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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费曼
——一个活跃的科学家
费瑞斯（Timothy Ferris）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名誉教授，著有《预知宇宙纪事》）
费曼是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非常有名。
这两种特质并不一定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有些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像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或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但也有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在专业领域之外鲜为人知，例如：狄拉克（Paul Dirac，1902～1984）、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995）等人。这两种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费曼会那么有名气？
当然，有时候外在的环境会决定该把聚光灯打在哪个人身上。虽然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对量子力学非常重要，却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他的学说正好和当时哲学与心理学对于理性的不确定性，激起强烈的共鸣，这才是关键所在。居里夫人对放射性的研究，证明女性也可以在崇高的科学圣殿和男性一较高下，取得一席之地，因此声名大噪。而在1919年，英国庞大的科学探险队到非洲去观测日全食，果然发现星光受到太阳的引力影响而偏折，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让大战浩劫后的世人，升起理性的、对未来和平的向往，当然也使爱因斯坦的大名人尽皆知。
但是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费曼成名的原因。他虽然参加过“曼哈顿工程”，最后制造出原子弹；但除了这件事之外，很少上报纸的头版。他的研究成果虽然在物理圈内的评价很高，但却很少人能了解，一般民众能够欣赏它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费曼独特的个性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曾经有人批评他，刻意营造出一种鲜明、强烈的个性，来凸显自身形象。批评者说他：“拼命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同事和朋友不同。”说他：“把自己围绕在一圈神秘的气氛里，花很多时间与精力，制造个人逸事。”不过费曼的亲密同事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虽然费曼谈吐直率，像个布鲁克林区来的蓝领阶级，玩邦戈鼓，喜欢在上空酒吧里流连，为吧女画素描，表现出一副放浪不羁的样子。但这类行为是很常见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就如爱尔兰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观察的，“生活的第一项义务，就是装模作样地摆出一种姿势。至于第二项义务，到现在还没有人发现”。
既然每个人都在尽力装模作样，我们不能因为费曼的书销得好，或者他是媒体的焦点，就责备他演得过分卖力。这是不公平的。
很多人和费曼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有的人只是略有所闻，有的人听过他几场演说，也有的人追随他的脚步在做研究。与当中一些人访谈之后，我觉得费曼的盛名和外在的环境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他特别努力装模作样得来的。主要是来自他的核心本质——一个活跃的科学家；特别是在所有的行动上，都反映出他笃信自由、诚实和热情的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追求自由，这是他们选择这个行业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得到的报偿。费曼在行动上把这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1986年，他参加由美国总统任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调查委员会，调查航天飞机失事的原因。在一封写回家的信里，他说自己“完全是自由的，可以不受任何阶层的任何人影响”。
后来他还在媒体面前即席表演，说明酷寒的气候使得固体燃料增力火箭上的O形橡皮环碎裂，燃料燃烧产生的热气外泄，引发爆炸，是事故的主因。这和其他专家咬文嚼字的证词完全不同。费曼已为科学实验的力量，创立了一个很独特的典范，这场即席表演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项伟大实验。
费曼经常鼓励学生，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不必过分担心其他课业的要求、长辈的期许或就业的需要。当有个老朋友担心，不知道该叫自己15岁的儿子学理科还是工科，写信来求教的时候，费曼回答他：“鼓励他去做他喜欢的事。”
他也劝另一个学生，“努力找出让自己着迷的东西”，这个学生后来成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的科学家。
有位小姐写信来，说自己“研究物理但凭兴趣，从未受过专业学术训练”。费曼回信说：“必须拼命努力才行。哪个题材吸引你，你就尽可能以原创的、最不墨守成规的方式，努力钻研。”
至于始终如一的诚信特质，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最后都马失前蹄，落入这个陷阱——在成为公认的权威之后，利用这种优势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爱因斯坦常说这个笑话：“为了惩罚我蔑视权威，命运让我变成另一个权威。”）
费曼却躲过了这个命运。虽然他在几个物理学领域里，已经是很成功的导师和权威，但他一直保持近乎本能的叛逆性格。他同情那些在门墙之外的学子，更甚于座上的贤徒。他喜欢回答一些有深度的问题，享受解惑的乐趣，而不愿意追逐那些锦上添花的虚荣。他曾劝一位19岁的大学生，说：“别管那些权威人士说什么，要自己想一想。”
有次，某位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在一场讨论会上，询问著名的天文学家特纳（Michael Turner），组成宇宙的那些暗物质的成分。学生问特纳，他偏爱的粒子是什么？费曼听了忍不住插嘴：“你为什么要知道他偏爱什么？去想想你自己偏爱什么！”
拒绝接受简单的答案，又不肯信赖权威，是必须付出代价的。这样的人，要能接受自己的无知，愿意忍受一些模糊。这对费曼都构不成困扰。费曼说过：“我可以活在疑惑和不确定当中。”“活在一无所知的情况，远比知道答案但答案可能是错的，要有趣得多。”他曾经为科学下定义：科学，是相信专家是无知的。
虽然费曼一再声称，自己对政治“无知到近乎白痴”，但其实他是当代科学家中，少数能确实掌握科学对促进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的人。[另一个人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萨根（Carl Sagan，1934～1996），在他晚年的时候也掌握到这个重点。]1963年，费曼在西雅图演讲，主题是“为什么科学家要能够自由地研究这个世界？”，他说：“用一种怀疑和不确定的态度来处理问题是很重要的……这种态度也可以延伸到科学以外的事务。”
科学家都知道，一种成熟的“怀疑理念”是极有价值的。就因为有这种理念，科学的进展才有可能。而这种进展也是自由思想的果实……因此我觉得科学家有责任公开宣示这种自由思想的价值，并且教导大众，怀疑的态度没什么好怕的。有这种怀疑的态度，人类的潜力才可能发挥出来。如果你知道自己对某件事还不太确定，你就有机会改善目前的状况。我要为我们的后代子孙，要求享有这种怀疑的自由。
除了表现出一般人对第一流科学家所期待的自由精神与真诚之外，费曼还有一股强烈感染力的热情。就连那些不太懂科学的学生，也感受到这股热情的魅力。
享有盛誉的物理教科书《费曼物理学讲义》，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大一新生来说，其实是太难了一点，课堂上很多学生，听听就潜逃了。但教室里的座位却永远是满满的，因为有很多入迷的高年级学生和教员跑进来听讲，而这套书到今天依然很畅销，部分原因是费曼在书里洋溢着他对物理学的热爱。
大多数推广科学的人，都想把科学人性化，因此常用诗歌、艺术或哲学家来装点。但费曼却反其道而行，他宁愿把科学不加掩饰地、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就像让我们看一只野生动物，很自然地让他展现出天生的习性与本能。
费曼毫不掩饰自己对“科学的优越性”的看法，认为科学是研究大自然最好的方式。他写道：“实验与观察是判断某种想法对错，唯一可拍板定案的方式。科学不是一种我们紧紧追随的哲学理念，而是事实的展现……我喜欢科学，因为当你想到某个想法时，可以设计实验来检验这个想法的真伪。大自然借实验结果表示出意见，你会得到一些实质的进展。其他学问并没有相等的方法可以拿来分辨真伪。”
英国物理学家斯诺（C.P.Snow，1905～1980）认为“科学”与“人文”是两种文明，中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大师级的人物应该要建造一般人可以跨越鸿沟的桥梁。但费曼对此事不感兴趣，他坚持科学本身足以发掘所有的自然之美。或许这一点有人是不赞同的。
费曼的演讲方式是即兴的，大开大合、气势逼人。费曼说过：“我不会说文绉绉的英文”，他很多内容是临场才思考的。费曼不喜欢呈现那种事先想好、细心修饰过的东西。
我曾经听过他一场很特别的演讲，好像是有关“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题目。我记得他在讲台上走来走去，一直想在最后失败之前突破困境。后来他自嘲说：“我每隔5年就讲一次这个题目，每次都觉得，只要我再多讲一次，应该就能把它解决。但这一次还是失败了，讲不下去。”
他愿意这样公开尝试，使我想起一句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 Bohr，1885～1962）的名言：“永远不要表现得比自己所思考的更清晰。”以及维茨萨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cker）对玻尔的评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物理学家，为自己的思想所苦。”
费曼还有一种强烈的特质，就是有幽默感，经常开自己的玩笑，否定自己。美国著名笑星马克士（Groucho Marx）曾经开玩笑说：“我拒绝加入那些愿意让我成为会员的俱乐部。”曾经有个筹办中的研讨会，预备降低门槛，广纳各方英雄，也邀请费曼参加。费曼回信说：“我倒想请教，为什么要邀费曼那个家伙？就我所知，他在这个领域里并没有做什么研究，也没有比别人高明的地方。如果你能再精简一下名单，只邀请这个领域的核心专家，我或许会考虑列席。”
当费曼偶尔弄错什么事的时候，他会天真地取笑自己，坦率得令人动容。“我弄错了。你因为相信我，也跟着受害。我们都运气不好。”
他常常承认自己尽是做些傻事。在后面的书信当中，就出现了很多次。
有人觉得这个当代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习惯于说自己很傻、懒惰和矛盾，有点矫情。但费曼也许只是想表示，自己也是凡夫俗子，并不是天纵英明。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或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并不是由完人所创作出来的。那些创作者也是凡人，也和我们一样，能力都有所局限。这一点，牛顿说得很好。他说：“我就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小男孩……无意间捡拾起一颗比较光滑的小石子，或特别漂亮的贝壳。而真理仍像眼前的大海，等待人们去探索。”
深切了解到自己的缺点，费曼对别人的缺点表现得特别宽厚。从后面这些书信当中，我们会发现他经常为一些学艺不精的科学家解决疑难杂症。有时也回答一些“怪人”提出来的问题。只要提出问题的人是真诚的，就可以感动他回信。
其中有一封非常特别的信，是一个叫韩福特（Bernard Hanft）的人寄来的。他信里附了一个绑着线的垫圈，告诉费曼，垫圈挂起来之后会有一种自发的转动现象。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力，而且大言不惭地命名为“韩福特力”。很多科学家在接到这种信之后，大都一笑置之，或者礼貌性地回应一下就算了。但费曼不同，他如同韩福特所衷心期盼的，采取行动，亲自做了一些实验，找出原因。然后回了一封很开心的长信，说明前因后果。最后还亲切地向韩福特致意：“再度谢谢你，让我注意到这些有娱乐效果的现象。”
这些书信当中，蕴藏着很迷人的魅力。里面有热爱、有心碎，不时还出现智慧的灵光。让我们知道写这些信件的人，毕竟是他那个时代最聪明的思想家之一。
显然，科学所发现的浩瀚宇宙，使得圣经故事更显得苍白无力。费曼曾提道：“这么浩瀚的空间，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植物，这么多不同的原子和星球的运行，所有这些都只是上帝建造的一个舞台，只是为了观察其中一种叫作‘人’的生物，在里面与善恶挣扎缠斗。这是大部分宗教的想法。为这么一场戏，这个舞台未免太大了。”
这种想法，在另一个例子里充分显现出来。1976年，加州理工学院有位教英国文学的女教授要成为终身教授，校方行政人员多方刁难，女教授一怒之下，诉诸司法，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这位女教授终于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加州科技》杂志报道这件事的角度有些偏颇，于是费曼写了一封信给编者。信中，费曼脱口而出，说出了下面这段至理名言：“在物理世界里，真相很少是完全清楚的，更不用说在那些和人有关的事了，怎么可能会如此清晰呢？因此，没有任何疑点的事，不可能会是事实。”
书架上可能排满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哲学巨著，但内容未必有费曼这句即席、原创的名言来得深刻，“没有任何疑点的事，不可能会是事实”这句话也可以说总结了费曼对我们世界的一些主要观点。
在弥漫着不确定的条件当中追求真理，研究人员应该永远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这就是科学的精神，也是全世界对费曼喝彩的主要原因。
只要科学能继续茁壮发展，大家就永远记得费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