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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曾祖父赵尔丰四川殉难后，祖父赵世泽一直南北颠沛，奔波了数年。在随同曾伯祖赵尔巽回京之后，虽然全家衣食无忧，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但特殊的经历和当时的环境，让祖父养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他期望有一番属于自己的作为。于是在民国初年，因为曾伯祖与张作霖的旧年渊源，祖父前往齐齐哈尔（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任职，署黑龙江省烟酒事务专卖局局长。那时，祖父举家定居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两地。齐齐哈尔的房子我估计是官署，而哈尔滨的房子则是私产。
那时，祖父经常往来于黑龙江与北京之间，回京之时，也会住在曾伯祖于北京的一处宅院（位于今天的北兵马司）。如今这处宅院早已不在了，1948年以后，那里盖了大楼，成为交通部的办公场所（也即后来的三机部、航天工业部和航天工业总公司）。其实曾伯祖在京还有一处宅院，在德胜门内大石桥胡同，那个大园子虽房屋不多，但是花园极大，每到春天，满园的芍药、牡丹，姹紫嫣红。50年代，老七爷赵尔萃的侧室住在里面，我称“七老祖”，算是赵家当时辈分最高的长辈了。我小时经常随两位祖母乘着三轮车去那里玩，尤其是七老祖每年过生日时，恰逢暮春，正是园子里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我会在那里满园地疯跑。赵尔巽晚年所生之子，十二叔祖赵世辉与张怀瞳（张作霖之女）夫妇1950年曾从美国回京省亲，还在那个园子里住了十几天。
当时，祖父任署地是在省会齐齐哈尔，但两位祖母特别喜爱当时哈尔滨的洋派生活，一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全家都居住在哈尔滨。为此，祖父在当时的哈尔滨南岗地区置办了房产，供两位祖母常年居住。祖父则因此频繁往来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
提到张作霖，不得不说起他与我曾伯祖赵尔巽那段极深的渊源。清末时期，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当时东北的匪患猖獗，其中以张作霖的势力最大。曾伯祖爱惜张作霖是个人才，将其招安，并一手提拔，为其日后成为东北王奠定了基础。因此张作霖对曾伯祖感戴一生。曾伯祖在六十一岁时得子赵世辉（1942年移居美国），他感到此生无憾，自诩“无补老人”，对儿子疼爱有加。而赵世辉的夫人，便是张作霖的三女儿张怀瞳（张学思将军的胞妹）。因此赵张两家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使得两个家族在以后的岁月里，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赵张两家联姻一事，绝非如唐德刚记录的张学良口述中所说“是赵尔巽主动向张作霖提亲”。而是当时张作霖确有此意，但我曾伯祖认为两家出身、门第悬殊，因此坚决不允。直到曾伯祖去世后，张家再度提亲时才被应允。
祖父任署东北期间，适逢张作霖五十大寿。张聘请七伯祖赵世基担任演出堂会的总提调。因七伯祖与梅兰芳相交甚笃，虽然梅兰芳有不出关演出的惯例，无奈冲着七伯祖的情面，破例为了张作霖的五十大寿，在奉天（沈阳）登台唱了三天大戏。而当时的大轴戏便是梅兰芳与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按说，在寿辰之际演出《霸王别姬》是不祥之兆）。同时被邀请前往奉天的，还有京剧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四大须生中的马连良、谭富英和王凤卿、姜妙香等，他们都被安排居住在张作霖的大帅府中。只有梅兰芳，因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由七伯祖陪着住在中国银行沈阳办事处。张作霖对梅兰芳很是敬重，曾由七伯祖陪同，携夫人前往梅兰芳下榻处拜访。（七伯祖赵世基一生才华横溢，只可惜身体一直不好，1927年不到五十岁时便去世了。）
当时全国的货币尚未统一，关内与关外的货币汇率不同。因此，祖父在东北任职期间，通过关内外的货币汇率差价从中赚取了较为丰厚的利润，获益颇丰，家道也逐渐殷实起来。也是在这期间，祖父又续纳了我的亲祖母。亲祖母是江苏扬州人，随其姑母在安徽长大，名汪姞，字曼殊，后随夫姓称赵曼殊。因为她好吃甜食，又喜欢散糖给小孩儿们吃，我称她为“糖奶奶”。
1926年1月18日（旧历乙丑腊月初五），我的父亲赵守俨出生在齐齐哈尔。老祖母每与我讲起父亲出生时的场景，总是满脸骄傲的神情。父亲出生时，老祖母为了孩子的平安降生，找到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日本医生伊藤夫妇（伊藤是当时著名的妇产科大夫，他的妻子是日本助产士），为我亲祖母接生。而当孩子的脐带剪断之后，医生便将孩子（我的父亲）放在了老祖母手中。老祖母对我讲：“她（指我的亲祖母）那时才十八九岁，能懂得什么呀！”不想，多年以后，两位祖母却常因此旧事拌嘴，一个说“儿子可是我生的”，一个说“生是你生的，养可是我养的”。我在一旁听来倒也觉有趣。
祖父给父亲取的乳名叫“安儿”，这其中是有个缘由的。在我父亲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11月，时任东北军京榆驻军副总司令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挑唆下，举兵倒戈反奉。后被张学良平定，同年郭松龄夫妇兵败身死。也因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东北局势转危为安，祖父更希望家中的亲人和新生的孩子，能相安于世，于是才给父亲起乳名为“安儿”。
而此时在北京主持纂修清史稿的曾伯祖赵尔巽，虽然晚年得子，号称“无补老人”，但是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在“北京政变”之后也曾应段祺瑞政府之邀，以德高望重出任临时参议院议长，但是实际已经不能做什么具体事情，健康状况堪忧，已近灯枯之年。他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清史稿》的完成，一再催促着《清史稿》的编修完竣。1927年，为了了却曾伯祖的夙愿，《清史稿》仓促成书。由于仓促，书稿确实存在不少疏漏和问题。后又由金梁（1878-1962，号息侯，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民国后曾任农商部次长）携至关外，经其增删修改后的版本称为关外本。而曾伯祖主持修撰的版本称为关内本。1928年后，国民政府对这两个版本的《清史稿》都不予承认，宣布了它的二十七条罪状，例如“反革命”、“不奉民国正朔”等等。但时至今日，这两个版本的《清史稿》依然对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