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宋人《西清诗话》里讲过苏轼夫妇的一个掌故：
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先生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明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相召与二欧饮，用是语作《减字木兰词》云：“春庭月午，摇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轻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共离人照断肠。”（赵德麟《侯鲭录》卷四）
苏轼因为和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政见不合，屡遭贬抑，以至被侮以“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身陷“乌台诗案”。后来支持新政的宋神宗去世，始被召还朝，这段磨难历时十五年之久。但是入朝后，他仍然持正不阿，一肚皮不合时宜，又受到“新党”排挤，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六年出知更偏僻的小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市颍州区；三国时建汝阴郡，《诗话》里依例称旧名），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侯鲭录》所记是次年正月的事。其中提到的赵德麟，时任州佥判，“二欧”指欧阳季默、叔弼兄弟。这几位都是苏轼的下属和朋友。王夫人见月光明媚，梅花盛开，劝说夫君置酒召饮，显然意在慰解苏轼落拓不平的牢愁。苏轼赞赏王夫人一番话，翻成一阕优美的小词，赞美新春月色，感伤“少年行乐”的不再，联想“秋光”的再来，流露出无限怅惘与感慨。
王夫人不是直白地说“月光”，而是用了修饰性的字面“春月色”、“秋月色”，在对比中，这两个词语更显露出浓郁的诗情，让苏轼赞赏为“诗家语”，即这是诗的语言，是富有诗情、适用于诗歌写作的语言。
元代刘祁（1203-1250）又曾说：
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然学者暗于识，多混乱交出，且互相诋诮，不自觉知此弊，虽一二名公不免也。（《归潜志》卷一二）
这更明确指出写作体裁不同，要使用不同的语言。作诗要用“诗家语”，这也表明诗的语言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当然所谓“不同”、“特别”，不是另一种不同于标准语的语言，而是说诗歌语言应更具修饰性，更富情趣，有其独色。而这又特别表现在用词上。
特色是什么？可以看明人李东阳（1447-1516）的一段话：
“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程颢《月到梧桐上吟》）岂不佳？终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萧慤《秋》，见《颜氏家训》卷上《文章》）有何深意？却自是诗家语。（《麓堂诗话》）
李东阳是文坛上的“复古”派，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所以他论诗以“唐人（实际是盛唐）句法”为标准。他举的两联诗都是描写风物的。前面程颢一联只是直叙景物，“到”、“来”是过程的叙述，后面萧慤的一联则描摹出动态，“落”、“疏”突现出一种情境，这样的用语显然更形象，更富情韵，所以被称赞“是诗家语”。程颢是理学家，理学家写诗喜欢讲道理，词语往往直白偏枯，下面还将讲到。
《西清诗话》里又写到王安石的例子：
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二）
王仲至（钦臣）以文名，他的这首诗用了东汉扬雄的典故：扬雄作赋讽谏汉成帝畋猎，但不被重用，王仲至借来抒发自己的感慨。王安石把第三句里的“罢”字挪到句尾，突出奏“罢”之后内心的不平，而且这一字的调换，读起来声调更响亮，所以说“诗家语如此乃健”。这表明，写诗用语又是要用心推敲、讲究技巧，一字马虎不得的。
汉语的书面语言和口语有十分明显的区别，而诗歌写作在形式上又要遵循一定的格律，内容上要更浓缩、更精练，表达要具有更强烈的感情，还要讲究形式美，因此就要调动语言表现的各种手段，如节奏、音韵、对偶、事典等，其中十分重要、有效的就是用语，特别是经过修饰的、高度凝炼、富于美感的词语，即上面几位说的“诗家语”。而且，比起韵律等诗歌形式另外一些因素来，词语的创造与运用对于发挥诗的表现力、感染力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众所周知，宗教经典里的偈颂、中医的汤头歌诀有些完全合乎诗的格律，但不是诗，就因为作为“诗”还要有另外的条件，比如要有“诗情”，要深情绵邈，意蕴深厚，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使用具有特色的“诗家语”。
前面刘祁的话，说“文章各有体”，要求不同文体用不同的语言，这个说法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例如南朝梁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描写江南风光，有句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描摹如画，诗趣盎然，是典型的“诗家语”。丘迟给陈伯之的信是劝说他投降南朝的，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陈伯之就率领八千部下归降了。不知道这封描绘江南风光的信起了多大作用。同样，如唐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工于写景述情，把永州当时还相当荒僻的山水描摹得如诗如画，他用了诗的语言。这类作品往往被称为“散文诗”。即使是写论文、讲道理，如果恰当地使用形象、优美的“诗家语”，也会增添表达效果。中外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从《战国策》里策士们的口舌机辩到梁启超的政论，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的演说，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