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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点是涩谷区红十字会医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初对儿媳妇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这么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是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来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当时，店里雇用了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落地的孩子当中，在医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年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一九六〇年，即皇孙德仁亲王出生的一年，从此以后在医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百分之五十（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在医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并主张恢复家庭分娩）。同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只好让步。但是，婆媳矛盾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还是对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用来发出竞赛开始信号声的手枪，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国外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台电视机——黑白的松下牌（Panaso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