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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四年秋天，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层阶级出身，名门大学毕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入的稳定选择。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公司，替外资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银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大法律系毕业后任职于大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那段时期常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如Livedoor（网络金融业者，中译“活力门”）的堀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政府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中途离开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于网络等新兴产业。我们这一届已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年龄；那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堀江则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岛长大，十八岁单枪匹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就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润一郎在《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沦为败者。从前的江户儿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东京人也是。

堀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〇〇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族”是“赢组”中的“赢组”。

二次大战后的六本木，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所以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店、披萨店都开在六本木（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把香港兰桂坊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〇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大众消费胜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乐园了。后来，一时沦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

新世代经济强人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二〇〇五年初，堀江贵文和村上世彰两人均涉及违反证券交易法案件而前后被捕。不少人认为他们是出了风头挨打的鸟。大概是吧。不过，更年轻，属于所谓“七六世代”（乃一九七六年出生）的企业家也纷纷出来在六本木设办公室，开拓Web2.0时代的新市场。最近的同学会上，那个银行家向大家报告近况说，他已经以外资机构专业人士的资格，被拉拢到日本一家银行去了。坐在我旁边的同学小声说：“他现在跟我是同事了，年薪大概有我的一倍呢。”果然，人间万事好比塞翁失马；最终的胜负不要太早下定论。

我回国定居后，这些年一直住在东京西郊，离六本木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是，心理上的距离则远多了。反之，最近的我更被不久将要消灭的东西吸引，可以说是着迷于夕阳之美的。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我也有根深蒂固，很难甩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 7MD2kRR7tjifvLfPz85CQrPeOaRuXvZihBVruBwE4+XBVfz4jHAq4YXwI+hoW1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