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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洪武朝文学思想发展之又一因素，是其时士人之生存空间。朱元璋与士人之关系，甚为复杂。他的农民出身与人生经历，使他从气质上、感情上与士人存在天然的距离。但是他南北征战以夺得天下，他看待事物，持的是实用的观点，他需要用人，需要士人的帮助。无论是立国之前还是立国之后，那种急切礼聘士人的心情，那礼聘士人的次数之多，都是前此的历朝皇帝所没有的。但是对于士人的是否对他忠心耿耿，他也常持猜疑的态度。这就造成他对待士人的行为的复杂性，既宽松，又严酷。宽松时爱护有加，严酷时轻易杀戮。
对士人宽松，特别是对青年人，他们犯错误以至犯罪，朱元璋常常给予宽恕，令其改过。洪武二十年，有国子生任陕西知县，受贿逮至刑部审问，朱元璋念其年少，原谅了他。对他说：“乃不能廉洁以律己，受污辱之名以为父母羞。朕念尔年少，更事未多，特宥还职。尔其改过自新，力行为善，庶有立于将来。”
也是这一年，常州府宜兴县丞张福生犯法当死，朱元璋特宽恕他。“先是，上以进士、国学生皆朝廷培养人材，初入仕，有即丽于法者，虽欲改过，不可得，遂命凡所犯虽死罪，三宥之。福生以国子生，故得宥。”
在《大诰三编》中，他列出犯罪之进士、监生三百六十四人，其中三犯四犯而致杀身者三人，二犯而诽谤致杀身者又三人，姑容载罪在职者三十人，一犯载罪者三百二十八人。对于这三百六十四人之处置，可从两方面说明问题：一方面严刑峻法，轻罪重判，三百多人中，大量的是贪污罪。有的贪污数量并不大，但也定死罪，如魏惟古，为水灾受钞一百贯并衣物，绞罪；田忠，为水灾受钞八十贯，绞罪；王恪，为水灾受钞八十贯，绞罪；陈迪，受粮长鹅酒，泄漏消息，斩罪；鲁望，为修船等事受钞一百贯，斩罪，等等。但另一方面，这些被轻罪重判的人又都没有执行，而令其载罪任职，给了他们改过的机会。对于有的臣下，他关怀备至。朱元璋在无意间知道翰林修撰刘泰家有老母，就下了一道谕旨：“卿母年迈，云无他养，岂不动孝者之情？因是敕卿自意，若欲奉来就养，或弃职往侍，皆从所由勿拘。”
对于敦厚的老年儒者，他特加尊重；对于年少人材，他越级提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生后，他更急迫的征用儒士。此年五月，征儒学教授吴源，召儒士王本等
。此年六月，召儒士李延龄、李干、杨良卿、王成寄、石器、吕慎明、刘仲海、邹鲁狂、宋季子
。洪武十四年正月，又下《求贤诏》。洪武十五年五月，又下《谕天下郡县敕》：“访求经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币聘之，遣送至京，共论治道，以安生民。”
这年八月，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
。九月，吏部以经明行修之士郑韬等三千七百余人入见
。十月，朱元璋又越级任用了不少秀才
。他要士人为他办事，有时他也表现出对于士人的亲近感。他常常与士人吟诗作赋。宋濂文集中就记载着朱元璋曾多次与臣下吟诗作赋。洪武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张以宁奉命使安南，朱元璋赋诗送行
。《文宪集·翰苑前集》卷七《应制冬日诗序》称，洪武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宋濂、危素、詹同、王祎、魏观等人列坐左右，“上亲赋诗一章，复系小序于首，命各进诗”。洪武六年八月宋濂奉旨与詹同等编《日历》，九月开史馆于禁中，十一月十五日朱元璋召宋濂、刘基、詹同燕于乾清宫便阁。詹同被酒回宿处，成诗一首赠为《日历》缮写之黄昶。朱元璋亦和诗一首。宋濂记此事说：“其俯和侍臣之诗，岂非乐育菁莪，以开万世太平之基者欤！”
宋濂显然看到朱元璋的和诗对士人的影响了。洪武八年八月，朱元璋见秋水而有感，作《秋水赋》，命侍臣同赋。赋成赐宴。宋濂酒醉，朱元璋便命其自述一诗，并为之作《醉歌》二首，同时命朱善等亦作《醉学士歌》。诗成之后，命朱右书写赠宋濂，说：“卿藏之，以示子孙，非惟见朕宠爱卿，亦可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盛也。”
这话语里所透露的赋诗的目的很明确，是要反映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意。宋濂文集中尚有《恭跋御制诗后》记遣使天宁寺僧祖阐赴日，天界寺禅师宗泐有诗送行，朱元璋和诗一首十八韵
。又有《恭题〈赐和文学傅藻纪行诗〉后》，记朱元璋和傅藻诗四首
。现存《明太祖文集》中与人和、赠诗有三十三首之多
。他的诗其实写得并不好，举其送宋濂诗即可见一斑。宋濂致仕，他有《翰林承旨宋濂归休诗》并序，诗：
闻卿归去乐天然，静轩应当仿老禅。不语久之知贯道，以心详著觉还便。从前事业功尤著，向后文章迹必传。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终老尔惟全。
诗含意清楚，要宋濂回家之后什么事也不要吭声。宋濂筑有斗室名静轩，朱元璋要他独守斗室，今后庶几能保全性命。就诗艺而言，实不类诗，仿如顺口溜。但是他的和诗与赠诗之意不在此，而是要表明他亲近儒士。这是他与士人关系的一个方面。
他与士人关系的另一面，是对士人严刑峻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叶伯巨疏：“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
他举了一串名字：宋濂、苏伯衡、郭奎、张孟兼、傅恕、高启、魏观、张羽、徐贲、孙贲、王蒙、张宣、杨基、乌斯道。这些人有的死，有的贬。他说：“当时以文学授官，而卒不免于祸，宜维祯等之不敢受职也。”成化间陆容在他的《菽园杂记》中，引用永乐年间曾参与修《永乐大典》的僧惠暕的话：“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
谈迁说：“上虽亲儒生，于单辞只语俱肊摩而悬度之，其后功臣多诛绝，早见端于此矣。”
朱元璋猜疑心甚重，他用儒士，既依靠他们，又不信任他们，时时提防着、监视着。吏部尚书吴琳致仕回乡，朱元璋还派人去监视，看他有没有可疑的行为。监视的人回来说，吴琳就像一个老农，在地里劳动。他才放心
。有次宋濂在家请客，他也派人去监视。次日早朝，他就问宋濂请客都有些什么菜，要考察宋濂是否忠诚。宋濂一一如实说出，他才放心。士人对他稍有触忤，立被刑罚。洪武中求精于朱熹学说的儒者。李仕鲁入见，朱元璋大喜，说：“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仕鲁后来被任命为大理寺卿。他见朱元璋宠遇僧人，而僧人在外多不法，就上疏谏诤。朱元璋不听，他就要辞官回家。朱元璋“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大理寺少卿陈汶辉亦为朱元璋之宠遇僧、道上疏谏诤，结果也忤旨惧祸，在金水桥上投河自尽。左都御史杨靖，因了替同乡修改诉冤状，就被朱元璋处死
。左佥都御史严德珉因病请求回乡，朱元璋也大怒，“黥其面，谪戍南丹”
。曾参与修《元史》，为朱元璋撰写诏令、封册、歌颂、碑志的陶凯，因自号耐久道人，朱元璋厌恶他这个号，就借故他在接待高丽使者时误用符验，把他杀了
。苏州太守魏观，曾是朱元璋信任的一位有才干的士人，因在张士诚旧宫扩建府治官舍，被人诬称要兴张士诚的“既灭之基”，也被朱元璋杀了。为此事同时被杀的还有王彝和高启
。善画山水、北郭十友之一的徐贲，在河南左布政使任上，因大军出征过其境，犒劳不及时，下狱瘐死
。张孟兼、苏伯衡等因小事而被杀，史家早有所论，此处不赘。赵翼《廿二史札记》提及明初文字狱，据《朝野异闻录》列出因表章有忌讳字眼遭诛杀者十二人
。郁鲁珍因《松石诗》而下狱，死狱中。他与凌云翰、瞿佑都有交往。瞿佑《归田诗话》
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二均记有此事。甚至曾为朱元璋立过大功的士人，后来也多不得善终，如刘基、宋濂。为他所用者，生杀予夺既如此。而不愿为他所用，则也没有好结果。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吴人秦裕伯不愿应他的征聘，他便下了一道谕旨：“海滨之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苟坚守不起，恐有后悔”
。秦裕伯经不起他的威吓，只好入仕。《明史·刑法志》：“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
为他所用的他猜疑；不为他所用的他不放心，处处提防，他给士人留出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士人只能在这有限的空间中生存。
思想的管制与士人有限的生存空间，为明初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文学观念的形成规范了主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