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朱元璋的文章观

朱元璋的思想管制、他留给士人的生存空间，构成了明初文学发展的环境。而他对文的看法，则直接导引着明初文学思想的走向。他不是文化人。他对文的看法，完全从他的治国目的出发。他原本没有文化，但在征战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极善于学习 。史称其对经书、史书，对历史上的有名战例，都甚为熟识。他常灵活引用经、子、史书的知识于打仗与治国。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也学会写诗作文 。从他的诗文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文章观念。

朱元璋的文章观，极简略地说，是尊典谟，重实用；去华饰，求平实。

洪武二年三月，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

古人为文章，或以命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得浮藻。

此一段话主要是就章表奏疏等应用文体说的。此一标准，亦用于取士。洪武四年七月，中书奏科举定制，朱元璋提出了一条非常明确的标准：“科举初设，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 可知文风问题在当时事实上当作朝政中的一件大事看待。洪武六年九月，朱元璋为改变文风，命翰林侍臣选择唐、宋名家章表可为法式者，以为今后章表奏疏之楷模。臣下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和韩愈《贺雨表》进呈。他便颁布此二表为天下章表奏疏之法式，下旨谕群臣：

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辞，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这一谕旨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晋宋以降的文章发展状况的看法，表达了他反对骈丽浮文，尊崇典谟的复古主张。

洪武九年十二月，又颁建言格式。事由刑部主事茹太素之上书所引发。太素上书建言五事，文长一万七千字。朱元璋命中书郎中王敏诵读，读至六千三百七十字，仍未言及主题。朱元璋便大怒，下令将茹太素痛打一顿。第二天夜里，他又命人读此疏，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处，才入题，而入题处，仅五百字而已。此五百字，建言五事，其中四事可行。朱元璋便命中书行此四事，同时命中书制定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浮文。为此事，他发为感慨：“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辞者，徒乱听耳。” 他再一次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浮文，求实用的思想。

他提倡实用、平实文风的努力，至此没有结束，此后还反复多次出现。洪武十五年十月，刑部尚书开济奏：“钦惟圣明治在复古，凡事务从简要。今日内外诸司议刑奏札动辄千万言，泛滥无纪，失其本情。况至尊一日万机，似此繁琐，何以悉究？”朱元璋回答说：“虚词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日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于是命刑科会诸司官定议成式，榜示中外 。直至洪武二十九年，此一问题再次提出。这年五月，又因诸司进表笺多务奇巧，词体骈丽。朱元璋命学士刘三吾、右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写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下天下诸司，令凡遇庆贺谢恩，则如式录进 。一再对朝廷中的应用文体颁示格式，可看出他以行政之力推行平实文风的决心与努力。

要求应用文体求实用，求平实，有益于世用。这是纯粹从朝政的需要着眼的。与此相联系，对诗乐与戏剧也都有类似的要求。

朱元璋极重视礼乐的作用。早在他登极之前的吴元年，他就说过：

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哓淫亵之乐悉屏去之。

洪武七年，他命翰林院侍臣撰回銮乐歌，应寓讽谏之意 。前引这段话他反对流俗的“喧哓淫亵之乐”，而主张恢复和平广大的古乐。这是他尊崇典雅的诗乐观的最初表述。洪武十七年年六月，他对礼部侍臣再次表达了他复古乐、尊崇典雅的诗乐观：

近命制大成乐器，将以颁示天下学校，俾诸生习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乐，所以防民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其故何也？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古之律吕，协天地自然之气；后之律吕，出人为巧智之私，天时与地气不审，人声与乐音不比，故虽以古之诗章，用古之器数，亦乖离而不合，陵犯而不伦矣。手击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与乐判而为二，而欲以格天地，感鬼神，岂不难哉！

他的这一论述，涉及许多重要问题。一是他主张复古，而此种之主张，实成为明代复古文学观念之政治基础。一是他主张诗乐应该诚。所谓手与心合，口与志合，就是要出自内心。他之所以极赞诸葛亮之《出师表》，亦因其真诚，与他对诗乐的看法一致。一是他主张诗应该和而正，这是他雅正文学观之一表现，也是明初主流文学观念回归雅正之一主要导向。

尊典谟、重实用、反俗乐的思想，也反映在他对绘画和戏剧的限制上。洪武三年八月，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也不得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旧有者，限百日内销毁 。《明太祖实录》记洪武六年二月，诏礼部申禁戏剧内容之事：

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先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圣贤衣冠为伶人笑侮之饰以侑燕乐，甚为渎慢，故命禁之。

此一禁令不仅涉及宫廷戏剧，而且涉及民间演戏。此一戏剧题材之限制，自其政治目的言，是维护王权之绝对尊严。自其审美趣味言，是回归雅正。

朱元璋尊典谟，重实用，去华饰，求平实的文章观念，决定了他对文学的艺术特征、对文学的表现技巧、对文学的抒情功能的不理解。他常常说出一些从文学的视角看来不可理喻的话。韩愈有一篇《伯夷颂》，其中写到伯夷之忠义，称：“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朱元璋就写了一篇《驳韩愈颂伯夷文》，说：“且伯夷之忠义，止可明并乎日月，久同乎天地，旌褒之尚无过于此，何乃云‘日月不足为明’、‘天地不足为容’也。是何言哉！” 韩愈是一种夸张的写法，而朱元璋不解此一夸张之写法，意在极表赞美之意，而以求实衡量之，谓：“大矣哉天地，明矣哉日月……若言道理，伯夷过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诬耶？妄耶？”他以为天地是至大无外的，天地之外更无别物，说“天地不足容”，就是违反了事实。他看到生员读柳宗元的《马退山茅亭记》，就写了一篇《谕幼儒敕》，说柳宗元之兄不勤于政务，构亭于马退山之巅，柳宗元赞美之，此其所以无益：

柳子之文，略不规谏其兄，使问民瘼之何如，却乃咏亭之美，乃曰，因山之高为基，无雕椽斫栋，五彩图梁，以青山为屏障。斯虽无益，文尚有实。其于‘白云为藩篱’，此果虚耶实耶？纵使山之势突然而倚天……果真仙之幻化，衣紫云之衣，着赤霞之裳，超出尘外，不过一身而已，又于民何有之哉？何利之哉？其于柳子之文见马退山之茅亭，是为无益也。

对于借茅亭以抒情，他不理解；对用藩篱比白云，以寄托向往自然之心绪，他也不理解，全用写实去要求。对文学艺术特质之此种不理解，当然与他的出身、与他的文化素养有关，本无足怪。但是此一种之观念，却亦隐约影响着明初主流的文章观。 jph5Y6fWuheLgehoApAQKc4zJyfzK4tsF2DxgNhBctdo/XaOOmIM8oxzVy6sFw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