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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格来说，张爱玲属于一个内向的人，用苏青的话来形容，“是一句爽气话也没有的”；而苏青则是心直口快，甚至是口无遮拦。她俩性格上的差异固然出于天性，但是也和童年的家庭生活环境和状况有着极大的关系。
张爱玲说苏青“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说得很对。这“底子”其实也就是家庭环境，就是人生的初始。苏青的婴幼儿时期，是被寄养在外婆家里的，外婆家在距城五六十里的一个山乡。那个时候外公已经去世，过继的舅舅在城里当学徒，除了她与外婆外，只有一个姨婆、一个老妈子、一个奶妈共5个人，5个女人，当然“简单”。外婆十分疼爱外孙女；在苏青断奶后，外婆经常叫姨婆抱着她四处串门，在邻居的四婆婆、三舅母、长长太太等人中间，被她们逗乐，吃她们给的雪团印糕，和她们一起在冬日的暖阳下，毫无顾忌地高声谈笑，当然也学会了粗口。在这样的环境下，苏青受到的尽管不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教育，但是却也恰好因此使得天性有了充分的自由生长的空间，稚嫩的心灵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苏青8岁那年秋天，父亲在上海银行升职，做了经理，然后做投机生意又赚了钱，因此把家眷从农村接出来，于是苏青就跟着母亲来到上海，在一个弄堂小学里念书。父母原来是想让她接受高等教育，还准备请家庭教师教她学习英语会话以及音乐舞蹈，使得她成为一个淑女。但是当野性难改的女儿每每使他们失望的时候，除了呵责两句，或哄一哄外，好像也没有什么严厉的措施。
而张爱玲与苏青不同，一直生活在不睦的父母身边，稚嫩的心灵也无处可逃。母亲对父亲的态度和苏青的母亲不同，不是负痛忍受，而是针尖对麦芒，狠心抛下一对小儿女，和姑姑一起出国去，把母亲的职位让给了妓女出身的老八。后来在张廷众吸毒过量回国的时候，张爱玲已经过了8岁，也到了记事的年龄了。
张爱玲和苏青到上海那年都是8岁，但是彼此记忆的仓库里的物品却全然不同。苏青满头脑的是怎样跟外婆拿了她心爱的旱烟管坐在石凳上和邻居的长长太太谈天，怎样到去世的外公的书房里探险，怎样被姨婆抱着上山去掰野笋、掘山芋；祖父又怎样和颜悦色地给她讲故事，当众人都觉得她顽劣的时候，他却对大家说：“我说这孩子并不顽劣，都是你们不知循循善诱，她的造就将来或许还在诸兄弟姊妹之上呢！”
与苏青恰恰相反，张爱玲经历的家庭生活却是极为变态的，阴暗的，复杂的。张爱玲吃的点心是绿豆糕，都是于每天下午在母亲的床边认了两个方块字后的奖赏。早上就被女佣抱到还未起身的母亲的铜床上去，跟着她背唐诗。那个时候的张爱玲尽管还不懂得诗词的意思，但是却已经发现母亲是不快乐的。因此当母亲离家以后，处于最需要母爱的年龄的张爱玲却竟然并没有感到有任何缺失，甚而当老八给张爱玲做了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问她“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的时候，张爱玲竟然真心地说“喜欢你”。
母亲不在的家里却极为热闹，常常开宴会，叫条子。有次张爱玲躲在帘子后面偷看一对被叫来的雏妓；老八——她唤作姨奶奶——每天晚上都带她到舞厅去看跳舞，然后吃着白奶油蛋糕。直到最后她看到脾气暴躁的姨奶奶用痰盂把父亲的头砸破，因而被族人赶出家门。张爱玲还从家里的佣人之间感受了人性的善恶和关系的微妙。这些对张爱玲来说都是一种感性而真切的教育，使得她洁白的心灵之纸变得斑驳起来。她之所以终身痴迷《红楼梦》，原因之一可能也在此——大观园里的人物性格、人际关系对于她来说并不陌生。
失去了母亲的张爱玲的圣玛利亚中学时代是很不快乐的，是黯淡的，她给学校老师的印象有点疲懒。她穿着继母的旧衣裳去上学。那些衣裳尽管料子很好，但是有几件领口都已经磨破了，“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的确十分难堪。”以至于在她晚年仍然不能忘记。
但是没有了父亲的苏青的中学时代却是极为快乐的，健康的，就像她说：“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一群女子都正在生气勃勃地努力于生活的斗争及理想的追求……”
这样的话，张爱玲是怎么也不会说出来的。
苏青193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在此之前她已经由父母之命订婚，入学刚一学期就结了婚，第三学期就生孩子了，自此就在家做少奶奶，辍学了。
张爱玲上大学所走的弯路相较于她要更多一些。中学毕业后，她本来是想出国念大学，但是后来由于和后母发生纠纷，被父亲幽禁在家里。一直到半年后逃到生母那里，此间用了三月时间疗养身体，母亲给她两年时间学习做淑女以及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同时她开始补习功课，准备投考伦敦大学。当她考出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的时候，却刚好遇到英国要与法国联合起来向德国开战，并且宣布暂停招收留学生，而转由它的殖民地香港代为接受，就这样张爱玲就进入了香港大学。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时候，赴英留学之心仍然没有减弱，因此拼命用功，想要日后被保送到英国去。刚刚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于日军之手，港大停办。张爱玲回到上海，然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但是不久却又辍学了。原因主要是，张爱玲的解释是“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
相隔10年后，32岁的张爱玲再次奔赴香港大学继续学业，但是入学两个月后，应炎樱之招奔赴日本，于是就退了学。但是在日本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3个月后重回香港，想恢复学业，但是却遭到校方的拒绝。
与张爱玲对理论敬而远之不同的是，苏青是追求理论的。虽然她在《道德论》中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但是她对自己写的理论并不浅显的《道德论》与《牺牲论》却非常看重。就算是她的其他相对通俗的写妇女、婚姻、家庭问题的散文，也大多透露出比较强烈的理论意识。
民国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王朝的结束，但是由于人们在封建时代里浸泡得太久，就好像换了一身衣裳，但是身体上多少还残留着些腐臭的气息；有时候周围的人还有自己都觉得没有味道了，但是总还是有人一闻就闻出来了，张爱玲就是嗅觉灵敏的人。
可以说张爱玲晚景凄凉，言人人殊，答案不一。1967年她的美国丈夫赖雅去世，两人没有孩子。自此，一直到她生命结束，她都是孑然一身。她生命的最后20年，只是依靠一两个朋友偶尔帮助，解决一下生活中的麻烦。
20世纪80年代，她的健康逐渐每况愈下，由于体质较弱，不过60多岁的她，身体机能就已经退化得很厉害。其间又患上了一种心因性皮肤疾病，自感受到了跳蚤的侵扰，为了逃避就经常搬家，手稿、证件等物也由于这而时有丢失。她编《对照记》的动机之一也由此而来：“‘三搬当一烧’，我搬家的次数太多，平时也都‘丢三落四’的，一累了就更精神涣散，越是怕丢的东西就越是要丢。幸存的老照片就全都收入全集内，借此保存。”疑惧、疲累、懊丧，使得她心力交瘁。后来她自知大限将至，就把一些重要的证件放入一个手提袋内，置于门旁，以便来人容易看见。张爱玲去世几天后，才被公寓人发现，那个时候家里的食物罐就已经空空如也。后来还是凭借朋友帮忙，处理她的后事，把骨灰撒入大海——无人养老，无人送终，难道这还不是足够凄凉吗？
这样看似“凄凉”的生活，但是却是张爱玲自己选择的。只要她愿意，晚年的她完全可以热闹终日。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的作品开始在祖国大陆被重视被关注，并且逐渐升温，一直到90年代前期，更有“爆发”之势。而港台地区的张爱玲热，比大陆要早十多年，并且以追星的热情与方式对待张爱玲的不乏其人，甚至有人特意跑到美国，在张爱玲公寓隔壁房间住下，捡拾张爱玲的垃圾，从中了解张爱玲的生活点滴。在这种形势下，张爱玲如果想要获得社会的帮助与馈予，易如反掌。但是显然她不愿意。
张爱玲想要在一大群人之间死去，那还不简单吗？张爱玲生在那样一个大家族里，当然“是在一大群人之间呱呱坠地的”，这她没有办法选择，但是她可以选择不在人群中去世。
她认为婚姻与死亡并不是公众的事——当抗战胜利，她的婚姻被人诟詈的时候，她撰文称那是“私人的事”；关于死亡，她再一次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她要一个人的死，不要有旁观者。她做到了。在她死后，固然由法医排除了他杀与自杀的可能，但是张爱玲到底是怎么死的？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晚景凄凉的是苏青。“文革”开始后，苏青的身体每况愈下。
长期的精神磨难再加上生活困苦，并没有使苏青泯灭对文学的热爱。她经常与女儿一起读书，有次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竟然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苏青的晚年，关系比较密切的只有一两个朋友，其中一个就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办《女声》杂志的王伊蔚。风烛残年的苏青经常给王伊蔚写信。在一封信中谈到她那个时候的冷清：“有两句话可以概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门关煞，与人不搭界……”
至少从1948年起，一直到“文革”中，苏青始终住在自忠路，该弄内房屋全都建于1924年，一字排开。苏青住的7号位于中间，正对弄口，是一套假3层阁石库门房，门头上镌有“乐石”二字。苏青原来是房主，新中国成立后房子就不再属于她了，另有住户搬入，占了底层。苏青和小女儿还有外孙住在楼上，3人挤在亭子间一张大床上。由于和邻居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所以经常发生矛盾。为求安宁，和普陀区石泉路一户人家调换住房，然后就搬到郊野去了。
在给王伊蔚的另外一封信中，苏青曾经谈到她生命最后一段生活的情形：“天天想写信，天天没有如愿，原因是想细诉心曲，欲‘细’反而不达了……我每天蒙蒙亮起来，看花要看两三个小时……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我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结防所来人叫我去拍片（已经有二年不拍片了），我也一味拖拉，现在决定不去了，也决定不来买花，不来看你了。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息尚存，总是想念你的。”
这就是她的绝笔。心灵深处的创伤，再加上物质生活的恶劣，从而使得苏青的身体完全垮了。她患有气管炎、哮喘、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顽重之疾。1982年12月7日，苏青大口吐着鲜血，然后踏上了黄泉路。
苏青去世6年后，她的外孙远赴美国投奔他的母亲，在他的行李箱里，有一件极为特殊的包裹，那就是他外祖母的骨灰盒。
其实，真正的朋友就是一辈子的知己，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够称是朋友的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真正的知己，朋友也有一般的朋友、普通的朋友、真诚的朋友，最知己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就是能够让自己值得珍惜和信赖的知己，也是自己心中最信任的人，朋友是能够懂得感恩和回报，讲义气守信用有良心，朋友之间就应该是相互的付出，而不是索取，可以和你同甘共苦共患难的人，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主动站出来为你说话，给你安慰、为你做事，给你帮忙、为你解除烦恼的人。朋友就是彼此之间的体贴、信任、尊重、照顾、支持、帮助、理解、宽容、彼此之间都愿意为对方甘愿付出、能够成为对方忠实的守护者，这样的朋友毋庸置疑的就是真正的知己朋友。
朋友，不一定合情合理、但是一定知心知意；不一定形影不离、但是一定惺惺相惜；不一定锦上添花、但是一定雪中送炭；不一定经常联系、但是一定总放在心上。
朋友就是在你人生的路上，尤其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伸手给你的是朋友；当你欢乐的时候，可以陪你一起笑出眼泪的是朋友；在你最痛苦的时候，能够握住你的手给你力量的是朋友，朋友的分量不在于语言，也不在于物质，更不在于酒和金钱，而是在于朋友之间的关心、理解、帮助、支持等。假如你在孤独的旅途中，回想起朋友所说的话，就不再沉湎于其中，假如你在痛苦的日子里，能够感觉到朋友的手就在你的身边，那么整个人就会顿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假如你在苦闷的时候，拨通朋友的电话，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就算是一字不讲，就能够感受到犹豫不再笼罩，那么，这就是朋友的分量了。
我们每个人对待自己的朋友的那种方法，就是我们怎样去给予朋友，怎样在朋友的心中永远留有写着我们名字的绿洲，怎样让朋友在他们的人生路上，能够永远感受到有一盏灯在前方，有一只路标在指引，有一颗心在同样的希望着、表述着、珍惜着。这样的朋友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知心朋友。
三国时期的蜀国，在诸葛亮去世后任用蒋琬主持朝政。他的属下有个叫作杨戏的，性格极为孤僻，讷于言语。蒋琬和他说话，他也经常只是只应不答。有些人看不惯，就在蒋琬面前嘀咕说：“杨戏这人对您如此怠慢，太不像话了！”但是蒋琬却坦然一笑，说：“人嘛，都有各自的脾气秉性。让杨戏当面说赞扬我的话，那可不是他的本性；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的不是，他就会觉得我下不来台。因此，他只好不作声了。但是其实，这正是他为人的可贵之处。”后来，有人就称赞蒋琬“宰相肚里能撑船”。因此也就有了这个典故。
蔺相如凭借“完璧归赵”有功而被封为上卿，地位处于在廉颇之上。于是廉颇就十分不服气，扬言要当面羞辱蔺相如。蔺相如得知后，就尽量回避、容让，不和廉颇发生冲突。蔺相如的门客因此就认为他畏惧廉颇，但是蔺相如却说：“秦国不敢侵略我们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我对廉将军容忍、退让，就是把国家的危难放在前面，把个人的私仇放在后面啊！”这话被廉颇听到后，于是就有了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
一个人可能会有许多朋友，但是，真正的知己却是少之又少的，知己是可以在心灵上相遇，能够互相了解对方，当你烦恼的时候，他就算正在烦恼，也不会告诉你，知己没有相互间的占有欲，当你愉快的时候，他也会把自己的愉快告诉你和你共享那份喜悦，知己就是默默的奉献自己，知己就是彼此的牵肠挂肚，知己就是彼此的心领神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