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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初中都是念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不禁令我心中感到很委屈。
我父母都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他们都还是十岁和八岁的小孩，当时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跟老师同学们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整个地区都在美军空袭中化为灰烬。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人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学历，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能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他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七〇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及“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展，过去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划为“中层”；我们家也不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不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所以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里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架上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之间聊家常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戚朋友当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们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以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着意大利语歌曲，受到了极其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教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分别，一点都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以外，很多要么做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很快就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本科毕业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但是，法律归法律；实际上直到今天，日本是全世界女性社会地位最低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