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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一件事。司马光为此发了一通长达千字的评论——“臣光曰”。评论说，此事表明周天子自己坏了规矩，导致政事日非。如果周天子屈服于压力，自己抛弃了礼仪名分，那天下的倾颓就是必然的了。
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司马光于是把它作为自己叙述历史故事的起点。为了交代事情的原委，司马光把镜头拉到了七十多年前，即春秋末战国初。当时，晋国的六卿是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六大家族。其后，范氏、中行氏两大家族被消灭，掌控晋国大权的是智氏、魏氏、韩氏、赵氏四大家族。其中尤以智氏家族权势最煊赫。到了公元前453年，即魏、赵、韩三家卿大夫晋升为诸侯之前五十年，却发生了三家联合消灭智氏家族的事情。
启示1 智瑶（即智伯）虽有“五贤”，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即缺乏仁德之心。统治者如果不能施政以仁，便不能获得人们心悦诚服的拥戴。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资治通鉴》习惯用“初”这个字开头，交代一段历史背景。智氏家族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智宣子，决定选嫡子智瑶为嗣卿。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虽有“五贤”：美鬓长大、射御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敢，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即缺乏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损人利己，不懂得笼络人心。智果认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而自恃“五贤”强势治国，是不可能获得心悦诚服的拥戴的。智宣子根本听不进智果的劝告。
与此同时，赵氏家族也在考虑嗣卿人选。赵简子的两个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史记·赵世家》中，赵简子不止两个儿子）。究竟立谁为后？父亲打算考考他们。赵简子把两支写着“训戒之辞”（教导青年修身自勉之类的警句）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要牢记在心并保管好竹简。三年之后，赵简子问他们，还记得竹简上的话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藏在随身的衣袖里。“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此人就是赵襄子。
智宣子去世后，智瑶继位，世称智襄子或智伯。智伯主持国政，处事强霸。在一次酒宴上，智伯轻侮韩康子及其辅臣段规。别人怀恨在心，他却不以为意。
不久，智伯又以筹措军费的名义，要韩氏家族献出一座城邑。韩康子当然不同意。辅臣段规却建议答应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他说倘若智伯得寸进尺，再把矛头指向他人，我们可以静观其变啊。韩康子觉得有道理，就给了智伯一座万户的城邑。
智伯果然胃口大开，又向魏桓子索地。开始魏桓子觉得智伯欺人太甚，要予以拒绝。可他的辅臣任章却建议采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骄兵之策，麻痹智伯，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共同对付智伯。何必让我们自己单独成为智伯的打击目标呢？老谋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意思，也痛痛快快地给智伯送了一座万户之邑。
当志得意满的智伯进而“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的时候，却遭到了赵氏的坚决抵制：先祖留下的基业，怎么能随便割让给他人？智伯于是带上韩、魏军队一起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伯联军，赵襄子有三个战略要地可以避难：长子、邯郸、晋阳。长子城高池深，邯郸粮草丰足，赵襄子都不去，而是选择去晋阳！他说城高池深，说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有什么可依恃的？先父在世时，命尹铎治理晋阳，轻徭薄赋，晋阳人心最可依赖！于是，赵襄子选择晋阳作为自己抗击联军的根据地。
果然，当赵襄子逃奔晋阳之后，智伯率领三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决汾水以灌城。围城近两年，晋阳军民同仇敌忾，毫不动摇，“沈（同“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启示2 关键时刻，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刚愎自用，霸气逼人；二是一意孤行，轻视对手。
在这个时候，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一意孤行，轻视对手。
智瑶乘车巡视。他坐在最尊贵的左侧位置；魏桓子“御”，在中间驾车；韩康子“骖乘”，在右侧持兵器护卫。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关系却不平等！威风十足的智伯不无轻佻地说：“哎呀，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国啊！”霸气的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忧虑，因为他们担心“汾水可以灌安邑（魏都），绛水可以灌平阳（韩都）也！”（有学者考证魏、韩的都邑与汾水、绛水的地理关系并非如此）
魏、韩二子的忧虑很快被智伯身边的谋士
疵察觉。他提醒主公，魏、韩必反！智伯问，先生怎么知道呢？
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二子非但没有喜色，反而忧心忡忡，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赵氏亡，难必及于韩、魏吗？
次日，智伯以此质问魏桓子和韩康子。二子矢口否认，说一定是有人充当赵氏的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而放松了对赵氏的攻击。我们都盼望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呢，怎么会去做危险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辩解。
事后，
疵质问智伯，主公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二子了？智伯说，先生怎么知道呢？
疵说，刚才他们出去的时候，迎面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匆匆离去了。我猜一定是他们发现我读懂他们的心思了。智伯完全不理会
疵的分析。
被围困在晋阳城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他秘密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告以唇亡齿寒，赵亡，难必及于韩、魏的道理。于是三家一拍即合，约定日期，采取联合行动，反攻智氏。
公元前453年的一天夜里，赵襄子突然对岸上的军队发动袭击，并掘开水坝，倒灌智氏驻军营地。智伯的军队大乱。韩、魏两军趁机从侧翼进攻，赵军从正面猛攻，大败智氏军队。智伯被杀，智氏家族灭亡，三家尽分其田土。五十年后，就有了本节开头周天子正式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的事。
智伯的覆亡，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启示3 从今天的角度看，与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更为根本。而在制度约束的前提下，选择领导者时，其道德品质是关键。
司马光结合智伯之死，对领导者的德和才问题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领导者的德比才重要，甚至认为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能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这里不无激愤之词。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巨擘都争论不清。从今日角度言之，与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则更为根本。但是，在制度约束的前提下，选择什么人当领导者或接班人，其道德品质是关键。
司马光对于领导者的修炼有过很系统的论述。他曾上书提到“人君修心治国之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仁”。仁就是要讲政治，并且善于把政治理想化为社会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智伯利令智昏，贪得无厌，不仁之名，当之无愧！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是否魏、赵、韩三家就不贪婪，就比智伯更“仁德”？恐怕也不尽然。可是，赵襄子懂得，与城池、物资等相比，人心才是最可靠的保障，这说明赵襄子比智伯更懂政治。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之时，就暴露出来了。智伯的“五贤”即五大优点，在古人看来并不是人君最重要的看家本事。《荀子·王霸》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智伯的本事属于“自能”。唐人赵蕤的《长短经》在引用荀子这段话时，将其提升到人君“大体”的高度。智伯的五大优势，是“匹夫之能”。领导者关键的本事在于识大体（懂政治）、善用人（“以官人为能”）。智伯狂妄霸道，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听谋士正确的谏言，这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的粗疏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和细致。此外，智伯在外交上也犯了错误。他言语不谨慎，行为太张扬，引起了盟友韩、魏两家的疑忌，临时的“统一战线”霎时解体，己方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与敌方一比三的劣势，焉能不败！
（参见《资治通鉴》卷一）