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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
梁启超研究近年已渐成显学，这从梁启超研究著作的数量之多即显示出来。此次为备课，检索国家图书馆目录，在“题名”一项输入“梁启超”，结果中文文献出来了245条。单是传记，就有三十多部，这还不包括连环画、儿童故事、长篇小说之类，并且，已经剔除了合传与重版，后者包括两岸的同一版本或同书异名。其实，这个统计仍不完全，起码，香港亚洲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毛以亨著《梁启超》，国图就没有收藏，而这部传记是早期梁启超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部，虽然它被放在“少年丛书”中，且篇幅不大。
从传记的情况大致可以看出梁启超研究展开的历史，其间明显受到政治的干扰。梁启超1929年去世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梁均无好感，所以梁启超研究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丁文江主持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36年编成，也只油印了五十部，作为征求意见稿分赠给亲友，直到1958年，才由台湾的世界书局排印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又出了修订版。此外，1949年以前，只有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指导的学生吴其昌写过半部《梁启超》，1944年出版。因吴同年病逝，此书并未完成，梁的生平也只写到戊戌变法失败，出亡日本，梁之事业其实刚刚开始。所以，从完整性的角度看，毛以亨的《梁启超》应该算是最早的一部梁启超传记。此书出版后，伍宪子（名庄，梁之万木草堂同学，后任中国民主宪政党主席）曾发表书评，认为“其持论很公平”，“能将梁启超真相画出，是一部有价值之书”，甚至称赞毛氏的评论“说得极有分寸，亦极中肯”，因谓“毛氏可算任公知己”
。不过，此书的价值长久不为人知，直到1975年，才又在台湾出了一版。
至于1949年以后，除了一本27页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的《梁启超》（牛仰山著），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大陆最早出现的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梁启超传记，乃是孟祥才著、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梁启超传》。我1984年写作硕士论文时，那是当时唯一能够参考的传记。此书的诸多论点，今日看来已很陈旧，但在当年却有开启梁启超研究风气的意义。
进入1990年代，梁启超研究日益升温，传记的编著也日见增多。根据国图的书目统计，在此期间出版的梁传有二十多种；单是1999年，梁启超去世七十周年，一年之内最少便出版了五部梁启超传记。其中有些传记出自近代史研究名家之手，如耿云志、李喜所，都曾与人合著过梁传，质量应该比较有保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传记没有下大功夫。我曾见到一位作者在“后记”中说，他因为参与了一套传记丛书的写作计划，只花了半年的时间，连上课带看书、写作，便赶出了这本传记。我看到这样的说明，当然失去了购买与阅读的兴趣。
所以，我在阅读书目中没有列入纯粹的传记。假如需要传记方面的资料，可以阅读《梁启超年谱长编》与《追忆梁启超》。而张朋园先生的两部书，《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与《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虽然前一本初版于1964年，后一本也是1970年代的出版物，但合起来还是可以作为完整的评传读。张本人也以“评传”视之，《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绪论》中说：“本书以梁任公在民国年间的行谊为讨论范围，与拙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下衔接，权充民国部份之评传。”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我列的是1999年的第二版，是因为此版重新校对了引文，改正了以前版本中的不少错误。从《再版序》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梁启超的评价也有变化，自称因为是早年的著作，“过去的一些观念与我今天的看法大有出入”。他特别提到的是梁启超三十一岁后放弃革命，当时张“感到失望，大大叹息”。但“事隔三十五年，我反过来觉得他的转变是理性的”。因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革命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张觉得“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梁“的确是一位先知”
。尽管有这样的反省，在梁启超研究著作中，张著仍然可谓持论公允。其书多次再版（最少已印三四版），张自己的总结是，其“广受欢迎，大概与我的不偏不倚态度有关”
。
此外，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涉及的领域也极广。文学、美学、政治、学术不必说，即使是梁启超的法律、经济思想，也都有研究专著。而这些著作数量庞大，不胜枚举。总的说来，在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上都有推进。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浮泛之作。我在阅读书目中，除了开列本人的论著外，只挑选了近年出版的两种与日本明治文化的接受与转化有关的著作，以供参考。
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还算平静，根据陈旭麓等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当年只有慈禧太后归政于同治皇帝、刘永福率黑旗军在越南河内打败法国军队
，算是两件大事。但在梁启超笔下可大不相同，其《三十自述》记为：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把自己的出生放在中外历史的交汇点，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可以想见，梁启超对自己的期许甚高，自认其人生必然波澜壮阔，其作为人物必然杰出非凡。而这也体现出梁启超论述的特点：哪怕讨论的是具体而微的问题，他也要放置在一个巨大的时空背景下。
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895年甲午战败以后。他追随其师康有为，参加了此年5月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联合一千三百多名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反对和议，请求变法。此后，梁启超主要发挥了其在舆论鼓吹上的才能，以报刊文字有力地传播了维新变法思想。
1895年8月，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起成立了“强学会”，学会的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
，是维新派重要的政治组织。以后，伍庄追溯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也是从“强学会时代”说起
。此时，梁还协助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8月17日创刊），作为强学会会刊。此报因与传教士所办刊物同名，后改称《中外纪闻》（1895年12月16日—1896年1月20日）。梁为重要撰稿人，写了不少时事短评。这是梁启超初次参与党派活动与报刊编辑。
次年1月，“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封禁，梁启超转到上海。8月，《时务报》创刊，梁任主笔。《时务报》为戊戌变法前维新派最重要的政治刊物，梁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特别是从第一期就开始连载的《变法通议》，为其早期代表作，影响极大，奠定了梁启超在舆论界的重镇地位。此时梁尽管凭借报刊的力量声名鹊起，但基本上还在康有为的笼罩下。他所做的工作大抵是把其师的思想推广开来，成为一时的舆论热点。而报刊政论家的身份，也确实为他日后独立的发展积聚了实力。《时务报》时期，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曾邀请梁启超随行，做二等参赞，梁也有机会隐居西湖，“誓学成西文乃始出世”
，但他都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放弃了。
1897年11月，因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的帮助下实行新政，特邀梁启超到长沙参与其事，主讲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学生中有蔡锷。梁与其他同仁在讲堂上宣说“民权革命”论，以此观点批注学生作业，使湖南风气大变，也引起守旧派激烈抨击。次年春，梁入京；4月，协助康有为创立“保国会”。梁启超并联合在京举人百余名上书清廷，请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百日维新”期间，以梁启超当时的名声似乎应得大用，但光绪皇帝召见后，只令其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据王照的说法，是因为梁广东口音太重，光绪听不懂他的话，“彼此不能达意，景帝不快而罢”
。9月21日，政变发生，梁躲入日本使馆，在日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避难，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梁启超在日本，主要精力还是用其所长，放在办刊物、造舆论上。其先后所办政论杂志有《清议报》（1898年12月—1901年12月）、《新民丛报》（1902年2月—1907年11月）与《国风报》（1910年2月—1911年7月）。前两种在日本横滨出版，后一种在上海出版。其政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新民说》，新民思想直接启发了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潮。
到日本之初，梁启超在政治上曾一度脱离康有为的影响。出于变法失败、同志被杀的激愤，其思想趋于激进。不只在报刊上宣传“破坏主义”，他与孙中山等革命派也有实际的接触，商议过排除康有为在外的两党合作计划。但后来受到康有为的严厉督责，甚至以死相威胁；并且，1903年，梁到美国后，思想也发生转变，因而最终放弃了革命论调。在日期间，梁启超曾几次离开日本，为办理保皇会事务到过檀香山（1899—1900年）、新加坡（1900年）、澳洲（1900年）、加拿大和美国（1903年），并先后几次回国进行政治活动。
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所参与的重要的政治活动，一是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此中，他的工作主要是在美筹款，但因轻信了一个美国骗子的话，筹到的八九万元中被骗走两万。而其赶回国内拟参与举事，又到得迟了，他8月到上海，第二天唐才常等人即在汉口被捕。
第二事是1906—1907年与革命派的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对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发起攻击。梁不甘示弱，亦在杂志上撰文反击。论战的主题是种族革命还是政治革命，而因其历时一年余，所涉及的问题也很多。梁的立场在《开明专制论》中有集中的表述，简言之，是反对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主张君主立宪制。
第三事是推动立宪运动。1907年10月，由梁启超发起，在东京成立了政闻社，并创办了《政论》。杂志主编为蒋智由，1907年10月出版于东京，不到一年，即随着政闻社的被禁而停刊。政闻社的纲领第一条即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而该社以马良为总务员，乃是为了方便在国内开展活动。1908年2月，该社总部迁到上海，与国内各立宪团体协同动作，发起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迫使清廷做出了九年完成立宪的承诺。而政闻社的康梁背景终使朝廷不能放心，同年8月即遭查封。但梁之积极推动立宪的言论主张仍通过《国风报》大量发表，对国内的立宪运动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梁在此期间培育的与国内立宪派的政治友谊，也使其民国初年回国后，得以立刻参与由这些人组织的政治团体，展开政党政治活动。除了民间途径，实际上，更早在1905年秋冬间，梁已与官方派出的立宪考察大员有接触。按照《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说法，1906年8月清廷御前会议通过的五大臣《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便是由梁起草。
因此，非常奇妙，梁启超作为清廷的政治通缉犯，却又在实质上介入了清廷的宪政准备工作，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被清廷请出，11月组阁。其时清廷也被迫开放党禁，故新内阁阁员中以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但梁坚辞不就。直到1912年10月，梁才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回国。
归国后五年间，除了主办《庸言》（1912年12月—1914年6月）杂志，梁启超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他先是参加了进步党，与袁世凯合作，出任过袁政府的司法总长与币制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后，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力抨击，又策动蔡锷，自己也秘密南下，发动并亲身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其后，他又参与宪法研究会（研究系）的活动，与段祺瑞合作。1917年，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梁通电反对，并参加了段的“讨逆军”。随即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在任仅四个月；同年11月，梁便辞职，从此退出官场。但其并未停止政治活动，只是转以私人身份进行。
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评价，民国以前的部分讨论比较多。1949年以后，大陆起初是基本否定，后对戊戌变法时期给予了比较多的肯定；接近九十年代以后，才对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后从事的思想启蒙与立宪运动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台湾的启动更早一些，其中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年）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年），最早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对国内近代史学界也有很大影响。张的著作和他九十年代末的反思，基本上代表了学界在此问题上研究的进展。近年对立宪派的重新认识也充分显示出，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立宪派在各省谘议局的力量，张朋园将其概括为“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
。梁启超的立宪政治思想因此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些情况一般了解较多，不准备多说。
而梁启超在民国的政治表现，许多人，包括他在清华的学生张荫麟等在内，都无好评，认为是其“一生最不幸之时期”，“从政最失败”
。不过，梁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又被人称赞为“厥功最伟”
。因此，其去世后，蔡元培与章太炎的挽联也都在此做文章。蔡言：“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章亦称：“共和再造赖斯人。”
此可谓盖棺论定。至于其他的政治作为，则以前少有一致的评价或干脆被埋没，近年却已有越来越多的赞许，比如对德宣战与五四运动，下面会再谈到。
对于政治活动，梁启超本来很热心，也有准备。其在日期间，即研究经济、法律，著有《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财政原论》、《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等。所以，梁出任司法总长与财政总长并非虚应故事，本来也可以说是用其所长。但经过民国初年进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从先前的“理论的政谭家”变为“实行的政务家”
，梁启超发现，不但自己搞得心力交瘁，而且并不能实现原先的政治理想。所以，不但别人认为他从政失败，他自己也持同样的看法。应该说，“理论的政谭家”其实也不合适改变角色，亲身从政。因为政治理想可以纯洁，而现实政治并不纯净。进入官场，也就丧失了批评的立场，必须遵守另一套游戏规则，结果不是同流合污，就只能急流勇退了。
梁启超在民国期间的从政是否全部失败，可以再议。而其挫败感，除了上述原因，也有个人才性的限制。按照周善培的说法就是：“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此言如从正面理解，意指梁属于书生从政，没有政治权谋与手腕，在机诈百出的官场上实在玩不转。实际上，梁启超也并非只会纸上谈兵。如讨伐张勋复辟之役，据伍庄说，段祺瑞无钱发军饷，也要靠梁为之筹划，让叶恭绰向交通银行暂时挪借六十万元，才有“三造共和”之举。
另外，人事的纠葛也困扰着梁启超。惠隐作《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一文，指梁任用亲友，“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虽满腹理财经纶，殆无施展之余地”
。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书中也认为，除了汤叡（觉顿），从康有为到万木草堂的弟子，对梁的政治作为只有拖累而无帮助。梁做司法总长后，同学、亲友多来求官，康对梁也有压力，要其安排同学职位，并特别指定要让徐勤做广东省民政长（相当于省长），甚至要求梁以去就争。梁抱怨说：“须知吾非总统，（即总统亦不能干预各部用人权）岂能为所欲为。”
但仍不得不做一些安排。在此情况下，梁与旧官僚的任人唯亲差别也就有限。
从政的挫败感曾经让梁启超对政治心灰意冷。他与伍庄发生过争论，梁的说法是：“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历史就减色不少了。”伍的回答是：“开元、天宝间之姚崇、宋璟，诚然算不得有重大关系。但安、史闹到猖獗之后，郭子仪、李光弼就有重大关系了。此时可以无杜甫、李白，决不可无郭子仪、李光弼。……你想为中国文化史争气，就非从政治奋斗不可，否则文化亦毁灭。”
不过，更多的时候，梁启超还是承认：“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他的理想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在政治活动中，他把自己定位在“政论家”，还是有自知之明。当然，他讲这话的1921年，已经从“实际的政务家”脱身。但此言仍能表明，即使政治活动失败，梁启超也并未放弃对政治的兴趣。而有政治情结，也是梁与王国维这类纯粹学者的区别。
表面看来，梁启超的政治立场不断变化。从职位的期待上，先是说“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
，但很快就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梁的政治主张也是从改良到革命再到反对革命，对政治制度的诉求是由君主立宪到开明专制、最后又接受了共和政治，和其师康有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康有为自称：“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在政治上也如此，终其一生坚持君主立宪立场，故有参与张勋复辟之举。梁启超则不然，其名言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自己检讨说，因多变使其言论效力往往互相抵消
。而他的“善变”、“多变”也为人诟病。
其实，梁在“变”中也自有不变者在。就政治制度而言，梁始终以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为目标。这使他无论是在清廷的专制还是在民国的共和两种国家体制下，都有与当局合作的可能。而其所谋求的政体改良也是一以贯之，始终以立宪为目标。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顺从民主共和，这一点从未动摇与改变。即使后来退出政坛，改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发言，推动国民运动，其关注点也还在修宪、制宪。这一点很重要，梁启超这派人后来对民国政治的影响主要也在此。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由梁派文人张君劢起草的，张因有“宪法之父”的称号。而梁的自白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这个一贯不变，即使在不抱偏见的政敌，如陈少白也是承认的——“救国才是他的宗旨”
。批评者斥其“反复无常”“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
，实际是梁为其不变而多变遭致的责难。所谓“卖朋友，事仇雠”，指的是他与出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袁世凯合作；“叛师长”指的是他1917年通电反对张勋复辟时称，“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
，开罪了康有为。但这也正好可以见出梁对国家利益与政治信念的坚持。
梁启超对于民国政治的贡献，除反对帝制外，也应该肯定其推动对德宣战，即梁在一战时主张中国参战。这一点，最早应该是毛以亨在《梁启超》（1957年）中提出的。梁对德国的态度有变化。他起初认为德国必胜，1914年撰写《欧洲战役史论》时尚持此看法。后受留学德国的张君劢影响，张分析德必败，梁又转而推动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
。连1917年《对德对奥宣战文》的《大总统布告》也由梁执笔，现收入本人所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
梁启超此举当时招致巨大的反对声浪，孙中山以及同样留学德国的马君武均表示反对，马并有驱逐梁启超出京“以绝祸源”的动议
；而且，康有为也持反对态度。特别是戊戌变法期间，曾经因举荐梁“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
的徐致靖，在政变发生后，以“滥保匪人”而被革职监禁，此时也痛心疾首，给康写信称：“绝交不已，又将加入，贵高足之主持斯义，究不知是何肺肠？……若起先皇于九泉，治臣以滥保匪人之罪，其何能有解耶？！早知如此，彼若人者，不如戊戌被戮，反得保令名，免至今日肆虐，所谓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也。”
尽管朝野一片反对痛骂，梁启超仍一意孤行。而其目标不只在宣战，还在出兵。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日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其实都与此有关。当时，梁虽是担任财政总长，但因刚刚参与过段祺瑞的讨逆军，在内阁中还很有影响。经过他的游说，段同意参战。尽管在位不到半年，梁即辞职，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战宣言已经做出。不过，他当时积极建议的出兵西欧战场，并没有被段政府接受。这也是中国在此后的和会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前因：只能参与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会议，自然无法产生主导性的影响。这段经过在梁启超的《对德宣战回顾谈》中有叙述，此文对了解梁出任政府要员时的政治作为很有用，可惜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后来看到的人也很少。
即使是世人公认由北大学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如果追根溯源，其实也与梁启超有关。以前偶然看到过伍庄的说法：“民八年欧战既结束，开和会于巴黎。日本必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时徐菊人（按：即徐世昌）为总统，有意要出席和会代表签字。任公正亦在巴黎，深不谓然；即电告当时外长汪伯唐（大燮），嘱其万万不可承认。倘有困难，不妨商诸蔡孑民，以民意的方式出面反对。其后，果出现了反对签字的爱国的五四运动。”
这话是1952年“五四”时说的，我当时看到后并没有当真。后来为了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仔细翻阅《晨报》，才发现伍庄的叙述相当可靠，特别是把梁与五四运动直接挂钩，很有道理。
1918年底，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游欧。居住巴黎期间，正逢和会召开，梁即以个人名义展开民间外交。从报纸上可以看到梁在和会期间不断发给国内的电报，这些电报的接收者是汪大燮与林长民。但因政府1918年9月已与日本秘密签约，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所以，中国代表、包括梁启超在内，要求交还青岛的一切努力终告失败。梁最重要的一则电报是4月24日发出的，5月2日见报，要求“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同日的《晨报》在社论位置刊登了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也直接向国民发出了“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呼吁，要求国民“誓死图之”。5月3日晚，汪大燮即去找蔡元培，蔡当晚九点召集北大学生代表谈话，第二天，呼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北京学生就上街了。这条材料是由当时担任外交委员会（汪任委员长、林为事务长）事务员的叶景莘所回忆
，我觉得可信度相当高，因为是不约而同，可以和伍庄的说法互相印证。
至于伍庄认为，“所谓新文化运动和这个爱国运动是两回事”
，从事实上说确实不错，梁启超等人参与的爱国运动是政治运动，胡适、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不过，梁仍与后者有关。只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梁或者可以称为发动者；但在新文化运动方面，梁多半已是跟着走。
总的说来，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其在野比在朝时影响更大、更深远。从早年的参与戊戌变法、从事政治思想启蒙，到后来的促成五四运动、提倡国民运动，以及一以贯之的立宪追求上，都可以看出。
（原刊《云梦学刊》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