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自从1982年读研究生期间接触《饮冰室合集》，至今我已撰写并出版了两本有关梁启超的著作，即《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书局2006年版）与《阅读梁启超》（三联书店2005年版）。收集在这里的是2006年以后的文字。计数下来，不算附录，长长短短总共十三篇，意味着每年关于任公先生，我大约会写两篇文章。以产出很少的我来说，这绝对是个大数目。

相对于间隔十七年（《觉世与传世》完成于1988年）才编成了我的第二本专集，这次的加速度显然另有动力。新史料的出现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我遇到了好时机，而且没有错过，由此成就了这本书中的大半篇幅。

2009年，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征集到由胡适后人收藏的友朋书札，其中包括了梁启超写给胡适的十封信（拍卖时以十一封计算）。拍卖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过展览，我的学生于第一天参观时，为我摄下了所有梁启超的手迹。加之，当时国家文物局已有意行使国家优先收购权，请专家鉴定这批书信，我也为其中的梁启超部分写过意见，故对这批新资料极为关注。

当年暑假到香港，下半年在岭南大学讲课，即抽空断断续续写了五则考述，做法大抵是置于对话的语境中，讨论梁启超与胡适1920年代的几部著述以及白话词写作的内在关联。岭南的课程结束前，按照规定，我需要在学校做一次公开演讲，于是选择“梁启超与胡适的文学/学术因缘——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信札为中心”的题目，发表了我的研究新得。此后，为便利刊载，我将这组文字拆分成两篇论文，是即收入本书的《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及《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副题都是“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还有一则当时未能写出，日后扩展成为长篇论文《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不过论述的重点已从梁胡关系转为梁启超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第二次契机来自匡时国际拍卖公司2012年的拍品“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这批由梁启超二弟启勋珍藏的文件中，我最看重的是两百多封梁启超书信及其他文稿。这应该是继中华书局印行的、以给孩子们书为主体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之后，现存于世的最大一宗梁氏手札。尽管其中多为交代具体事务的便条，但若与其他资料合并使用，即使竹头木屑，仍可以派上大用场。而在拍卖之前，我也有幸直接到匡时公司，与这批文献近距离接触，逐一翻阅了由梁启勋装订成两大册的全部信函，看到了他留在衬纸天头地脚上的少量纪年，还有1928年10月8日书札上方“十七年/十月八日/最后”的记录，指示出此乃梁启超写给他的最后一信。而在后来的影印本中，这些标记已全然不见。

不过，应该承认，匡时还是一个很有文化关怀的拍卖公司。因此，拿到这批文献后，该公司不是直接上拍，以争取更高成交额，而是努力与委托人达成协议，并同曾经出版大量梁启超著作的中华书局合作，将全部手稿及其他器物一律彩色拍照，书信另加释文，在拍卖前正式刊行，以保留一份完整的资料，供研究者观赏、考索。而两巨册《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10月面世之际，又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召开了“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我也得到邀请，现场发言主要围绕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展开。题目的灵感完全来自初观梁启超书札时，对其书法与信笺考究精美的印象。这虽然是个小题目，但以小观大，我对任公先生的文人趣好、爱美至死，却有了深刻领悟。

那个学期，我恰好在上“梁启超研究”专题课，新史料的公布无疑令我非常兴奋。11月底正好要去台湾中正大学开会，我因此放弃了原先申报的题目，改为《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利用了刚刚面世的与梁启勋书，尤其是其中一份被命名为《清代学术讲稿》的文件，对梁启超1909—1910年以及1918年夏季集中为子女讲授辞章及学术流别的细节进行了钩稽，补正了《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误解与缺失，并将家庭讲学与之后《清代学术概论》的撰写及清华讲学关联起来，以彰显其潜在的学术意义。

继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主持人陆灏兄也闻风而动，打电话要我就《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有意思的话题写篇文章。书中收录的四封梁启超禀父书本大可一说，我于是以之为由头，参合其他史料，追溯了梁氏的父子关系。实际上，这四通写于护国战争中的家书，因梁父先已过世，并未寄达（刊出时的题目即据此改易为《永远无法寄达的家书》）。其中透显出的任公先生以国事为重、牺牲绝大的心迹令人动容。

至此，《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已触发我写出三篇论文。而除此之外，《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也完全是凭借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梁氏稿本方能成文。这册原属燕京大学图书馆的珍藏，在目录中一向登记为“新民丛报底稿”，我在很多年前即已查知，并曾粗粗翻过。2008年春重新细读时，才憬然觉悟，此中大半文章都与梁启超、杨度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代笔的传闻有关，并可确实着落为梁启超代端方、戴鸿慈拟写了五篇奏稿。一名朝廷通缉犯，却深深介入了最高权力层的政治决策，这大概是只有晚清才能出现的奇观了。勘破其中的秘密，本人不免十分得意，暑假期间在香港的写作因之变得格外顺畅。

《梁启超的“常识”观》则得益于另一宗史料。2007年，台湾师范大学许俊雅教授编注的《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出版，其中首次以彩色影印的方式，完整披露了梁启超1911年前后为创办“国民常识学会”，两次草拟的缘起及章程等系列文件。这使我得以深入探究梁启超关于“国民常识学会”的构想，以及其“常识”观的构成与前后期之演化，以此证成启蒙意识实为梁氏始终热心常识教育的底蕴。此篇乃是提交给今年9月初在台湾大学举办的“林文月先生学术成就与薪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会议原本带有为林先生八十寿诞申贺之意。为了表示此岔出的议题仍与林先生相关，在论文发表的开场白中，我有意拉扯上梁启超1911年游台时，林先生的外祖父连雅堂先生亦曾参与接待一节，其实不无勉强，但所要表达的敬意还是由衷发生的。

集中所收《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一文，写作时也有点特殊的背景。作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民主宪政党主席的伍庄，长期居住香港，其著作除部分在美国旧金山刊行（时任《世界日报》主编兼主笔）外，大多可在港岛见到。我近年有机缘常常赴港小住，正好利用这一阅览上的便利。而且，撰文期间，我指导的博士生傅湘龙适在哈佛大学访学，于是也请他代为搜集彼方资料。湘龙不但从哈佛燕京图书馆检得《梦蝶丛刊》《中国民主宪政党宣言》等重要出版物，并发现伍庄手稿数种，其中一件《中国宪政党史略》，显然为伍氏日后所著《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的雏形。依赖这些得自境外的史料，我才能够更准确地体察后期梁启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挣扎、弥合的心境与心事，同时对早已淡出历史视界的中国宪政党后来的走向略作论析。

本书其他各篇的来由也一并简述如下：《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乃据课堂讲稿整理而成；《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系为安徽教育出版社策划的《胡适论文学》一书所写“导言”；《关于梁启超》副题已注明为“答《南方日报》记者问”；最末一文《寻找梁启超澳洲文踪》则是以1900—1901年梁启超的澳洲之行为线索，记述了本人2007年赴澳大利亚旅游时，有意“返回现场”的历史与现实交错的见闻。

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新见史料在我的研究中曾经发生了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如梁启超代拟宪政奏折等文稿以及与胡适书，均入藏大学图书馆或博物馆，查阅多有不便。本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道理，我也将这两批手稿的释文一并录入拙集，以供研究者检览。

最后，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为补充标注页码，我又从北大图书馆古籍部借阅了胡适藏书中的《秋蟪吟馆诗钞》，结果意外地发现，在这部梁启超赠书的首卷封面上，竟然留有任公先生的长篇题记。原先在《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中所作推测和缺漏的情节，在此也获得了坚实的支持和完满的呈现。所谓“曲终奏雅”，这部书稿与新史料的结伴而行、深相契合，于是也有了一个美妙的结局。

2013年10月20日
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