自己的同类都不爱，还配称人吗？这种行为还配叫仁吗？义，正义、道义、义气。“仁”和“义”合起来就是“仁义”，仁义在本章中是指那些合情合理、合乎道义并热爱同类的行为。仁义能带来和睦安定，不仁义必将招致祸患。人们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纷纷行仁义，这是人们有智慧的表现。

那么为什么要提倡仁义？就是因为存在不仁不义，大道作为社会自然的公平准则被抛弃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这是因为人是有欲望的动物，由于欲望的驱动，人们难免会利用各种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有些人为了职位的攀升，对上级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有些人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不惜蒙骗别人，颠倒黑白；也有些人成天摆出一副忠实的面孔，其实心里早已打好了坑害别人的小算盘，他们使用种种伎俩，只为一己私利。他们心中没有半点仁义，却要装出十分仁义的样子，其虚伪本质掩藏在华丽的外表和花言巧语里，他们越是装得仁义，就越能得到大的好处。

这种处处蒙骗别人的行为就叫大虚伪，为什么会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行为？就是因为人们运用机巧智慧的缘故。“伪”字该如何解释呢？“人为”即伪。人为就是人有意去做而不是顺应自然的行为，是违背了大道的行为，所以我们称人为的东西都是虚伪的，都不是朴素自然的；人在有作为的时候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掺杂进自己的智慧，所以就有了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等行为，虽然这些行为是在暗中进行的，掩盖在虚伪的外衣之下，但还是能被人感知，甚至被人揭露和批判。

为什么要提倡子孝父慈、夫妻和睦？就是因为六亲（父子、兄弟、夫妻）不和睦了。为什么会呼吁忠臣出现？就是因为奸臣当道，国家太乱了。

只有六亲不和睦了，才会提倡孝和慈，为什么这么说呢？六亲不和睦是人有智慧的结果，有智慧就会有私欲，私欲得不到满足时必然会发生矛盾和争斗，这种争斗由小及大会危及国家的安宁，于是不得不制定一些行为准则：做儿女的应该孝顺自己的父母；做父母的应该疼爱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孝和慈。可当人们的心中没有这些概念的时候，就无所谓孝和慈，大家其乐融融，无老无少，无长无幼，一派祥和的景象。而一旦头脑中有了这样的标准，人们就要时时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孝和慈的标准，别人以他们的标准来看我们的行为，只要我们稍有不慎，就会被别人横加指责，其乐融融的祥和景象就会遭到破坏。“国家昏乱，有忠臣。”这句话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国家混乱了，才有忠臣，而应当理解为：在国家安定的情况下，人民富足、自由，有忠臣又有何用武之地呢？这就如同高明的统治者不被人所知道一样，仲裁者和平安定的时期是不会显山露水的，只有在国家出现混乱的危急关头他才会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从表面上看，老子批判仁义、孝慈，是对儒家仁义忠孝的抗争，但实际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并不矛盾，他们的目的都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只是孔子强调要建立社会的道德体系，要人们遵循公平、公正的行为准则，是从正面说的；而老子则主张直接回到人类的本始状态，是从反面说的。

【为人之道】

心存大道——岳飞一生坚持抗金

老子说，当国家陷于混乱的时候，需要忠臣良将的辅佐。即便忠臣良将受到多大的不公，这一信念也不会消失。岳飞抗金的事迹，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岳飞，字鹏举，相州人，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抗金英雄，他一生致力于抗金大业，曾多次率兵北伐，他麾下的军队因战斗力强悍而被称为“岳家军”，而金人也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是对岳家军的最高褒扬。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臣良将，最终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杀害。

1127年，金国南下灭亡北宋，宋徽宗、钦宗及宗室、大臣、妃嫔等数千人被掳走，史称“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康王赵构在应天即帝位，不久以临安为都，恢复宋国号，史称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

南宋建立之初，北面的金兵虎视眈眈，随时有南下颠覆新政权的可能。同时，宋朝的溃兵败将及义军各据一方，极大威胁着南宋的统治。为了稳定新政权，宋高宗开始提拔并重用一些作战勇猛的将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中兴四将”。在“中兴四将”之中，岳飞的资历最浅，但是他战功卓越，尤其是在绍兴四年（1134）收复了伪齐（金人扶植宋降臣刘豫建立的政权）控制下的襄汉六郡，这使得他威名大振，后来，宋高宗授他清远军节度使一职，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其后几年，岳飞驻守鄂州，经营襄汉六郡，他外御金兵，内平逆乱，不但得到同僚的信任，也令敌人畏服。绍兴六年（1136），刘豫派儿子刘麟率军进犯淮西，刘光世抵挡不住，主动弃守庐州，这时，岳飞刚平定了曹成、杨幺的叛乱，他见淮西形势危急，立即率领大军东下，大破刘麟的军队。这件事以后，高宗对岳飞更加倚重。

岳飞深受高宗的器重，便想力谏高宗恢复中原。回朝期间，他多次拜见高宗，向高宗陈述恢复中原的策略。岳飞又给高宗写信，信中写道：“金人之所以将刘豫安放在河南，就是想控制住中原，让汉人打汉人。这样一来，金国大将兀术就有时间休整部队，坐收渔利。臣期望陛下给臣些时间，一旦准备妥当了，就提兵袭取京、洛，拿下河阳、陕府、潼关，使这五路的叛将归顺朝廷。叛将归我大宋以后，我军就可以北上前进，金人必然丢下汴梁撤往河北，到时京畿、陕右就可光复了。然后我军分兵进攻浚、滑，占据两河地带，如此就能擒获刘豫，歼灭金人。社稷长久的大计，就在此一举。”

赵构看到岳飞的信，便回信说道：“有卿这样的大臣肯为社稷谋划，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何时进兵何时休整，朕绝不干涉。”又将岳飞召唤到寝阁，说道：“兴复中原的大事，就全权委托给卿处理了。”于是任命岳飞节制光州。

岳飞正想筹划北伐，这时，高宗的权臣秦桧却主张宋金议和。秦桧早年曾跟随赵构在金营做人质。后来，赵构离开了金营，而秦桧却继续留了下来。等赵构做了皇帝，又念起了曾经与自己共患难的秦桧，便请求金人释放秦桧，让他回到南宋。秦桧为人奸诈，来到南宋后，他仗着高宗对己的宠信，大施淫威，先是进谗言罢了宰相赵鼎的官，继而自己爬上了宰相的宝座。

秦桧当上宰相后，极力主张宋金议和，却遭到了岳飞等主战派的反对。秦桧怀恨在心，无时无刻不想着除掉岳飞这个眼中钉。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兵再次南侵，宋高宗下令岳飞增援前线。到达前线后，岳飞在川陕及两淮等地接连击败金军，很快进驻开封附近的郾城，兵势锐不可当。兀术听到消息，遂与众将商议，想集结军队合力围歼岳家军。

岳飞知道了兀术的意图，便派儿子岳云带领骑兵营直捣敌阵，岳云率军与金军交战数十次，杀得金人横尸遍野。这时，兀术派出了一支劲旅，这支军队人马皆披重铠，以绳索相结，三人为一联，名为“拐子马”。岳飞知道拐子马的厉害，就命令步兵携麻札刀闯入敌阵，让他们俯身砍击马腿。拐子马三马相联，一马倒下，其余两匹马便不能行动了，结果，金军被宋军杀得大败。兀术见自己苦心创建的“拐子马”全军覆没，痛惜地说道：“自从我在海上起兵，每次战斗都凭拐子马取胜，今日算是到头了。”

就在抗金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秦桧却力劝高宗放弃淮河以北地域，高宗听了秦桧的建议，发檄文让岳飞回师。岳飞收到檄文，心情激愤，于是上奏高宗说：“金人锐气尽丧，都抛下辎重仓皇而逃。如果我军趁势渡河北进，则北方豪杰会纷纷响应，恢复大计定可实现。机会来之不易，不能轻易舍弃呀！”

秦桧知道岳飞志向坚定，不肯听从回师的命令，所以就先下令调回张俊、杨沂中。岳飞孤军深入，不能久留，而且秦桧又在一日之内传来了十二道金牌，岳飞愤恨之极，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他向东而拜道：“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回到朝中后，高宗升岳飞为枢密副使，官位在参知政事以上，但是失去了领兵打仗的权力。

尽管岳飞丢了兵权，但秦桧认为，只要岳飞不死，议和必然不能成功，而且还会使自己惹祸上身，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陷害岳飞。这时，他突然想起谏议大夫万俟卨与岳飞矛盾很深，于是想出了一个陷害岳飞的计谋。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万俟卨上章弹劾岳飞，列出了岳飞的几大“罪状”，请求高宗制裁岳飞。不久，秦桧又逮捕岳飞的部将王贵、王俊，威逼他们诬陷岳飞与部将张宪谋划造反。很快，张宪被押送至大理寺，面对严刑，张宪宁死不屈，秦桧对此也毫无办法。

三个月后，秦桧下令将岳飞、岳云父子押送到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奉诏审讯。尽管何铸反复讯问，但是始终得不到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的时候，何铸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着“精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是清白的，不忍继续审问，便在秦桧面前为岳飞申辩。秦桧告诉何铸说：“此上意也。”说治岳飞的罪是高宗的意思。何铸愤然道：“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无言以答，遂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让他审理岳飞一案。

这时，已经赋闲在家的韩世忠听到岳飞被抓的消息，他急忙找到秦桧，问秦桧证据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说：岳飞谋反的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秦桧最终还是对岳飞下了毒手，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在高宗的默许下，秦桧以毒酒杀死岳飞，并处斩了张宪和岳云。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时刻不忘恢复中原。他创建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给金兵以沉重打击。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回答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种既不惜死又不贪财的官员，在中国历史中确实是罕见的。一代抗金名将，最终没能战死沙场，而是死于昏君奸臣之手，不禁让后人产生无限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处世之道】

坚守仁义——季札让国追求大道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天道被废弃了，才显示出仁义。春秋时期吴公子季札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道理。

季札是春秋时吴国王室成员，因受封于延陵一代，又称“延陵季子”。他的祖先泰伯，曾经被孔子赞美为“至德”之人。泰伯本是周朝王位继承人，但父亲太王有意传位给幼子季历及孙子昌。于是泰伯就主动把王位让了出来，自己则以采药为名，逃到荒芜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

数代之后，寿梦继承了吴国王位。他的四个儿子当中，以四子季札最有德行，所以寿梦一直有意要传位给他。季札的兄长也都特别疼爱他，认为季札的德行才干最适合继承王位，所以都争相拥戴他继承王位。但是季札持守本心，坚辞不受。

哥哥诸樊觉得自己的德行远在季札之下，一心想把王位让给他，但被季札婉言谢绝了。后来，诸樊当了吴王，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弟弟季札。他留下遗言，让后人将王位依次传给几位弟弟，这样最终就能传到幼弟季札的手里，以实现先王寿梦生前的遗愿。就这样，诸樊死后，余祭即位；余祭死后，夷昧即位。夷昧临终前，要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却在这时离开了吴国，退隐于山水之间，每日躬耕劳作，以表明自己坚定的志节，这才彻底打消了吴人的念头，最后由夷昧之子僚即位。

季札对吴王僚就像对待原来的吴王一样尊敬。诸樊的儿子光说：“根据我父亲的意见，王位应当传给季札；如果按照嫡长子的继承法，我是嫡长子，也应当由我来继承，僚凭什么自立呢！”于是指使勇士专诸刺杀了僚，然后把王位让给季札。季札说：“你杀了我的君主，我如果接受你的让位，就是我和你共同篡位了。你杀死我兄长的儿子，如果我又杀死你，就是兄弟父子相杀，没完没了。”

所以季札不但不接受王位，而且离开吴国到延陵去隐居，终生不再回吴国。有道德学问的君子们都因为他不好杀而称他仁，因为他不愿为王而称他义。

季札不仅是一位盛德之人，还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公元前485年冬，楚国名将子期进攻陈国，吴王派季札救援陈国。季札传言给子期，明确表达自己的反战态度。季札的调停，平息了一场战乱。公元前544年，季札奉命出使鲁、齐、郑、卫、晋五国，在这次外交活动中，他同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及鲁、卫、晋等国的重要政治家会晤，高谈政事，评论时势，使中原与吴国通好。

季札还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文艺评论家。公元前544年，他来到鲁国，欣赏了周代的经典音乐、诗歌、舞蹈，他当场结合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对所见所闻一一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评价。如在欣赏《诗经》中的《秦风》后就说：“这是华夏的声音呀，能够吸收华夏文化必能强大，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能到达周王朝鼎盛时那样了吧！”他能从乐声中预言秦国的未来，的确难能可贵。

季札重信义。一次途经徐国时，徐国的国君非常羡慕季札佩带的宝剑，但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未便相赠。待他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他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此事传为千古美谈。

季札之仁义，是其天性使然，本不需要借助“大道废”而彰显，但在春秋“礼崩乐坏”“大道既废”的背景下，其仁心义行才更彰明显著，更反衬出其所处时代的人心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