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家先前没有料到,
现在被迫承认,
在星系的中心,
可能存在比太阳重100万倍的黑洞
如果有谁在1962年(理论物理学家刚开始接受黑洞概念的那一年)断言,宇宙包含着比太阳重数百万或数十亿倍的巨大黑洞,天文学家一定会笑他。不过,天文学家不知道,他们从1939年起就已经在用无线电波观测这样的巨黑洞了。至少我们今天会强烈地这么猜测。
无线电波是与X射线相对的另一个极端。X射线是波长极短(典型波长比可见光短10 000倍)的电磁波(见序幕的图P.2);无线电波也是电磁波,但波长很长,波峰到波峰的典型距离为几米,比可见光长百万倍。从波粒二象性说(卡片4.1),X射线与无线电波也处在两个相对的极端——电磁波有时像波,有时像粒子(光子),X射线的典型行为就像高能粒子(光子),X射线光子击中原子,从原子中打出电子(第8章),这样就很容易用盖革计数器来探测。无线电波几乎总是表现为电力和磁力的波,很容易用金属或天线来探测,因为电力的振荡能使电子上下振动,从而在天线上固定的无线电接收器中产生振荡信号。
宇宙无线电波(或射电波,来自地球外面的无线电波)是央斯基(Karl Jansky)1932年偶然发现的,他那时是新泽西州霍尔姆德尔的贝尔电话实验室的无线电工程师。 刚从大学出来,央斯基就被派去识别干扰联通欧洲电话的噪音。那个时候,通过大西洋的电话是靠无线电传输的,所以央斯基做了一架由长长的金属管构成的特殊无线电天线,来寻找无线电静电干扰的来源[图9.1(a)]。他很快发现,多数干扰来自雷雨,但雷雨过后还残留有微弱的嘶嘶噪音。到1935年,他已经确定了那噪音的来源,它很可能来自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区域。当中心区域在头顶时,噪音较强,当它沉到地平线以下时,噪音会减弱,但不会完全消失。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发现,任何想过宇宙电波的人都会认为太阳是天空最强的无线电波源,就像它是最亮的光源一样。毕竟,太阳比银河系中大多数恒星离我们近10亿(10 9 )倍,所以它的无线电波应该比来自其他恒星的强约10 9 ×10 9 =10 18 倍。因为在我们的星系中只有10 12 颗恒星,所以太阳应该比所有其他恒星加在一起还亮大概10 18 /10 12 =10 6 (100万)倍。这样论证怎么会错呢?来自遥远的银河中心的无线电波怎么会比来自太阳的强那么多呢?
这当然是令人惊奇的谜,但回想起来,还有更令人惊奇的事,那就是天文学家对这个谜几乎一点儿也没留意。实际上,尽管贝尔电话公司极惹人注意,但央斯基的发现似乎只有两个天文学家表现了一点兴趣。它注定了会因天文学家的保守而被埋没,同当年钱德拉塞卡宣布没有重于1.4个太阳质量的白矮星的遭遇一样(第4章)。
这两位例外的热心人,来自哈佛大学天文系,一个是研究生格林斯坦(Jesse Greenstein),一个是讲师惠普尔(FredWhipple)。他们在认真考虑了央斯基的发现后证明,如果当时流行的关于宇宙电波产生的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银河系不可能产生央斯基所发现的那么强的电波。 尽管显然不可能,格林斯坦和惠普尔还是相信央斯基的发现。他们确信问题出在天体物理学理论,而不在央斯基。但理论哪儿错了,一点线索也没有;另外,正如格林斯坦后来回忆的,“[30年代]我也没有碰到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天文学家,一个也没有。” 所以,他们也将注意力转向了别的地方。
1935年(大约茨维基提出中子星概念的时候,见第5章),央斯基已经完全认识了他的原始天线所能发现的银河系噪音。为认识更多的东西,他向贝尔电话实验室建议建造世界第一台射电望远镜;那是一个直径100英尺(30米)的巨大金属碗,它会像光学反射望远镜把光从镜片反射到目镜或摄影板上那样,将传来的电波反射到无线电天线和接收器。贝尔公司否决了这项建议,因为它不会带来好处。央斯基是个好雇员,也只得同意。他放弃了对天空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的阴影中,将精力转向了短波长的无线电通讯。
职业科学家对央斯基的发现实在太没有兴趣了,在接下来的10年里才有第一个人来造射电望远镜,这人是雷伯(GroteReber),一个古怪的单身汉,伊利诺斯惠顿的业余无线电接线员,呼号W9GFZ。 他从《大众天文学》杂志读到央斯基的射电噪音后,就开始研究它的细节。雷伯没受过多少科学教育,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良好的无线电工程训练和强烈的实践精神。凭他巨大的创造力和有限的积蓄,他靠自己的双手在母亲的后院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射电望远镜,镜面是直径30英尺(也就是9米)的盘子;他用它绘出了天空的射电图[图9.1(d)]。从他的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射电源除了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区外还有两个,后来被称为CygA和CasA——A代表“最亮的射电源”,Cyg和Cas分别代表“天鹅座”和“仙后座”(Cassiopeia)。40多年的研究最终证明,天鹅A和许多随后发现的射电源,很可能是由巨黑洞提供能源的。
探测这些射电源的故事,是我们这一章的中心。我决定用整整一章来讲这个故事,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故事将说明一个与第8章所讲的大不相同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在第8章,泽尔多维奇和诺维科夫提出了具体的寻找黑洞的方法;实验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实现了那个方法,而且成功了。在这一章里,雷伯在1939年就观测到巨黑洞了,那时还没人想到寻找它们,而越来越多的观测证据等了40年,才令天文学家们被迫承认,他们看到的就是黑洞。
图9.1 (a)央斯基和他1932年发现来自银河的宇宙电波的天线。(b)G.雷伯,约1940年。(c)雷伯建在伊利诺斯惠顿他母亲后院的世界第一台射电望远镜。(d)雷伯用他的射电望远镜绘出的天空射电图。[照片(a)由贝尔电话实验室摄,美国物理学联合会(AIP)EmilioSegre图像档案馆提供;(b),(c),(d)由雷伯提供;(d)引自Reber(1944)。]
第二,第8章讲了天体物理学家和相对论学家的力量;这一章要讲他们的局限。第8章发现的那类黑洞在人们寻找它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就被预告存在了,那是奥本海默—斯尼德黑洞:比太阳重几倍,由大质量恒星坍缩而成。本章的巨黑洞不一样,从来没有哪个理论家预言过它们的存在;它们比任何天文学家在天空见过的任何恒星重几千或几百万倍,所以不可能是那些恒星坍缩产生的。任何预言这些巨黑洞的理论家可能都会损害自己的科学荣誉。这些黑洞的偶然发现,才是真正的“发现”。
第三,这一章要讲的发现的故事,将比第8章更清楚地说明四个科学家群体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和依赖关系,他们是相对论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第四,这一章的最后要证明,巨黑洞的自旋和转动能量在解释所观测到的电波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相反,对第8章的那些不太大的黑洞性质而言,旋转是无关紧要的。
1940年,雷伯在完成他的第一次天空射电扫瞄后,认真地将他的望远镜、观测结果和射电图整理成一篇论文,寄给钱德拉塞卡,那时他在威斯康星日内瓦湖畔的芝加哥大学叶凯士天文台担任《天体物理学杂志》的编辑。钱德拉塞卡把雷伯不同寻常的稿子在叶凯士的天文学家中传阅。文稿令人困惑,而这位完全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也令人生疑。于是,几个天文学家驱车来到惠顿,看他的仪器。他们感动了。回去后,钱德拉塞卡同意论文发表。
格林斯坦在哈佛读完研究生后,也成了叶凯士的一位天文学家,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多次来到惠顿,成了雷伯的好朋友。他说雷伯是“理想的美国发明家。假如他没对射电天文学发生兴趣,早就成百万富翁了”。
格林斯坦对雷伯的研究满怀热情,几年后,他设法让他到芝加哥大学来。“学校不愿在射电天文学上花一分钱,”格林斯坦回忆说;但叶凯士天文台台长斯特鲁维(Otto Strave)同意给他一个研究职位,不过,雷伯的薪水和研究资助得从华盛顿来。然而,雷伯“是独来独往的怪人”, 格林斯坦说,他拒绝向当局详细报告如何使用造新望远镜的经费。于是,事情没办成。
这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为战争做技术研究的科学家们开始寻找新的挑战。他们中间,有在战争中发明过跟踪敌人飞行器雷达的实验物理学家。雷达无非就是让无线电波从射电望远镜式的发射器发出,在飞机上反弹,然后回到发射器。所以让这些实验物理学家投身到射电天文学的新领域中来,是再理想不过了——有些人正渴望着来。巨大的技术挑战在等着他们,理性的回报也大有希望。在众多想大显身手的人中,三个小组立刻就占领了这片领域:英国约德雷尔邦克—曼彻斯特大学的洛弗尔(Bernard Lovell)小组,剑桥大学的赖尔(Martin Ryle)小组以及澳大利亚博塞(J.L.Pawsey)和波尔顿(John Bolton)的联合小组。在美国,没有值得注意的行动;雷伯差不多还是独自继续着他的射电天文学研究。
光学天文学家(用光来研究天空的天文学家, 那时就只有这一类天文学家)对实验物理学家的火热行动并不在意。要等到射电望远镜能准确测量射电源在天空的位置并能确定电波来自哪一个发光体时,他们才会发生兴趣。这要求望远镜的分辨率在雷伯达到的精度上提高100倍,也就是被测射电源的位置、大小和形状的精度还应该提高100倍。
这个要求很高。光学望远镜,甚至人眼都很容易达到较高的分辨水平,因为它们依靠的(光)波具有很短的波长,小于10 -6 米。反过来,耳朵不能很准确地区别声音所来的距离,因为声波的波长很长,大概1米左右。同样,无线电波因为具有米量级的波长,所以分辨率很低——除非望远镜远大于1米。雷伯的望远镜不是很大,分辨率当然也不太高。为了提高100倍的分辨率,需要大100倍,即约1千米的望远镜,或者需要用更短波长的无线电波,例如用几厘米的波来代替1米的波。
1949年,实验物理学家实现了那100倍,他们没有蛮干,而靠的是机智。通过简单而熟悉的例子,就能理解他们机智的想法。(这只是一个类比;说得太轻松了,不过能让我们对一般思想有个印象。)人仅凭两只眼睛,不用更多,就能看出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三维的。左眼看到一点儿物体的左面,右眼看到一点儿物体的右面。把头转到一个面上,可以看到一点儿物体的顶面和底面;如果眼睛离远些(结果就像两台相机照三维照片,会有些夸张),我们也多少能看得更多一些。然而,我们的三维图像不会因为脸上长满了眼睛而有多大的改进。眼睛多了,我们看东西会明亮得多(也就是有更高的灵敏度),但在三维分辨水平上,我们并不能获得什么。
现在,1千米的巨大射电望远镜(图9.2左)多少有点儿像长满了眼睛的脸。望远镜是1千米大的碗,用能将电波反射和聚焦到线阵天线和接收器上的金属片覆盖。如果将各处的金属片拿走,只留下几片散布在碗上,就相当于将多余的眼睛从我们脸上拿走,只留下两只。这两种情形,都不会损失分辨率,只是极大地损失了灵敏度。实验天文学家最需要的是提高分辨率(他们想发现电波从哪儿来,波源是什么形状),而不是提高灵敏度(不需要看到更多更暗的射电源——至少目前不需要)。于是,他们只需要一个斑斑点点的碗,而不需要被完全覆盖的碗。
图9.2射电干涉仪原理。左:为达到良好的角分辨率,可能有人想有一个巨大的,如1千米的射电望远镜。不过,电波反射碗只需要几点(黑点)用金属片覆盖并发生反射就够了。右:从那些点反射的电波不必都聚焦到一个天线和巨碗中心的接收器上;每一点可以聚焦到各自的天线和接收器,然后将各接收器的最终信号通过线路传到一个中心接收站,电波在接收站合成,与它在望远镜的接收器上合成一样。结果,这是一个具有相关而合成输出的小射电望远镜网,也就是一个射电干涉仪
这个斑斑点点的碗,实际上是一个小射电望远镜的网络,通过线路联结到一个中心电波接收站(图9.2右)。每个小望远镜就像大碗上的一块金属片,每个小望远镜的射电信号通过线路传递,就像射电束在大碗的金属片上反射;合成来自各线路信号的中心接收站,也就像大碗上合成来自碗上各点的反射束的天线和接收器。这样的小望远镜和实验物理学家的中心工作站组成的网络,叫射电干涉仪,因为它背后的工作原理是干涉测量法,通过各小望远镜的输出结果的相互“干涉”(如何干涉,我们将在第10章卡片10.3中看到),中心接收器将合成天空的射电图或图像。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进入60年代,那三个实验物理学家小组(约德雷尔邦克的、剑桥的和澳大利亚的)相互竞争着做更大和更灵巧的射电干涉仪,分辨率也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在光学天文学家中激起兴趣的第一个决定性的100倍的提高在1949年实现了。那时,波尔顿、斯坦莱(Golden Stanley)和澳大利亚小组的斯里(Bruce Slee)关于许多射电源的位置的误差区间是10弧分大小,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将射电源在天空中的位置确定到10弧分大小的区域内。 (从地球上看,太阳的三分之一直径就是10弧分,可见,它比人眼靠光达到的分辨率还可怜,但靠无线电波,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分辨率了。)用光学望远镜来检查这些误差区间,包括天鹅A在内,都没表现出特别的明亮;为了从误差区域内众多的光学暗天体中找到真正的射电源,电波的分辨率还需要提高。不过,这些误差区域中还是有三个与众不同的光亮天体:一个是古老超新星的残骸,另外两个是遥远的星系。
央斯基发现的从我们银河系发出的无线电波,已经令天体物理学家难以解释,现在要理解遥远星系怎么能发出那么强的无线电信号,就更困难了。天空中某些最亮的射电源可能是极遥远的天体,这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后来证明真是这样)。于是,似乎可以打赌,每个误差区间里的无线电信号不是来自遥远的星系,而是来自区域内的某个光学暗淡然而距离很近的恒星。(打这个赌的人要输。)只有更高的分辨率能确定地告诉我们。实验物理学家在努力向前,几个光学天文学家开始产生了一点兴趣,在一边看着。
到1951年夏,剑桥的赖尔小组将分辨率又提高了10倍,赖尔的研究生史密斯(Graham Smith)用它将天鹅A的位置确定到1弧分的误差区间——这个区间够小了,大概只含有100个左右的光学天体(用光看到的天体)。史密斯把他猜测的最佳位置和误差区间寄给帕萨迪纳卡内基研究所的著名光学天文学家巴德(就是17年前跟茨维基一起确认超新星并提出其中子星能源的那个巴德——见第5章)。卡内基研究所在威尔逊山上有一台那时世界上最大的2.5米(100英寸)光学望远镜;帕萨迪纳街上的加州理工学院刚在帕洛玛山上建好一台5米望远镜。研究所和学院的天文学家共用这些望远镜。巴德在他接下来计划的帕洛玛5米镜[图9.3(a)]的观测中,拍摄了史密斯说的天鹅A所在天空的误差区域。(这个区域同大多数区域一样,以前没有用大光学望远镜检验过。)照片冲洗出来后,巴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误差区内有一个从没见过的天体,仿佛是两个星系撞在一起[图9.3(d)中间]。 (通过20世纪80年代红外望远镜的观测,现在我们知道那是光的错觉。天鹅A真是一个星系,不过有一尘埃带穿过它的表面,尘埃吸收了光,结果一个星系看起来就像两个撞在一起的星系。)中心星系加上射电源这样一个总系统,以后被称为射电星系。
两年里,天文学家们相信,射电波是星系碰撞的产物。可是到1953年,新的惊奇出现了。那年,洛弗尔的约德雷尔邦克小组的詹尼森(R.C.Jennison)和古普塔(M.K.Das Gupta)用一种新式干涉仪研究了天鹅A。他们的干涉仪由两台望远镜组成,一台固定在地上,另一台让卡车载着绕圈子,为的是逐步覆盖一台想象的40平方千米望远镜的“大碗”上众多的“点”[见图9.2(b)左]。靠这个新干涉仪[图9.3(b),(c)],他们发现,天鹅A的无线电波不是来自“碰撞星系”,而是来自两个巨大的近似矩形的空间区域,约200000光年,相对分开在“碰撞星系”的两头,距离200000光年。 这两个电波发射区,或者叫“叶”,表现为图9.3(d)的两个矩形区。另外,巴德的“碰撞星系”的光学照片也在图的中间。在图中还可以看到叶状电波发射区更具体的情况,那是16年后更精密的干涉仪的成果;图中表现射电波亮度的细等值线,与地图上表现地形高度的等高线是一样的。等值线证实了1953年的结论:射电波来自“碰撞星系”两端的巨大气体叶。一个巨黑洞如何能为这两片巨叶提供能量,是本章后面的主题。
图9.3发现天鹅A是一个遥远的射电星系:(a)5米光学望远镜,1951年巴德发现天鹅A关联着两个正在碰撞的星系。(b)约德雷尔邦克的射电干涉仪。1953年,詹尼森和古普塔用它证明,无线电波来自碰撞星系外的两片巨叶。干涉仪的两架天线(每一天线都是木架上的线阵)也并排在图上。测量时,一架天线让卡车载着在地上跑圈儿,另一架留在原地。(c)詹尼森和古普塔在干涉仪控制室内检查无线电数据。(d)1953年观测所揭示的射电源的两叶(矩形);同时,图中间还有巴德的“碰撞星系”的光学照片。图(d)还表现了高精度的无线电发射叶的等值线图(细实线),那是剑桥赖尔小组1969年得到的结果。[(a)由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帕洛玛天文台提供;(b),(c)由曼彻斯特大学努菲尔德射电天文台提供;(d)引自Mittonand Ryle(1969)、巴德和闵可夫斯基(1954)、Jennison and Das Gupta(1953)。]
这些令人惊异的发现,在光学天文学家中间激起了长久而强烈的兴趣。格林斯坦不再是惟一认真的关注者了。
在格林斯坦个人看来,这些发现是最后的一棵稻草了。美国人没能在战后推进射电研究,现在他们只能站在一边儿看着这场自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以来最伟大的天文学革命。革命的果实正在不列颠和澳大利亚成熟,而美国什么也没有。
格林斯坦这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从叶凯士来这儿,是为了围绕5米的新望远镜确立一个天文学计划。于是,他自然去找院长杜布里奇(Lee Dubridge),要加州理工学院造一台射电望远镜,与5米望远镜一起探索遥远星系。杜布里奇在战时曾负责美国雷达设计,他有同感但也很谨慎。为说服杜布里奇行动起来,格林斯坦1954年1月5日和6日,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关于射电天文学未来的国际会议。
在华盛顿,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射电观测者们报告了他们惊人的发现,接着,格林斯坦提出了他的问题:一定要让美国继续成为射电天文学的荒漠吗?答案是显然的。
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美国的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天文学家们开始在西弗吉尼亚格林邦克建立国家射电天文台;杜布里奇也批准了格林斯坦关于建造最先进的加州理工学院射电干涉仪的报告,决定将它建在加利福尼亚约色米特国家公园西南的欧文斯河谷。由于学院里没人造过这种仪器,格林斯坦就把波尔顿从澳大利亚请来,做这个计划的先锋。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人也赶上来了。格林邦克的射电望远镜正在投入使用;在加州理工学院,马修斯(Tom Mathews)、马尔特比(Per Eugen Maltby)和莫菲特(Alan Moffett)用欧文斯河谷的新射电干涉仪,与巴德、格林斯坦和其他人用帕洛玛5米光学望远镜一起,发现和研究了大量的射电星系。
1960年,这些工作又带来一个惊奇:加州理工学院的马修斯收到帕尔默(HenryPalmer)的来信。根据约德雷尔邦克的观测,一个叫3C48(剑桥的赖尔小组编制的第3版星表 中的第48个射电源)的射电源极小,不超过1弧秒的直径(太阳张角的1/10000)。这么小的源是很新奇的事情。但是,帕尔默和约德雷尔邦克的同事们却不能很好地确定源的位置。马修斯在学院的新射电干涉仪上的工作非常出色,他将位置定到只有5弧秒大小的误差区域,把结果给了帕萨迪纳卡内基研究所的光学天文学家桑德奇(Allan Sandage)。桑德奇接着在5米光学望远镜的观测中,拍摄了马修斯误差区域中心的照片,他惊讶地发现,那不是一个星系,而是一个单独的蓝色亮点,像一颗恒星。“第二天晚上,我检查了它的光谱,那是我见过的最离奇的光谱。”他后来回忆说。谱线的波长根本不像恒星或地球产生的热气体的;也不像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以前遇到过的任何东西。从这个奇怪的天体,桑德奇看不出一点儿意思。
接下来的两年里,又有6个相同的天体以相同的方式被发现了,它们都跟3C48一样令人疑惑。加州和卡内基的所有光学天文学家都开始来为它们摄像,取光谱,力图认识它们的本质。答案本应是很显然的,但实际上不是,遇到阻碍了。这些奇异的天体那么像恒星,于是天文学家一直试图把它们解释成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银河系中的某种恒星,但这些解释太牵强,不会有人相信。
打破障碍的是32岁的荷兰天文学家施米特(Maarten Schmidt), 那时他刚应聘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几个月来,他都在想办法去认识他得到的3C273的光谱,那也是一个奇异天体。1963年2月5日,他坐在学院办公室里仔细地为他正在写的一篇文章画光谱,答案突然降临了。光谱中4条最亮的线是氢原子气体产生的标准的“巴尔末线”——这是所有光谱线中最有名的,是大学生在量子力学课里学的第一类谱线。不过,这4条线并没有通常的波长,每一条都红移了16%。所以,3C273一定含有大量氢气,并且以16%的光速离开地球——比任何天文学家见过的任何恒星的速度大得多。
施米特冲出办公室,跑去找格林斯坦,激动地向他讲了自己的发现。格林斯坦回到办公室,把他的3C48光谱拿出来,盯着看了一会儿,没看到有任何红移的巴尔末线;但由镁、氧、氖发出的谱线在等着他,它们红移了37%。看来,3C48至少部分含有镁、氧和氖,以37%的光速离开地球。
这么高的速度从哪儿来的?如果照普遍的想法,这些奇异天体(以后它们被称为类星体)是我们银河系中的某种恒星,那么它们一定是被巨大的力量从某处(也许从银河系中的核)喷射出来的,这太难以置信了。进一步检查类星体光谱会看到,这是极不可能的。格林斯坦和施米特认为(对的),惟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类星体在我们宇宙很远的地方,由于宇宙膨胀的结果,它们在以极高的速度离开地球。
想想,宇宙膨胀就像正在吹气的气球的膨胀。假如有许多蚂蚁站在气球表面,那么每一只蚂蚁都会看到其他所有的蚂蚁在离它而去,这是气球膨胀的结果。离它越远的蚂蚁,离开它的速度也越快。同样,由于宇宙膨胀的结果,离地球越远的天体,我们在地球上看它离开的速度也越快。换句话说,天体的速度正比于它的距离。这样,施米特和格林斯坦能从3C273和3C48的速度推测它们的距离,分别是20亿光年和45亿光年。
这些距离太大了,几乎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距离。这意味着,3C273和3C48为了达到在5米望远镜上显示的亮度,必然要辐射出大量的能量:比我们见过的最亮的星系的能量还高100倍。
3C273的确很亮,自1895年以来,它与它附近的其他天体一起,已被最普通大小的望远镜拍过2000多次了。在听说施米特的发现后,德克萨斯大学的史密斯(Harlan Smith)仔细检查了这些多数珍藏在哈佛档案馆里的照片,发现3C273在过去70年里亮度在波动。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内它发出的光发生过很大变化。 这意味着,大部分来自3C273的光必然是从一个比光在1个月内所经过的行程小,也就是从小于1“光月”的区域内发出的。(假如区域太大,当然就不会有任何以小于或等于光速运行的力量能使发出的气体同时在1个月内变亮和变暗。)
左:格林斯坦和帕洛玛5米光学望远镜的图,约1955年。右:施米特和他用来测量5米望远镜光谱的仪器,约1963年。[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档案馆提供。]
这些意思是极难让人相信的。3C273,这个奇异的类星体,比宇宙中最亮的星系还亮100倍。星系的光是从100000光年大小的区域中发出的,而3C273的发光区域却只有1光月大小,直径至少比星系小100万倍,体积小10 18 倍。它的光必然来自一个由一台巨大功率的发动机加热的大质量气状天体。发动机很可能是一个巨大黑洞,不过还不能完全确信,15年过后才出现有力的证据。
如果说,解释来自我们银河系的无线电波难,解释来自遥远射电星系的无线电波更难,那么,解释来自那些超远类星体的无线电波,就难上加难了。
困难原来是一个思想障碍。格林斯坦、惠普尔和三四十年代所有天文学家一样,都认定宇宙电波跟恒星的光一样,是从原子、分子和电子的不规则热运动产生的,那时的天文学家不能想象还有别的自然途径能产生所看到的电波,尽管他们的计算已经确凿地证明原来的途径是行不通的。
然而,其他途径自20世纪初就已为物理学家所熟悉了:当高速运动的电子遇到磁场时,会因磁力作用而绕磁力线做螺旋运动(图9.4),在螺旋中发出电磁辐射。40年代,物理学家开始将这种辐射称为同步辐射,因为那时正在建造的所谓“同步”粒子加速器里的螺旋电子就产生这种辐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物理学家对同步加速器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天文学家却毫不在意,头脑里的石头阻碍了他们的思想。
1950年,芝加哥的凯本海尔(Karl Otto Kiepenheuer)和莫斯科的金兹堡(就是为苏联氢弹发明LiD燃料,后来又发现黑洞无毛的第一丝线索的那个金兹堡 )打碎了那块石头。他们在阿尔文(Hans Alfvén)和赫洛森(Nicolai Herlofson)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对的),央斯基的来自我们银河的无线电波是螺旋地绕着充满在星际空间的磁力线近光速运动的电子产生的同步辐射(图9.4)。
图9.4宇宙的无线电波是在磁场中螺旋式近光速运动的电子产生的。磁场迫使电子螺旋而不是直线地运动,电子的螺旋运动产生无线电波
几年后,发现了射电星系巨大的电波发射叶和类星体,人们自然(也是正确的)认为,它们的无线电波也是绕磁力线的螺旋电子产生的。根据螺旋运动和观测到的无线电波以及相关的物理学定律,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布尔比奇计算了射电叶的磁场和高速电子所应具有的能量。他的结果令人惊愕:在最极端情况下,电波发射叶必须具有的磁能和高速(动)能,相当于1000万(10 7 )个太阳质量以100%的效率完全转化而来的纯粹能量。
类星体和射电星系的能量要求那么大,1963年,天体物理学家们被迫去检验所有可以想象的能源。
化学能(汽油、油、煤或炸药的燃烧),这种人类文明的基本能源形式,显然是不够的。质量转化为能量的化学效率只有一亿分之一(10 -8 )。为了向类星体发射电波的气体提供能量,需要10 8 ×10 7 =10 15 个太阳质量的化学燃料——整个银河系所有燃料的100000倍。这看来是完全不合理的。
核能,作为氢弹和太阳光热的基础,似乎是惟一能充当类星体能源的。核燃料的质能转化效率约为1%,所以,一个类星体需要10 2 ×10 7 =10 9 (10亿)个太阳质量的核燃料来为它的电波发射叶提供能源。不过,只有当核燃料完全燃烧,而且能量完全转化为磁场和高速运动电子的能量时,10亿个太阳质量才够。完全的燃烧和完全的转化似乎是很不可能的。即使靠精密设计的机器,人类对燃烧能量的利用也很少超过几个百分点。而大自然没有什么周密的设计,很可能做得更差。于是,100亿或者1000亿个太阳质量的核燃料似乎更合理。这个量比一个巨大星系的质量小,但也不是特别小,而且大自然如何能够实现燃烧的核能向磁场能和动能转化,我们还不清楚。因此,核燃料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是很大。
物质与反物质的湮灭 能实现100%的质能转化,所以1000万个太阳质量的反物质与1000万个太阳质量的物质发生湮灭,就能满足一个类星体的能量需要。然而,我们的宇宙中没有任何反物质存在的证据,只不过有一点在粒子加速器上人工产生的,和一点在物质粒子碰撞中自然产生的。而且,即使在类星体中有那么多物质和反物质湮灭,湮灭的能量将进入高能γ射线,而不会成为磁能和电子的动能。因此,物质—反物质湮灭似乎是很难令人满意的类星体供能方式。
还有一种可能:引力。正常恒星形成中子星或黑洞的坍缩,想来可能将10%的恒星质量转化为磁能和动能——虽然如何转换还不清楚。如果它真能这么做,那么10×10 7 =10 8 (1亿)颗正常恒星的坍缩就可能满足1个类星体的能量,而像假想的比太阳重1亿倍的超大质量恒星,一颗就够了。[正确的想法是,这样一颗超大质量恒星的坍缩形成的巨大黑洞,本身可能就是为类星体提供动力的发动机。不过,在1963年还没人这么想过。那时,黑洞还没人理解;惠勒还没起“黑洞”的名字(第6章),萨尔皮特和泽尔多维奇还没认识到落向黑洞的气体可以高效地加热和辐射(第8章);彭罗斯也还没发现黑洞可以将29%的质量作为旋转能贮存和释放(第7章)。黑洞研究的黄金年代还没有来临。]
形成黑洞的恒星的坍缩可能为类星体提供能量,这个思想根本背离了传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感到需要求助于广义相对论的效应来解释他们看到的天体。以前,相对论学家生活在一个世界,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两家几乎没有交流。他们的偏见就要结束了。
为培养相对论学家与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之间的对话,促进类星体研究的进步,1963年12月12~18日,300名科学家在德克萨斯的达拉斯举行了第一届德克萨斯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议。 在一次餐后讲话中,康奈尔大学的戈尔德(Thomas Gold)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不过有点儿言不由衷:“[类星体的神秘]令我们想到,相对论学者和他们精致的工作不仅是华丽的文化装点,也可能对科学真有些用处!现在,人人都高兴了:相对论学者们感到有人在感谢他们,成了他们几乎还不知道其存在的领域的专家;天体物理学家们也因为融和了另一个学科——广义相对论而扩展了自己的领地、自己的王国。这真是令人高兴的,让我们希望它是对的。如果到头来我们又和相对论学者们分开了,那将多令人羞愧。”
会议报告几乎从上午8:30持续到下午6:00,一个小时午餐;然后从下午6:00到凌晨2:00,进行非正式讨论和辩论。其中有一个10分钟的短报告,是年轻的新西兰数学家克尔作的,与会者都不认识他。克尔只是讲了他的一个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解——10年后会发现,这个解描述了旋转黑洞的所有性质,包括旋转能量的贮存和释放(第7,11章);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个解最终会成为解释类星体能量的基础。然而,在1963年,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克尔的解似乎只是数学珍玩,甚至没人知道它描述了黑洞——尽管克尔猜想它也许能为旋转恒星的坍缩带来一点认识。
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来达拉斯是为了讨论类星体,对克尔神秘的数学题目没有一丝兴趣。所以,当克尔上台讲话时,好多人溜出演讲厅到走廊上去谈他们喜欢的类星体理论;其他的更不礼貌的人,仍坐在大厅里小声讨论。留下的人许多都在打瞌睡,后半夜的科学讨论影响了睡眠,但靠这会儿是补不回来的。只有几个相对论学家在聚精会神地听。
这种场面,令帕帕皮特罗(Achilles Papapetro)忍不住了,他是世界有名的大相对论专家。等克尔一讲完,他就要求发言。他站起来,深有感触地解释了克尔功绩的重要性。他,帕帕皮特罗本人曾花30年时间寻找这样一个爱因斯坦方程的解,但同其他许多相对论学者一样,失败了。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礼貌地点点头;接下来,另一位报告者又来大讲类星体理论,他们又重新集中注意力,会议继续进行。
20世纪60年代为射电源研究找到了一个转折点。以前,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完全是实测天文学家——也就是光学天文学家和从事射电观测实验的物理学家,现在都团结到一个天文学群体中来了,叫射电天文学家。相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没做什么事情,因为射电观测还没有细到能让他们很好地进行理论化的地步。他们惟一的贡献在于,认识了无线电波是由绕磁力线螺旋式高速运动的电子产生的,计算了它需要多大的磁能和动能。
20世纪60年代,随着射电望远镜分辨率持续提高和光学望远镜开始揭示射电源的新特征(例如,类星体小小的发光核),不断增长的信息源成了天体物理学家头脑的营养素。他们根据丰富的信息提出了许多解释射电星系和类星体的具体模型,而这些模型也一个个地被不断积累的观测数据所否定了。说到底,这就是科学的一贯作风!
关键的一点是,射电天文学家发现,无线电波不仅从处在射电星系两端的两叶,而且还从中央星系本身的核发出来。1971年,剑桥席艾玛的一个新来的学生里斯由此想到一个为两叶提供能源的新办法。也许,星系所有的无线电波都来自星系核中的一台发动机,也许这台发动机在直接为中心的电波发射电子,为磁场提供能量,也许它还向两叶输送能量,激发那儿的电子和磁场;也许,这台在射电星系核心的发动机正是为类星体提供能量的那种(不管它可能是什么)。
里斯原来怀疑,从星系核携能量到两叶的流由超低频的电磁波组成,但理论计算很快说明,这样的电磁流无论如何也不能穿过星系的星际气体。
里斯不太正确的想法引来了正确的思想,这倒是常有的事情。剑桥的朗盖尔(Malcolm Longair)、赖尔和谢维尔(Peter Scheuer)采纳了他的想法,做了一点简单的修改:他们留下里斯的流,但让它成为热的磁化气流,而不是电磁波束。 里斯立即同意这类气体喷流能实现那个过程,然后同他的学生布兰福德(Roger Blandford)一起计算了喷流应有的性质。
几年后,英国、荷兰和美国的新射电干涉仪辉煌地证实,发射电波的两叶是通过来自星系中央发动机的气体喷流获得能量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圣·奥古斯丁平原的VLA(甚大天线阵,图9.5)。这组干涉仪看到了喷流,而且正好具有所预言的性质。它们从星系中心看到两叶,甚至看到涌进来的气体在两叶慢慢停下来。
图9.5 上:新墨西哥州圣·奥古斯丁平原上的VLA射电干涉仪。下:珀莱(R.A.Perley),德雷耶(J.W.Dreyer)和科万(J.J.Cowan)用VLA拍摄的射电星系天鹅A的射电照片。涌入右射电叶的喷流很清楚;左叶的喷流暗一些。与1944年雷伯那幅没能反映两叶的对应照片[图9.1(d)]和1953年詹尼森、古普塔那幅只揭示了两叶存在[图9.3(d)的矩形]的射电图以及1969年赖尔的[图9.3(d)]比较,可以看到这幅射电图片在分辨率上大大提高了。[两图均由NRAO/AUI提供。]
与四五十年代的射电干涉仪(图9.2)一样,VLA也采用“点盖碗”技术,不过它的碗大得多,点也多得多(联结着更多的射电望远镜)。它的分辨率达到了1弧秒,差不多与世界上最好的光学望远镜一样好——这是40年前人们对央斯基和雷伯的原始仪器所期待的巨大进步。但进步并没有就此停下。20世纪80年代初,由大陆或地球相对两端的射电望远镜组成的甚长基线干涉仪(VLBIs)得到了比光学望远镜的分辨率高1000倍的射电星系核和类星体的图片。(VLBI的各望远镜的结果记录在磁带上,并以一个原子钟为它们标记时间,然后将来自所有望远镜的磁带输入计算机,在机上相互“干涉”而成图。)
80年代初的VLBI照片说明,喷流最深延伸到了星系核或类星体内几光年——就是在这个区域内,某些类星体(如3C273)藏着一个大小不足1光月的非常明亮的发光体。中央发动机大概也在发光体内,不仅为它提供能量,也激发了涌向射电叶的喷流。
喷流还泄露了中央发动机本质的另一点线索。有的喷流在100万光年甚至更长的距离内是绝对直的。如果这些喷流的源在转动,那么像洒水车上旋转的水龙头一样,它会产生弯曲的喷流。所以,我们看到的直线喷流意味着,中央发动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在完全相同方向上点燃喷流的。多长呢?由于喷流气体不能比光运动更快,而有些喷流比百万光年还长,所以点火方向必须稳定百万年以上。为达到这样的稳定性,发动机的喷流“龙头”必须固定在超稳定的天体——某种永久的陀螺仪上(回想一下,陀螺是一种快速旋转的物体,它能长时间地将旋转轴保持在一个稳定不变的方向。这样的陀螺仪是飞机和导弹惯性导航系统的关键部件)。
到80年代初,在已经提出的10多个中央发动机解释中,只有一个需要永久的超级陀螺仪,它的大小不超过1光月,能产生强大的喷流。那是一个巨大的旋转的黑洞。
巨黑洞可能激发类星体和射电星系的想法,是萨尔皮特和泽尔多维奇1964年(也就是黄金年代开始那年)提出来的。 他们曾发现落向黑洞的气流会碰撞而产生辐射(见图8.4),这个想法显然是那发现的一个结果。
关于气流向黑洞下落的更完整和实在的描述,是剑桥的英国天文学家林登—贝尔(Donald Lynden-Bell)1969年提出的。 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气流碰撞后将结合在一起,在离心力作用下围绕黑洞螺旋式下落,在旋转中形成一个盘状物,就像围绕土星的环——林登—贝尔称它为吸积盘,因为气体是被吸到黑洞上去的。(图8.7右图是艺术家心目中的一个吸积盘,围绕着天鹅X-1中的一个小黑洞。)在吸积盘中,相邻气流会相互摩擦,强烈的摩擦会将盘加热到很高的温度。
80年代,天体物理学家认识到,3C273中心那个1光月左右大的明亮发光天体可能就是林登—贝尔说的那种摩擦生热的吸积盘。
我们通常认为,摩擦是很不起眼的热源。想想靠两根棍儿的摩擦来点火的可怜童子军吧!不过,童子军的肌肉力量太小了,而吸积盘的摩擦靠的是引力的能量。由于引力能很大,远大于核能,所以摩擦很容易把盘加热,使它比大多数明亮星系还亮100倍。
黑洞怎么像陀螺呢?1975年,耶鲁大学的巴丁(James Bardeen)和彼德森(Jacobus Petterson)找到了答案: 黑洞如果快速旋转,就完全像一只陀螺。它的旋转方向总是严格固定不变的,旋转在黑洞周围产生的空间旋涡(图7.7)也总是指着相同的方向。巴丁和彼德森通过数学计算证明,黑洞附近的空间旋涡一定把握着吸积盘的内部,使它严格保持在黑洞的赤道平面——不论盘的指向与黑洞方向相差多远,都是如此(图9.6)。来自星际空间的气体被盘的遥远外部捕获时,可能会改变那里盘的指向,但由于黑洞的陀螺行为,它不可能改变黑洞附近的吸积盘方向。在黑洞附近,吸积盘总在赤道面上。
图9.6旋转黑洞产生周围的空间旋涡,旋涡使吸积盘内部保持在黑洞的赤道面上
没有爱因斯坦场方程的克尔解,天体物理学家就不会认识这种陀螺行为,也不可能解释类星体。有了克尔解,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得到了一个清晰而优美的解释。黑洞不再是“空间的一个洞”,它作为一个动态物体的概念,第一次成为解释天文学家观测现象的重要角色。
巨黑洞附近的空间旋涡有多大?换句话说,巨黑洞旋转有多快?巴丁也导出了答案。他从数学上证明,从吸积盘落进黑洞的气体会逐渐使黑洞越转越快。黑洞在吞没了足够的螺旋气体而使自身质量加倍时,将以近乎最大可能的速率旋转——离心力的作用不允许超过这个速率(第7章)。 因此,巨黑洞通常应该有一个最大旋转速度。
黑洞和它的吸积盘怎么会产生两股在相对方向上的喷流呢?这太容易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剑桥大学的布兰福德、里斯和林登—贝尔就知道,有四种可能产生喷流的途径,每一种都能做到这一点。
第一种:布兰福德和里斯认识到, 吸积盘周围可能是冷气体云[图9.7(a)]。吹开吸积盘上下表面的风(类似于吹开太阳表面的风),可以在冷气云中生成热气泡。然后,热气体在冷云的上下表面钻孔,并从孔洞流出去。从这些孔洞流出来的热气体,像从花园里的浇水龙头流出的水一样,形成细细的喷流。喷流的方向依赖于孔洞的位置。假如冷气云也以黑洞的轴旋转,那么最可能的位置就是沿着转轴,也就是垂直于吸积盘的内部——这些位置的孔洞产生的喷流,就将固定在黑洞的陀螺旋转的方向上。
第二种:因为吸积盘很热,所以内部压力很高。而这个压力可能使盘膨胀,变得很厚[图9.7(b)]。林登—贝尔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吸积盘气体的轨道运动的离心力,将在盘的顶部和底部面上生成旋涡式的漏斗,这些漏斗很像浴缸里的水从排水孔螺旋流出时形成的旋涡。黑洞像排出孔,而盘的气体就像水。由于气体的摩擦,旋涡状漏斗的表面也会很热,形成吹散自己的风,漏斗则将风汇聚成喷流。喷流方向与漏斗的一样,而漏斗牢牢地固定在黑洞陀螺的旋转轴上。
第三种:布兰福德发现, 处在吸积盘上和延伸到盘外的磁力线都会因盘的转动而被迫一圈圈地旋转[图9.7(c)]。旋转的磁力线表现出向外和向上(或者向外和向下)的螺旋形状。电力将把热气体(等离子体)束缚在力线上;等离子体可以沿着力线滑动,但不能穿越。力线旋转时,离心力会将等离子体沿着力线抛出去,形成两股磁化喷流,一股向上,一股向下。这样,喷流仍然还是在黑洞的旋转方向上。
第四种喷流产生方式比其他几种更有意思,需要多说几句。在这种方式里,黑洞像图9.7(d)那样被磁力线穿过,它旋转时,也拖着磁力线转圈,使它们向上、下抛出等离子体,同第三种方法一样,形成两股喷流。喷流沿黑洞转轴射出来,所以它们的方向与黑洞陀螺是一样的。这种方式是布兰福德刚获剑桥博士学位后与另一个研究生茨纳耶克(Roman Znajek)想到的,于是被称为布兰福德—茨纳耶克过程。
布兰福德—茨纳耶克过程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流入喷流的能量来自黑洞巨大的旋转能。(这应该是显然的,因为正是黑洞的旋转引起空间旋涡,正是空间旋涡引起磁力线旋转,正是磁力线旋转将等离子体抛出去。)
在布兰福德—茨纳耶克过程中,黑洞的视界怎么可能被磁力线穿过呢?这样的力线本应是一种“毛”,可以转化为电磁辐射而消失,所以,根据普赖斯定理(第7章),它们是必然会辐射掉的。事实上,普赖斯定理只有在黑洞远离其他物体而单独存在时才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讨论的黑洞并不孤立,在它周围还有吸积盘。假如那些磁力线突然脱离黑洞,那么从它北半球出去的和从它南半球出去的线实际上是互为延伸的同一条线,它们脱离黑洞的惟一途径是穿过吸积盘外部的热气体。但热气体不会让它们过去,而是将它们挤进吸积盘内部的空间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大部分被黑洞占据着,所以被困的磁力线穿过了黑洞。
图9.7黑洞和吸积盘激起两股喷流的四种方法。(a)吸积盘的风在周围旋转的气云中吹出一个气泡,气泡的热气体沿旋转轴在气云中钻孔,喷流从孔洞中射出。(b)吸积盘因内部巨大的热压力而膨胀,膨胀后的旋转盘形成两个漏斗,吸积盘的风经过漏斗而成为喷流。(c)束缚在吸积盘上的磁力线被盘的旋转带动,磁力线旋转时,将等离子体向上下抛出去,等离子体沿力线滑动而形成两股磁化喷流。(d)穿过黑洞的磁力线因黑洞空间的旋涡而被迫旋转,它们在旋转时向上下抛出的等离子体形成两股磁化喷流
这些磁力线从哪儿来?来自吸积盘。宇宙中所有气体都是磁化的,或至少有一点磁化,吸积盘的气体也不例外。 吸积盘气体一点点落入黑洞时,也将磁力线带进去了。在接近黑洞时,每一点气体从磁力线“滑”下去,穿过视界,而将力线留在视界外面,像图9.7(d)画的那样穿过视界。现在,这些被周围的吸积盘严格束缚着的穿过视界的磁力线,就可以照布兰福德—茨纳耶克过程提取黑洞的旋转能了。
所有这四种产生喷流的方式(气体云中的孔洞,漏斗里的风,吸积盘内旋涡式的磁力线和布兰福德—茨纳耶克过程),也许在类星体、在射电星系以及在某些其他类型星系的特殊核心(我们称这些核心是活动星系核),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
如果说类星体和射电星系的能源都来自相同类型的黑洞发动机, 它们为什么又显得那么不同呢?为什么类星体的光来自大小约1光月的强烈发光的恒星类天体,而射电星系的光来自大小约100 000光年的银河系那样的恒星集合?
几乎可以肯定,类星体与射电星系没有多大差别。类星体的中央发动机周围也存在着一个100 000光年的恒星系。不过,在类星体中,中央黑洞以特别高的效率通过吸积气体而增加燃料(图9.8),相应地,吸积盘内的摩擦热也很高。这么巨大的热量使吸积盘比周围星系的所有恒星加起来还亮几百到几千倍。天文学家看到了光亮的吸积盘,却没看到星系的恒星,所以这个天体看起来是“quasi-stellar”(也就是,像恒星那样的,像一个小小的强光点) ,而不像一个星系。
图9.8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类星体和射电星系的结构。这个以所有观测数据为基础的具体模型是加州理工学院的芬尼(Phinney, E.Sterl)和其他人提出的
吸积盘最深处很热,发X射线;靠外一点儿,吸积盘冷一些,发紫外辐射;再外就更冷,发光学辐射(可见光);而在最外的区域,就冷却到只能发红外辐射了。发光区域的正常大小是1光年左右,不过在有些情况(如3C273)下,它可能只有1光月或更小,因此也可能在1个月那么短的周期内改变光度。从最内的区域流出的大量X射线和紫外线落到离吸积盘几光年远的气体云上,将它们加热;正是这些被加热的云发出的光谱线,让我们第一次发现了类星体。有些(但不是所有的)类星体会出现吹散吸积盘的磁化风,这些风很强,足以产生射电的喷流。
与类星体相比,射电星系中央的吸积盘大概更安静一些,安静的意思是吸积盘内的摩擦很小,于是热量小,发光本领低,所以吸积盘远没有星系的其他部分亮。这样,天文学家通过光学望远镜只看到了星系,没看到吸积盘。不过,吸积盘、旋转黑洞和穿过黑洞的磁力线也许会像图9.7(d)(布兰福德—茨纳耶克过程)那样共同产生强烈的喷流,喷流从星系流出来,进入星系际空间,在那里将能量传给星系的巨大射电叶。
这些以黑洞为基础的关于类星体和射电星系的解释是很成功的,人们不禁会说,它们一定是正确的,而星系的喷流一定就是那个向我们叫喊“我来自黑洞”的惟一信号!不过,天体物理学家还是真够谨慎的,他们更相信铁一般的事实。而所有这些射电星系和类星体的观测性质都可能有另一种不需要黑洞发动机的解释:那可能是一颗比太阳重几百万或几十亿倍的超大质量的磁化的快速旋转的恒星——这种恒星,天文学家从未见过,但从理论上看,它可以在星系中央形成。这样的超大质量恒星的行为很像一个黑洞的吸积盘,它通过收缩(但不能收缩到临界周长以下)可以释放大量的引力能;引力能通过摩擦为恒星加热,使它像吸积盘那样发亮;束缚在恒星的磁力线可以旋转,以喷流形式将等离子体抛出去。
某些射电星系和类星体的能源可能就来自这种超大质量恒星。但是,物理学定律认为,这样的恒星会逐渐缩小,并在接近临界周长时发生坍缩而形成黑洞。恒星在坍缩之前的总寿命会远小于宇宙的年龄。这意味着,虽然最年轻的射电星系和类星体可能以超大质量恒星为能源,但更老的能源,几乎肯定来自巨黑洞——几乎肯定,但不是绝对肯定。这些论证还没成为铁的事实。
巨黑洞多吗?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积累的证据表明,这样的黑洞不仅存在于大多数类星体和射电星系,也存在于很多大的正常(不射电的)星系,如银河系和仙女座,甚至还存在于某些小的星系核中,如仙女座的矮伴星M32。在正常星系(银河系、仙女座、M32)中,黑洞周围可能没有吸积盘,或者只有很薄的盘,只能流出很少的能量。
我们银河系里这种黑洞的证据(如1993年的)是很诱人的,但还远没有证实。 关键的一点证据来自星系中心附近气体云的轨道运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汤斯(Charles Townes)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气体云在绕着一个约300万个太阳质量的天体转动;射电观测表明,在这个中心天体位置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但不太强的射电源——这个射电源惊人地小,还没有我们的太阳系大。不过,这正是我们希望的一个安静的只有薄吸积盘的300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应该具有的观测性质,但它们也容易用别的办法来解释。
巨大黑洞可能存在而且存在于星系的中心,这令天文学家感到非常惊奇。不过,现在想来,我们还是容易理解,这样的黑洞怎么能在星系的中心形成。
在任何星系里,当两颗恒星互相经过时,引力会使彼此偏转,脱离原来路径的方向。(NASA的飞船在遇到木星那样的行星时,也会因为这个作用而改变轨道。)由于这个过程,通常有一颗恒星会偏向星系中心,而另一颗会偏离中心。过程累积的结果是,星系中的某些恒星被驱到星系中心。同样,以后会发现,星系内星际气体的摩擦效应,最终会使大量气体落入星系中心。
随着越来越多的气体和恒星汇聚到中心,它们形成的集团的引力也会越来越强。最后,集团引力将超过它的内部压力,坍缩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另一种可能是,集团内的大质量恒星坍缩形成一些小黑洞,这些小黑洞相互碰撞,也与恒星和气体碰撞,从而形成更大的黑洞,最终形成一个统治中心的巨大黑洞。通过估计坍缩、碰撞和联合等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可以合理(尽管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认为,大多数星系在很久以前就在它们的中心生成了巨黑洞。
假如不是天文观测令人强烈感到星系的中心存在着巨黑洞,天体物理学家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也不会预言它的存在。不过,观测的确令人想到巨黑洞,天体物理学家也很容易让自己适应这种想法。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对星系中心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认识是多么贫乏。
未来会怎样呢?我们需要担心银河系里的巨黑洞会吞噬地球吗?看几个数字,我们就可以放心了。我们星系中央的黑洞质量(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是太阳的300万倍,于是有5000万千米或200光秒的周长——大约是地球绕太阳的轨道周长的十分之一,同银河系本身的大小相比,这是很小的。我们的地球跟着太阳一起在一个20万光年周长的轨道上绕着星系中心转动——那比黑洞的周长大300亿倍。假如这个黑洞最终会吞噬银河系的大部分物质,它的周长也只能扩张到1光年左右,我们的轨道周长还比它大20万倍。
当然,在10 18 年里——这是我们的中央黑洞吞噬大部分星系物质所需要的时间(比宇宙现在的年龄还大1亿倍),地球和太阳的轨道也许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们不可能预知这些改变的细节,因为我们不能充分地知道在这10 18 年里太阳和地球可能遇到的其他恒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这样,我们不可能预知太阳和地球最终是会落入星系中央的黑洞,还是会被抛出银河系。然而我们可以相信,即使地球最终会被吞噬,那也是在大约未来的10 18 年——在那遥远的日子来临前,几乎可以肯定会有别的灾难同时降临地球和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