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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年间，出现了一部重要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这部文言小说集开启了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它的创作倾向，对有明一代的文言小说有着深远的影响。而自其文学思想观念言，则与其时诗文创作之抒情倾向相一致，是其时抒情文学思想倾向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
《剪灯新话》作者瞿佑（1347—1433）字宗吉，号山阳道人，晚年号乐全翁，浙江钱塘人。他少年时代在战乱中渡过。明皇朝建立之后，由荐举，先后任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建文朝授国子助教；永乐初为周王府长史。永乐六年，因“辅导失职”，下锦衣狱。永乐十一年谪居保安；宣德初由于英国公张辅的帮助，获赦回京，入张府家塾任教。在张府三年，因年老归乡，于宣德八年逝世，享年八十七
。
瞿佑少年时代曾受到当时的文坛领袖杨维祯的赏识，杨是一位重抒情的诗人。瞿佑后来与崇尚抒情的凌云翰、王达也有交往，这对他或亦有所影响。加之他经历大战乱，在战乱中有过流离转徙的生活；明王朝建立之后，又历经坎坷。朝代更迭之际，他在更迭的两个朝代中都不得志。自心态言，他更像是一位旁观者。他对于社会的大变动，对于苦难，对于人生的穷通得失，身所亲历，有自己的深切体认；有不平，有抑郁，也有对于美好生活的生生不息的向往。这些复杂的感情积蓄，需要渲泄。这或者是他倾向于抒情而非重功利的文学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他的《乐府遗音》、《归田诗话》、《剪灯新话》都是他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想的产物。成化三年柯潜为《归田诗话》作序，称：瞿佑“时时发为诗歌，寄兴高远，世谓‘诗必穷而后工’，岂信然哉！及谪居塞外，羁穷困约之中，吟咏不废。晚岁归休故里，自顾其才无复施用于世，乃益肆情于诗，以自娱逸于清湖秀岭烟云出没杳霭之间，浩然与古之达者同归”
。所谓“寄兴高远”，“肆情于诗”，都说的是缘情而发。他有一些写抱负的诗，如《旅舍书事》：“过却春光独掩门，浇愁谩有酒盈樽。孤灯听雨心多感，一剑横空气尚存。射虎何年随李广，闻鸡中夜舞刘琨。平生家国萦怀抱，湿尽青衫总泪痕。”“茆屋三间白板扉，栖迟四壁叹多违。扬雄投阁功名薄，王粲登楼事业非。白昼梦回梁燕语，青天目送塞鸿归。东门黄犬华亭鹤，举世无人悟此机。”
发抒壮志也发泄抱负不得实现的悲凉之感。他也有一些写得不错的咏史诗和咏物诗，如《汴梁怀古》、《过宋陵》、《白燕》之类，发人生无常之感喟。他也有描写风鬟雾鬓，翠袖妆残，被后人称为软媚之诗，如《香台百咏》之类。但是写得最为真诚感人的，是那些忆念难以忘怀的个人感情经历的诗，如《过苏州》三首：“白莲桥下暂停舟，垂柳阴阴拂水流。舞榭歌楼俱寂寞，满天梅雨过苏州。”“桂老花残岁月催，秋香无复旧亭台。伤心乌鹊桥头水，犹往阊门北岸来。”“昔年曾赴玉京游，荣辱相承喜又忧。投老归来情性在，转头三十六春秋。”
此诗所隐含之一种感情眷念，或者可以从《剪灯新话》中《秋香亭记》得到说明。类似的感情经历，在《安乐美人行（安乐坊倪氏女，少日曾识之。一别十年矣。岁晚与其母子邂逅吴山下，则已委身为小吏妻。因邀至所居，置酒叙话，怆然感旧，为赋此）》诗中也有反映。此一类诗，似为往日恋情之一种怀恋与忆念。
最能表现他抒情文学思想的，是写于洪武十一年的《剪灯新话》。在这部小说集的《序》里，他说他写此书“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云耳”。他这里说的“劝善惩恶”，其实是指他所写的人物故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善是恶，到头来终有报应的意思。自写作之所激发言，是“哀穷悼屈”，是抒发胸臆之所郁积。桂衡洪武二十二年为《剪灯新话》写的序，提到瞿佑写是书之一目的，是“藏之箧笥，以自怡悦”。后代有论者由是称瞿佑之文学观念为娱乐说。其实桂衡此语只在于说明瞿佑作此书，并无主动传播之意。桂衡接着又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余不敏，则既不知其是，亦不知其非，不知何者为可取，何者为可讥。伏而观之，但见其有文、有诗、有歌、有词、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骇，有可嗤。”何以不知是非？我们知道，桂衡写序的这个时候，思想的管制已相当的严厉。而瞿佑此书，既有怪力乱神，亦有对于世事之隐隐约约的抨击。他写的故事，是对于可喜、可悲、可骇、可嗤的世事的评说。而此种之评说，纯系感情之渲泄。桂衡在序的末尾，用一长篇古体对是书之感情郁积与发泄之特点作了概括：
山阳才人畴与侣，开口为今阖为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将桂子薰言语。感离抚遇心怦怦，道是无凭还有凭。沉沉帐底昼吹笛，煦煦窗前宵剪灯。倐而晴兮倐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丈夫未达虎为狗，濯足沧浪泥数斗。气寒骨耸铮有声，脱帻目光如电走。……
这是说，他之所写，亦今亦古，亦真亦幻，而始终处于强烈抒情之状态中，悲欲啼而喜欲舞。而且此种感情之激越，是失意心态之产物。在《剪灯新话》中有一篇《修文舍人传》，瞿佑借修文舍人夏颜的诗，表达的正是自己的失意情怀：“满身风露夜茫茫，一片山光与水光。铁瓮城边人玩月，鬼门关外客还乡。功名不博诗千首，生死何殊梦一场。赖有故人知此意，清谈终夕据藤床。”
《剪灯新话》所反映的文学思想，是重抒情。在叙事文学中以抒情为其主要目的，《剪灯新话》表现得十分突出。书中诸篇之写作，虽反映了他对现实、对人生的种种看法，但主要的是感情的渲泄。其中有对社会黑暗面的愤懑，如《令狐生冥梦录》，说有巨富乌老者，贪求不止，凶恶著闻，死后贿赂冥官，得以生还。瞿佑便借令狐生之口，对此加以嘲讽：
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鬼神有德开生路，日月无光照覆盆。贫者何缘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恶都无报，多积黄金遗子孙。
《绿衣人传》是一篇爱情故事，亦穿插对南宋权相贾似道恶行之描写，以贾之贪残隐讽官场之不法。《华亭逢故人记》则借全、贾二士人之议论，感慨于兔死狗烹之事实：“夫韩信建炎汉之业，卒受诛夷；刘文静启晋阳之祚，终加屠戮。”此一种之议论，或隐喻朱元璋之杀戮功臣。
《剪灯新话》感情抒发之又一表现，是经历过战乱的严酷现实之后，对人生无常之感慨。在《天台访隐录》中，借隐者陶上舍之诗以寄慨：“梦觉黄粱熟，怪人间，曲吹别调，棋翻新局。一片残山并剩水，几度英雄争鹿！算到了谁荣谁辱？……市朝变迁成陵谷，问东风，旧家燕子，飞归谁屋？”他对于元、明易代的理解，似亦受此种人生无常理念之左右。在《富贵发迹司志》中，此种人生无常之认知，最后又归着于命定，说易代之际大战乱中无数人之死于战火，乃是前定：“是以知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小而一身之荣悴通塞，大而一国之兴衰治乱，皆有定数，不可转移。而妄庸者乃欲辄施智术于其间，徒自取困耳！”
当然，《剪灯新话》抒发之感情领域，主要在爱情方面。全书二十篇，写爱情的占八篇，附录两篇亦爱情故事
。在这十篇作品中，《爱卿传》、《翠翠传》、《秋香亭记》三篇写战乱导致爱情之悲剧结局。《秋香亭记》托商生与杨采采之故事，实际上写的是瞿佑自身的经历
。瞿佑少年时代随父游宦姑苏，与其中表妹发生感情。两人正热恋之时，张士诚兵起，战乱中十载音书阻绝，再见时女已他适，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之深痛。前引《过苏州》诸诗，与《秋香亭记》对读，可深切体认瞿佑之此种感情，且亦可更切近地解读他在《剪灯新话》中流露的对爱情的那种美好向往。《联芳楼记》中郑生一人而拥二美；《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中人鬼之情爱写得那样美丽缠绵；《渭塘奇遇记》中有情人之欢会，写得如仙如幻，等等。在瞿佑的感情记忆里，原就存有一见动情的往事。那些一见难忘的往事常反映在他的诗词里，如《一剪梅·舟次渭塘书所见》：“水边亭馆傍晴沙，不是村家，恐是村家。竹枝低亚柳枝斜；红是桃花，白是梨花。敲门试觅一瓯茶，惊散群鸦，唤出双鸦，临流久立自咨嗟。景又堪夸，人又堪夸。”
类似渭塘的记忆，深藏在他心中，他写联芳楼，写渭塘奇遇之种种情景，或者正是这些记忆的幻化，“宿雨眠云年少梦”
，或可视之为他对于失去的美好爱情的一种心灵补偿，于深痛中生发之一种向往。
《剪灯新话》反映的文学思想的又一方面，是对叙事模式的一种新的追求。瞿佑把文学抒情性的表现形式带到文言小说中来了。他在叙事过程中大量加入诗、词、赋，让诗、词、赋与叙述文字构成统一的叙述文体，构成故事发展过程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传奇中加入诗词，不自瞿佑始。然大体穿插于人物唱酬中，虽亦增加故事之趣味、人物之情调，若抽去其中之诗词，于故事之发展并无大碍。《剪灯新话》与之前小说用诗词不同之处，一是叙述过程中诗、词、赋所占比重极大，有的几占全篇文字的百分之四十，如《联芳楼记》与《渭塘奇遇记》；有的几占三分之一，如《水宫庆会录》。其中有些篇，若抽去诗词，几不能成篇。二是诗、词、赋契入小说结构之中，成为故事发展过程中之一环节，具叙事之功能。《翠翠传》中，翠翠与金生结合之后的两阕《临江仙》词，表现两人婚姻之美满。张士诚兵起，战乱破坏了此一美满之婚姻，翠翠被张之部将李将军掳掠为妻。金生寻至，迫于李将军之威焰，托以兄妹相认。暗中互相传递之两首诗，乃在于表现两人以死相许之深情，为终篇之悲剧结局所不可或缺。《爱卿传》篇前的一阕《齐天乐》，篇后的一阕《沁园春》，乃是叙述爱卿经历、构成爱卿性格不可缺少之文字。《渭塘奇遇记》中之诗，在于表现幻梦欢会之环境与欢会时之情状。去掉诗，奇遇就很难表现。此种诗、词、赋契入叙事结构之写法，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创作。虽然《剪灯新话》之此种写法，尚嫌幼稚；诗亦并非都是上乘之作，有的还是借引他人之作（或全诗，或断句）。但是，在小说文体的探讨上，却是一个新的创造。在叙事中大量加入诗、词、赋，当然也有炫才的成分，但是主要的成就乃在叙事模式的探索上。
《剪灯新话》在文学思想观念探讨上的又一表现，是真幻结合的叙事模式。它反映战乱现实，十分真切。在许多篇里，都是以战乱为背景，特别是写张士诚起兵之后吴中一带的情形。战乱改变了人物的命运，如《秋香亭记》中采采遗商生书所说：“盖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伤小亡，弱肉强食，荐遭祸乱，十载于此。偶获生存，一身非故，东奔西窜，左右逃逋；……不幸委身从人，延命度日。”《爱卿传》中背景是至正十六年和十七年，张士诚陷平江而元江浙右丞相达识帖睦尔驻军嘉兴，放纵士卒大掠居民。故事在此一现实基础上展开，而继之以人鬼相见，虚虚实实。《华亭逢故人记》有明确的年份，写的是吴元年与洪武四年全、贾二人（全假，也即虚拟之名字）与友人石若虚（谐音是若虚，亦虚拟之名字）相遇的故事，写战争，是写实，“几年兵火接天涯，白骨丛中度岁华”，“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而写相遇，则是人鬼之间。借传奇以志怪，而写的则是亲身经历的对于战乱的感受。幻奇而给人以实感。
瞿佑对小说叙事模式的探讨，最终都回到抒情目的上来。他的小说创作的思想倾向，就是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