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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渡期的存在，有其复杂的原因。
自文学发展之角度考察，隋朝建立前夕，文学的发展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向。梁、陈之际，有重抒情的一支，创作上的代表是阴铿、何逊、吴均等人，理论上的代表是钟嵘。这一支有很高的成就，但其时并非处于主要潮流的地位，自发展趋势言之，亦无成为主流之可能。在北方，文学的发展虽然吸收了南方的词采的华美，特别是庾信、王褒北来之后，艺术技巧的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就其特征而言，与南方的文学实甚为不同，那是一种较为质朴的、刚健的文学。隋统一中国之后，这种较为刚健的文学极有可能成为文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其时北方的作者在文坛上并非主要的力量。隋统一全国之后，南方的作者占着文坛的主体地位，特别是杨广周围，聚集的基本上是南方的作者。北方文学作为其时文学的发展的主要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第三种可供选择的文学方向，是以宫体诗为代表的娱乐的文学。就其时之作者群落与影响言，娱乐的文学实是隋朝建立前夕的文学主潮。入隋之后，它也仍存在巨大影响。如果从这一点说，它有可能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但是，事实上它也没有能成为文学发展的方向，原因颇值得探讨。
魏晋之后，文学的艺术特质不断地得到体认与发扬。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着眼于抒情与艺术技巧、艺术形式的完美，而一步步远离政教之目的。从建安的重抒情，到两晋之引入哲思，到宋、齐间复归于抒情，再到齐、梁间的走向娱乐，都是沿着远离政教这样一条道路发展的。不论是抒情还是哲思，它都把题材拓广了，在它面前展开的，是一片广阔天地。但是，当它走向娱乐时，它却把自己又封闭在一个小天地里。它所涉及的，只是咏物、闺阁情怀和日常琐事。它的社会地位已类同博弈与酒色，它已经完全失去了它动人魂魄的震撼力量。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它将走向萎缩。
问题还不止此。娱乐的文学当然是远离政教目的的文学，但它却与政治紧密纠缠在一起。这一娱乐的文学思潮的核心人物，正是梁、陈的亡国之君。这就不可避免的提供一种口实，把它与国家败亡连在一起，让它承担起亡国的若干责任。这样一种文学，可能在习惯中继续存留，却不可能为新的朝廷所公然提倡。
由上可见，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考察，隋朝建立前夕的文学现状所能提供的三种选择，都没有能成为这个统一全国的新王朝的文学发展整体风貌的代表。终有隋一代，还没有形成文学的统一进程。一切都似乎是在等待，需要时间。整个隋代，文学发展处于一种过渡期的状态。
这个过渡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文学创作相对沉寂。有影响的、哪怕是略有成就的作家，已经退出文坛，而新的杰出的作家还没有出现。谢朓去世已八十二年，沈约已死六十八年，江淹已死七十六年，何逊已死六十八年，郦道元已死五十四年，王褒死于开皇三年，南北朝最后一个重要作家庾信，死于隋朝刚刚建立这一年，即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稍有影响的另一批作家，例如初唐的“四杰”，要到隋亡后七八十年才在文坛上出现。与它的前后朝代相比，隋代文坛显着冷落和沉寂。那原因，可能是十分复杂的。一个伟大的作家的出现，需要合适的社会生活的土壤（例如，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社会），需要一定的民族文化的积累，需要有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组成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基础等等。但是，隋代文坛沉寂之一原因，恐怕与这个朝代的短促和它的统治集团的不重视文艺有关。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的政权，建立了隋朝，是为隋文帝。隋朝刚建立时，江陵还有一个后梁政权，江南有陈叔宝的陈朝。虽然后梁政权形同虚设，陈朝也极其腐败，南北统一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南北分裂的局面终究还是实际存在着。杨坚建立隋朝之后，注意力集中于政治改革和统一全国的准备工作上。加之他是个不重视文化的人，史称他“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开皇七年废后梁，八年下诏伐陈，九年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三百七十余年战乱、分裂的局面，这才有了发展文化的社会条件。二月统一全国，四月隋文帝即下诏：“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隋书·高祖本纪》）十二月，下诏改定音乐。十四年，颁行新乐。看来，在统一全国之后，隋朝的统治者注意到文化问题了。但是，对文化的这种注意，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不久，文帝就废学校。而更主要的是在全国统一之后才十五年，杨广即位，骄奢淫逸，残暴腐朽，营建东都，三幸江都，大兴徭役，挥霍无度。刚刚恢复和平生活不久的人民群众，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刚刚复归统一的局面又迅速陷入了战火。也就在全国统一之后二十一年，即公元611年，王薄于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县境）起义。从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整个社会都卷入到这场大风暴中，虽留下来一些反映这场起义的很好的民歌，但作家们却无暇于创作了。《隋书·经籍志》对隋朝作家们的未能得到发展而民歌却兴盛起来的原因，有一段议论：“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于历史实际的。
二、南北文学互相吸收，但并未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论南北朝文学的差别，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南北朝文学的这些不同特征，在隋朝建立以前，事实上已经开始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庾信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早期仕梁，是宫体诗的重要作者。四十二岁以后，历仕西魏、北周，诗风为之一变，变清绮而为刚劲，充满深沉的乡关之思。但就在他后期的那些充满深沉的乡关之思的作品里，也仍然保存有早期那种描写细腻，声律和谐，讲求辞藻的特色。所以杨慎说他的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升庵诗话》卷九）。为庾信所赞赏的北朝诗人卢思道，也写了像《美女篇》、《采莲曲》、《夜闻邻妓》那样的类于宫体诗的作品。最有意思的是北齐中书侍郎刘逖荐辛德源表，称赞辛德源的才能之一，是“文章绮艳，体调华清”（《隋书·辛德源传》）。南朝文学的基本特征居然成为北朝用以衡量人才的文学才能的标准。辛德源的诗，也确实有南朝情调。他的《芙蓉花》、《浮游花》、《东飞伯劳歌》、《短歌行》诸篇，写来均似宫体。如《短歌行》：
驰射罢金沟，戏笑上云楼。少妻鸣赵瑟，侍妓转吴讴。杯度浮香满，扇举轻尘浮。星河耿凉夜，飞月艳新秋。忽念奔驹促，弥欣执烛游。（《隋诗》卷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同）
乐府旧题《短歌行》原为慨叹岁月不留，人生短促而作，往往写得悲凉梗概，即使有的梁诗人写此题，亦多类此，如张率《短歌行》：“盛壮不留，容华易朽，如彼槁叶，有似过牖。往日莫淹，来期无久。秋风悴林，寒蝉鸣柳，悲自别深，欢由会厚……短歌是唱，谁知身后？”（《全梁诗》卷七）而辛德源写来，则成了艳情诗，纵乐而已。情思柔靡，词采亦雕饰。《隋书·薛道衡传》称：“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北朝的文学也影响着南朝。这些都说明，南北文学的交流，是早已存在了的。待到庾信、王褒北去，这种交流就又前进了一步。
隋统一全国之后，消除了南北地域的限制，南朝大批文人北来，为进一步的交流和互相吸收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于是文学出现了南北混一的局面。不以地域的南北分，而以作家群分，南北错落。在隋朝短促的文学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个作家群的大致轮廓。首先是在晋王杨广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这批人大多是从南朝来的，历仕梁、陈。《隋书·柳
传》称：“（
）转晋王咨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
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
作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
以后，文体遂变。”柳
诗文，唯用力于繁辞丽句，供消遣玩乐而已。如其《奉和晚日扬子江应制》：
……日斜欢未毕，睿想良非一。风生叠浪起，雾卷孤帆出。掞藻丽繁星，高论光朝日，空美邹枚侣，终谢渊云笔。
又其《阳春歌》：
春鸟一啭有千声，春花一丛千种名。旅人无语坐檐楹，思乡怀土志难平。唯当文共酒，暂与兴相迎。（均见《隋诗》卷五）
从他的诗文看，他是以诗文为消遣宴乐之用的。史书所载他在杨广身边的情形，实在是被当作俳优蓄之的。虞世基是杨广顾遇甚隆的又一南朝北来的文人。他现存的十首诗中，渡江北来时的那几首如《初渡江》等篇，稍有一点真情实感，而北来之后，备受礼遇，又复如其旧，雕琢文辞了。试以他的《出塞》二首与杨素、薛道衡的同题诗比，辄可了然。杨素《出塞》诗：
……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隋诗》卷四）
此诗朴素质实，有一种雄厚沉深的情思贯串其中，纯为历尽征战者的甘苦之言，非亲历者不能道。薛道衡《出塞诗》：
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薛司隶集》）
诗中虽有一种边地的悲怆情调，然粗犷壮大之气，弥漫全篇。而虞世基的《出塞》诗：
穷秋塞草腓，塞外胡尘飞。征兵广武至，候骑阴山归。庙堂千里策，将军百战威。辕门临玉帐，大旆指金微，摧朽无勍敌，应变有先机，衔枚压晓阵，卷甲解朝围。翰海波澜静，王庭氛雾晞……（《隋诗》卷六）
杨、薛诗中那种真实、浓烈的感情氛围不见了，而纯为雕琢词采，无病呻吟。他的弟弟虞世南的诗作亦大率如此，讲求词采，而少有情思。他写得最好的一首《奉和月夜观星应令》：
早秋炎景暮，初弦月彩新。清风涤暑气，文露净嚣尘。薄雾销轻縠，鲜云卷夕鳞……（《虞秘监集》卷三）
可以看出，他的这诗在修辞上是下了许多工夫的。为与“清风”对，而称“文露”，以“轻縠”形容“薄雾”，以“夕鳞”形容“鲜云”，雾而言“薄”，云而言“鲜”，费了许多工夫，终觉做作，有词采而无情思。诸葛颍诗亦如此，然词采更其华美，如《春江花月夜》：
张帆渡柳浦，结缆隐梅洲。月色含江树，花影覆船楼。（《隋诗》卷五）
写江中月色花影，词采是很美的，然其中并无动人情思在。杨广周围另一文人王胄的作品，于华美词采之外，更时有庸俗情趣。如其《为寒床妇赠夫》，与宫体诗人们写闺怨者同，而着眼于性生活，并无远念征戍的内容在内，淫靡轻艳，比一些宫体诗尚进一步。但王胄有一点与杨广周围其他文人不同的，就是他也有一些情思凄凉而且词语亦较清新的诗作，如《言反江阳寓目灞涘赠易州陆司马》、《酬陆常侍》诸篇，大抵皆叹人生之无常，从情思与词采看，颇受北朝诗风之影响。
要之，杨广周围这一作家群，在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上仍沿梁、陈之旧。杨广自己的诗作也是这种倾向。他是一个写宫体诗的能手。他的《东宫春》、《江都夏》诸篇，写来全像萧纲的诗作，而又杂以江南民歌的色彩。他的《春江花月夜》，写得是很美的：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隋炀帝集》）
此诗之意象，或对后来张若虚的同题之作有些影响。他的乐府，写得清新明快，充满江南的明媚情调。他的另一些诗，词采华美，充分展示了南朝文学的特色。他在《叙曹子建墨迹》中说：“陈思王，魏宗室之子也，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族孙伟持以赠余。余观夫字画沉快而词旨华致，想其风仪，玩阅不已，因书以冠其褾首。”可见他的文艺思想也是重华致的。
与杨广周围这一作家群并存的另一作家群，是北朝入隋的作家们，如重臣杨素，历仕北齐、北周而入隋的卢思道、薛道衡，以至现存作品不多的元行恭、孙万寿、尹式诸人。他们的创作都表现得比较质朴刚劲，情思亦较浓烈真挚。重情思是这些作家的主要特色，但他们也有一些作品表现出受到南朝文风的明显影响，如薛道衡的《昔昔盐》：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双垂双玉啼。龙盘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绻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薛司隶集》）
全诗对仗工整，辞采绮丽，描写铺排，颇为细腻，而与他的其他诗作比，则显得情思不足，有南朝类似诗作之气味。
另一些作家，如刘炫及其门人，大抵崇尚质实。他们的作品不多见，而从仅存的看，似与时文大异。如《隋书·刘炫传》引他的《自赞》，就很有特色，流畅动情，虽骈散间行，但已大有冲破骈文桎梏之势。
上面这些都说明，当时文坛上存在着不同倾向的作家群，他们错落并存，虽时有互相影响处，而主要创作倾向却并不相同。南北文学在有隋一代处于混合状态，而并未融合为一统一之文学进程。因之，也就没能形成一种反映它自己的时代特征的共同创作特色。许多时代都有自己的创作特色，如建安风骨，梁陈绮艳，盛唐兴象等等，但是短促的隋代，却没有自己文学的鲜明的独特印记。它实在还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中。
三、但是，它之所以是过渡期，不仅仅因为它反映了上述两个特点，还因为它究竟表现了一点生气，就是一点真实质朴、刚健雄深的东西。薛道衡的诗就是一例。关于他，各种文学史多有论及，此处不拟赘述。这里要着重介绍杨素、卢思道和其他一些不大为人论及的作家反映出来的这点征象。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功臣，他的诗有一种粗犷壮大的气概。他的十四首赠薛道衡诗，皆质实深厚。其叙思念之情，谓“还望白云天，日暮秋风起，岘山君傥游，泪落应无已”。杨素与道衡深相爱重，时值仁寿中，道衡正检校襄州总管，已届暮年，不爱外任，不胜悲恋。杨素知其悲凉心绪，想象其登岘山而感慨之情景，亲切动情。其叙离情，则称“衔悲向南浦，寒色黯沉沉，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道衡前此曾配防岭表，道出江陵，杨素此诗盖记此事，而质实沉深之外，又复梗概苍凉。首言其南行之悲：风起洞庭，烟生云梦，木落岁暮（道衡坐苏威事遭遣。苏威坐事除名，在开皇十二年七月，道衡道出江陵，当已入冬，故诗称时暮。事见《隋书》高祖本纪、苏威传、薛道衡传），已是一派悲凉景色。继言其遭遣南行，于此景色中，倍增其迁客之寂寞与感慨。挚友亲爱之情，感人颇深。杨素诗类皆如此。清人刘熙载称其“诗甚为雄深雅健。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艺概·诗概》）。可谓知言。杨素给文坛带进来一点生气以其诗，卢思道给文坛带进来一点生气则以其文。其《劳生论》作于入隋之后，抨击世态之“谄谀谗佞”，激昂慷慨：
朝露未晞，小车盈董、石之巷；夕阳且落，阜盖填阎、窦之里。皆如脂如韦，俯偻匍匐，啖恶求媚，舐痔自亲；美言谄笑，助其愉乐，诈泣佞哀，恤其丧纪。近通旨酒，远贡文蛇。艳姬美女，委如脱屣；金铣玉华，弃同遗迹。及邓通失路，一簪之贿无余，梁冀就诛，五侯之贵将起，向之求官买职，晚谒晨趋，刺促望尘之旧游，伊优上堂之夜客，始则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兽，心战色沮，似叶公之见龙。俄而抵掌扬眉，高视阔步，结侣弃廉公之第，携手哭圣卿之门。华毂生尘，来如激矢；雀罗暂设，去等绝弦。贻蜜非甘，山川未阻，千变万化，鬼出神入。（《卢武阳集》）
文虽仍为骈体，而中有激奋之气，言之有物，已非“为文而造情”者可比。薛、杨、卢之外，孙万寿实不亚于薛、杨。其《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为其配防江南时所作，长达四十二韵。以文弱书生而配防江南，不胜凄楚悲概。首言其拙于谋生，而致被弃置；继言其配防江南时一路所见：“吴江一浩荡，楚山何纠纷，惊波上溅日，乔木下临云。”继叙其思归之情怀：“数载辞乡县，三秋别亲友。壮志后风云，衰鬓先蒲柳。”复忆往昔为滕穆王文学时之欢娱，而慨叹如今之寂寞。忆往昔而伤沦落，刚健梗概，以其质实真挚而动人情怀。他的《赠别》、《庭前枯树》、《东归在路率尔成咏》诸诗亦皆类此。还有一位尹式，存诗二首，其一为《别宋常侍》：“游人杜陵北，送客汉川东，无论去与住，俱是一飘蓬。秋鬓含霜白，衰颜倚酒红。别有相思处，啼乌杂夜风。”亦颇质厚沉深。文坛上出现的这一点刚健的生机，透出了一点讯息，报告着将会有一种新的文风要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虽然道路还漫长而曲折，但亦唯其有这一点讯息，才标志着过渡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