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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名学生当中，女学生只有七十多人，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
我选择的第二外语是当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里，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也就是百分之一）。九〇年代以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半数以上学生选修汉语。但是，八〇年代初，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之后，只有少数人在学汉语。作为唯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好在我对这一门课，从一开始就特别喜欢。
当年我们系的汉语主任是著名的音韵学者藤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早大来当客座教授。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藤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子上放下SONY牌录音机，一按键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后来我得知那是“文革”时期江青审定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白毛女》的主题歌。）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不仅听起来特别悦耳，而且说起来非常舒服，说一句话就像唱一段歌。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钟情，一点儿也不夸张。藤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说：“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去日中学院吧。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而且我当院长。”
我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文。自从在大阪博览会场尝到了东欧风味以后，我一直是憧憬国外文化的。小时候，接触到外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热闹的大街小巷边，挤满着大餐厅小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压扁过的。哇，多么特别！可以说，横滨中华街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进入了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岁，自己看书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十四岁，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宽之以东欧、苏联为背景的小说。十六岁，在高中上了两年的德语课，但被复杂的语法吓坏，也嫌语音不悦耳。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课之一；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难懂。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轶事，比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因晚上坐船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
此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竹内好译），对我们影响也相当大，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在远处的老朋友。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却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与社会体制之不同而觉得非常遥远。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