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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而母危，镪积而盗窥，何喜非忧也？贫可以节用，病可以保身，何忧非喜也？故达人当顺逆一视，而欣戚两忘。
孩子出生时母亲面临着生命危险，财富积累多了就会招致盗贼窥视，怎能说这是喜而不是忧呢？贫穷可以使人养成节俭的性格，患病可以使人注意养生，如何说这是忧虑不是喜事呢？所以通达的人应将顺境和逆境同样看待，将高兴和忧愁同时忘掉。
走运与倒霉在世人眼里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但《菜根谭》中言，子生而母危，镪积而盗窥，所以，生子与多财都不是绝对的喜；同样，贫可以节用，病可以保身，所以穷与病也不是绝对的忧。事物总有两面，喜乐福祸亦是如此。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就是走运，“祸”就是倒霉，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不过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两者往往是相通的。俗话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运气越好，与之相伴生的倒霉恐怕也越惨，二者是一种对比上升的关系。
一个年轻书生，自幼勤奋好学。无奈贫瘠的小山村里没有一个好老师。书生的父母决定变卖家产，让孩子外出求学。
这天，天色已晚，书生饥肠辘辘准备翻过山头找户人家借住一宿。走着走着，树林里忽然窜出一个拦路抢劫的山匪。书生立即拼命往前跑，无奈体力不支再加上山匪的穷追不舍，眼看着就要被劫匪追上了，正在走投无路时，书生一急钻进了一个山洞里。山匪见状，哪肯罢手，也追进山洞里。洞里一片漆黑，在洞的深处，书生终究未能逃过劫匪的追赶，他被劫匪逮住了。一顿毒打自然不能免掉，身上的所有钱财及衣物，甚至包括一把准备为夜间照明用的火把，都被劫匪一掳而去了。劫匪给他留下的只有一条薄命。之后，书生和山匪两个人各自分头寻找着洞的出口，这山洞极深极黑，且洞中有洞，纵横交错。
劫匪将抢来的火把点燃，他能轻而易举地看清脚下的石块，能看清周围的石壁，因而他不会碰壁，不会被石块绊倒。但是，他走来走去，就是走不出这个洞，最终，恶有恶报，他迷失在山洞之中，力竭而死。
书生失去了火把，没有了照明，他在黑暗中摸索行走得十分艰辛，他不时碰壁，不时被石块绊倒，跌得鼻青脸肿。但是，正因为他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所以他的眼睛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洞外透进来的一点点微光，他迎着这缕微光摸索爬行，最终逃离了山洞。
劫匪有火把的照明，结果却是迷失洞中，力竭而死。而书生置身黑暗，却凭借小心的摸索，找到了洞口。这个故事，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黑暗的降临是为了让我们发现光明。所以说，没有永久的幸福，也没有永久的不幸。否极泰来、苦尽甘来等流传已久的成语无不说明这点。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为他的前人算了总账，不过这个规律并没有停止。有许多的文学大家，都是在遭遇了祸事之后，才写出了震古烁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人，莫不如此。
最典型“国家不幸文章幸”的诗人就是杜甫了。杜甫早年官场得志、飞黄腾达，而他的才华此时已被荣华富贵、官场应酬等事所分散，他所写之诗往往局限于眼前所见。可当他失志的时候，又正值国家面临危难，他心中充满巨大痛苦，便走向社会，获得了更广阔的人生阅历和积累，写出的诗句往往充满着崇高的爱国情感。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没有绝对的福，也没有绝对的祸，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所以要泰然处之，宠辱不惊。
晚唐诗人李商隐，他的一生都是夹杂在牛李党争中的，命运多舛，十分痛苦。他在这痛苦的现实当中，却留下了许多空灵的杰作，似游离于佛家的无色界，又似在世不可自拔，既富有现实感，又有超脱的意味，他那优美沉郁的诗句怎能不成为不朽之作呢？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所谓幸运者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诸多优势的，因此福祸的变数也居多，谁又能洞明一切呢？“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得到便是幸运，不得也算不上不幸，就算是不幸，受人奚落，也不必垂头丧气。遇到祸事以后，心里郁闷两天，发点小脾气，转瞬即逝。应该本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生存准则。不过，这可不是一种自我安慰和阿Q精神，而是谈笑间淡然处理幸与不幸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