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十岁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用中文写作。毕竟，我是十九岁上早稻田大学以后，才以第二外语学起中文。虽然从小非常喜欢写东西，就读大学期间不仅办校园杂志，而且在商业杂志上发表些文章赚点零用钱，但是用外语写作的念头，还是完全没有过。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我平生第一次去香港，为了毕业论文收集资料。未料有人约我为当地月刊供稿，题目是日本一九六〇年代的“全共斗”学运。辛辛苦苦地写好了两千多字的文章，在杂志上真刊登出来的时候，我本人都惊讶了。同年秋天，我出发到中国留学两年，九月初在北京西郊住下来了。那时候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全然不一样，台湾、香港媒体的记者是不能正式赴大陆进行采访的。换句话说，大陆的消息对港台媒体和读者而言，具有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连我这外国留学生在大陆的所见所闻，都能算是新闻。所以，我每次放长假去中国各地旅游的经验，都以游记形式写下来以航空信件寄到香港去。《满洲里去来》《上海的查理》（录于《东京人》）等文章，就是那段时间的作品。

后来，我客居广州、东京、仙台，一九八七年年底以一名东方移民身份，抵达了寒冷的加拿大多伦多市。我在北国度过的六年半时光里，身边始终有男女华人朋友。有些人是从大陆来的，其他人是台湾来的。不过，当时在海外的华人，很多都看香港发行的月刊。所以，我每个月一次从加拿大透过传真机发到香港去的生活散文，其实在周围也有不少读者。《一百个情人》《同性恋父母亲》《一个华人小伙子》（录于《樱花寓言》）等文章，写的是当年我在加拿大的所见所闻。一九九四年，我从寒带加拿大搬到亚热带香港去，一个原因是想亲眼目睹香港回归中国的过程，另一个原因就是想回到中文环境里去生活工作。于是在香港住下来，找到一份中文周刊的特派员工作。天天跟来自中国香港、大陆、台湾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一起做事的经验，可以说是我一辈子值得珍惜的宝物。他们持的护照有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洲、英国、德国等，而很多人都告诉我，曾在外地看过我连载于香港月刊的《东西方》系列文章。

在香港，大家都不停地跳槽。本来坐在我对面的两位同事不久就换到报社去工作了。其中一个人，原来的采访主任，约我每星期写一篇文章；《边缘人》专栏就是那样开始的。我自己也在职五个月后辞职，这时候已成为自由撰稿人了。然后，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我在香港好几份报纸杂志上写专栏。跟着一九九六年夏天发生了保钓风波，对我个人影响挺大。

有一段时间，我停止用中文写作，主要是当时香港的“气候”不对头了。没想到，这时候有人从海峡那边的台湾来电跟我约稿。解严以后的台湾传媒界非常活泼，人人都充满活力，他们为我打开了新的工作领域。一九九六年开始，我的主要活动舞台转到台湾去。一九九七年七月终于看到香港回归中国，我自己也同月回归日本去了。后来约十年，我主要在台湾媒体上发表文章，书也都由台湾大田出版社问世。偶尔帮日本刊物写东西时，我的头衔也是“中文专栏作家”了。

转眼之间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二〇〇五年，我先后收到了两封大陆杂志的约稿信。翌年，文章陆续出现于北京刊物上。我的中文写作生涯，上世纪八〇年代从香港开始，九〇年代转到台湾去，二十一世纪的〇〇年代终于抵达了大陆。真是感慨万分。这期间，一方面有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有科技的大进步。八〇年代，用铅笔在原稿纸上写好的文章，以航空信件寄出去；九〇年代，用计算机拟好的稿件，以国际传真发出去；到了〇〇年代，一切沟通都靠网络了。

我在早稻田大学以及赴中国留学时学的中文是横排的简体字。后来为香港和台湾的媒体供稿，我得改用直排繁体字了。然而，我写的早就是日本式汉字和简体字的混合体，即使试图改写繁体字，结果却成为人不是人马不是马的怪东西，编辑无论如何都没法子判读。有一次，我手写日本作家幸田露伴的名字，人家竟误解为幸田露体，让我深深体会到这样子可不行。于是马上改用计算机写稿，给各位编辑省去麻烦。

后来，有一天发现，在计算机上用繁体字写的文章，只按一个键就能够全部换成简体字，我真的感动极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科技的进步，而且简直是在台湾海峡上空搭起了桥梁。记得一九八六年，我刚从中国留学结束回到东京的日子里，有个台湾中学生每周来我家学日语。她在我书架上发现大陆出版的鲁迅选集（当年的禁书），好兴奋地带走了两三本，可是过一个星期再来时，很遗憾似的报告说：看不懂。对那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来说，简体字就是看不懂的东西。大概当年的大陆年轻人也一样看不懂繁体字的。

这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是在北京发行的《万象》杂志刊出，只有关于上野的两篇文章之前没发表过。跟大陆读者第一次打交道之际，我自我介绍写了《我这一代东京人》，标题和构思都受了行家前辈陈冠中先生作品《我这一代香港人》的启示，我在此表示感谢。希望跟大陆及香港、台湾媒体的合作关系，以后还会越来越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