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版序

在我的学术履历中，《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

1982年，当我跟随导师季镇淮先生开始研习近代文学时，梁启超研究在国内学界还相当寂寥。孟祥才编著的《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初版），今日读来虽觉保守、陈旧，却是其时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最为详细且最具学术性的梁启超研究著作。因此，我在1984年6月完成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里，所能参考的文献便极其有限。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8月，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与丁文江、赵丰田编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分别由北京的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时，那份“天助我也”的喜悦。虽然两书印数均有五六千册，可放在1980年代，这个数字实属微不足道。为确保捷足先登，我不仅动用了已从人民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当时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退休的妈妈的关系，劳动其先前的同事直接从内部购书；并且恳请刚刚从王府井书店转了两三次公共汽车归来的哥哥立时再走一遭，替我抢买下那部厚重的年谱。如果说，学术研究不只需要勤奋，也需要机遇，那么，当年我选择这样的论题也还算是适逢其时。在勾勒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所受日本明治文学的影响时，这两部及时到手的书无疑对我大有助益。

毕业留校，一向关照提携我的张少康老师，又先后两次约我以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为题撰写论文，使我得以在刚刚起步的方向上继续用力，并在反复阅读与写作中，不断推进与完善对于梁启超文论的理解与论述。其中稍晚完成却出版在先的一篇，即收入《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梁启超》一文，显然比早些时候写出的《梁启超文艺思想刍议》论说更为成熟。此文因而直接成为本书的第二章。

关于梁启超“文界革命”论的考察既已拓展到其整体文学观，追索前后期思想的演变，梁启超对传统文学观念从反叛到复归的内在理路，以及其前期与日本明治文化、文学的深层关系，便相应地进入我的视野。其间，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日文本收藏，特别是其中的《近代文学评论大系》《日本近代文学大系》以及《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三套大书，为我的研究在资料搜集与思路落实上提供了特殊的便利。阅读中时时涌起的“发现”的惊喜，使原本相当艰辛的论文写作也充满了快感。

“好风凭借力”，我仍然要感谢这期间出版界的眼光与识断。李国俊所编《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及时印行，我很快就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购买到一册。在其中，我查出了梁启超曾给德富苏峰写过两次信，联系到梁氏提出“文界革命”时，正是以德富苏峰为楷模，声称其著作“余甚爱之”，则这一线索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而在1981年中华书局作为“内部发行”读物出版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四集中，我又意外地看到《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一文。如此，依据梁启超的自白与同时代人的证言，梁之“新文体”与德富苏峰的“欧文直译体”之间的关联于是在我的眼中清晰呈现。

为了论著的相对完整，其后，我又补写了关于梁启超的小说与诗歌研究的两章，最后完稿的是“导言”与“结语”。1988年4月，我终于可以为我的第一本书画上句号了。书名确定为“觉世与传世”，自以为对于凸显论述主线，颇具画龙点睛之效，而此则有赖于平原君的一锤定音。

此书当年即列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的“人文研究丛书”第二批书目中，原以为出版会很顺利。殊不料1989年春夏间的一场风波，使这套书也受到牵连，暂时搁浅。经历了一波三折，总算在交稿三年以后，拙著才得以在原先落户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样印出。而政治之足以左右学术的命运，令人慨叹。彼时尚不时兴编辑在版权页留名，我只记得责编与我同姓，工作认真负责，我对他十分感激与尊敬。

1991年8月，《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出版以后，在国内研究界受到相当关注。而更大的反响来自日本。书中以将近一半篇幅讨论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深刻影响，引起了日本中国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接连在《北海道新闻》与《东方》月刊发表书评，以“探寻近代起源的实证比较文学研究”（《东方》1992年10月号）为题，揭示本书的独特价值。紧接着，1993年4月，以共同研究闻名的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也在狭间直树教授的倡导下，组成了“梁启超研究班”。这一共同体的研究结晶，即是1999年在日本出版的《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关于该项研究的缘起，狭间直树教授自陈是接续包括拙著在内的“深入挖掘日本与中国之间文化影响关系层面”的研究成果而展开：“共同研究以‘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为题，将视点设置在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上。”（《序文》）应该说，能够引发日本多学科学者对梁启超进行深入研究，自然使得刚刚踏进学术研究之门的笔者备感鼓舞。此外，神户大学的山田敬三教授也在研究生课程中，对本书做了专门研读，参与此课的学生逐章译注的细节虽不能详知，但相信对于拙著必定补益良多。

实际上，在本书新版的修订中，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即上述日文著作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最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笔者于第五章论述梁启超的新体传记文时，原先直接引录了《罗兰夫人传》中“河出伏流”一节文字，以为梁文中“有些议论甚至是作为全传的核心思想提出的”之范例。而参与“梁启超研究班”的松尾洋二先生，则在其提交的《梁启超与史传》一文中指出：“夏晓虹所引用的地方，是《罗兰夫人传》的高潮之处，同时也是全传的核心部分，反映了传记的中心思想。但是，夏晓虹未曾提到这里的内容其实是梁启超翻译德富芦花所编传记而来的。”松尾的文章以翔实的史料梳理出梁启超如何取材于《（世界古今）名妇鉴》的《法国革命之花》，其有所删改而隐去翻译痕迹的《罗兰夫人传》后来又如何流传到朝鲜，出现了朝文译本，并由此钩稽出一条近代东亚精神的历史交流渠道。此一梁文原始出处的揭示足以纠正笔者先前的误会，这次整理时，便依据其说做了相应改订。

不过，因为此书整体上仍属于旧作重印，对书稿正文的修整因而仅限于个别字句。即使如松尾洋二先生的指正，由于并未影响到主要结论，故也只放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大体而言，我的工作主要是核对引文，补充注释，以使之更加准确与详明。

遵照编辑的意见，我选择了一些相关图片配置书中，希望能够有助于理解历史场景与增加阅读兴味。毕竟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距离今日已经有一个世纪。

2005年5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