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宗强兄是我的畏友。我说这话，一是指他的学识，一是指他的人品。就学识而言，自从他于1980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以来，短短十年，他在学术上的进展是如此的惊人，无论是审视近十年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回顾这一时期古典诗歌特别是唐代诗歌的研究，他的著作的问世，总会使人感觉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划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这不是指他的作品的数量，比较起来，他的专著，他的单篇论文，在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数量不能算是最多的，我是指这些论著的质量，特别是他的几本为数不多的专著，总是为学术界提供精品，无论从立论上，研究方法上，还是整个行文的风度上，总表现出由深沉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思辨能力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

就人品而言，最能体现他的精神风貌的，我以为是本书《后记》中最后的一句话：“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同样的意思，也表现在他为《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治学之道专栏所写的《路越走越远——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体会》中的结束语：“我能说的唯一一点经验，就是我在涉足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时，虽步履艰难而始终感受到无穷乐趣，这或者就是甘于寂寞的力量之所在。”话很短，但感情很重，只有充分了解他研究生毕业以后很长一段的坎坷经历，才会真切体味出这些话的分量。他自己说，自从上大学至今，三十五年来，能够真正坐下来读书作文，只是近十年来的事。我曾听他讲述过如何在赣南山区跋涉流落的行迹，听了使人心酸，但宗强兄讲起这些来，无论感情和语调，都是平和的。他分析古代文学思想演进的轨迹，是很推崇道家思想的影响和贡献的，但他的为人，我总感到于儒家为近，特别是对友朋，温厚之至，而对自己，却似乎恪守君子固穷的古训，表现出类似于清峻的风格。

这使我想起近代大学者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话。陈先生1929年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陈寅恪先生一生是以此自律的。俗谛的范围可以包括很广，他最鄙视的是以学问为利禄的工具。他总是把学术的分量看得很重。他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处于那样一种辗转流徙的境地，特地为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编》作序，盛赞杨先生“持短笔，照孤灯”，甘居寂寞不废著述的风概，并有为而发地说：“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这几句话，表现了一种学术上的自觉，一种对从事于民族文化研究的自信。在同一时期，他在寄杨树达先生的一首诗中，前一句说“蔽遮白日兵尘满”，是那样的战火纷飞的年代，后一句说“寂寞玄文酒盏深”，自甘于寂寞，在学问的研索中求得自慰。像陈寅恪先生这样的一种学术心态，是为“五四”以来我国不少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也正因为此，近三四十年来虽有不少人经历种种坎坷曲折，只要他们能有机会做学问，他们总是如陶渊明所说的“量力守故辙”，为学术事业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前面说过，宗强兄的第一部著作是《李杜论略》，出版于1980年，写作当在此前几年。他自己对这部书不大满意，那是因为他是站在今天的高度。这部书出版后我曾看过，后来我与霍松林先生共同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还请人写书评刊入《年鉴》。但那时我正忙于其他工作，只是粗粗泛览，印象不深。最近因为要写本书《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序，重新阅读那本《李杜论略》，感到这本书出版后所得到的反应与它所达到的成就，是太不相称了。学术著作与文艺作品一样，它的意义有时是不易为人所理解的。1980年或稍前一二年，我们刚刚从“文革”所扫荡过的荒漠上起步，那时还只有少数一些学术著作出现，就像严冬刚过，在初春的寒风中冒霜先开的小花，寥落不受人们的注意。又因为人们厌恶前一时期假大空与伪饰的学风，乃一反其道，对实证的研究感到兴趣，于是一些偏重于材料考辨的著作格外受到重视和好评。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李杜论略》在当时的出版，现在看来，却以其准确的理论把握和细腻的审美体认，挺立于当时的古典文学界。书中对李白、杜甫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几方面作了极为细致的比较，从而也探讨了李、杜各自的创作特色。我曾查阅过在这前后的论著目录，并根据自己的回忆，当时还很少有对李、杜作这样深入的研究的。特别是书中提出：一种审美趣味之形成思潮，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种普遍的审美趣味常常伴随着相应的理论主张。作家和评论家们在创作上普遍追求某种倾向时，也在理论上进行着同样的探讨。因此，探讨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潮，有必要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作出评价，特别是对当时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尤其必须如此（见该书第103页）。这种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来考察文艺思潮，也就是他在五六年后写成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立论的基调：

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里，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于文学的思考，例如，他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它的艺术特质的认识，他的审美理想，他对文学遗产的态度和取舍，他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对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某种重要的文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时可能并不是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有时甚至很少或竟至于没有理论上的明确表述，他的文学思想，仅仅在他的创作倾向里反映出来。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就常常反映在他们共同的创作倾向里，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变，大量的是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因此，研究文学思想史，除了研究文学批评的发展史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便是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离开了对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的研究，仅只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对于文学思想史来说，至少是不完全的。

我之所以引这一大段话，一方面借以说明，《李杜论略》是人们怎样地还在古代文学思想史批评史以及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中摸索行进时，已经提出极可宝贵的一种新的思路，而可惜没有为许多人所认识。另一方面，是想说明宗强兄是怎样地从这一可贵的思想萌芽出发，坚韧不拔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步履艰难地）前进，终于对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格局有了成熟而明确的思考。

许多年来，不少学者研究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总是把材料局限于一些文论和批评著作，把古代文学思想史与古代文论研究混同起来。这样时间一长，材料就显得雷同，立论不免单一，学科的发展受到影响。《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对于研治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批评史，是一个突破，它的意义不仅是扩展了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范围，而且是为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树立一个高的标准，把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真正安放在科学的基础上。把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与理论批评著作结合起来，这些年来其他学者也在做，而《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则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论述三百年来文学思想演进的轨迹，以实际的业绩说明这种研究思路具有规范的性质，这就极大地促进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但宗强兄不以此为满足，他又以此为起点，继续思考着如何深化研究思路，开拓研究格局。他从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在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的过程中，终于又得出一种新的研究设想，即作家心态变化的研究。这一次他是深入到文学思想发展原因中去寻讨，认为要真正确切地阐释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因，必须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而影响士人心态的原因又甚为复杂，有政局变化的原因，有社会思潮的原因，以及不同生活环境和文学修养的相互作用。作为这一思考的成果，就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一思路，当同时体现在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我认为，这是他治学经历的又一新的阶段，也将是标志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又一新的进展。

士人心态的研究，实在是一项综合工程。它在许多方面已突破文学的范围，牵涉到当时的政局、哲学、社会思潮，牵涉到士人本身的许多方面，如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生活的环境、所受的教养，以及更为特殊的一些心理因素等等，这差不多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海外有些研究者，也有以中国古代的士为研究对象写成专书的。但就我的见闻所及，这些书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图解式的研究框架，往往把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教养的士人，作简单的概括，归纳出几个统一的概念范畴，有时又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比较起来，宗强兄的工作则“实”得多。他的目的很明确，研究士人心态，是为了更深一层地探讨文学思想演变的原因，研究文学创作所包含的生活理想和艺术追求形成的社会因素与作家的心理因素，而他的立足点又在大量史料的搜辑与辨析上，对牵涉到形成士人普遍心态发展的具体事件，其前后因果和发展脉络，作细致的、个案式的清理与研讨。可以想见，这一工作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它不但要求研究者有较高的理论素质，还要求有较强的审美感受能力，能够从政局、社会思潮的迅变和剧变中敏锐地把握士人心态的走向起伏，并从这些心态变化所引起的艺术情趣中去细腻地辨认其审美风尚的性质与价值。同时，还要求研究者不但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还要有细致地审核材料的严谨学风与功力。另外，不言而喻的，是要求有一种真正做学问的气质，如陈寅恪所说的，要有一种“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志尚。我觉得，宗强兄于此三者都是胜任的（他的《唐诗小史》艺术感受的新鲜与细微，简直可以作为美学著作来读）。我想这不是我亲其所好的阿私之言，这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就是明证。我的本职工作是出版，年来又因种种原因，事情杂乱，几乎达到杜甫所说“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的程度。但接到宗强兄所寄的这部书的复印稿，一天繁忙之余，于灯下翻开书稿，读了几页，心即平静下来，读着读着，感到极大的满足，既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譬如书中讲到嵇康被杀的最根本的原因，作者不同意嵇康因与魏宗室联姻而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旧说，认为嵇康执着于“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执着，就使自己在整个思想感情上与世俗，特别是与当政者对立起来，就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处于社会批判者的立场”。又说“嵇康却是处处以己之执着高洁，显名教之伪饰。而伪饰，正是当时名教中人之一要害”。“嵇康的执着的存在，对于伪饰的名教中人实在是一种太大的刺激。他之为司马氏所不容，乃是必然的事。”这种从当时当政者与嵇康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感情尖锐对立来分析嵇康被杀的悲剧结局，无疑是深刻得多的。又如论西晋名士心态，将其归纳为：“贪财，用心并善于保护自己，纵欲，求名，怡情山水和神往于男性的女性美。”“他们希望得到物欲与情欲的极大满足，又希望得到风流潇洒的精神享受。”这与一些治美学史者好谈晋人风流，比之若神仙中人，何啻深浅之别。书中又并不将此归结于士人本身，而追溯到因政无准的而导致士无特操。又如东晋士人，过去史书上描绘的，大多是宁静、高雅、飘逸，一种洋溢着这样意趣的人生境界。而书中指出：“这种追求潇洒风流、高情远韵、寻找一个宁静精神天地的心态，千古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一种高雅情趣，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精神的美。但是，如果考虑到其时的半壁河山，考虑到中国士人的忧国忧民的固有传统的话，那么这种高雅情趣所反映的精神天地，便实在是一种狭小的心地的产物，是偏安政局中的一种自慰。”从偏安的局面，遂论及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以至他们的审美趣味，以及一代文艺思潮的形成，既合乎逻辑，又生动具体。

我认为，由这几个极少的例子，已足可看出士人心态的研究对于文学思想史与一般的作家作品研究的意义。这是宗强兄经过几年的思考，继《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之后对学术界所作的贡献。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有像《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样著作的出现，有像罗宗强同志学识修养与人品操守那样的学者在不断工作，做出成绩，是不是标志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走向成熟呢？我谨借此表示这一虔诚的愿望。

1990年秋冬之际，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