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的撰写目的，在于说明隋唐五代近三百八十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主张与文学创作的倾向结合起来考察，了解文学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它在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它演变的轨迹，以及它的历史的与理论的价值。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不拟采取向来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常用的以人为纲的体制，而采用以时间段落为纲的体制，根据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时间段落，把起自公元581年，止于公元959年的近三百八十年间的文学思想发展史，划分为如下的九个时间段落：

1. 隋代的文学思想。

2. 初唐的文学思想（唐高祖武德初至睿宗景云中）。

3. 盛唐文学思想（睿宗景云中至玄宗天宝初）。

4. 转折前期的文学思想（玄宗天宝中至代宗大历中）。

5. 转折后期的文学思想（代宗大历中至德宗贞元中）。

6. 中唐文学思想（德宗贞元中至穆宗长庆末）。

7. 晚唐前期文学思想（敬宗宝历初至宣宗大中末）。

8. 晚唐后期文学思想（懿宗咸通初至昭宣帝天祐末）。

9. 五代文学思想。

隋唐五代的文学思想，是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已经说明，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所谓文学的自觉，就是说文学摆脱了政教的目的，走向抒情与娱乐。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角色中，它自身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要而言之，这时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是由抒情而玄思，又由玄思而抒情，到抒情与形式的美的探求并重，之后，一支继续朝抒情发展，一支则由形式的美的追求转向消闲。而贯穿这个过程的，是与政教的关系的淡化以至于消失，魏晋南北朝是重艺术的，而且发展到后来，走向了极端，梁陈之际，娱乐消闲、放荡绮艳。隋唐的文学思想的起点，它所承接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思想。

隋代是文学思想从南北朝向唐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短促的过渡期。在文学创作上反映出这种过渡期的特点是：出现了一点刚健的气势，而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齐梁文风；政局虽已从分裂走向统一，而南北文学并未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虽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仍然南北错落并存，艺术追求上并未形成一个足以反映统一局面的、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共同倾向。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则无所建树，提出了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而又完全否定文学的艺术特点，以一种偏颇去反对另一种偏颇，带着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史上并无多大意义。

文学思想的转变，是从唐朝建立开始的。初唐的九十年左右时间，事实上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转变的开始，是唐文学发展的一个思想奠基期，是盛唐文学到来前夕的思想理论准备时期。这个时间段落，又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从唐朝建立初到“四杰”中较年长的卢照邻登上文坛的高宗永徽初，大约三十年左右时间。这三十年左右时间，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为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们从政权的得失着眼时，坚决反对绮艳文风，重政教之用；但他们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没有否定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艺术成就。他们提出了一种文质并重，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理想的文学主张。他们的主张，既没有让南朝的绮艳文风流荡忘返，又容许了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对文学的艺术特殊性、文学的艺术技巧的自觉探讨得以继续发展。从永徽初到陈子昂登上文坛的调露年间，也是三十年左右，是第二个小阶段。这三十年左右，从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上，开始出现追求壮大气势与浓郁感情的趋向，把前一个三十年文质并重、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主张具体化了，从文学自身的特点中初步找到了一条清除绮艳文风之弊的途径，透露出了行将到来的盛唐文学风貌的一点讯息。从调露年间到景云中，也是三十年左右，这是第三个小阶段。这三十年左右，从创作上和理论上都更加明确地追求风骨、兴寄和表现真实情感。在理论上把追求了几十年的理想文学（也就是行将到来的盛唐文学）的风貌明确地表述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创作上和理论上为盛唐文学的到来所作的准备已经完全成熟。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初唐的九十年间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清晰过程：创作上逐渐摆脱绮艳文风的影响，逐渐走向内容充实、感情基调昂扬壮大；在理论上，从强调绮艳文风之害，一般的提出文质并重，到逐步明确地提出了兴寄风骨说。然后，便是自然的、水到渠成的转入盛唐的文学思想。

盛唐文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诗歌思想中。它的特点，便是崇尚风骨、追求兴象玲珑的诗境和追求自然的美。这种更倾向于理想、更倾向于抒情的文学思想，正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盛唐社会的产物。

天宝后期，唐社会的衰败迹象已萌，部分士人，开始从理想回到现实中来，文学思想也就随之慢慢开始了转变。唐代社会开始了它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文学思想也开始了由盛唐的更倾向于理想、更倾向于抒情，向着中唐的更倾向于功利、更倾向于写实转变，开始了这一转变过程中间的一个转折期。

作为这个转折期的开始，是重功利的文学观的提出和写实倾向的出现，如李华、萧颖士以至后来的独孤及、梁肃的重功利的散文主张，杜甫、元结和《箧中集》诗派为代表的诗歌创作的写实倾向和理论上的兴寄说。正因为这是一个转折期，所以既有新的倾向出现，同时又承接盛唐。文学思想的这种开启和衔接，很典型的反映在杜甫的文学思想中。他一方面写实、写生民疾苦、主兴寄，一方面又主张写虚，传神；一方面提倡苦学与功力，一方面又赞赏一挥而就；一方面倾向于教化说，一方面又重视抒个人情怀。就是说，一方面更近于重功利的文学观，一方面又近于盛唐的重理想的缘情说。他的文学思想，实带有转折时期的集大成的性质。

但是，由理想、缘情向写实功利的转变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中间出现了一次小的曲折，这便是大历中至贞元中出现的重艺术的文学思想潮流。安史乱后，一部分士人在突然到来的战乱与衰败面前，有一种茫然失措的心理。他们既没有他们的盛唐前辈那种强烈的建立功业的愿望，没有那种充足的自信心与昂扬的精神风貌，也没有他们之后将要出现的元和士人那种渴望中兴、充满改革热情的精神状态。他们中不少人生长于开、天盛世后期，有一种对盛世的怀恋，又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这种心理状态反映到文学思想上，便是在诗歌思想中出现了追求淡薄情思与淡薄境界，崇尚高情、丽辞、远韵的倾向，并且热心于对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理论探索。

经过了一次短促回旋之后，文学思想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作为社会智囊的士人，这时重新振作了起来，贞元末至元和年间，出现了一种改革朝政、渴望中兴的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现了唐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文坛充满革新精神。这种革新精神也充分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一方面是重功利的文学观得到充分发展：散文方面，明道说在创作和理论主张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初唐开始的散文文风文体改革，至此终于完全成熟；诗歌方面，讽谕说在创作上付诸实践和在理论上的积极提倡，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有唐一代，重功利的文学思想在这个时间段落里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另一方面，革新精神也反映在作家们对于独特的审美理想、鲜明的创作个性的自觉追求上。这个时期不仅出现了创作个性十分鲜明而且极不相同的众多作家，而且出现了不同的文学流派。这只能用文学思想潮流充满革新精神来加以说明。

随着政治上改革的失败和朝政的更加腐败，特别是“甘露之变”以后，士人的心理状态又起了变化。他们改革的锐气已经消失了。晚唐前期士人也关心朝政，也有抱负，但被现实的失望压抑着，内心充满矛盾；晚唐后期则大多已失去对于朝廷的任何希望，或则采取了一种愤慨抨击的态度，或则避世以自全。反映到文学思想上，便是重功利的文学思想的消退。不论诗歌还是散文，晚唐都也还有主功利者，但只是空言，对创作的影响很小。整个文学思想的主流，转向艺术上的追求。散文方面骈体文的再度兴起，诗歌方面则是追求细美幽约，追求绮艳清丽，以及追求淡薄情思、淡薄境界的各种审美情趣的出现，味外味、象外象的理论主张的提出，这些都是文学思想潮流转向艺术的证明。

文学思想的这一主要潮流，到五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在主缘情的同时，娱乐说的再次被提出来。花间一派与南唐作家，就是娱乐说和缘情说的主要代表。

上述这些时间段落所反映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沿变，如果从宏观方面考察，正好走了一个回旋，一个否定之否定。隋唐五代的文学思想，从反齐梁绮艳文风开始，最后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复归于绮艳、复归于娱乐说。当然，这个回旋不是简单的重复。晚唐五代的绮艳，在表现形式、艺术水准、艺术价值上，与南朝的绮艳都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在追求绮艳与娱乐的同时，还有对于文学的抒情特征、对于文学的形式和表现手法的更为深入细腻的追求。就艺术追求而言，晚唐五代比之于齐梁，显然是发展了。

从宏观方面考察的文学思想的沿变，反映在诗歌思想上和在散文思想上的这个共同的回旋，它们之间的轨迹却并不重叠。它们之间，在时间先后上不一致，在某些环节上表现形式也有差别。

诗歌思想从反绮艳诗风开始，但主流却并不转向重功利的教化说，而是走向追求昂扬感情基调与壮大气势，即追求风骨；走向追求兴象玲珑，实质上仍是主缘情，不过是用一种壮大的感情去取代齐梁柔弱的情调。兴寄说虽早就提出，创作中也早有表现，但天宝中期以前却并未形成主要思想潮流。当时诗歌思想的主要潮流，更富于理想的色彩，而不是写实的倾向；属于缘情说而不属于工具论。写实的倾向，是天宝中期以后，特别是安史乱起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而且写实倾向的最有成就的代表，并不是工具论，而是写生民疾苦，并无以诗为谏书的性质，其中也有缘情成分。发展至工具论，那是元和年间的事。就在元和年间以讽谕说表现出来的工具论有很大影响的时候，缘情说也一直在继续发展。而且正是在散文上提倡明道说的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说。“不平则鸣”说实质上是缘情，而不是明道。韩、孟诗派的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与讽谕说显然极不相同。他们从未提过诗教说。晚唐初期诗坛上之所以反元、白而崇韩、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晚唐诗歌思想与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在重缘情而轻功利这一点上的承继关系。从诗歌思想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重功利的诗歌思想虽有其成就，但它得以发展的时间并不长；缘情说却占有更多的时间。

诗歌思想从反绮艳开始，最后在某种程度上复归于绮艳，这个回旋似可以把它看成双轨迹：一个是从反绮艳走向风骨，然后复归于绮艳清丽。这一轨迹始终未离缘情说，只是生活视野、写作题材和追求的审美情趣、感情格调的变化。另一是从反绮艳走向写实，并进一步发展到以讽谕说表现出来的工具论，最后又复归于绮艳清丽。这后一轨迹天宝中期以前并不明显，而且以后它也是和前一条轨迹交错相接的。

散文的情形就不一样。它从反绮艳文风和骈体开始，走向散体和以明道说表现出来的重功利的文学观，最后又在某种程度上复归骈体的绮艳，只有一条轨迹。它中间没有一个走向风骨的时期。盛唐是诗的时代，而不是散文的时代。它的文学思想更倾向于理想和抒情，而不是功利与写实。而唐代散文思想的发展，却是和重功利的文学观连在一起的。这或者就是为什么盛唐诗歌得到繁荣而散文的繁荣并没到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重功利的文学观虽出现较早，而成为文学思想的主要潮流，则直到贞元末元和年间。那个严峻改革的时代，更适合于重功利的文学思想的发展。

散文与诗歌思想发展的这种不平衡，也表现在小说思想的发展上。严格地说，唐代小说还处于初期的形态，小说思想的发展也处于雏形期。自创作言，它有一个繁荣的过程，但是自文学思想言，它前后并无大的变化，不像诗歌与散文思想那样形成具有不同特点的时间段落。它们之间是不同步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不同文学体裁所反映的文学观念的沿变似乎存在不同的条件。唐传奇在贞元元和间得到繁荣，在散文和诗歌上，正是重功利的文学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而传奇创作中少数虽亦有教化的目的（主要是人生信仰上的），但大多数却是娱乐的。我们当然可以说它们的繁荣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但如果细细考察它们的产生过程，那么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主要还是为了娱乐。这或者与这种文学式样最初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至于它的文学思想发展的缓慢，则可能由于这种文学体裁还不成熟的缘故，早期诗歌和散文思想发展也是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