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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结缘梁启超

对于读书人来说,大概一生中总有几本书会与之长久相伴,因而构成个人生命流程的一部分。就我而言,这类书中首推梁启超的文集。在我四十五年的人生中,与梁氏文集“剪不断”的日子,竟有十五载之多。今日回思,也觉惊心。

与一部书深深结缘,往往需要特别的契机。我之得以相遇《饮冰室合集》,起初纯粹是出于研究的需要。1983年,我就读硕士研究生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两年半的学制时间过去了一半,我该为学位论文圈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正在此时,我开始阅读1936年出版、厚达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那套书在系资料室的书架上,占据了一层的大半格。起初,我还对是否能够读完全书缺少信心;而一旦相接,阅览本身立即变成愉悦的享受,梁启超所自许的其文字“别有一种魔力”(《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五节)的效应,竟然历久不磨,在我身上重现。我的论文题目也最终确定为《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希望有幸揭示魔力产生的谜底。

算起来,1929年去世的梁启超与初读其书的我,中间横亘着半个世纪;我所看到的梁氏最早的文章,更写于近百年以前。可我全然感觉不到其间的距离,那些印在纸上的铅字充盈着生命力,把一个元气淋漓的任公先生引入我的世界。

中国古来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仿佛这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通则,天生为批评对象所具有,就像一个人的胎记一般,与生俱来。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不易达致的很高境界,虽经努力,亦未必可以企及。对于政治家与学者,尤其如此。但此语移用于梁启超的文章,却极为贴切。

也许是我的偏见,政治家以深谋远虑的理智应世,看重的是社会效果而不是个人趣味,撰文难免带假面具,少见个性;倘若身居高位,更多了一种职业性的“纱帽气”,个体已经消融成为职务的符号,“官样文章”之讥便无可遁逃,然而这还是排除了秘书代劳的情况。学者发言虽有更大的自由度,可学术研究的科学、谨严又要求“言必有据”,可以覆按,司空见惯的“学究气”于是弥漫学界,人们也约定俗成地以之为学术论文的特征。向规范化靠拢的结果,常是个人风格的消泯。

梁启超恰好兼有政治家和学者两重身份,其一生以1917年底辞去财政总长之职为分界,区划为政界与学界两段生涯。尽管作为政党领袖与大学导师必须面对不同的大众,梁启超却能够始终如一地坦露胸襟。无论所写为何种文字,作者的个性总是分明可见。

不妨抄录几段当年令我动心的话,以作佐证。

1899年底,意欲远游美国的梁启超开始写作记录此行的《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心中洋溢着“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的自豪。其自述平生履历的一段话便说得相当动情: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高潮中,读到如此贴切的话语,发觉梁氏的决心仍然适用于今日中国──“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此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而岁月流转,已近百年,在生出亲切感的同时,也不免伴有些许悲凉。

1901年,正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下《自励》二首,全无去国万里、飘零天涯的苦态,而满怀“著论求为百世师”“十年以后当思我”的极度自信,令人不得不佩服其乐观与远见。此前一年面世的《少年中国说》,更是豪气干云。开篇一连串的比喻精彩绝伦,诸如“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放入当时的语境,其奇思妙想,新颖别致,足以倾倒人心。而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理想描述,又分明带有青年梁启超意气风发的个人印记。

在随后几年陆续刊出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与外国思想家学案中,梁氏当仁不让地认真履行其导师职责,于输入新知之际,仍保持了选择的主体意识。以按语形式出现的议论,也往往将话头引向中国现状或作者自身,使读者在读文时也能读人。最有名的当属《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虽因言论不断改易而受到“反复无常”的责难,但处于形势急剧转化的过渡时代,梁启超之“善变”反而成全了其不落伍,郑振铎因而对56岁去世的梁氏有“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梁任公先生》)的印象。

完稿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总结了三百年来学者的贡献与缺失,对作为个中人的自己,梁启超也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客观地加以评说:

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在我平生的阅读经验中,还从未看到如此苛刻而自负的坦诚自责,其针砭准确、褒扬得体,也只能出自梁启超这位性情中人之口。此语也可视作梁氏对自己的“盖棺论定”,我们实在找不出比它更精到的历史定评。

除鉴赏其人,读其文,还时有精妙的议论启人心智,引人神往。因此类例证太多,不暇枚举,略翻其书,观者自可领会。

不过,仍然值得一说的是梁启超的两次系列讲演:一为1912年10月归国后在各团体欢迎会上的发言,一为1922年应南北各学校及学术团体之邀的讲学活动。前者曾由张君劢、蓝公武辑为《梁任公先生演说集》,后者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卷本的《梁任公学术讲演集》。虽是面对各式听众,且有时密接至一天一场,梁启超却绝不敷衍。即使邀请者有八旗生计会、山西票商或北京美术学校、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天壤之别,梁氏所讲题旨却均能切近对象,出自心得,而别具新意,毫无政治家强人就我、以不变应万变的恶习。

被其文字、归根结底是为其性格的魅力如磁石吸铁一般所吸引,我着手写作平生第一部研究专著,那就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印行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梁启超也成为我为之付出最多的历史人物。以分类编排的方式选辑的两卷本《梁启超文选》,逐一复核引文出处而编校的“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之《梁启超卷》,辑录散见的梁氏亲友、学生为之撰写的印象记成《追忆梁启超》一厚册,所用时日均可以年计。特别是历六七寒暑、始终未曾歇手的《饮冰室合集补编》,虽积稿已多,犹未肯脱手,总期望求全求善。尽管出版社与家人均一再提醒,存在他人捷足先登的可能性,市场只认速度,并不在乎质量,而私心终怕对不起读者,也委屈了任公先生。

也许正因为与梁启超结缘太深,对其著作的刊行便看得太重。坦白说来,至今在我家数量可观的藏书中,竟没有一部号称收录最全的《饮冰室合集》,好像是以文字为生的人没有笔,不免使人惊异。而道理其实很简单:在我苛求的眼中,这套嘉惠学林的巨著,存在着遗漏甚多、校勘不精的毛病。我不愿意自己最喜欢的学者,并不完美地出现在我的书房里。不仅出于求全责备的心理,自己不购藏,也曾经劝说朋友,等待善本,致令其坐失良机。精善之本至今并未出现,影印本再版反提价二百元,徒然加重了朋友的负担。只有我仍然决心坚持,希望终有一日,可以拥有一部让我满意的梁启超全集。

1998年3月25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刊《十月》1999年5月第3期) R8govwAEJcbxW6jYFLZ9gqzLILlLHGe+c0H8I5LoCvrarBOsZl/eetm0aAjEb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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