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唐代的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西南），于唐代宗大历八年（七七三）出生在当时的京城长安。

史称柳氏得姓于鲁士师柳下惠。秦并天下，迁晋之解县，属河东郡。秦朝的河东郡相当于今山西省西南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东晋以后，辖区缩小到今山西西南一隅。唐代在这里置蒲州，后升为河中府，在天宝、至德时曾一度恢复河东郡旧称。柳宗元说“河东，古吾土也” （《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柳河东集》，中华书局据宋世彩堂本排印本，一九七四年版。以下引用柳宗元诗文，除另注明者外均据此本，只标篇目，不注卷次） ，或自称“河东解人”，就是用的这个旧称。他的祖上历代游宦，早离故籍，连他家的祖坟都早已迁移到长安万年县。但他的叔父曾“邑居于虞乡”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虞乡本来是解县异名，到唐初才分别设县；又“安史之乱”时他的父亲柳镇曾带领家人到王屋山避难，而王屋山即在蒲州东，据此可以推测他家在祖籍仍有亲族或田产。然而柳宗元却一直没有回过故乡。

在北朝，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 （元稹《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三，中华书 局《四部备要》本。以下引用文献资料，每书所据版本仅在首次征引时注出） 。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 （《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 他的八世祖柳僧习，齐奉朝请，归魏，历北地、颍川二郡守，扬州大中正，尚书右丞 ，封方舆公，事迹附见《魏书》卷七十一《裴叔业传》；七世祖柳庆，在西魏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进北周，赐姓宇文氏，封平齐县公 ，《周书》卷二十二有传；六世祖柳旦，仕周，以功授仪同三司，中书侍郎，封济阴公，入隋，封新城县男 ，大业初，任龙川太守，寻征为太常少卿，摄判黄门侍郎，事迹附见《隋书》卷四十七《柳机传》；五世祖柳楷，仕宦于隋、唐之交 ，做过济、房、兰、廓四州刺史。

隋末农民战争特别沉重地打击了河南、北和东南地区的士族地主，而柳宗元的家乡河东正属于大贵族李渊、李世民为首的所谓“关陇集团”统治的地区，农民革命的战火较少波及。后来李渊父子建立了唐王朝，柳氏作为“关陇集团”的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新王朝中又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他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柳楷的兄弟柳亨，隋末附于李密，密败归唐，累授驾部郎中，受到李渊的爱重，娶李渊的外孙女为妻，三迁至左卫中郎将，封寿陵县男，后拜太常卿，检校岐州刺史，唐太宗李世民曾对他说过“与卿旧亲，情素兼宿” （《旧唐书》卷七十七《柳亨传》，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点校排印本） 的话。柳子夏的叔伯兄弟柳奭 ，贞观中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做过宰相。他的外甥女王氏，就是李治的皇后。当时柳氏一族处身统治集团的最上层，是与皇族有着亲密关系的权臣贵戚。高宗朝，这个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唐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变得非常复杂、激烈。在高宗朝以后的百余年间，这种斗争使柳氏一族受到两次巨大的冲击，结果这个“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 （赵璘《因话录》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的显赫士族，迅速降落到柳宗元出生时那种宗族“不振”的“卑贱”地位。

一次是在高宗朝。高宗王皇后无子，永徽三年（六五二），柳奭作为她的舅父，曾与元老重臣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谋立李治长子、出身“微贱”的刘氏所生的李忠为皇太子，以为王皇后固位之计。后来武则天得宠，王皇后被疏忌，柳奭也被迫上疏请辞枢密之任，因而转为吏部尚书。永徽六年（六五五），武则天诬告王皇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厌胜，株连柳奭，贬之为遂州刺史，又加贬为荣州刺史。王皇后废，武则天立为皇后。显庆二年（六五七），许敬宗、李义府希武后旨，诬柳奭与韩瑗、来济、褚遂良等“潜谋不轨”，再贬象州刺史。四年，又以“潜通宫掖，谋行鸩毒”的罪名被除名，后被杀于象州 。武则天打击政敌非常严酷。由于牵连治罪，使得柳氏一族“子孙亡没并尽” （《旧唐书》卷七十七《柳亨传》载亨孙 柳涣表文语） 。柳宗元曾回顾说：“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 （《送澥序》） 他的家族的这段遭遇，在百余年后仍使他深感统治阶级内部劫夺纷争的严酷。

由于这一次打击，使柳氏一族从皇亲贵戚的特权地位降落到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此后，柳宗元的曾祖父柳从裕，只做过沧州清池（治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令；祖父柳察躬，曾做过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县）令；父亲柳镇，有弟四人：缜 、 、综、续。综、续行事、历官已不可考。柳 官止华阴主簿。柳镇举明经，柳缜举进士，都通过科举踏入仕途，由府县僚佐的地位逐步升迁。他们走的是当时没有门荫特权的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出仕道路。柳宗元曾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是“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 （《与杨京兆凭书》） 。

“安史之乱”给他的家庭另一次巨大的冲击。这次大乱爆发时，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刚刚明经及第。柳镇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其时年仅十七岁。叛军占领长安，朝廷流亡，柳镇护送母亲到王屋山避难。关中、河东、河南一带，正是官军和叛军激烈争夺的地区。这里几经洗劫，造成千里丘墟，鸡犬无遗，饥荒连年。许多官僚士大夫家都逃亡流寓到南方。乱稍定，柳镇一家也汇入逃亡人群，“举族如吴”。在南方，这个家庭度过一段非常艰窘困顿的生活。由于要供养许多亲族，连生计都难以维持。有时家中薪米无着，柳镇甚至被迫外出告贷。曾有一次，他骑驴外出途中，经过一个山涧，正赶上山洪倾泻，他被裹挟而下，幸好冲到一处山岔被截住，才免遭丧生之祸。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为了供养亲属、子女，常常自己节食挨饿。这样，从士大夫阶层的优裕生活落入到逃难求生的狼狈境地，使这个家庭饱尝了战乱的困苦。柳宗元后来在文章中一再提及这段遭遇，可见它给他的家庭留下了多么沉痛的回忆。

“安史之乱”是标志着唐王朝从极盛而走向衰败的转折点。九年的大动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唐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却更深刻化和尖锐化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腐败衰微直接影响着柳宗元的家庭。柳镇本来是一个颇有政能文才、怀抱济世之志的人物。他深通经术，善诗文，交友很广，时名甚高。他死后柳宗元给他作《神道表》，碑阴专门附了一篇《先友记》，列举其一生交好的“天下善士”，许多是当时政界和文坛的名人。其中如陈京、赵需、许孟容等，在历史上都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而柳并、梁肃、杨凭及其兄弟杨凝、杨凌、韩会及其兄弟韩愈等，都是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柳宗元一一记载这些先友，突出显示了柳镇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但这样一个有志向、有才华的人，在腐败黑暗的政治环境下，仕途蹇滞，屡遭打击，抱负不得施展。然而，正是这种坎坷的生活道路，却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养成了他刚正的品格。这对于后来柳宗元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柳镇在南方避乱期间，他的曾任六合县令的叔祖父得罪宦官，屈死公府，朝廷还要继续追究。他乔装改扮，步行四千余里，到长安告了御状，才了结了这个冤案。唐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三月，朝廷为庆祝平定“安史之乱”，上尊号、改元、大赦。柳镇到朝廷献《三老五更议》和《籍田书》，但未被重用，仅被授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朝廷禁卫军十六卫中的一个低级官佐，“掌府内卫士以上名帐、差科及公私马、驴等” （杜佑《通典》卷三十《职官十二》，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次年，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被任命为朔方节度大使，他以文才出众被延入郭的幕府，任节度推官、掌书记，授左金吾卫仓曹参军的京衔，转大理评事。此后，又历任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县东北）录事参军、长安主簿、宣城（今安徽宣城县）令、阌乡（在今河南灵宝县）令、鄂岳沔都团练判官（使府驻夏口，今湖北武昌）等职务。就这样，他宦游四方，一直未得大用。但他为官确直，不避权幸。在任节度推官时，由于议事强项，不为权贵所容。在任晋州录事参军时，刺史是个凶悍嗜杀的武夫，柳镇对其暴虐行为，常常据理抗争，有时在无辜者被捶楚将毙时，他挺身出来抵挡用刑的棍棒，惹得刺史暴怒，他却毫不畏惧。他的诗文中，也多有抨击权奸、抒写愤懑的作品。后来，在唐德宗贞元五年（七八九），柳宗元已十七岁的时候，他在殿中侍御史任上，为审理已故陕虢观察使卢岳遗属分财一案，又与权奸窦参相冲突，受到一次更为严重的政治迫害。

柳镇在鄂岳沔都团练观察使府，已因军功受任殿中侍御史的京衔。贞元四年（七八八），入朝为真。殿中侍御史是朝廷掌刑法纠察的机关御史台的属官，正七品下。贞元五年，卢岳病死，其妾裴氏有子，卢妻分配遗产不给裴氏子，裴氏到朝廷上告。柳镇的朋友穆赞以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的身份，负责办理此案。其上司御史中丞卢佋则是窦参的党羽。其时窦参已经入相，正受到唐德宗李适的信用。卢佋偏袒卢妻，竟迫胁穆赞给原告定罪。穆赞持正不允，卢佋就诬陷他受裴氏贿赂，将他逮捕下狱。穆氏兄弟四人，当时都以品行刚直著称。穆赞的弟弟穆赏出来上诉。朝廷依例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推案。负责断案的，代表刑部的是员外郎李觌，代表大理寺的是大理卿杨瑀，代表御史台的就是柳镇。他们不顾权奸的淫威，平反了这一起冤案，但因而也就得罪了窦参。他当时就有意报复，但因为这是三司会审的御案，算是皇帝插了手，又有大臣赵憬等从中斡旋，使窦参的阴谋暂未得手。但第二年，终于借它故把柳镇外贬为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东）司马，其时他年已五十二岁。柳宗元送父亲到蓝田，柳镇愤慨地说：“吾目无涕。”柳镇晚年的这段遭遇，也是当时朝政腐败、政出多门的一个具体事例，是黑暗现实加给柳宗元家庭的又一个灾难。直到贞元八年（七九二），中唐名臣陆贽的地位暂时上升，窦参得罪被贬死，柳镇才得到昭雪，官复原职。但他回长安的第二年就病故了。

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世亦早已没落。她生育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大女儿嫁给崔简。崔氏是山东大姓，崔简是唐初宰相崔仁师的五世孙，后来官至连州、永州刺史。二女儿嫁给裴瑾，裴氏则是关中大姓，裴瑾是玄宗朝宰相裴光庭的后裔，官至京兆府参军、古州刺史。柳宗元的这些亲属，都是与他家境相似的没落了的旧世家出身。

柳宗元作为世代为宦的著名的世家大族的后代，终生保持着对其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和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这决定了他思想意识的阶级本质，也规定了他早年奋斗的企向。但是在唐王朝急遽走向中衰的社会转变过程中，他的先世几代人受到统治集团纷争劫夺的冲击，亲经战乱，屡遭打击，社会地位陡降。他的祖、父一辈，目睹了唐王朝由极盛而转入衰败、分裂的过程。柳镇本人更是现实黑暗政治的受害者。这样的家庭遭遇，使柳宗元从幼年起，就接触到社会的黑暗、时代的危机，在他的心灵中也埋下了不满现实的种子。

| 二 |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平定刚刚二十年。再过不到十年，另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就爆发了。这两次大规模战乱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不到三十年，实际是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的时期。柳宗元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险象丛生的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从少年时期起就被卷入了社会矛盾的旋涡。

柳宗元出生那一年，他的父亲柳镇正在长安主簿任上。主簿是县里典领文书的僚佐，长安是京县，主簿的官阶从八品上。到这时候，才名早著的柳镇已蹉跎宦途、蹭蹬下僚十几年。

从经济条件看，柳宗元家在长安城西南、渭水支流的沣川岸边，有一座“数顷田，树果数百株” （《寄许京兆孟容书》） 的小庄园。后来他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一诗中说：“卜室有鄠、杜，名田占沣涝。”又在《游朝阳岩》诗中说：“故墅即沣川，数亩均肥硗。台馆集荒丘，池塘疏沉坳。”从这些描写里，可以推知这个庄园的位置和规模，其中有田产和佃户，还有台馆陂池，但比起唐代那些田连阡陌的大庄园来，规模还是较小的。在长安城内的善和里，有祖传旧宅一所，中藏赐书三千卷。在亲仁里也有过住房。他的祖父柳察躬晚年住在宣城，可能就是“安史之乱”时他家流寓的地方，也当有一些田产。 此外，前面已提到过，他叔父柳缜曾“邑居虞乡”，也应有营生的产业。但这些与柳宗元的经济地位关系不大。

总之，当柳宗元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是有一定资产和地位的官僚地主。

但是，时代已注定他不能度过地主官僚子弟的优裕、安定的生活。他出世的前后，正是盘踞河北的安、史降将逆态复萌，割据局势形成的时期。本来，唐朝廷以与安、史余党相妥协的办法，勉强平定了延续九年的大动乱，使得在河北五十余州，安、史降将，尽领大镇。这些跋扈的强藩，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对于朝廷是名为王臣，实同敌国。朝廷为了维持危局，采取“以藩治藩”的策略，在中原心腹之地，又遍设节度使，结果又造成一批拥兵自重的半割据者。那些强行割据的强藩本身代表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利益，他们自身也是大地主。由于唐代中叶节度使例带度支、营田等兼职，掌握地方财赋和国有土地，他们也极力摆脱朝廷法令羁束，使自己统治区域内的经济利益不让朝廷染指。此外，许多在腐败黑暗政治局面下没有出路的知识分子纷纷投靠方镇，成为它们的一部分支持力量；大批农民破产失业，为藩镇割据提供了足够的兵源。这样，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问题，是皇族地主和拥护朝廷的地主官僚集团、派别与以藩镇为代表的地方豪强地主为分割剥削利益和统治权力而形成的矛盾造成的。由于当时的朝廷已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所以双方搏斗一百几十年，割据局面一直不得平定，最后，唐王朝还是亡在藩镇手里。

自大历初年，魏博镇田承嗣（领魏州、博州、德州）、淄青镇李正己（领青州、沧州、棣州、冀州、瀛州）、成德镇李宝臣（领恒州、定州、赵州、深州、易州）就各自聚兵，反状已萌。就在柳宗元出生那一年——大历八年的九月，田承嗣公然为安、史父子立祠堂，号为“四圣”，且求为相，朝廷只得加同平章事衔安抚之。十月，又诱昭义将吏作乱。大历十年（七七五），尽占相、卫、磁、洺四州，朝廷命诸道兵进讨。但参与讨伐战事的李正己、李宝臣等反与田承嗣相勾结。李宝臣更受田承嗣的离间，乘机谋取幽州范阳，与另一个参与讨伐的节度使朱滔兵交战。这次战争迁延三年，最后以朝廷赦免田承嗣罪、拒朝命者一切不问而告结束。此后，河北三镇都迅速扩大实力，淄青镇占地达十五州，魏博、成德镇也各占七州地。其时除河北三镇负固作逆之外，各地骄兵悍将连续发动兵变。大历九年，徐州军乱；大历十年二月，河阳防秋兵与城内兵乱；三月，陕州军乱；大历十一年三月，河阳军乱。柳宗元所迎接的，就是这种强藩叛兵连年作乱的岁月。

柳宗元九岁那一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另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终于爆发了。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他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李适不允所请，四镇从而联合起兵反抗朝廷。不久以后，梁崇义、李惟岳相继败死。但卢龙镇朱滔、成德镇王武俊、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又各建王号，并推朱滔为盟主，拟仿效春秋时代诸侯割据故事，奉唐正朔，各自独立。接着，参与讨伐的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亦反，围困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建中四年十月，朝廷发泾原兵救襄城，泾原兵过长安，发生兵变，拥立罢职家居的前幽州节度使朱泚为帝。朝廷仓皇逃亡奉天（今陕西乾县）。到兴元元年（七八四）正月，王武俊、田悦、李纳各去王号，表示归顺朝廷，李希烈却又称帝建号。接着，入援勤王的河中节度使（治所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李怀光亦反，朝廷只好再逃梁州（今陕西南郑县）。这次战乱历时五年多，战火遍及关中、河南、北和江淮流域广大地区，最后，还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而结束。自此以后，唐德宗李适一变初继位时对待藩镇的急躁冒进态度，对天下有兵之处唯务姑息。他错误地认为藩镇起兵是朝臣寻衅生事所致，因而此后不信任朝官，反更加信重随身近侍的宦官。而在朝廷流亡中，宦官也谋夺了更大的权势。这样，贞元以后，朝廷与藩镇间虽然求得二十年暂时的、相对的和平，但其间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与之相关联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更日趋深刻化了。

柳宗元幼年时期，柳镇游宦在外，官职屡迁，其家属是住在长安的。柳宗元自叙生平，也说在贬官永州前，一直在长安住了三十三年。本来，“安史之乱”已给长安及其附近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由于代宗朝的腐败政治和连年动乱，又加上连续的灾荒，到建中初年，朝廷经济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正是迫于民穷财尽、经济危机的严重局面，朝廷才在杨炎主持下实行两税法，但新法并不能解决经济上面临的根本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建中之乱”爆发了。战争首先需要庞大的军费，每月供给征调讨伐的诸镇兵“出界粮”就要一百三十几万缗。而战争一开始，叛军就占领了徐州的甬桥和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涡口，断绝了朝廷所依赖的东南地区财赋的漕运航道。后来，李希烈叛乱时，又曾一度阻断襄阳至武关的陆运通道。这就更加深了朝廷的经济危机。尽管当时朝廷在长安积聚有大量财赋，却仍转而向民间敲剥诛求。先是“括富商钱”，强行勒索商人；又“括僦柜质钱”，规定凡蓄积钱帛菽麦者，皆供献四分之一。在李希烈叛军占领邓州、阻断南方运路后，又收间架税和除陌钱。间架税是房产税，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二千文，中税千，下税五百；除陌钱是交易税，规定公私交易每缗官取五十钱，以物易物也要按市价折纳。这些搜括民财的办法，近乎公开的劫掠，搞得长安市内，怨声载道，人心浮动，如被寇盗。柳宗元接触到这样的环境，对于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动荡以及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痛苦，不但能有所见闻，而且会有一些切身的感受。

这时候，柳镇正在鄂岳沔三州防御使、鄂州刺史李兼 处做幕僚。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附近又成了战场。可能是为了避乱，柳宗元到了父亲的任所夏口。夏口即今湖北武昌，地当江、汉运路的枢纽，是一个军事和经济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建中四年三月，李希烈曾率军进犯，被击退。次年一月，他又遣其悍将董侍率七千人来攻，战斗进行得十分酷烈。起初，李兼的部队偃旗息鼓闭门待敌，叛军拆房放火焚烧城门。李兼亲率士卒迎敌，奋力死战，终于击退了强敌进攻。李兼死后，权德舆给他写祭文，专门提到他“作藩夏口，报政献功。廉察一方，再捍大憝。以完南邦，尽殪舟师” （《祭故李祭酒文》，《权载之文集》卷四十八，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 的功绩，肯定了这次夏口保卫战对于阻遏李希烈进犯东南的意义。战斗结束后，李兼因功被擢升为鄂岳沔都团练使。柳镇作为他的幕僚，也在判官原职上加授殿中侍御史衔。后来，柳镇还写过一篇《夏口破虏颂》，颂扬夏口保卫战的胜利。年仅十二岁的柳宗元，在这里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建中之乱”使柳宗元一家又一次饱尝动荡流离之苦。柳宗元后来为二姐写《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回忆起变乱当中，他家没有离开长安时的一件事：“先公自鄂如京师，归 。其时事会世难，告教罕至。夫人忧劳逾月，默泣不食，又惧贻太夫人之忧虑，绐以疾告。书至而愈，人乃知之。”柳镇自鄂州出差到长安，正经过李希烈叛军盘踞的地区，由于他回去后没有寄来平安家信，使这位年仅十二三岁（崔氏夫人年纪比柳宗元大两岁）的孩子十分忧虑。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推测整个家庭在离乱中所受的痛苦。后来柳宗元去夏口，不知道是否与母亲、姐姐同行，但对他来说又是一次离井背乡的流亡遭遇。

贞元元年（七八五）四月，李兼迁江西都团练观察使、洪州刺史（治所在今江西南昌），柳镇随同到了江西。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服勤公务，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对于这位十三岁的少年人来说，这也是个很好的学习社会、增长阅历、吸收知识、开拓心胸的机会。从这时开始，他已经参与社交，结纳友朋。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不久以后，他回到了长安。大乱之后，又加上连年蝗、旱，这里是一片残破和饥荒。贞元元年朝廷的一个诏书说：“去岁旱、蝗，两河为甚，人流不息，师出靡居。加之以征求，因之以荒馑，困穷馁殍，转死丘墟。而又关辅之间，冬无积雪，土膏未发，宿麦不滋。” （《改元贞元并招讨河中李怀光、淮西李希烈敕》，《唐大诏令集》卷五，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收复以后的长安，又遇上大旱，河水断流，草木无遗，街道上躺着饿死的饥民。到这年麦收以后，情形才稍有缓和。许多人由于久饥乍饱而死。市街上出现了醉酒的人，当时以为“嘉瑞”。但这年的《冬至大礼大赦制》仍指出：“今谷价腾踊，人情震惊，乡闾不居，骨肉相弃，流离殒毙，所不忍闻。公私之间，廪食俱阙，既无赈恤，又复征求，财殚力竭，继以鞭捶……” （《全唐文》卷四六一） 柳宗元这几年的生活，由于记载阙如，不可详考。但按他的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在这样的社会局面下，必然会经受到相当的困苦。

唐代中期，朝廷与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那些拥兵割据的强藩，在政治上破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在经济上“暴征暴赋” （杜佑《通典》卷四十《职官》） ，在其统治区域内迫使“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使整个经济秩序为暴力掠夺和军事扩张服务；为了满足贪欲，又进行了不间断地兼并战争，这都给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当时条件下，皇族地主和拥护朝廷的那些官僚、地主集团和派别为维护中央集权、削平藩镇割据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各自的阶级利益，但在客观上却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柳宗元的家庭，与朝廷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经受了两次大规模割据战争之害。他本人从幼小时期起，就亲历了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灾难。他在动乱、流亡、饥荒中度过了人生的启蒙阶段。这种生活环境，对他以后世界观的形成和政治态度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一生中坚决反对分裂割据，为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进行了长期的、不懈的努力，在政治、理论、文学等各个领域为天下“理平” （《封建论》） 而斗争。这是与他幼年时期的亲身经历有着密切关联的。

| 三 |

柳宗元生活的时代，也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的时期。“安史之乱”以后，遍及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经在酝酿之中。在柳宗元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就爆发了以黄巢为首的伟大的农民战争风暴。封建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加剧，同时影响着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生活和政治态度，影响着它的内部不同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的斗争，也影响着柳宗元世界观的形成。

唐代社会正处在中国封建制度由极盛而中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在生产方式上，地主阶级剥削已由以封建国家依靠政治、军事强制按品级特权分配土地、编制劳动力的屯田、占田、均田为主的形式，转变为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实行自由兼并、土地进入商品流通、租佃关系逐步形成的经济经营形式；在阶级关系上，则由士族地主依靠品级特权对政权的垄断，转变为皇族地主、士族亲贵、庶族地主、商人、僧侣地主等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在唐王朝统治初年，由于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腐朽的士族地主阶层，又由于新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从而造成了初唐到盛唐经济的繁荣。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广大农民所受的剥削也越来越严重。“安史之乱”以后，割据战争更破坏了生产，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而西、北两边，又受到了回纥、吐蕃的侵扰，河陇陷没，边鄙日蹙，内外交困的朝廷还得为此积兵备虞。统治阶级越是面临重重危机，精神越是腐朽堕落，生活也更靡费腐化。这些，都促使朝廷转而向已被战乱和灾荒困扰得无以为生的农民加重诛求。而各级官僚、地主、商人、僧侣又都大量兼并土地。宝应年间朝廷的一个诏书承认：“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陆贽形容德宗初年的情形说：“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 （《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陆宣公集》卷二十二，会文堂书局本）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已非常尖锐，朝廷经济状况也已处于崩溃边缘。

建中元年（七八〇），即柳宗元八岁那一年，朝廷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明令宣布废除已经破坏了的均田制和与之相联系的租庸调法，实行“两税法”。其基本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即按现有户籍和土地财产缴纳租赋。实行新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恣行兼并的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和剥削果实，改善朝廷财政收入状况，同时把赋税负担的比例与财产多寡联系起来，也可以减缓贫者负担过重而富者反倒逃避赋役所造成的矛盾。但是，由于新的税法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兼并，在执行中又有许多弊病，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有的矛盾，反更加速了土地兼并过程。“两税法”刚刚实行，就遇上了“建中之乱”。朝廷为了筹措军费，就以应急名义打破了所谓百役之费、一钱之敛皆并入两税的规定，加征各种各样的新税，后来对如盐、茶、酒等日用品都课以重税。战乱平定了，但加征的税额却并未减削。同时实行“两税法”后，权豪富户仍有各种规避赋役的办法，而农民不但要纳税，又有“折变”、“和籴”、“摊逃” 等名目，无形中把实际负担加重了多少倍。此外，还有许多“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例如长安的所谓“宫市”，就是在皇帝本人的直接支持之下，宦官以宫中需索为名到市场强购人物，实际上是变相劫掠。又如各地方官的所谓“进奉”，又叫“税外方圆”，就是公然在正税外搜括财富，把一小部分献给朝廷，而大部分中饱了私囊。许多官员由于热心“进奉”而得到擢升，后来发展到方镇将帅、州、县官以至幕僚重重“进奉”，不但逢年过节、皇帝寿诞进，更发展到“月进”、“日进”。如此等等，寄生在人民头上的庞大的官僚地主阶级，在动乱困弊的时代里，不但不能体恤民艰，反而加紧向人民搜刮，使得广大人民更深地陷入困弊的境地。

柳宗元后来在永州写《捕蛇者说》，描写地处“南荒”的永州的一个村庄在天宝以后六十年间农民在酷役重赋的压迫下走死逃亡的情景，实际提供了全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元和年间，李翱也曾把当时农村情形与二十多年前初行“两税法”时做对比，指出：“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其初矣。”“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 （《进士策问第一道》，《李文公集》卷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 结果，大量的破产农民逃亡，有的成为庄园地主“荫庇”的“客户”，即做了依附性更大的半农奴；有的为僧为道，即去给寺院服终身无偿劳役；有的投身藩镇当兵，即成了武装割据的工具；更有些逃亡山泽，垦荒求生，如像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写到的卖掉近城土地、“芟山而居”的农民那样；也有些不堪压迫，铤而走险，聚集成武装反抗的队伍，掀起规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

早在“安史之乱”中的乾元年间，就出现了“江、淮凶饥，相扇啸聚” （权德舆《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韩公行状》，《权载之文集》卷二十） 的局面。唐代宗宝应元年（七六二），浙江爆发了以袁晁为首的农民起义，攻陷十州，有众近二十万；又有以方清、陈庄为首的起义，攻陷江西州县，“有跨踞大江、吞噬东土之计，七州之地，人罢耕织” （独孤及《贺袁 破贼表》，《毗陵集》卷四，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 。这两次起义都有一定的规模，余波振荡十余年。此后，有高玉在京城南子午谷聚众起事，招讨“连月不捷”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 ，义军“因依山险，啸聚甲兵，蚁斗郊畿之间，鸱张邑屋之下”，一次即被官军残杀四千五百人 （于卲《贺生擒高玉状》，《全唐文》卷四二五） 。在朝廷心腹之地发生这样规模的起义，可见人民反抗斗争的声势。广德二年，元结任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刺史，到任后上奏朝廷说：“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岭南数州，与臣接近，余寇蚁聚，尚未归降。” （《谢上表》，《元次山集》卷十，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在同一时期，张度因饥荒“聚徒于阳羡（今江苏宜兴县）西山”，坚持斗争多年 （《册府元龟》卷六五九《屏盗》，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影印本） ；萧庭兰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市）起义，驱逐了监军使马日新 （《旧唐书》卷一五二《王栖曜传》） ；在浙东，“龚厉父子，乘间起兵，劫明州（今浙江宁波市）之人，掠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之地” （独孤及《为江东节度使奏破余姚草贼龚厉捷书表》，《毗陵集》卷五） 。到唐代宗大历年间，“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叛将朱济时等阻洞为乱，前后累岁，陷没十余州” （《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 。唐德宗统治时期，在黔中，有向子琪“连结夷獠，控据山洞，众号七八千” （《旧唐书》卷一五七《郗士美传》） ；长江上有“江贼”出没，一次自湖口入犯江南西道，人数达三千之众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三年”） ；湖南部将王国良“因人所苦，遂散财聚众，据（武冈）县以叛” （《旧唐书》卷一三一《李皋传》） ，观察使李皋曾“将五万士以讨良为事” （韩愈《曹成王碑》，《韩昌黎全集》卷二十八，世界书局《国学基本丛书》本） 。上述事件，有的带有兵变的性质，有的与民族矛盾交织着，但即使是这类情况，也总与人民不堪诛削、愤而思变有关。这从中原到边疆，遍及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反抗朝廷的武装起义和民变、兵变，震撼着唐王朝的统治，使它面临的危机更加深了。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见识的人物已痛感到无限制地对人民诛削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原因，看到了形势发展下去的危险性。例如陆贽在论及“建中之乱”时就说过：“陛下初膺宝历，志翦群凶，师旅繁兴，征求浸广，榷算侵剥，下无聊生。是以泾原叛徒，乘人怨恣，白昼犯阙。都邑甿庶，恬然不惊，反与贼众相从比肩而入宫殿。虽蚩蚩之性，靡所不为，然亦由德泽未浃于人，而暴令驱迫以至于是也。于时内府之积尚如丘山，竟资凶渠以饵贪卒，此时陛下躬睹之矣。” （《论裴延龄奸蠹书》，《陆宣公集》卷二十一） 他已深刻指出了藩镇叛乱与由于朝廷严酷诛削造成人心离散的关系。元和元年，白居易在对策中说：“洎天宝以降，政教浸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月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 （《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七，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影宋本） 他也看到了人民长期生活在战祸与盘剥下所处的困顿境遇。柳宗元在政治上的同道、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骨干之一陈谏，更曾直接提起农民战争以为警告，他说：“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仍……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 （《刘晏论》，《全唐文》卷六八四） 这种看法，是当时统治阶级中比较能够正视现实的人所共有的。总之，在柳宗元生活的历史时期，虽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不是主要矛盾，但是广大农民已开展分散的武装反抗斗争，对朝廷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并引起了统治阶级中部分人的重视。

柳宗元成长在动乱之中，从少年时期起对人民遭受的苦难就有一定的认识。他耳闻目睹了“建中之乱”带给人民的困扰。特别是他南方一行，正是平叛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从夏口到南昌，游历了江南各地，对战乱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破坏有了实地的了解。他所到过的九江，就正是“江贼”出没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又接触到官僚社会，使他认识到统治阶级腐败的一面。例如其父在夏口和南昌的幕主李兼，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杨氏的外祖父，就是一个聚敛能手。所谓“月进”就是他带头搞起来的。当时流行上贡金银器，他由于进献六尺高的银瓶而被皇帝重视。柳宗元后来在思想上重视“生人之意”，关心“生人之患”，立下“利安元元”的志愿，以“遂人之欲”为政治理想，就与早年所接触到的社会实际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关。

优秀的历史人物，总是在现实矛盾斗争的旋涡中产生的，他总要从一定的方面反映人民的某些利益和愿望。这种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他成长的基本条件。在分析柳宗元的思想与创作道路的时候，有些人单纯强调他“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的阶级地位，还有些人强调他与统治阶级当权派的矛盾，这都没有发掘到他思想发展的根本动力。特别是从阶级出身看，柳宗元很难说是“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从早年政治遭遇看，仕途上又是相当顺利的。这样一个人形成了先进的世界观，走上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只能从他本人的具体社会实践，从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去解释。用“庶族地主”之类的框子，是无法说明这个官僚地主子弟怎样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

| 四 |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各种思想矛盾斗争十分活跃的时期。

唐王朝以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同时又采取儒、佛、道三教综合运用的思想统治政策，意在利用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念（自董仲舒以后的“儒术”，已经是儒、法、阴阳家互相融合的产物）和佛、道的宗教唯心主义互相补充，以强化对人民的思想专制。但就儒学本身说，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已由汉儒的“章句之学”向宋儒的“性理之学”过渡。自汉朝以来墨守章句、专守训诂、严分家法的传统学风逐步被否定了，统治阶级思想家们正在寻求对于先儒经典的新的解释，吸取佛教禅宗心性学说的某些内容，来应付封建制度走向衰落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新课题。“安史之乱”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各种政治派别的斗争加剧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斗争也更为活跃。表现非常突出的是，一方面，统治阶级越是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和没落，越乞灵于宗教求福佑，求解脱，因而在朝廷的支持下，造成了佛教势力的猖獗和佛教唯心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一些人面对着日益崩溃的统治秩序和伦理关系，力求恢复儒家“圣人之道”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并适应时代的变化，对它的内容加以改造和补充。这是柳宗元生活时期思想界的两大潮流。柳宗元身处这两个潮流的冲击之中，形成了他复杂而独特的思想面貌。

恩格斯说过：“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五四页） “安史之乱”以后，社会长期动乱，人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就为佛教迷信的传播造成了适宜的思想土壤。僧侣地主阶层势力膨胀，成为参与土地兼并的重要力量，广大失业农民流为僧徒，这就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统治阶级企图在佛教中求福佑，并利用它来麻醉人民，因而也大力提倡佛教，这又在政治上为佛教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唐代“安史之乱”后的几个皇帝，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唐德宗李适、唐宪宗李纯等，都迷信佛教。支持王叔文集团的唐顺宗李诵也信佛。韩愈说到当时佛、道横流的情形时指出：“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 （《重答张籍书》，《韩昌黎全集》卷十四） 这就暗示佞佛的上有皇帝。李亨、李适都曾亲受菩萨戒。中唐的几个皇帝把佛教引入宫廷，设内道场，国有大事如遇到吐蕃内侵、藩镇弄兵，就召集僧徒诵经消灾。一些有名的和尚出入宫廷，参与政事，如密宗的不空、华严宗的澄观，都倍受优礼。大臣们如房琯、元载、王缙、杜鸿渐等，都以礼佛为事。贞元四年（七八八年），柳宗元正在长安，朝廷诏迎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入禁中供养，后送京师佛寺；六年，诏葬佛骨于岐阳，引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造成一阵佞佛狂潮。贞元十二年，德宗在麟德殿主持三教讲论。贞元十五年，授澄观镇国大师号，进天下大僧录，命有司备仪辇迎入内殿，阐扬大经，德宗备加礼敬，中外台辅重臣咸以八戒礼而师之。这些都是柳宗元所耳闻或亲见的。

唐代中叶，佛教中充满繁琐诡辩的法相宗和华严宗衰落了，天台宗和禅宗大兴。天台宗宣扬现实世界与鬼神世界皆备于一念的所谓“一念三千”的唯心观念和调和空、有的“三谛圆融”思想，到了大历、建中年间，荆溪湛然弘扬“止观”宗旨，提倡以神秘的内省领悟佛理，从而“中兴”了台教。而禅宗则自开、天年间大盛，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其南宗更宣扬“顿悟”，认为一念正即众生为佛。这两个宗派，不仅由于其理论简易、成“佛”方便而易于被人们领会和接受，更因为其所提倡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修证方法适应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讲“明心见性”又与儒家思孟学派的“正心诚意”有相一致的地方，可以与占正统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调和，因而受到中唐时期许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欢迎。例如李华、梁肃，是著名的古文家，作文章都是讲要明六经之志、圣人之道的，但他们都师事天台宗。李华说：“五帝三王之道，皆如来六度之余也。” （《台州乾元国清寺碑》，《全唐文》卷三一八） 梁肃是湛然门徒元浩的弟子，本人是阐扬台教的一个重要人物。当时一些禅师，如皎然、灵澈、文畅、广宣等，都出入于官场文坛，广泛地与官僚士大夫交结。士大夫间也出现了许多亦儒亦佛的畸形人物。例如参加贞元十二年“三教论衡”的韦渠牟，就“周流三教”，当过和尚，做过道士，又入朝为官。这样一种社会风气，极有利于佛教扩展阵地。

柳宗元自幼就受到母亲卢氏信佛的影响，他的亲友如李兼、杨凭、权德舆也都信佛，这对他一生中倾心佛教产生一定作用。后面还将指出，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有其具体的原因和特殊的内容，但时代佞佛潮流对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柳宗元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用世之志的封建知识分子，从思想主流看，信仰的是“尧、舜、孔子之道”。但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具体历史人物对一种传统思想理论的继承和阐发，都会带有时代特点，补充以适应时代要求和个人理解的具体内容。“安史之乱”以后的儒学“复古”思潮，包括柳宗元对“圣人之道”的提倡，也反映着现实社会的具体矛盾，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中唐时期，朝外强藩林立，朝内政出多门，造成封建统治秩序紊乱，纲纪荡然。长期战乱破坏了经济、文化事业，又使得国学废弛，学子流散，专门业废，传授义绝。加上佛、道横流，更增加了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维系封建秩序的儒学衰微了，依靠“儒术”求仕进的士人们的出路被阻塞了。因此，早在“安史之乱”中，就有人提出了加强儒学以挽救世风的主张。例如贾至说：“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出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儒道不举，取士之失也。” （《旧唐书》卷一九〇《贾曾传》） 到唐代宗时，儒学已又有所发展。“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匄《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 。但这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儒学复兴，已不可能照抄先儒的繁琐章句，而表现出一种空言说经、通经致用的新学风。众多学说中影响较大的，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和比它稍后的韩愈的“道统”论与李翱的“复性”说。

韩、李都可算是柳宗元的同时代人。他们倡导儒学复古，承袭的主要是思、孟学派的唯心观念和伦理政治思想，又吸收了佛教禅宗的心性学说以改造孟子的人性论。他们强调用“正心诚意”的办法，通过主观的道德涵养，走《大学》宣扬的“修、齐、治、平”的道路，以修补已经松弛了的伦理道德关系，整顿和维护封建纪纲。这个学派在哲学的基本倾向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它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对佛、道宗教唯心主义的批判和抵制上，它的另一个重大功绩就是推动了“古文运动”。柳宗元讲“圣人之道”，具体内容多有与韩、李相抵牾之处。因而他们之间虽有私交 ，韩、柳又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保持终生的友谊，但在对“圣人之道”的理解上却各道其所道，韩、柳在许多原则问题上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

柳宗元主要继承了啖助、赵匡、陆质一派《春秋》学的观点。这个学派理论上更富有现实精神，更带批判性。它的观点后来成为王叔文集团实行政治变革的理论基础。柳宗元认真研读过这一学派的著作，后又亲拜陆质为师。这个学派的思想，不但成为他的理论研究的指导，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他立身行事的准则。

啖、赵、陆学派，也有其历史发展渊源。早在隋末唐初，随着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被改变，在儒学上反映这个阶层利益的“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隋末大儒王通，积极活动于柳宗元故乡的河、汾地区，著有《中说》等书。他以阐明儒道为己任，但对儒道却有自己的新解释。他认为“通变之谓道” （《文中子中说》卷四《周公篇》，《二十二子》，浙江书局光绪二年刻本） ，要求“道能利生民” （同上卷六《礼乐篇》） ，表示“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同上卷七《述史篇》） 。这种主通变、重生民的思想，已表现出对于儒道的一种新的理解。到了高宗、武后统治时期，出现了刘知几、徐坚、朱敬则、吴竞、元行冲等一批史学家，这些人对于社会变革、历史发展具有丰富知识，面对着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对旧的章句之学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一家独断之学。刘知几的《史通》，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它除了在史学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之外，对于儒学的发展更起着某种解放作用。例如它的《疑古》、《惑经》等篇，把批判矛头直指儒家经典及其偶像孔子，是对儒学传统理论的一次巨大的冲击。长安三年（七〇三），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汉书》稿。当时专守先儒章句的弘文馆博士祝钦明指责他离叛先儒旧义，而刘知几、徐坚等人则对他加以支持，为之答辩。以后元行冲于开元十四年（七二六）又献上与范行恭、施敬本合注的《礼记义疏》五十卷，其中多有新解，又遭到张说的批评，元行冲更著《释疑》一文，说反对他的人是“章句之士，坚持昔言，特嫌知新悫，欲仍旧贯” （《旧唐书》卷一〇二《元行冲传》） 。这些事实都表明，唐代经学中早已出现了批判“章句之学”的新学风。在唐人的语言中，“不重章句”已成为一个褒语。啖、赵、陆的《春秋》学正是发展了这种学风。

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博通深识，精于《春秋》，以文学入仕，做过台州临海尉和润州丹阳主簿。他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在治学上也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从上元二年（七六一）他罢职家居，用了十年时间研究《春秋》三传，著《春秋统例》六卷。赵匡，字伯循，天水人。他曾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处任幕僚，也是一位《春秋》学者，曾与啖助“深话经义，事多向合” （陆质《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修传始终记第八》，《古经解汇函》本） 。陆质，原名淳，因避宪宗讳改名。他是啖助弟子，随侍老师十一年。啖助死后，他教授师说，又与啖助子啖异共同纂集啖助遗著，请赵匡加以损益，至大历十二年（七七七），首先写成《春秋集传纂例》十卷，其中除发明《春秋》一书要旨及对于经文脱误、人名地名的考证之外，主要是发明笔削义例。此后，他又归纳啖、赵对于传文的意见不入于《纂例》者，屡引得失，多所辨析，成《春秋集传辨疑》一卷。此外，他还根据“《春秋》之作，圣人所以明微” （《春秋微旨》卷中，《古经解汇函》本） 的观点，胪列啖、赵和自己对《春秋》“微言大义”的理解，对三传加以批评，成《春秋微旨》三卷 。前两部书，主要是转录啖、赵的观点，他自己加有少量按语；后一部书，在列举三传文字后，分述啖、赵和本人的议论。因此，这三部书可看作是这个学派的集体著作 。

啖、赵、陆学派标举“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对三传取兼收并蓄态度；但又认为公、穀二传，密于左氏。他们有取于公、穀今文经学，意在利用它们那种以主观方法臆断“微言大义”的态度，使《春秋》学为现实斗争服务，而对其“随文解释，往往钩深……踳驳不伦，或至矛盾”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 的神秘倾向却取否定态度。这样，他们名为综合三传长处，实际是以经驳传，借经学来表达自己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的政治主张。赵匡批评那种专守章句、无益实用的浮薄学风说：“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 （《举选议》，《全唐文》卷三五五） 陆质曾教导吕温说：“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清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 （吕温《祭陆给事文》，《吕衡州集》卷八，藏古图书馆《唐人三家集》本） 这都表明陆质学派的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柳宗元概括陆质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啖、赵、陆上征尧、舜，是托“圣人之志”以明己意；重视“生人之意”，则表现了积极的对于现实的看法。啖助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议第一》） 《纂例》解说《春秋》义例，一再发挥这个观点，如在卷六《军旅例第十九》中他又说：“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以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困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在《兴作例第二十二》他说：“凡土功，皆当以农隙之时，若有难，亦有非时。城者，非得礼也……凡兴作必书，重民力也。观其时而是非昭矣。”在《赋税例第二十一》中赵匡说：“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春秋微旨》卷上解释鲁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背离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非贤非德不应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斯皆三代以降家天下之意也”。柳宗元认为从中可“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 （《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这些观点，都突出地表现了重视民生的精神。

陆质学派在政治上主张通权达变，“通其变以亦不失其正” （《春秋微旨》卷中） 。董仲舒说过：“《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第一》，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 以他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认为圣人通过《春秋》垂文立法，《春秋》之道就是“天之常道”。虽然他也承认“权变”，但“权”只是“经”的补充，“天不变，道亦不变”。而陆质学派却主张“反经合道”、“变而得中” （《春秋微旨》卷中） ，肯定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常规，从而在政治上得出积极变法的结论：“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 （《春秋集传纂例》卷六《改革例第二十三》） 从经学上的“反经合道”发展为政治上的革故更新，这就表现了陆质等人治学的目的。

陆质学派空言说经，使用“会通”方法，提倡一种“圣人夷旷之体”，表现了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精神。他们所使用的方法，用来对历史思想资料进行解释，难免空疏附会之讥。但作为对旧经学的否定，却发扬了刘知几等人的精神，有着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

从经学发展史看，陆质的几部书是从汉学向宋学的过渡时期的产物。他被目为“异儒”，其著作在后代毁誉不一。宋代有人指责它们拼合资料如“书橱”。但陈振孙以为“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 （《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江苏书局光绪九年刻本） 。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陆氏书在唐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王叔文集团的许多人都学习过这些著作。大和年间著名的刘 《春秋》对策与它们的精神也是相通的。陈商、陆龟蒙等都信仰陆氏学说。柳宗元师事陆质，也反映了时代潮流。

在中唐时期思想意识领域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民生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阶级矛盾的激化，人民苦难的加深，反映在一些进步思想家的理论之中。例如中唐著名的政治家陆贽，“建中之乱”时任翰林学士，贞元年间做过宰相。他在平定藩镇叛乱中起过巨大作用，并努力抵制权奸，改革时弊，对于造成贞元年间二十年的安定局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主张“知本乃能通于变，学古所以行于今” （《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陆宣公集》卷六） 。他写的大量诏诰奏议，其中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重视民心向背和民间疾苦。在奉天行营中，他向李适上奏章，一再恳切地陈述说：“理乱之本，系于人心……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 （《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同上卷十二） “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 （《奉天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同上） 贞元九年，他写《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揭露时弊，指陈民隐，言辞痛切，感情深挚，是针砭时政的批判书，从文章看，也是一篇优秀的骈体文。 陆贽的思想、政治观点，在当代很有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如著名的史学家杜佑，穷三十年精力，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修成《通典》二百卷。这部书记述历史上典章制度的沿革，表现出深刻的历史发展观念；还把《食货》做为首篇，突出了“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通典序》，中华书局《万有文库》本） 的观点，这在理论上也是一种重要见解。陆贽在柳宗元稍前，他对陆质很了解，柳宗元中进士时陆贽正做宰相。杜佑算是柳宗元的前辈，曾支持王叔文集团的改革事业。这些人的思想对柳宗元的思想必然有所影响。贞元、元和之交，诗坛上“新乐府运动”兴起，也是这种重视民生的思想潮流在文艺领域中的表现。

一个优秀的历史人物，必然要接受时代先进思想的哺育，才能站到时代潮流的先列。但他为什么能接受这些思想，又怎样发展了这些思想，却决定于他本人的实践，包括出身、教养、经历等种种条件。因此，为了认识柳宗元的思想与创作，下面将结合着他的生平经历具体加以分析。 C6jwaD0W/YnL9XcSxFzjkXQBttC9+rTKOzKMo52euwqYr3qQPU8tOo3MCSfHyk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