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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东京迪斯尼乐园隆重开幕了；不仅小朋友，连大人都争先恐后地去享受美式娱乐。大学生也不例外，男女双双约会去，有些人更购买年票经常去。我自己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一方面，始终不太欣赏美国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东京人的宝贵记忆。迪斯尼乐园所在地东京湾北岸，曾经是我小时候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浅滩。一手拿着小锹子，一手拿着塑料桶，在潮湿的沙滩上蹲下来挖洞，发现小小的贝壳儿在喷出盐水，是多么令小孩子惊喜的经验！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别丰收，塞满了好几个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还送给邻居朋友，场面真热闹、愉快。跟美国公司携手的投资商，把那浅滩填平起来建设了彻头彻尾美国式的主题公园，甚至禁止游客带饭团（即传统日本食品）进场，依我看来岂有此理。
二十一岁的我对周遭现实感到疏远，宁愿被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独自坐在白天都昏黑的咖啡馆里头，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地查着词典看五四小说，我的心脏不由得噗通噗通跳起来。当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忽而想通：这难道不是恋情？
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舞厅。回东京后，我马上申请去中国的公费留学，幸亏顺利地通过了选拔考试，出发日期定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出发之前，我先到香港和台北旅游一下。当时竟有人替我担心，护照上有了“中华民国”的出入境记录，北京官员会不会有意见？（实际上没这回事。）台湾给我的印象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当年的台北街头很像日本小镇，杂货店门前有卖紫菜卷、豆皮包等寿司。我在香港湾仔的天地图书买到皇冠出版的《张爱玲小说集》，发现了汉语文学的一个高峰，尤其是其中一篇《心经》成了我青春时期最爱看的作品之一。
我到了中国以后，第一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汉语进修班，第二年则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课；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从沿海地区到四川、云南、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岛，越远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对中国大陆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对中文的掌握则来自旅途上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谈，真得感谢中国教育部每月两百七十块人民币的奖学金了。
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想多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我毕业回国当了记者，可是老梦想着海外，不久就提辞呈，订了往加拿大的飞机票。根本没预料到，这一趟会是从多伦多到香港长达十年的大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