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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文化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之前，一美元换两百四十日圆，广场协议之后，则换一百二十日圆了。日圆的购买力一夜之间翻了一番，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车费多贵都一定要坐出租车回郊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会，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民性疯狂。
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在彻底决裂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来往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都是在八〇年代末的几年里解体的。
同时，传统习俗也在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日子：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收到压岁钱，并用“双六”“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姥姥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再一次领到压岁钱。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开始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过年去，为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活文化。
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达高峰，一九九〇年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或背上重债了。本来经营寿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机游戏中抽中大王吃大亏，最后失踪了。
此间媒体把二十世纪九〇年代称作“失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经济中集体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以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应对在外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
九〇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战败”一词；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让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〇年代的陶醉感，只要自己的银行户头里还有点储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了多么大的危机。
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当初以为经济冷却一阵会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静下来重新过朴素踏实生活的话。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如我所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受了“九·一一”的大冲击，日本则在小泉纯一郎首相领导下越走越非理性化了。社会上，泛滥于各媒体的流行语是“赢组vs.输组”。在新的经济环境里，不是大家一起过朴素踏实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协力复兴国家，而是两极分化日趋悬殊，不属于“赢组”就属于“输组”的弱肉强食时代已经开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即使只是梦；二〇〇五年的一本畅销书就叫做《下流社会》，消费市场分析家三浦展在文中预测，今后的日本社会，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属于上层，百分之四十五属于中层，百分之四十属于下层，而越年轻的一代越有可能从中层滑到下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