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

讼行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说的是办案听讼时，让大家尽量不要采取“讼”的办法。可见，中国古代先贤并不主张“讼”。因为，讼者的申辩、控告、争辩、打官司中，总是蕴含着一种非常态的力量。

然而，天与水违行，饮食必有讼，此乃天理和情理。自古洎今，每当天道相违，每逢生存竞争，每处利益博弈，讼辩、讼斗、讼争、讼怨、讼罪在所难免，这就是讼行。

讼行天地，人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人讼、讼人和自讼的漩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免不了有争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争斗的原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或为权力，或为金钱，或为名誉，或为恋爱婚姻，或为家务琐事……一言以蔽之，人们之间的争斗，总与利益有牵涉。小则动口舌、动手脚，大则动干戈、动暴恐。这些满含负能量的讼行，总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人生破坏力和社会伤害力。

为此，中国古人提醒后世不忘四种初心，一是有孚的诚实心，二是窒者的隐忍心，三是惕者的戒慎心，四是中者的中和心。而与中国古人不大相同的古希腊先哲们则秉持另外四种初心，那就是公平心，正义心，自然心和法理心。

显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讼行者心中，装得是正能量和正价值，中国古人以“无讼”理想来创造社会和谐，西方先哲则以“公正”法则建设人与人关系。

一个以讼止讼，一个避讼无讼，两条不同的路，抵达同一个息争的结局，这是讼行的意义。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古希腊著名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名言，流传至今。而同样是他的一场官司，也相当著名。精通法律和诡辩术的他，收了一个穷学生，名叫尤拉苏斯。老师普罗泰戈拉答应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尤拉苏斯，先免费上学，等他毕业后打赢第一场官司再付钱。

谁知，这个学生毕业后总不去打官司，也一直不给老师交钱。

于是，老师上法院告了这个学生。

未曾想，这个学生深得老师真传，诡辩功力和老师已在伯仲之间。

学生在法庭上说：如果我输掉这场官司，那么我就还没有打赢过官司，也就不用向老师交钱；如果我打赢了这场官司，也就是说，法庭驳回了老师的要求，那么我还是不用交钱。总之，无论输赢，我都不用交钱。

对此，老师反驳说：如果学生输掉这场官司，既然输了就说明我的要求是正当的，那么学生就必须交钱；如果学生打赢这场官司，他就赢过了第一场官司，那么学生还是必须交钱。总之，无论输赢，学生都必须交钱。

法官左右为难，法槌无法落下。

这场官司拖了很久，直到今天，这场老师与学生之争依然成为著名的诡辩悖论。

看来，讼行也不是解决纷争的万能钥匙。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人做事，事因人，难免会起纷争。争而不下，诉诸于讼，自然是一条捷径。可这条捷径却并不一定省事，一旦兴讼，不可避免的会损伤到彼此的感情，特别是在邻里熟人和亲朋好友之间。所以，中国人对纷争给出了一个中国方案。

清康熙年间，安徽桐城西南一隅，张吴两家相邻居住的两家院子中间有一条窄巷。后来，吴家要建新房占了这条巷子，挑起“讼争”。自然，张家不会答应，于是报官，选择“讼人”。

然而双方家属都有为官背景，县官不敢决断，以不作为“听讼”静观其变。张家认为理在自己，一气之下给当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宰相）张英写了加急信，意在让宰相张英主持公道，用“权讼”威逼吴家让出所占之地。

张英看到家人的加急信后，连夜给给家人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只有四行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看到回信，顿时明白了张英书信的含意，豁然开朗，让出了三尺之地。挑起事端的吴家见状深受感动，深感惭愧，于是启动自责的自讼模式，随后主动向后让出了三尺宅基地，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子。

“六尺巷”由此得名。

“六尺巷”一直保留至今，现在巷口东边刻有“礼让”石牌坊，西边刻有“懿德流芳”石牌坊，已经成国家重点景区和文物保护地。

“六尺巷”是一把人生的尺子，也是一种人生格局，更是昭示后人“无讼”的道理。

“作事谋始，利见大人。”有需求就会引来争端，故受之讼。人世百态，无讼也并非选择的唯一。当利益受到侵害和威吓，当矛盾冲突无法相互中和，顺其发展必将产生更大争斗而更加凶险。因此，有了争端就当对簿公堂利见大人公正解决，不能一味追求“无讼”而顺其发展。有时候，如果顺其发展而不以有效手段来规范行为就会形成一个血光冲天的世界而永无宁日。

同样是邻里纠纷，忍让或不公平判决，酿成了一桩桩灭门惨案。同样是个人恩怨，却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暂时息讼，结果深陷以暴制暴的仇恨循环。

现代社会，人们已不再沉睡或装睡，仅仅靠修养和道德常常不能约束人性野蛮生长，仅仅靠诚信与契约也很难制约人际关系出轨，同样仅仅靠严刑和峻法终究难以解决社会矛盾。如此，讼行的格局不能也不该局限在个人自讼、法律诉讼层面，而应该也必须建立在社会治理体系和人类价值体系中。

民国之初，文坛领袖林纾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新文化运动，就是以讼行守望人类文化价值的悲壮一幕。其实，林纾并非新文化的对立面，他不仅是新文化的参与者，而且属于前辈。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林纾就用白居易讽喻诗写法创作《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描写大转折时代社会面相。

林纾的时代，中国不得不接受甲午战争的后果，同意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同意外国资本在通商口岸自由办厂。外国资本的特权引起了统治者恐慌，然而结果却是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大举进入后获得了空前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破土而出。资本主义的发生，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有知识的劳动者，农业文明状态下少数人使用的“古文”无法满足工业化需求，白话文运动正是生活变迁对文化变革的呼唤，林纾那代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白话文倡导者，却硬生生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敌人”。

1917年初，胡适应约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从理论上阐释白话文的方向、原则。对于胡适的理论，林纾表示部分认同，但他坚持兴白话文并不应该废止古文，他说：“文无所谓古，也无所谓今，文有优劣，有高下，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文字魅力”。他主张中国文学改革应当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一方面推崇世俗文化（新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中国的拉丁文”（旧文学）留下一点生存的空间，毕竟古文与旧文学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公允地说，林纾存古不废今的立场并非苛求，假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能适度考虑这层建议，历史或许将是另外一种情形。然而这些矫枉过正的新文化领袖们因林纾“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的诚实态度，竟然群起嘲弄。新文化运动的数十个悍将在陈独秀、胡适率领下对林纾展开无情攻击。66岁一代大师不甘被曲解、被冤枉，他拼尽一己之力展开反击，直到黯然离世。

几乎整个20世纪，林纾都被当做螳臂当车的历史笑话。直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再次兴起，林纾才被人重新打量，才发现这个“不忘本来”的老人。

岁月深处一声叹息。

路难当慎行，事艰更有义。总有一件事，让你义无反顾；总有一方地，让你寸土必争。唯其守望，唯其正义，唯其进步，唯其大爱，理当奋起争斗。非难中与群雄争斗，灾难中与死神争斗，危难中与邪恶争斗，苦难中与愚昧争斗，纷难中与贪婪争斗，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是讼行应有的现代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