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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在人格研究中隶属一个传统而又特殊的领域。由于潜意识与西方科学心理学以意识经验为研究对象的主流观点相违背，更由于这一概念在科学上难以验证，因而常常作为非主流的甚至是伪科学的东西而遭排斥。然而，正如拉扎鲁斯所说：“不研究潜意识过程的心理学是不完善的心理学，我们要敢于正视研究这一科学概念时的种种困难。”（Lazarus，1993）
人格心理学对潜意识现象有不同的理论观点。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生活受未知的、潜意识的甚至受不可抗拒的力量驱动，精神分析的目的和成就没有比发现精神生活中的潜意识更重要的了。而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则认为：“人们在他们思维中的每个方面并不总是充斥着意识，也不是充斥着大量的潜意识。但人们总是知道他们自己在想什么。”（Bandura，1986：125）这里我们看到，人格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来解释潜意识现象，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些差异能够反映出他们在人性论上的基本观点的差异。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着重强调潜意识，而对人们的思想、情感甚至行为的探讨没有太多的兴趣。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生活受未知力量的驱动，那么人们报告他们的思想、情感或行为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班杜拉的观点允许甚至鼓励我们使用自陈报告资料。如果人们普遍知道他们自己在想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关系到他们自己的想法。果真如此，便可明了使用这些资料去研究思维、情感以及行为的可行性了。
对潜意识理论的研究，另一个重点是潜意识具有重要的道德和法律内涵。从道德的角度讲，如果人们是受未知的、无法控制的力量驱动，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有多大程度的责任呢？如果我们说意识决定行为目的的话，那么人们会对自己的无目的行为负责吗？有人会说“我并没有打算那样做，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改变我们对其行为的反应吗？倘若如此，我们如何区分谁是真正潜意识地做了那件事，而又有谁是以此作为借口呢？如果一个人忘记了去做答应朋友的事，我们如何区分这个遗忘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偏见而没有意识去做它，还是有意识地不去做它而拿忘记作为开脱的借口呢？
在法律情景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事例。法官常常不得不确定一个罪犯是否故意犯罪，不得不对人们记忆的准确性或歪曲程度做出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特殊问题，原初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记忆恢复之间有一个很长的调停过程，当大量情绪卷入时，这个判断就更有问题了。这种记忆埋藏在潜意识之中吗？有没有可能某人在忘记某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多年以后又记起了先前忘记了的内容呢？这些问题经常涉及对童年期性经验的回忆。为此，有心理学家提出了以下问题：人们对早期痛苦经验的压抑有多普遍？陪审团和法官对这些受压抑的回忆有何反应？被压抑记忆何时以何种方式恢复？这种恢复的记忆有多大的有效性？
知识链接：被压抑的记忆
1969年的一个下午，8岁的苏珊·奈森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福斯特市看望一位邻居的途中失踪了。两个月后，她的尸体在附近的水库被人发现。验尸官断定苏珊死于头盖骨骨折。接着警方做了调查，但由于缺乏证据，无法继续深入展开调查，因此也没有找到杀人犯。20年后，被害者儿时的伙伴艾琳·弗兰克林和女儿坐在洛杉矶的家里时突然回想起苏珊的死。当时她看见一个男人对这个女孩进行了性攻击，然后用石块砸碎了女孩的脑袋。她还记得那男人的样子——他正是自己的父亲乔治·弗兰克林。
凭着女儿的证词，乔治·弗兰克林于1990年被推上了法庭，并被判谋杀罪。陪审团在聆听了证词之后确信，除非当时艾琳·弗兰克林在案发现场，否则她不可能知道案件的细节。但为什么这些记忆在20年后才浮现出来呢？检察官认为，由于这些记忆太痛苦，以致艾琳一直将它们压抑在潜意识中。而现在，因为发现自己女儿和苏珊长相相似，激发了长期被压抑的记忆表象，并使之进入意识。高级法院法官托马斯·史密斯将乔治·弗兰克林描述为“残忍而堕落的人”，并判处他终身监禁。弗兰克林也因此而成为因“被压抑的”记忆而被定罪的首例。
“弗兰克林案件”立刻引起心理治疗师、心理学研究者及法律界人士围绕被压抑记忆的准确性问题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涉及成千上万宗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成年人通过心理治疗突然回忆起童年时曾被父母虐待，尤其是性虐待的经历。一位调查者估计，有300多件刑事案件是成年人突然回忆起儿时被压抑记忆的性虐待，从而对父母提出控诉的（Yapko，1994）。
但是，近年来被压抑记忆的案件已很少见诸报端。研究者证实，对于不真实的被压抑记忆，人们往往非常相信其准确性（Loftus，1993）。研究者并不认为被压抑记忆不可能发生，或那些声称有被压抑记忆的人在说谎。他们只是建议，在许多此类案例中，人物往往被张冠李戴，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治疗师不能假设被唤醒的事件确实发生过。
1996年，在监狱里服刑五年后，乔治·弗兰克林接受重新审判。他的律师指出，上一次判案的陪审团应当见过关于苏珊之死的报纸和电视报道。那些报道描述了犯罪的细节，这些细节可能是艾琳·弗兰克林记忆的来源。在新证据和人们对被压抑记忆的质疑下，检察官撤销了对弗兰克林的指控。1996年7月3日，乔治·弗兰克林被无罪释放。尽管弗兰克林的案件已经了结，但被压抑记忆的准确性以及它在刑事犯罪案件审判中的作用仍存在争议。
（资料来源：Burger，2010：31）
作为精神分析的先驱，弗洛伊德深入细致地阐述了他的潜意识观点，潜意识也因此而成为精神分析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由不同意识水平的三个层面构成的，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其中意识是人格的最表层，它由人们能够随意想到、清楚觉察到的主观经验组成，具有逻辑性、时空规定性和现实性的特点。前意识位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由那些虽不能即刻回忆，但经过努力就可以进入意识领域的主观经验组成。前意识主要起检查作用，即不允许那些令人产生焦虑的和创伤性经验、不良情感以及不为社会所允许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冲动进入意识领域，从而将它们压抑在潜意识之中。
对前意识与潜意识的区分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注意前意识现象，它们就可以达到意识领域，但是潜意识现象则需要特定的情境才能达到意识水平。如就在此刻，我意识到我写了这句话，而没有意识到昨天我写了什么。在这里，后者在我的前意识之中，如果我将注意转向那个方面的话，那么它就很容易进入我的意识水平。在潜意识中还储存着其他的记忆，即使我将注意指向过去，它们也不可能进入意识，除非有特殊的情境能使意识阈降低，否则不可能唤起这些回忆。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人格的最深层部分，并将它定义为不曾在意识中出现的心理活动和曾是意识的但已受压抑的心理活动。潜意识的主要成分是原始的冲动和各种本能、通过种族遗传得到的人类早期经验以及个人遗忘了的童年期经验和创伤性经验、不合伦理的各种欲望和情感。为了说明潜意识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借用了费希纳的“冰山类比”，即心理类似于冰山，它相当大的一部分藏在水面以下，在这里有一些观察不到的力量对它产生作用。弗洛伊德将水面以下的大部称为潜意识。
精神分析学家所强调的潜意识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动力潜意识。它有三个特性：首先，潜意识过程的运作在本质上不同于意识活动。我们的意识过程通常是理性的，根据逻辑规则操作的；而潜意识过程经常是不合逻辑的，从潜意识的操作过程来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例如，潜意识内部的对立面可以支持同样的事物，不同时期的事件会同时存在，不同地点的事件也许会被扯在一块，大量的事件也许会挤进一个狭小的空间。根据这个理论，潜意识的功能在梦中、口误、艺术作品、宗教礼仪以及在小孩的思维中都可见到。
其次，动力潜意识包含了欲望或动机，亦即潜意识的内容有一种动机的成分存在。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动力潜意识的概念总是和压抑有关，只有通过降低防御阈限值才能被意识到。这些防御机制如压抑本身就是潜意识，它们使这些潜意识内容不能进入意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我们没有觉知要防御什么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觉知到需要防御某事或某物呢？在觉知没有达到足以意识到的水平时，心理如何能觉知到某事或某物进而采取行为防御它呢？
最后，潜意识内部充满着冲突和矛盾。按照该理论，两种欲望之间的冲突或一种欲望与一种恐惧之间的冲突都是潜意识生活领域的重要元素。潜意识中的各种本能冲动和欲望拥挤在一起而互不干扰。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它们是“置身于矛盾之外”，两种目标不一致的欲望可以同时积极活动，而不会相互抵抗。
1.潜意识知觉
有证据表明，尽管刺激因太弱而不能被觉察，但它对知觉和其他心理过程会有影响，这种现象称为潜意识知觉。例如，以远快于意识知觉的速度向被试呈现一张有鸭子的图片，当要求这些被试画一张风景画时，与那些没有呈现鸭子图片的被试相比，他们会在风景中画出较多与鸭子有关的形象。换言之，尽管被试不能报告屏幕上闪现过的鸭子的形象，但鸭子的形象确实被知觉到了，且影响到了后来的思维过程。
2.内隐记忆
内隐记忆指人们报告没有记忆的事件或学习材料却对他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产生影响的潜在的记忆效果。它是相对于有意识记忆事件或材料的外显记忆而言的。例如，学习了一系列配对单词的被试后再学习相同的配对单词时会相对容易些，但从来没有学过的被试则不会，尽管他们报告不能回忆或再认出先前学过的配对单词。
3.分裂现象
当一个人心理机能的主要方面被排除在意识之外或不能与个体心理机能的其他方面进行整合时就会产生分裂现象。这种体验范围从轻度到中度都相当普遍，轻微的如忘记驾车行驶过的一段路途，严重些的如忘记最近主要的生活片段。最极端的事例是多重人格障碍，这种人有多重的分离型人格，这使他们有时候孤僻行事。有些人可能会意识到另外的自己，有些人则不会。临床心理学家认为，分裂现象是因极端压抑和心灵创伤阻碍了正常意识的作用而产生的。
4.说出我们所不知的
当被问及行为的原因时，人们会做出解释，但他们的解释很少涉及真正的原因，尽管他们试图很诚实地汇报。例如，如果问顾客为什么会买一件很特别的商品，他会很明白地说出一个原因，即使有另外的原因使他选择这个商品。顾客会说他选择此商品是因为看重它的品牌，但因为货架的位置有所不同，零售商很好地意识到商品摆放货架位置的重要性，即使顾客并非有意识地做出决定，但货架还是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5.自动化加工
我们想的或做的许多事件都是自动产生的，这一过程并没有受意识的影响。许多这样的操作最初是在意识状态下进行的，后来它们都变得很有规则或自动化而成为潜意识活动。如语法规则、系鞋带、打字等现象。尽管我们的口头表达大多数时候是符合语法规则的，但很多人并不能写出这些规则，这些规则是潜意识获得的，并保持在潜意识中。系鞋带和打字也一样，一旦我们学会这些规则，便在潜意识状态下就能操作了，你能具体讲出你是怎样系鞋带或怎样在键盘上打字的吗？
如何用实验证据来支持潜意识这一概念呢？这要从波特茨尔的研究说起（Poetzl，1917）。波特茨尔是维也纳的一个神经心理学家，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他在意识知觉阈以下向被试呈现图片刺激，即使被试无法报告图片刺激的内容。第二天，他要求被试报告他们头一天晚上做的梦，并把它画出来。波特茨尔发现，在呈现时无法报告的图片刺激内容进入了被试的梦境中，换句话说，知觉时无法报告的东西不仅被感知到了，而且还影响了被试当晚的梦境。
波特茨尔的研究促进了潜意识研究的实验取向，如今这种关于动力潜意识的研究被冠之以“阈下心理动力激活”（subliminal psychodynamic activation）。其实验程序通常用快速阅读训练器向被试呈现与欲望或恐惧有关的材料，以期引起威胁或缓解焦虑，然后观察是否会产生期望的结果。在威胁愿望的情境中，材料以阈下方式呈现，希望诱发潜意识的冲突，从而增加心理困扰。在焦虑缓解愿望情境中，材料以阈下方式呈现，以期减缓潜意识的冲动，从而减少心理困扰。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使不同组被试激怒或安慰的内容是事先根据精神分析理论预测的，并且其作用只有在刺激被阈下或潜意识觉知时产生。在这里我们介绍三个相关的研究：
第一个研究集中于引起积极情绪的、缓解焦虑的愿望（Silverman and Weinberger，1985）。该研究基于精神分析的观点，即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患者有和童年时期的好妈妈合为一体的愿望，如安慰、保护和照顾妈妈。在这一研究中，向精神分裂患者阈下呈现“我和妈妈是一体”的刺激，假设这些患者有与好妈妈的表象合为一体的强烈愿望，那么将会发现这些信息令人愉快并缓解焦虑。这种信息的结果与中性刺激“人们在行走”相对照。在一些情境中，威胁性信息如“妈妈走了”也以阈下的方式呈现。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向这些患者阈下呈现“我和妈妈是一体”的信息确实减轻了他们的症状，并且促进了他们在治疗和教育训练中的进步（Weinberger，1992）。
第二项研究包含对俄狄浦斯情结概念（指小男孩因与父亲竞争母亲而害怕被父亲阉割）的测试。在这一研究中，刺激以阈下方式向被试呈现。刺激用于激活潜意识冲突——用以增强或减缓这些冲突。用于增强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的刺激是“打爸爸是错的”，而用作减缓这种冲突的刺激是“打爸爸是对的”，另外，呈现大量的中性刺激如“人们在行走”。每次在阈下呈现这些刺激之前，先测试被试标枪投掷比赛的成绩。三种刺激之一在阈下呈现之后，再次进行投标枪测试。根据精神分析理论预测，信息“打爸爸是错的”会增强潜意识的恋母冲突，导致不好的投标枪成绩，而“打爸爸是对的”会减缓潜意识的冲突，从而促进投标枪成绩。中性信息对成绩没有明显影响。如表2-3所示，研究结果正如预期的那样（Silverman，et al.，1978）。
表2-3 恋母冲突与竞赛活动
第三个相关研究包括冲突的激活和对动力上与行为有关的结果的观察。对照上述研究，从理论上比较各组在重要方法上的显著不同。比较正常的大学女生和饮食失调的女生在下列三条阈下信息以4毫秒的速度呈现后吃饼干数量的多少：“妈妈要离开我”“妈妈渴望它”“梦娜渴望它”。尽管被试被告知他们参加的是视觉和味觉的辨别测验，事实上，研究的目的是验证以下的假说：有饮食失调的被试与其他被试和其他信息相比而言，对信息“妈妈要离开我”有多吃的反应。表2-4数据显示，潜意识唤起饮食紊乱被试的焦虑（妈妈要离开我，4毫秒）可导致吃的行为增加，对无饮食紊乱组则无此影响，且刺激在阈上呈现（200毫秒）时也无此影响（Patton，1992）。
表2-4 呈现信息后吃饼干的数量（M±SD）
不同领域以各种被试为对象所进行的大量临床及实验研究已经提供了若干不同的潜意识方面的证据。首先，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某些心理过程即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动化，但从我们对其没有直接内省觉知的意义上讲它是潜意识操作的。只有通过推理，才能间接认识它们。在认知内容方面，有内隐记忆和内隐知觉的足够证据，甚至在没有意识的知觉和回忆的情况下影响经验、思维和行动。关于内隐思维也有一些能够支持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直觉现象的初步证据，此外还有关于内隐学习的证据。情绪研究也已经发现，情绪反应能够以个体意识到的情绪状态的形式成为内隐知觉和记忆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使它不一定是内隐学习或思维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倾向，认为上述这些研究结果证明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正确性。例如，韦斯滕在对有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潜意识过程的概念既不是精神分析的巫术信仰，也不是一群头脑糊涂的临床医生的主观臆想。它不仅在临床上不可或缺，而且也是有据可依的科学。”（Westen，1998：35）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韦斯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所回顾的文献与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观点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健忘症患者能在没有意识到有关经历的时候表现出完成词干补笔测试时的启动效应、能够获得对其他人的正面和负面的情绪反应等，这类现象并未涉及性和攻击等内容，其结果既未暗示有压抑防御机制，也不支持从潜在内容的角度解释外显内容的释义学方法。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在行为主义统治时期以及认知心理学家醉心于注意、短时记忆及表象等外显的意识心理生活的认知革命初期，科学及临床精神分析家仍坚持着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已出现的心理潜意识概念。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度兴起的心理潜意识研究本质上却与精神分析无关。除了西尔弗曼对阈下共生刺激的研究可能算是个例外，其他现代的实验研究并不支持精神分析的潜意识心理生活的观点。这类研究借助于精心设计的实验反倒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阈下及其他形式的前注意加工非常有限，以致难以进行对共生刺激的分析。
对这种事态的答复是，主张精神分析理论自弗洛伊德之后已经有很大发展，再将精神分析局限于弗洛伊德学派关于婴儿期性欲或攻击性驱力受到压抑而只能表现为梦、失误和各种精神症状并可以通过自由联想表现出来的理论，未免有失公允。韦斯滕近来也采纳了这种说法，认为精神分析理论的批评者只一味地攻击陈旧过时的精神动力学，而无视自我心理学和对象关系投射理论的最新发展（Westen，1998）。从文化上来说，20世纪是弗洛伊德而非科胡特（Heinz Kohut）或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世纪。但弗洛伊德留下的精神遗产不能用他去世后出现的理论加以评价，而应该用他本人那24卷巨著中的思想进行衡量。正如博恩斯坦在其著作的开头部分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潜意识心理生活的特殊观点，这种观点至今未发现或很少有实证科学资料的支持（Bornstein and Masling，1998）。
在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的时候，虽然潜意识已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关于其本质和界限人们却知之甚少。当詹姆斯对弗洛伊德说“心理学的未来将取决于你们的研究工作”时，他指的是总体的潜意识心理生活而不是弗洛伊德特定的潜意识概念。在由20世纪跨入21世纪的今天，潜意识问题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研究已取得众所周知的成功并且呈方兴未艾之势。这些研究在未来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中有相当的前途。当代认知心理学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形成一个研究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关系的清晰的理论框架。随着新的优秀心理学理论的发展、新的尖端的实验范式的运用以及认知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们已经在潜意识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发现。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认识到，目前几乎所有这类研究工作都是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框架内进行的，而很少有研究关注潜意识的情绪和动机或潜意识过程在人格与社会交往中的作用问题。因此，近年来的重要研究安排似乎应该是由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主动采用这些已为其认知同行所熟练研究的概念和原理，并将研究对象从单词和多边形扩展到人及其行为，除了研究内隐认知之外还需探讨内隐情绪与内隐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