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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算不得望族，而是比较寒素的。我家虽是汉族，但是隶属汉军正蓝旗籍。我的太高祖名达纶，字莲洲，号经圃，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是道光癸未科进士，在陕西佛坪做过知县、知府，因此与陕西有着不解之缘。高祖母和曾祖母都来自陕西延川的书香世家李氏。前几年，曾有位年轻的朋友居然买到我太高祖的《枣花轩诗稿》相赠。虽然诗稿的文采并不算高，但毕竟是太高祖的故物。此外，他还著有《经圃日记》，记载了许多在陕西佛坪任上的经历，可惜没有看到过。
我的高祖名文颖，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字子異，号鲁斋、锐峰，与高叔祖文起（字景翰，曾任工部主事，著有《天籁轩诗集》行世）都是道光乙巳恩科进士。因为是汉军旗的缘故，他们的名字前并没有冠以“赵”字。高祖文颖以同知衔任山东阳谷县知县，到任第五天，阳谷被捻军围困，他守城殉难。因为殉节的缘故，《清史稿》中专门有传记载。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的一副书法楹联。
高祖母很了不起，其祖父李步瀛（太子少保衔）、父亲李宗沆也是当地的名门世宦，诗文都好。我家自高祖殉难后，家境败落，甚至连纸都买不起。但高祖母还是以一己之力，抚养大了四个孩子，并亲自负责四个孩子的教育，最后成就了“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在当地也是一段励志的佳话。因此，在今山东泰安安葬高祖母的地方，为了纪念她，曾被称为“奇母地”。高祖母幼承家学，能诗文，著有《双清阁吟稿》和《训子手札》，后来，她的侄女又嫁给曾祖赵尔丰，也就是我的曾祖母。
因此，若是从太高祖论起，那就应该是“一门六进士”了。但直到我曾祖这一代，才算是阀阅之家。
根据现存的家谱，从顺治三年（1646）开始，我家便落籍在山东泰安（一说是山东莱州）。因此赵家的籍贯考证，应该从入关后定居山东算起，即今山东泰安（或莱州），而郡望则是古襄平。今天，我还保留着一方“襄平赵氏”的印章（已收入我所编的《彀外堂藏赵氏印存》，后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关于古襄平，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辽宁铁岭，一是辽阳。但我觉得应该是今辽宁省的辽阳，只不过这已是三百年前的事情了。
当年，我家算是“从龙入关”的。曾祖一辈兄弟四个，也就是所谓“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除了曾祖父赵尔丰（1845-1911，字季和，行三，大排行四）非进士出身，其余三位都是进士。其中，赵尔震（字铁珊，行一，大排行二）和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行二，大排行三）是同治甲戌科同榜进士。后来赵尔震做到工部主事三品顶戴，而赵尔巽次第做到山西巡抚、湖南巡抚、户部尚书、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东三省总督、奉天将军。曾叔祖赵尔萃（字小鲁，行四，大排行七），是光绪己丑科进士，别号傲徕山房主人，曾为直隶州知州，创办山东工艺局，后调任直隶工艺局、矿物局会办，三品衔，后辞官回到泰安故里。直到今天，在登临泰山的沿途，都能不时见到他的题咏。其实，从太高祖时代起，我家基本就住在北京了，只是因为高祖后来又在山东做官的缘故，才与山东祖籍地有着各种联系。
曾祖父赵尔丰是道员出身，先做了山西永济、静乐两县的知县，后来随锡良（1853-1917，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著称，曾任山西巡抚、四川总督、热河都统）从西凉入川，入川后做到永宁道、建昌道。因为曾祖父做事干练，为人得体，后来被任命为驻藏大臣，署理四川总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这在当时，也算是封疆大吏了。因此，在清末的九位总督中，我家占了两席。
历史上，对我曾祖父的评价，从贬多于褒，到目前的褒多于贬，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现在看来，当时英国人觊觎西藏，赵尔丰任驻藏大臣的时候，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在打箭炉（即今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县，清末改置康定府）和英军作战，有很大的功绩。后推行铁腕政策，镇压西藏土司分裂国家的叛乱，实行改土归流，不让外国列强染指西藏，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版图的完整。前两年，我见到周景良先生（周叔弢先生之子，一良先生之弟），他对我说：“令曾祖真是了不起，他当时甚至将中国界碑，立在了今印度的加尔各答。”如今对我曾祖父的很多评价，都称他为民族英雄，后人评价他“公而忘私，血诚任事”，“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为赵氏，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而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尚秉和也曾谓“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功若此者”。章士钊更有诗题咏：“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政变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曾祖父的《川滇边务奏稿》也是研究西南边务的重要文献史料之一。后因四川的路权风波，他下令开枪（有说法是朝天鸣枪示警），激起了四川民变，被尹昌衡所杀，殉难于成都。这段历史，《清史稿》有记载，还被收入了《庚子辛亥忠烈像赞》。关于他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最近，有朋友从西藏林芝归来，特地带给我一本近人陈渠珍的笔记《艽野尘梦》，陈渠珍曾是赵尔丰麾下的管带，他在书中对先曾祖的记述十分详尽，尤其是对先曾祖经略西藏的文治武功和平定西藏叛乱的威仪，叙述得淋漓尽致。
关于曾伯祖赵尔巽，应该说是清末至民初一位风云人物。他有两大特殊的事迹颇为后人称道：一是当御史时期的敢于直言极谏，一是任封疆大吏时的努力推行新政。赵尔巽以儒生当“言官”而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而名闻朝野，和当时翰林院的前辈如张之洞、张佩纶等一起被誉为清流。他甚至和盛昱等一起弹劾醇亲王载沣，认为他“不宜参与政事”。后来任封疆大吏九年期间，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如兴办新式学堂，筹办机械制造工厂，设立警察机构，修建铁路，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政务。清末李伯元在《南亭随笔》中还记录了他经常到高等学堂讲演，甚至引用华盛顿、赫胥黎、克伦威尔、林肯、孟德斯鸠、西乡隆盛等人的言论，令人惊叹不已。他还极力反对缠足，主持禁烟，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废除科举制度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