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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大学时期，我经常因没赶上“火红年代”而感到遗憾。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的日本学生，早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连文学都开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现代风气正在形成气候。大学校园和平安静却充满着颓废的享乐主义。只有少数男同学认真上课，其他人则从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将，到了晚上就带女校学生去迪斯科舞厅。她们打扮得跟最新一期的时装杂志《JJ》一模一样，有时像冲浪族，有时像美国常春藤大学女生，始终没有个性可言。因为政经系里的男女学生人数过分不平衡，我在大学总觉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学生多数来自外地，没见过世面，不懂得都会生活，和我那些潇洒成性的高中同学们比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于对早大环境的疏远感，我一方面去参加跨大学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又相当积极地上日中学院的课了。那里有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小的跟我一样岁数，大的则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龄三十出头。有些人为了专业、工作的需要而来学中文，更多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们的学习态度比我在大学的同学们认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当时三十多岁，曾经历过“火红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普遍崇拜毛泽东的新中国，有的在“文革”时期身为日本学生代表团成员坐船去中国参加过交流活动。我开始学汉语时，中国早已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是在一衣带水对岸的中国话学校，清一色的日本学生还在和声歌颂毛泽东的革命歌曲《不落的红太阳》。还有高年级同学们在联欢会上唱的一首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打日本鬼子的《游击队之歌》！
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作为思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他在文中指出：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是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冬天下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作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这是经过明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时就开始的现象；连天皇家都是那时候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东京作家谷崎润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纪以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的感觉也有所类似。外地人可以“上”来东京，我身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迁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美丽的小城市可多了，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松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下”去的；作为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会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
一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办护照，有史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从上空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我赴北京参加华侨补习学校为外国人举办的暑期汉语进修班。中国民航班机入夜后才离开了成田机场，飞越东海后向北，这是当时中国跟韩国还没有邦交，中国班机不能飞行韩国上空的缘故。我们乘坐的飞机于北京首都机场落地时，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忽然看见了天安门上亮堂堂的毛泽东肖像。长安街上几乎看不到其他汽车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灯下，竟有些年轻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鲁迅所描述，也像我在东京看过的影片《城南旧事》《骆驼祥子》一般。那年夏天，我终于发现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对我成了世界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