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从1983年开始阅读《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即成为我关注最久、投入最多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我出版过三本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著作，即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印、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2006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阅读梁启超》，以及2014年由东方出版社刊发的《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此外，我还编选过《梁启超文选》（上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与《大家国学·梁启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校勘过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与《国学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后二种系与陆胤合作，辑录过《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规模最大的则是三册、一百四十多万字的梁氏佚作汇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书序收入三联版的《阅读梁启超》时，我补拟的标题颇为感慨地用了《十年一剑？》。
愿意为一个研究对象付出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可想而知，此人之于我必定意义重大或魅力十足。仔细想来，梁启超有如下三方面优长对我深具吸引力：
首先，我做近代文学研究，是从梁启超起步的。日后回想，我一直很庆幸这一选择的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英明。因为从哪里入手，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学者将来的研究格局。我非常欣赏梁启超关于“理想专传”的构想：“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此处的“伟大”不单指“人格的伟大”，也包括“关系的伟大”，后者甚至更重要。因此，传主应是“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或“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一类人物，亦即“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如果倒转此一借人物写时代的角度，而从观照一个时代的政治、学术以至文学的流变着眼，那么，这些处在关系网络中心的人物，无疑会带给研究者更开阔的视野，展现更精确的图景。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伟大人物。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学变革、学术思潮更迭、社会政治改良，梁启超不仅身历，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追随梁启超，也使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得以进入更为广大的史学领域，让我因此能够走得更远。
其次，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学术论著不必说，即使影视作品中，也不时可见其身影。起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即“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如愿以偿。
最后，在为时代写照而挑选作传人物时，“人格的伟大”虽不及“关系的伟大”更获优待，但若要长期保持关注，则此一研究对象在品格、性情上，必定应有使人感佩或愿意亲近之处。梁启超虽也投身政治活动，并一度进入官场，却绝少此间常见的恶习。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富有感染力。其爱家人，爱朋友，爱文学，爱书法，爱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使人乐于与之长久盘桓。
与这样一位时代伟人、启蒙先驱、可爱长者相遇，结缘三十多年，至今仍不厌不弃，并且，这一缘分还会继续下去，实为本人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幸事。
而由于持续的关注与话题的延伸，本人的研究也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相当的重视。东方出版社精明能干的女编辑姚恋在做过《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责编后，一直惦记将我的三本著作集合起来，一并推出，以集束的效应进行展示，这一建议让我颇为动心。此事从去年说起，中经家事波折，延搁到今年6月，方才正式启动。
此次重新编排，按照三书为一整体的原则，除《觉世与传世》保留原貌外，其他两本著作都做了少量调整，具体情况在各书的“附记”中已有交代。同时，为配合成套出版的整齐、美观，书名也经过了统一修改：以“阅读梁启超”为总题，《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易名为《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阅读梁启超》扩充为《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改题为《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
明年1月恰逢梁启超去世90周年，谨以拙作向前贤致敬。
2018年11月22日
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书先后有两个版本，首次是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的“人文研究丛书”第二辑中的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8月印行；至2006年1月，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修订版。中华本乃是放在“名家讲现代中国”丛书，增加了《梁启超学术年表》与《梁启超著述要目》两篇作为附录，并应编辑的要求，添加了图片，期望提升阅读趣味。
此次整理即以中华版为底本，只是因为脱离了原有的丛书，其中的各“讲”已相应改回为上海人民版的各“章”，两个附录也随着近年研究的深入与见识的增长而稍有改订。不过，总的原则是，尽可能保持原貌。这毕竟是本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对我有特殊意义，即使不完美，比如注释相对简略，也希望其素面朝天。为此，连后来添补的图像，这回也省略了。
重新修整的过程中，得到了张广海和郭道平两位博士的帮助。前者为我将全书转化为可以编辑的word文档，后者则仔细校对了全书引文，发现与改正了不少错误，在此谨致谢忱。
2018年8月24日
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在我的学术履历中，《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
1982年，当我跟随导师季镇淮先生开始研习近代文学时，梁启超研究在国内学界还相当寂寥。孟祥才编著的《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初版），今日读来虽觉保守、陈旧，却是其时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最为详细且最具学术性的梁启超研究著作。因此，我在1984年6月完成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里，所能参考的文献便极其有限。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8月，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与丁文江、赵丰田编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分别由北京的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时，那份“天助我也”的喜悦。虽然两书印数均有五六千册，可放在1980年代，这个数字实属微不足道。为确保捷足先登，我不仅动用了已从人民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当时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退休的妈妈的关系，劳动其先前的同事直接从内部购书；并且恳请刚刚从王府井书店转了两三次公共汽车归来的哥哥立时再走一遭，替我抢买下那部厚重的年谱。如果说，学术研究不只需要勤奋，也需要机遇，那么，当年我选择这样的论题也还算是适逢其时。在勾勒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所受日本明治文学的影响时，这两部及时到手的书无疑对我大有助益。
毕业留校，一向关照提携我的张少康老师，又先后两次约我以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为题撰写论文，使我得以在刚刚起步的方向上继续用力，并在反复阅读与写作中，不断推进与完善对于梁启超文论的理解与论述。其中稍晚完成却出版在先的一篇，即收入《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梁启超》一文，显然比早些时候写出的《梁启超文艺思想刍议》论说更为成熟。此文因而直接成为本书的第二章。
关于梁启超“文界革命”论的考察既已拓展到其整体文学观，追索前后期思想的演变，梁启超对传统文学观念从反叛到复归的内在理路，以及其前期与日本明治文化、文学的深层关系，便相应地进入我的视野。其间，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日文本收藏，特别是其中的《近代文学评论大系》《日本近代文学大系》以及《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三套大书，为我的研究在资料搜集与思路落实上提供了特殊的便利。阅读中时时涌起的“发现”的惊喜，使原本相当艰辛的论文写作也充满了快感。
“好风凭借力”，我仍然要感谢这期间出版界的眼光与识断。李国俊所编《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及时印行，我很快就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购买到一册。在其中，我查出了梁启超曾给德富苏峰写过两次信，联系到梁氏提出“文界革命”时，正是以德富苏峰为楷模，声称其著作“余甚爱之”，则这一线索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而在1981年中华书局作为“内部发行”读物出版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四集中，我又意外地看到《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一文。如此，依据梁启超的自白与同时代人的证言，梁之“新文体”与德富苏峰的“欧文直译体”之间的关联于是在我的眼中清晰呈现。
为了论著的相对完整，其后，我又补写了关于梁启超的小说与诗歌研究的两章，最后完稿的是“导言”与“结语”。1988年4月，我终于可以为我的第一本书画上句号了。书名确定为“觉世与传世”，自以为对于凸显论述主线，颇具画龙点睛之效，而此则有赖于平原君的一锤定音。
此书当年即列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的“人文研究丛书”第二批书目中，原以为出版会很顺利。殊不料1989年春夏间的一场风波，使这套书也受到牵连，暂时搁浅。经历了一波三折，总算在交稿三年以后，拙著才得以在原先落户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样印出。而政治之足以左右学术的命运，令人慨叹。彼时尚不时兴编辑在版权页留名，我只记得责编与我同姓，工作认真负责，我对他十分感激与尊敬。
1991年8月，《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出版以后，在国内研究界受到相当关注。而更大的反响来自日本。书中以将近一半篇幅讨论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深刻影响，引起了日本中国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接连在《北海道新闻》与《东方》月刊发表书评，以“探寻近代起源的实证比较文学研究”（《东方》1992年10月号）为题，揭示本书的独特价值。紧接着，1993年4月，以共同研究闻名的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也在狭间直树教授的倡导下，组成了“梁启超研究班”。这一共同体的研究结晶，即是1999年在日本出版的《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关于该项研究的缘起，狭间直树教授自陈是接续包括拙著在内的“深入挖掘日本与中国之间文化影响关系层面”的研究成果而展开：“共同研究以‘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为题，将视点设置在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上。”（《序文》）应该说，能够引发日本多学科学者对梁启超进行深入研究，自然使得刚刚踏进学术研究之门的笔者备感鼓舞。此外，神户大学的山田敬三教授也在研究生课程中，对本书做了专门研读，参与此课的学生逐章译注的细节虽不能详知，但相信对于拙著必定补益良多。
实际上，在本书新版的修订中，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即上述日文著作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最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笔者于第五章论述梁启超的新体传记文时，原先直接引录了《罗兰夫人传》中“河出伏流”一节文字，以为梁文中“有些议论甚至是作为全传的核心思想提出的”之范例。而参与“梁启超研究班”的松尾洋二先生，则在其提交的《梁启超与史传》一文中指出：“夏晓虹所引用的地方，是《罗兰夫人传》的高潮之处，同时也是全传的核心部分，反映了传记的中心思想。但是，夏晓虹未曾提到这里的内容其实是梁启超翻译德富芦花所编传记而来的。”松尾的文章以翔实的史料梳理出梁启超如何取材于《（世界古今）名妇鉴》的《法国革命之花》，其有所删改而隐去翻译痕迹的《罗兰夫人传》后来又如何流传到朝鲜，出现了朝文译本，并由此钩稽出一条近代东亚精神的历史交流渠道。此一梁文原始出处的揭示足以纠正笔者先前的误会，这次整理时，便依据其说做了相应改订。
不过，因为此书整体上仍属于旧作重印，对书稿正文的修整因而仅限于个别字句。即使如松尾洋二先生的指正，由于并未影响到主要结论，故也只放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大体而言，我的工作主要是核对引文，补充注释，以使之更加准确与详明。
遵照编辑的意见，我选择了一些相关图片配置书中，希望能够有助于理解历史场景与增加阅读兴味。毕竟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距离今日已经有一个世纪。
2005年5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